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传统外贸增长方式过多地遵循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质量的思路，以追求出口规模、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对外贸易在实现总量增长的同时，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同步提高。特别是在出口导向型的政策引导下，经济增长过多地倚重于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功能迟迟没有得到发挥，导致内外需不协调的矛盾日渐突出，外贸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考验，已成为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严重障碍。
从当前来看，外贸增长方式的弊端集中体现在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导致“三过”问题加剧。近两年来，我国外贸顺差由以往每年的二、三百亿美元左右突增至1000多亿美元，2006年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新增了700多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达到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31亿美元。一方面，外贸顺差过大直接加剧了国内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的矛盾，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大量的外汇结余导致银行被动性货币发行增加，1990—2006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之比从3.9%升至28.6%。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投资持续升温，与外汇资金的大量流入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投资扩张和信贷投放又为贸易顺差提供了动力。投资扩张增加了贷款需求，银行资金过于充裕使之贷款意愿增强，客观上为投资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撑；而投资形成过大产能的企业总要找出路，又进一步推动出口，加剧外贸结构失衡。可见，“三过”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推动，已经形成一个循环“三角形”，但这一循环并不是积极的、有益的，而是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运行面临着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风险。
从长远来看，传统外贸增长方式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可持续”。
第一，高依存度不可持续。中国加入WTO以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逐渐增强之势，2002—2004年的3年间，从1.3%增加到9.1%。与此同时，外贸依存度也逐年上升。有研究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0年的30%和2002年的50.2%，2005年升至63.9%。2006年，我国GDP为20.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7.8计算，外贸依存度达6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对出口增长的高依赖度，必然会加大外贸增长的潜在风险。一是导致贸易环境恶化。二是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第二，高资源消耗不可持续。由于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了许多高耗能加工制造环节，在出口数量大幅激增的同时，不但出口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同步增长，国内资源环境的隐性成本也在大大上升。与此同时，我国高耗能产品出口数量仍然较大，间接向世界出口了大量能源。如，生产1吨电解铝需消耗电1.5万度，2003年中国电解铝出口104万吨，2004年出口141万吨，2005年虽有所下降，出口仍达到114万吨，相当于分别向世界出口了156亿、212亿和171亿度电。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
第三，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可持续。2005 年，我国仅有万分之三左右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高技术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在出口500强中，名牌产品销售的比例只有6%，远低于国际上50%的水平。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都靠加工贸易。从现阶段来看，加工贸易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对低端加工贸易形成依赖，不仅会大大延缓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很难形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必然会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
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具备。从国际环境看，未来我国外贸增长仍将面临良好的机遇。世界银行预计，2003—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达3.1%，按过去20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是经济增速2倍计算，世界贸易年均增长为6%左右，2015 年将达16.6万亿美元。目前全球贸易方式正在朝着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的方向转型，我国面临市场潜力巨大的世界服务业外包新机遇。随着国际分工在全球要素转移过程中不断重新整合，将有利于我国延长国内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权和获利能力，商品和服务贸易都将实现新的飞跃。
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外贸增长“量”的基础已经具备，未来“质”的提高潜力巨大。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将会进一步健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外贸调控体制的完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政策环境更加公平和透明等等，都将极大地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逐步实施，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大大增强，有利于内外需协调发展，促进外贸增长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同时，贸易结构也有望改善。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突出重点：
第一，对内要坚持立足内需、推动发展的方针。
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一方面，要完善调控措施，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特别是要落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要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发展直接融资等手段，综合治理国内流动性过剩，保持资本市场稳定有序发展。
第二，对外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多管齐下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一是大力促进外贸结构调整。完善鼓励与限制并重的出口调控机制。通过完善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产品和优势农产品出口。适当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对高耗能的产品出口逐渐取消出口退税并适当增收资源税。做好对重点国家和重点商品的进出口信息监测预警工作，对大宗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走势和国内市场需求走势加强监测分析，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预警信息。加快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建立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出口名牌培育机制，对符合相关规定的名牌出口企业予以适当政策倾斜，提供融资和保险便利。四是健全战略性资源进口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行业协调、支持企业加强进口联合谈判，掌握大宗资源型产品的进口主动权，引导企业运用长期合同，期货贸易、参股控股等手段，实现进口多元化。探索设立大宗商品价格调节基金，平抑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过快增长，规避国际市场风险。
二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法制和政策。继续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大力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加快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体系，保持对外经济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制定和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和参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外商转让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技术配套，积极吸收外商风险投资。
