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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斗是我国著名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学家、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的两院院士、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９０年的人生旅途中，与水打了近７０年的交道，被同行专家称之为“我国水利工程学界的泰斗”。从黄河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祖国大地从南到北各大水电站的坝址，几乎都留下了张光斗的足迹。２００３年６月１日零时，三峡工程的成功下闸蓄水，张光斗功不可没。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称赞他为“当代李冰”。
一个爱国学者
清华大学西南角那处幽静而普通的教师住宅区里，一个竹篱笆围成的小院便是张光斗院士的寓所。高大的槐树茏茏葱葱，空气中散发出牵牛花的香气。院中有两棵枝叶茂盛的枣树，夫人钱玫荫亲手栽种的两排整齐的玉簪花使小院绿意盎然。房子是简单的二层小楼，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周恩来总理像和三峡工程、密云水库、葛洲坝水库的照片，屋里简陋的家具和摆设沉淀了厚厚的记忆。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因手抖得厉害而写字很吃力，张光斗老人在８５岁时就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当记者得知５６万字的自传书稿《我的人生之路》是张老在放大镜的帮助下自己在计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时，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翻开自传，张光斗笃定科技报国、志在江河安澜的人生追求如叶脉般清晰可辨。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５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四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母亲治家非常节省，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张光斗说，“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１９３４年秋，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在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张光斗已获得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期间，他多次徜徉在田纳西河河畔，看到这条曾经兴风作浪犹如蛟龙一样的野河如今乖乖地流淌时，心中感慨万端：什么时候，中国这个拥有世界级河流的国家，也能征服洪水的肆虐。
此时“七七事变”的战火使他再也无法在美国静心读书，他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逃离沉船”，赴美工作。他回答：“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养育、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对张光斗来说，优厚的物质利益诱惑怎比得过他对祖国江河的拳拳爱恋。
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张光斗一头扎进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和鲸鱼口等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有力支援了抗战。这些电站虽然装机容量很小，但它们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工程。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自己多年参与查勘、积累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可他就是不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出去，２０大箱真资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将这些资料全部捐赠出来，成为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投身于祖国的水利建设
解放后，在新中国规模空前的水利水电建设中，张光斗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造诣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１９５１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两年的张光斗接受了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位置和结构设计任务，首次在作为悬河的黄河下游破堤取水成功，做了中国人几千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创办水利工程系。张光斗出任系副主任兼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他在国内首次创建了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
１９５８年，水利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光斗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就在这时，北京市决定修建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张光斗是这一水库设计的总负责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凡有关设计图纸必须一律经张光斗教授签字才能有效。根据建设单位“一年拦洪，两年完工”的要求，张光斗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技术措施。这些技术都是当时的国内首创。密云水库的设计，后来获北京市优秀设计奖。
近６０年的奋斗历程，张光斗院士始终立足于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跟着大江大河走，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没有哪一座重要的水坝在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时，没有得到过张先生的指导。
