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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时期高校内迁，不仅是中国抗战史上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 它不仅使得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没有因日军入侵而中断，反而在新的环境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本文深溯了高校内迁对西部美术发展史的重要意义：它使中国文化艺术力量获得了一次重新调配与整合的机遇，也促使不同民族与区域的文化艺术有了深度的交融，拓展了民族艺术传统的界限与内涵，从而初步构筑起了多元的协调发展的艺术生态。
关键词：抗战；高校内迁；西部美术
一、抗战背景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日本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事态严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抗日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
二、高校内迁与格局重构
高等院校大迁移是史无前例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大迁徙，中国的主要艺术院校和社团以及艺术家都汇聚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内陆地区。大西南浑厚的文化为高等艺术院校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大后方地理优势为高等艺术院校教学提供了有效保障，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空间格局，而且使艺术家的视野和观念在深入以后对边缘化的俗发生了重大转变。西部地区有他们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文化，不仅扩展了艺术家对“民族传统”内涵的认识，也使以往以汉民族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观念得以拓展，而且多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很大，为中国现代艺术形态的构建注入了新的因素和生机。在空间的挪移、视野的转换与深入的融合中，许多艺术家实现了艺术风格的转变。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对中国艺术的现代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包括艺术院校在内的大多数战区高等院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转移。众多的艺术家随着学校和机构的迁徙，踏上艰辛的流徙之路。国立杭州艺术院也不例外于1928年3月1日创立于杭州西湖罗苑，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系。初名国立艺术院，1930年秋，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附设高级艺术职业学校。蔡元培是该校的倡建者和创办人。1993年改为中国美术学院。在蔡元培鼎力支持下林风眠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杭州艺术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艺术院校的开始。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林风眠直接培养出的学生撑起现代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家，至今被美术教育界视为先进。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全面抗战爆发后，保护与传承文化艺术成了举足轻重的任务。
因为抗战迫使艺术家流离辗转于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内陆地区，由于地域之便，使他们接触边远少数民族的机会增多。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对于艺术家来说，无疑是给予了他们一个文化想象的巨大空间。不同民族的原生态生活和艺术样式给予了艺术家全新的感觉，他们以真情实感来表现不同民族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夷狄”的偏见和文化想象，少数民族以一种纯朴、健康、善良、雄勇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图像世界。艺术家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民族体察中，拓展了民族艺术传统的边界与内涵吸取了更丰富的艺术养料，形成了独特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貌。这种对民族传统多元价值的认同，并非仅仅是政府倡导的结果，更是人文化自觉的必然选择。正是抗战，拉近了汉族艺术家与西部少数民族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西部民族题材在以后的中国美术作品中大量被使用，也为战后的国家认同从文化的角度奠定了基础。
抗战的爆发，终结了美术界自五四以思潮跌宕、流派纷呈的发展势头，但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不仅使中国内部不同的政治派别建立了短暂的联盟，使中国文化艺术力量获得了一次重新调配与整合的机遇，也促使不同民族与区域的文化艺术有了深度的交融，从而拓展了民族艺术传统的界限与内涵，改变了长久以来对文人艺术传统单向度传承轨迹，也打破了对西方艺术模式尊崇的格局。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整个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中国的艺术家开始了一场持续的思想改造与身份转换运动。但是，在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上，西南以及整个西部民族、民间的艺术和民族民间题材继续成为最重要的养料与资源。这是因为中国西部多民族社会结构及其多元的日常生活和瑰丽壮美的自然景色为艺术家自我或“他者”的精神或隐喻的“形象”提供了丰富资源，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成为彰显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符号，因而被大力倡扬和鼓励。并且促进了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东部艺术与西部艺术的相互交融，构筑起了多元的协调发展的艺术生态。
