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戏剧舞台上，绽放了一朵奇葩——荒诞派戏剧，而萨缪儿·贝克特《等待戈多》的上演所获得的极大成功，则是荒诞派戏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等待戈多》全剧充满了荒诞的色彩，作者把流浪者搬上舞台，揭示了人在荒诞的处境中所感到的抽象的心理苦闷。同时代的中国作家鲁迅也把目光瞄向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以如椽笔写下《阿Q正传》，以表现“人”在社会中的尴尬地位，达到揭露社会不合理性的目的。
　　一个表现“末人”，一个塑造“类型”，同一时代的东西方文学的巨匠揭露社会的笔法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不追求人性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是深入人的主体意识，揭示其心里的疮疤。
　　阿Q是鲁迅笔下典型的“末人”形象，他无知无识、毫无独立意志，社会上时髦的看法就是他的看法，流行的习俗就是他的习俗，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处处事事从众媚俗。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则是贝克特笔下的“非人”形象，他们整天迷离恍惚、浑浑噩噩，毫无可以识别的个性特征，两个人完全可以互换角色。从人性的角度看，阿Q和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有许多共同的表征：
　　以丑为美——透视“非人”的尴尬。
　　外形的猥琐 阿Q“赤着膊，懒洋洋，瘦伶仃”的模样，且头上长有癞疮疤，扎着黄辫子，厚嘴唇，穿着破夹袄，戴着毡帽，挂着搭连……他忌痛护短，而人们又偏偏爱拿他的短处寻开心。阿Q只是国人心中开胃的“点心”，而他也自觉地维持着这丑态，以博取“鉴赏家”们一笑而得意。
　　同样，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穿着敞怀的深色西服、圆领白衬衫，有点皱，衣衫褴褛、委琐邋遢到令人作呕的地步。贯穿《等待戈多》一剧中的另一个次要人物“幸运儿”出场时扛着沉重的行李，拱着肩、缩着头，脖子被勒得正在流脓，“幸运儿”无不是痛苦的化身。
　　阿Q和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幸运儿”丑陋的外形，是读者眼中极不调和的色调，表明了他们穷困和受屈辱的处境，也透视了他们的生存只是作为动物性的存在，完全丧失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
　　行为动作的怪诞 阿Q与小D的“龙虎斗”，阿Q与王胡的比赛捉虱子“好容易才捉了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响”，就是一幅漫画，比脏、比丑，构成了旧中国悲凉的人生画卷。
　　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这两个流浪汉不停地穿靴、脱靴、戴帽、脱帽，胆战心惊地向波卓乞讨吃剩下扔掉的骨头，这些极度夸张的重复动作证明了他们可悲的存在，只是一种平面人物，或类型形象。因此，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季米尔是作者眼中西方社会人们精神状态的象征性符号，昭示了人生就是这样不断机械重复的过程，加重了人性的荒诞感。
　　生存处境的诡异 阿Q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土谷祠”里，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短工为生。阿Q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甚至没有姓名，“有一回，他似乎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因为赵太爷说认为“你怎么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世人的眼里，阿Q是虫豸一个，可以任人欺凌，阿Q只能在“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的谎言中度日。
　　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也是流浪汉，他们没有家，“在一条沟里”过夜，常常被人揍，如爱斯特拉冈所说“揍我？他们当然揍了我”，他们卑微、低贱，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就是连死都不可能，想“手拉手从巴黎塔顶跳下来”，可是“他们甚至不放我们上去”。
　　阿Q及两位流浪汉的生存处境是如此的卑下与尴尬，他们生存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不能用人的标尺来衡量、无法用人的语言加以说明的地方。”④对于他们来说世界就是虚无，人在荒诞的世界里毫无价值可言，生存环境的诡异导致了作为底层人物的阿Q、爱斯特拉冈、弗拉季米尔精神的荒漠。