即使在极端艰难的逆境当中，他仍一如既往地工作。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为了抢险加固，北京市委急召在外地的张光斗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当时“四人帮”还很猖獗，张光斗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他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在蒙受如此不公正待遇和极端扭曲的工作环境中，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工程的加固工作中。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仔细审查，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葛洲坝开工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鼓吹的“知识无用论”喧嚣一时，像张光斗这样的大批专家学者大都“靠边站”了，工程建设中技术人员没有发言权。工程开工不久，就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无法继续施工。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出面邀集了几位国内一流的专家到湖北宜昌共同研究修改设计的总体安排，张光斗应邀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张光斗发言精辟，一针见血，对涉及工程安全和效益的重大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和建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言稍有不慎，便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张光斗不畏压力，敢于慷慨直言，体现了一名科学工作者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真理的职业道德。
在葛洲坝两年多的修改设计和其后的恢复施工中，张光斗作为主要技术顾问，亲自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处理方案，确保了工程的安全。至今，这座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新长城”的大坝仍坚固地屹立在长江之上。
为三峡工程奉献毕生的精力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是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张光斗是６０多年来三峡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直至开工建设的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
１９９３年５月，张光斗先生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核心专家组的组长，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１０个专家组、１２６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面对３００万字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他提出了“要抓住设计中的大问题，即关键性问题”这一指导原则，而且身体力行，亲自研究和指导审定了一系列重大方案。
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教授担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与咨询。２００１年１月，年近９０岁的张光斗来到三峡工地，一定要爬上５６米高的基坑，去看看那里的施工质量。他眼力不好，就用手仔细地触摸基坑导水表面。当他发现表面不够平整光滑时，要求一定返工补救。在场的三峡总公司陆佑楣总经理和其他同志，望着那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老人瘦弱苍劲的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张光斗说，现在三峡工程能够蓄水１３５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表明，我国有能力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敬业的倔强劲儿始终不减
自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张光斗教授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构设计、工程质量提出了许多重大建议。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不畏压力，不怕权威，直言不讳，成了水利工程学界一位有名的、可亲可敬的“倔老头”。
１９５０年夏季，张光斗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潼孟河段，研究开发方案。在潼关坝地址方案选择上，他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与“老大哥”争论，不禁使同事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个别领导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在这种压力下，张光斗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
在筹建和设计葛洲坝工程时，张光斗提出将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炸掉，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站的布置长度。但这样做加大了工程的开挖量。工程局的一位副局长每天晚上拿上一瓶好酒，到张光斗那里软磨硬泡，希望他放弃炸岛方案。张光斗说：“酒可以喝，但岛必须炸。”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光斗的这一方案对于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模，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在丹江口大坝的浇筑过程中，张光斗发现了工程的质量问题，他当即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大坝采取了停工整顿措施，重新加固了大坝。事后，有位专家感慨地说：“若非如此，将是后患无穷。”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日，张光斗正在葛洲坝审查设计，突然接到学校催他尽快返校的电话。他急忙绕道武汉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３７岁的儿子不幸因病逝世。张光斗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就在等待为儿子开追悼会的日子里，仍然写出一份长达十几页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在接到这份意见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我国水资源紧缺，洪涝和旱灾交加，而水污染又十分严重……节水与开源要并重，必要时进行跨流域调水，如南水北调等。”１９８９年，张光斗与水利水电科研院陈志恺所长联名上书中央，力陈我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提出解决对策。中央领导不久指示：“要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此后，水资源保护与开发被列为国家战略重点，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针对工程技术被忽视、高等工程教育一度受冷落的情况，他多次大声疾呼：要尊重工程师，重视工程技术和工程教育的发展。１９９２年，他和王大珩等６名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直接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在他的建议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工程院于１９９７年启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由钱正英和他牵头，组织３４位两院院士、近３００位专家，对水资源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并形成报告，为我国解决新世纪水问题提供了权威决策参考。