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要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资源供求状况、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外交工作布局出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与合作。推进境外投资办厂和境外加工贸易，促进境外农业合作开发，利用境外科技、智力等资源，运用跨国并购等投资方式，推动服务业“走出去”。建立并完善“走出去”战略的协调机制，健全服务体系，营造良好氛围，引导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
从当前来看，外贸增长方式的弊端集中体现在外贸顺差持续扩大，导致“三过”问题加剧。近两年来，我国外贸顺差由以往每年的二、三百亿美元左右突增至1000多亿美元，2006年达1775亿美元，比上年新增了700多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达到4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31亿美元。一方面，外贸顺差过大直接加剧了国内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的矛盾，宏观调控难度加大。大量的外汇结余导致银行被动性货币发行增加，1990—2006年，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之比从3.9%升至28.6%。与此同时，国内房地产投资持续升温，与外汇资金的大量流入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投资扩张和信贷投放又为贸易顺差提供了动力。投资扩张增加了贷款需求，银行资金过于充裕使之贷款意愿增强，客观上为投资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撑；而投资形成过大产能的企业总要找出路，又进一步推动出口，加剧外贸结构失衡。可见，“三过”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推动，已经形成一个循环“三角形”，但这一循环并不是积极的、有益的，而是有可能使国民经济运行面临着投资过热、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风险。
从长远来看，传统外贸增长方式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可持续”。
第一，高依存度不可持续。中国加入WTO以来，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呈逐渐增强之势，2002—2004年的3年间，从1.3%增加到9.1%。与此同时，外贸依存度也逐年上升。有研究表明，我国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0年的30%和2002年的50.2%，2005年升至63.9%。2006年，我国GDP为20.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1.76万亿美元，按美元兑人民币1:7.8计算，外贸依存度达65%，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高。对出口增长的高依赖度，必然会加大外贸增长的潜在风险。一是导致贸易环境恶化。二是威胁我国经济安全。
第二，高资源消耗不可持续。由于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承接了许多高耗能加工制造环节，在出口数量大幅激增的同时，不但出口质量和效益并没有同步增长，国内资源环境的隐性成本也在大大上升。与此同时，我国高耗能产品出口数量仍然较大，间接向世界出口了大量能源。如，生产1吨电解铝需消耗电1.5万度，2003年中国电解铝出口104万吨，2004年出口141万吨，2005年虽有所下降，出口仍达到114万吨，相当于分别向世界出口了156亿、212亿和171亿度电。从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
第三，缺乏核心竞争力不可持续。2005 年，我国仅有万分之三左右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高技术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在出口500强中，名牌产品销售的比例只有6%，远低于国际上50%的水平。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都靠加工贸易。从现阶段来看，加工贸易这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对低端加工贸易形成依赖，不仅会大大延缓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很难形成真正具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必然会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
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条件已具备。从国际环境看，未来我国外贸增长仍将面临良好的机遇。世界银行预计，2003—2015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达3.1%，按过去20年世界贸易平均增速是经济增速2倍计算，世界贸易年均增长为6%左右，2015 年将达16.6万亿美元。目前全球贸易方式正在朝着以服务贸易为主导的方向转型，我国面临市场潜力巨大的世界服务业外包新机遇。随着国际分工在全球要素转移过程中不断重新整合，将有利于我国延长国内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主动权和获利能力，商品和服务贸易都将实现新的飞跃。
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外贸增长“量”的基础已经具备，未来“质”的提高潜力巨大。随着我国加入WTO过渡期的结束，我国的外贸管理体制将会进一步健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外贸调控体制的完善、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程度提高、政策环境更加公平和透明等等，都将极大地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与此同时，随着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逐步实施，消费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将会大大增强，有利于内外需协调发展，促进外贸增长朝着更加科学、更加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同时，贸易结构也有望改善。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突出重点：
第一，对内要坚持立足内需、推动发展的方针。
要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一方面，要完善调控措施，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特别是要落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项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增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与此同时，要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发展直接融资等手段，综合治理国内流动性过剩，保持资本市场稳定有序发展。
第二，对外调整结构、深化改革，多管齐下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一是大力促进外贸结构调整。完善鼓励与限制并重的出口调控机制。通过完善出口退税、金融服务、品牌认证等措施，提高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产品和优势农产品出口。适当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对高耗能的产品出口逐渐取消出口退税并适当增收资源税。做好对重点国家和重点商品的进出口信息监测预警工作，对大宗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走势和国内市场需求走势加强监测分析，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预警信息。加快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建立完善多层次、全方位的出口名牌培育机制，对符合相关规定的名牌出口企业予以适当政策倾斜，提供融资和保险便利。四是健全战略性资源进口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行业协调、支持企业加强进口联合谈判，掌握大宗资源型产品的进口主动权，引导企业运用长期合同，期货贸易、参股控股等手段，实现进口多元化。探索设立大宗商品价格调节基金，平抑大宗商品进口价格的过快增长，规避国际市场风险。
二是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要完善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法制和政策。继续深化外贸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建立统一公平的市场准入制度，大力推进外贸主体多元化。加快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贸易促进体系，保持对外经济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制定和完善鼓励外商投资中西部和参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政策措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外商转让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开展技术配套，积极吸收外商风险投资。
三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要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资源供求状况、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外交工作布局出发，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与合作。推进境外投资办厂和境外加工贸易，促进境外农业合作开发，利用境外科技、智力等资源，运用跨国并购等投资方式，推动服务业“走出去”。建立并完善“走出去”战略的协调机制，健全服务体系，营造良好氛围，引导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