　　鲁迅与贝克特通过刻画丑陋、畸形的人物，从思想艺术上对他们作出独特的审美评价。荒诞的审美意蕴往往同艺术的夸张、变形、幻想和讽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透过这些悖逆常理的人物——畸形的外表、畸形的心态，使读者在探秘、破译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心痛的“怪味美”。
　　麻木的乐观——面临生存困境时，自寻有趣的释放。
　　喜剧性的活法彰显人性的绝望。与《等待戈多》一样，《阿Q正传》也是一部悲喜剧，阿Q善于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当别人说“阿Q真能做”时，他不思考自己牛马般生活的根源，反而高兴；当他对别人说“你还不配”，仿佛他的癞头疮也成了一种标志。阿Q这种自寻快乐的活法，深刻反映了封建末期国民已经丧失了内在的自我。作品是在喜剧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悲剧性的事件，“阿Q之死”就是用喜剧的形式包裹起来的中国群众的深沉悲剧。
　　在等待戈多到来时，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玩上吊，让读者感到好笑，但在这笑声中，同样让人在潜在中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
　　健忘以求自慰 阿Q的健忘，体现在对所受到的屈辱的态度上，当闲人们抓住他的辫子逼着他说“人打畜生”时，他连忙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吗？”侮辱转化为快乐，在快乐中迷失自我，在健忘中扭曲的人性。
　　关于戈多什么时候来，爱斯特拉冈对弗拉季米尔说过这样的话：“可是哪一个星期六？还有，今天是不是星期六？今天难道不可能是星期天？或者是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五？”他们忘记了等待戈多的时间，不知道到底是星期几，甚至对等待戈多的地点都忘记了，可依然快乐地坚持着等待，作者这样写主人公的健忘，加重了他们人生的悲剧性。
　　荒诞、虚幻的存在——定位世界的无序性。
　　在《阿Q正传》里，鲁迅先生以其犀利的笔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这一虚幻的存在：阿Q“恋爱的悲剧”见其精神的荒芜，阿Q的出逃，见其生存环境的荒芜。
　　而文中最荒诞的是具有戏剧氛围的“革命”：阿Q参加革命只是因为“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赵秀才和假洋鬼本来是互不买账、“素不相能”的，在革命到来时，他们勾结到一起，到尼姑庵砸了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后，便宣布他们已经“革命”了，是“革命党”了；革命党进城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举人老爷等等摇身一变都成了“革命党”。政权、军权仍落在封建军阀、官僚的手中，作威作福的仍是这班人。革命本身是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到阿Q生存的空间里俨然变成了一场闹剧，作者意在借“革命”揭示世界的偶然性，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在《等待戈多》的第一幕剧中，波卓随意虐待“幸运儿”，称之为“猪”，傲气十足。在第二幕剧里，波卓的眼睛瞎掉了，求救于两个流浪汉，当弗拉季米尔问他什么时候瞎了眼睛，他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有一天，任何一天。有一天他成了哑巴，有一天我成了瞎子，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聋子……”，“天下没有一件事情说得定”。波卓的人生经历说明了命运是变化无常的，生存就是死亡！
　　贝克特就是通过荒诞不经的舞台形象来实现其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人物表面麻木不仁实则异常痛苦，透露着深刻的内心苦闷与恐惧感。他深层挖掘了“物”对人的压抑和否定、人的异化、人的孤独感和陌生感、人与人之间无法克服的隔膜等社会问题，是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畸形发展，表面一片繁荣景象掩盖下的重重矛盾和潜在的危机所作出的揭露和剖析，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秩序的神话。
　　深刻揭露人性的错位与背谬、剖析国民性以唤醒民众，成了沟通鲁迅和萨缪儿·贝克特的心灵的桥梁，也铸造了东西方文学中两座不朽的丰碑。两位作家生活在两种不同社会环境中，所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文化的熏陶，他们的作品自然也刻上了中西方文化的深深印记。
　　
　　胡志宏，教师，现居湖北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