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被国家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水利功勋奖”。
１９８１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他自该校毕业后在从事水利水电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特授予他１９８１年度的“哈兹（ＨＡＡＳ）国际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一奖励。
一个爱国学者
清华大学西南角那处幽静而普通的教师住宅区里，一个竹篱笆围成的小院便是张光斗院士的寓所。高大的槐树茏茏葱葱，空气中散发出牵牛花的香气。院中有两棵枝叶茂盛的枣树，夫人钱玫荫亲手栽种的两排整齐的玉簪花使小院绿意盎然。房子是简单的二层小楼，进入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周恩来总理像和三峡工程、密云水库、葛洲坝水库的照片，屋里简陋的家具和摆设沉淀了厚厚的记忆。
在卧室的一角，摆放着一台电脑。因手抖得厉害而写字很吃力，张光斗老人在８５岁时就开始学习用电脑打字。当记者得知５６万字的自传书稿《我的人生之路》是张老在放大镜的帮助下自己在计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进去时，心情真是难以形容。翻开自传，张光斗笃定科技报国、志在江河安澜的人生追求如叶脉般清晰可辨。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５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县鹿苑镇一个贫寒家庭，父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四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维持温饱。“母亲治家非常节省，每日粗茶淡饭。我总是穿哥哥的旧衣，能吃到一个鸡蛋就是过节了。”张光斗说，“我的童年梦想，就是看到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人欺负，选择水利专业，是认为它可以为民造福。”１９３４年秋，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留美公费生，在美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后，他又获得了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奖学金。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张光斗已获得继续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期间，他多次徜徉在田纳西河河畔，看到这条曾经兴风作浪犹如蛟龙一样的野河如今乖乖地流淌时，心中感慨万端：什么时候，中国这个拥有世界级河流的国家，也能征服洪水的肆虐。
此时“七七事变”的战火使他再也无法在美国静心读书，他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回国参加抗日。他说：“国将不国，我心何安。”解放前夜，在华工作的美国水电工程师力邀张光斗“逃离沉船”，赴美工作。他回答：“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养育、培养了我，我有责任建设祖国，为人民效力。”对张光斗来说，优厚的物质利益诱惑怎比得过他对祖国江河的拳拳爱恋。
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张光斗一头扎进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的四川，先后负责设计了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和鲸鱼口等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有力支援了抗战。这些电站虽然装机容量很小，但它们却是中国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工程。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多次下令，让张光斗把自己多年参与查勘、积累的水电资料送往台湾，可他就是不肯。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张光斗巧施“掉包计”，将假资料交出去，２０大箱真资料藏到地下保存。解放后，他将这些资料全部捐赠出来，成为国家“一五”期间水电建设的重要依据。
投身于祖国的水利建设
解放后，在新中国规模空前的水利水电建设中，张光斗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造诣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和发挥。１９５１年，在清华大学任教两年的张光斗接受了黄河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位置和结构设计任务，首次在作为悬河的黄河下游破堤取水成功，做了中国人几千年想干而不敢干的事情。
１９５２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创办水利工程系。张光斗出任系副主任兼水工结构教研组主任。他在国内首次创建了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开创了水工结构模型实验。
１９５８年，水利电力部和清华大学合办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张光斗出任院长兼总工程师。就在这时，北京市决定修建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张光斗是这一水库设计的总负责人。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凡有关设计图纸必须一律经张光斗教授签字才能有效。根据建设单位“一年拦洪，两年完工”的要求，张光斗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技术措施。这些技术都是当时的国内首创。密云水库的设计，后来获北京市优秀设计奖。
近６０年的奋斗历程，张光斗院士始终立足于祖国的水利水电事业，跟着大江大河走，与山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没有哪一座重要的水坝在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时，没有得到过张先生的指导。
即使在极端艰难的逆境当中，他仍一如既往地工作。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密云水库。为了抢险加固，北京市委急召在外地的张光斗回京。张光斗连夜赶到密云水库工地。当时“四人帮”还很猖獗，张光斗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他被告知：“这次加固工程的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在蒙受如此不公正待遇和极端扭曲的工作环境中，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工程的加固工作中。每天奔波在大坝工地，爬上爬下检查施工质量，对设计图纸一张一张仔细审查，提出意见后交给“负责人”签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不是为哪一个人工作，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总之我要对人民负责。”
葛洲坝开工之际，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鼓吹的“知识无用论”喧嚣一时，像张光斗这样的大批专家学者大都“靠边站”了，工程建设中技术人员没有发言权。工程开工不久，就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无法继续施工。当时长江水利委员会出面邀集了几位国内一流的专家到湖北宜昌共同研究修改设计的总体安排，张光斗应邀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张光斗发言精辟，一针见血，对涉及工程安全和效益的重大关键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意见和建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发言稍有不慎，便会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但张光斗不畏压力，敢于慷慨直言，体现了一名科学工作者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真理的职业道德。
在葛洲坝两年多的修改设计和其后的恢复施工中，张光斗作为主要技术顾问，亲自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处理方案，确保了工程的安全。至今，这座被外国人誉为“中国新长城”的大坝仍坚固地屹立在长江之上。
为三峡工程奉献毕生的精力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是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关键性骨干工程，是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张光斗是６０多年来三峡工程规划、设计、研究、论证、争论，直至开工建设的全过程的见证人和主要技术把关者。
１９９３年５月，张光斗先生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核心专家组的组长，主持了三峡工程初步设计的审查。在汇集１０个专家组、１２６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慎重研究，反复推敲，逐字逐句地核定最终审查意见。面对３００万字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他提出了“要抓住设计中的大问题，即关键性问题”这一指导原则，而且身体力行，亲自研究和指导审定了一系列重大方案。
三峡工程开工后，张光斗教授担任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每年至少两次来到三峡工地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与咨询。２００１年１月，年近９０岁的张光斗来到三峡工地，一定要爬上５６米高的基坑，去看看那里的施工质量。他眼力不好，就用手仔细地触摸基坑导水表面。当他发现表面不够平整光滑时，要求一定返工补救。在场的三峡总公司陆佑楣总经理和其他同志，望着那脚穿套鞋、头戴安全帽的老人瘦弱苍劲的身影，一个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张光斗说，现在三峡工程能够蓄水１３５米，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这表明，我国有能力建设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
敬业的倔强劲儿始终不减
自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张光斗教授曾先后为官厅、三门峡、荆江分洪、新安江、丹江口、葛洲坝、二滩、小浪底、三峡等数十座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提供技术咨询，对工程枢纽布置、结构设计、工程质量提出了许多重大建议。他以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和科学态度，不畏压力，不怕权威，直言不讳，成了水利工程学界一位有名的、可亲可敬的“倔老头”。
１９５０年夏季，张光斗陪同苏联专家查勘黄河潼孟河段，研究开发方案。在潼关坝地址方案选择上，他同苏联专家产生了意见分歧，并毫不留情地批评苏联专家的想法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当时的形势下，敢与“老大哥”争论，不禁使同事们为他捏了一把汗，个别领导批评他不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在这种压力下，张光斗坚持自己的意见，据理力争。
在筹建和设计葛洲坝工程时，张光斗提出将处于江中的葛洲坝岛炸掉，以增大二江泄洪闸和大江电站的布置长度。但这样做加大了工程的开挖量。工程局的一位副局长每天晚上拿上一瓶好酒，到张光斗那里软磨硬泡，希望他放弃炸岛方案。张光斗说：“酒可以喝，但岛必须炸。”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光斗的这一方案对于改进枢纽水流河势、保证大江截流和扩大电站装模，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在丹江口大坝的浇筑过程中，张光斗发现了工程的质量问题，他当即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对大坝采取了停工整顿措施，重新加固了大坝。事后，有位专家感慨地说：“若非如此，将是后患无穷。”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日，张光斗正在葛洲坝审查设计，突然接到学校催他尽快返校的电话。他急忙绕道武汉回到北京，才知道自己３７岁的儿子不幸因病逝世。张光斗强忍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大悲痛，就在等待为儿子开追悼会的日子里，仍然写出一份长达十几页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水利部长的钱正英在接到这份意见后，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我国水资源紧缺，洪涝和旱灾交加，而水污染又十分严重……节水与开源要并重，必要时进行跨流域调水，如南水北调等。”１９８９年，张光斗与水利水电科研院陈志恺所长联名上书中央，力陈我国水资源的严峻形势，提出解决对策。中央领导不久指示：“要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此后，水资源保护与开发被列为国家战略重点，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阶段。针对工程技术被忽视、高等工程教育一度受冷落的情况，他多次大声疾呼：要尊重工程师，重视工程技术和工程教育的发展。１９９２年，他和王大珩等６名中科院院士联名上书，直接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在他的建议下，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工程院于１９９７年启动“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课题，由钱正英和他牵头，组织３４位两院院士、近３００位专家，对水资源状况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调查，并形成报告，为我国解决新世纪水问题提供了权威决策参考。
张光斗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被国家授予“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教学成果奖”、“水利功勋奖”。
１９８１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他自该校毕业后在从事水利水电事业上所获得的成就，特授予他１９８１年度的“哈兹（ＨＡＡＳ）国际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首次获得这一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