抗战美术运动形成了大板块，多中心的格局，从武汉失守到抗战结束，我国的艺术力量在地理和政治区域上划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美术；第二大板块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美术；第三大板块是以上海、北平为代表的沦陷区美术。每一大板块除了有一大中心外，还有若干区域或小中心与之呼应，如国统区内，除重庆之外，还有成都、桂林、昆明等美术中心。各大板块和美术中心，由于地域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美术的表现形态和活动等方面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因有抗战救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美术家之间又互有来往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携手并进，共同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 三、画家作画环境与风格的变换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打破了“学院”与社会的界限，迁徙与流亡改变了一些的艺术家的心态。许多画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视野从对西方艺术模式的模仿转向对本土化、民族化，从对技巧的兴趣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崇尚转向对纯朴的倡扬。他们走出画室，走出都市，到前线、到边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战地或旅行写生，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出现了自五四以来，艺术界最为壮阔最为广泛“深入民间”的运动。向来很少被关注的西部少数民族区域，在这特定的时期成为艺术家最为关注与向往的地方，吴作人、林风眠、叶浅予、庞薰琹、董希文、司徒乔、孙宗慰、关良、常书鸿、司徒乔、赵望云等艺术家分别都进入藏、羌、彝、苗、哈萨克等不同的民族区域考察、写生。这些接受了西方艺术思想影响的汉族艺术家有机会接触、了解对于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不同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和充满神秘气息的异域风土人情，从而获得更多的艺术灵感和创作的激情，边远少数民族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有了更真实的正面的呈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绘画中鬼魅式的“夷狄”形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
不少艺术家因这样的经历进入了自我风格调整与建构时期。庞薰琹这位在30年代初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狂热崇拜者，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的主要创建者，因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度对于自己的艺术道路感到彷徨，对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失去了信心。他流亡到西南地区的1939年冬，到民族众多的贵州，步行经过80个山寨，考察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山区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绣衣、头饰等服饰纹样使他兴奋不已。这个经历不仅为创作系列《贵州山民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使他对少数民族民间美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曾感慨道：“祖国的文化是如此丰富，我越来越感到只会画几笔划，那就太狭窄了。
作为一个中国美术家来说，认识祖国的文化遗产确实是必要的”。正是这个经历，使庞薰琹后来成为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著名学者。庞薰琹因走向民族地区而改变了学术兴趣，吴作人在回忆几次长途旅行写生的经历时，感慨道：“不但磨练了我的意志，更磨练了我的画笔。”西北康藏的旅行写生，使的艺术家门的思想和绘画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吴作人根据大量写生画稿加工整理出一百多幅油画、水彩、速写作品，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两次个人画展，受到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以漫画社团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时异常突出。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 战争中的中国文化人面临着对中国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进行扬弃与重构的双重任务。何以重构？是重拾文人画传统，抑或另寻传统之脉？是需要思考的。艺术为谁而创作，为谁而服务，只有不断深入生活，深入人民，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才不会空乏，才不会精神苍白。抗战时期的艺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作用却不容小视，他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21世纪的我们去思考抗战时期的美术不仅有利于激发现代艺术家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为现代艺术家创作指引了方向，并且对构建当代艺术形态起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觉源.战时全国大学鸟瞰[M].南京：正中书局，1941：3.
[2]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4.
[3]张道一.薰琹的梦[A].庞薰琹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张华（1990-09-02），汉，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彩画研究。
关键词：抗战；高校内迁；西部美术
一、抗战背景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国民政府正全力围剿红军，中国的内战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可乘之机。而日本受1929年经济危机的影响，事态严峻。国民经济亏损，黄金不断外流，工业萎缩，农业告急。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深重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抗日战争，国际上称作第二次中日战争，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
二、高校内迁与格局重构
高等院校大迁移是史无前例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又一次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大迁徙，中国的主要艺术院校和社团以及艺术家都汇聚在以四川为中心的西南内陆地区。大西南浑厚的文化为高等艺术院校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大后方地理优势为高等艺术院校教学提供了有效保障，这不仅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空间格局，而且使艺术家的视野和观念在深入以后对边缘化的俗发生了重大转变。西部地区有他们独特的风土人情以及文化，不仅扩展了艺术家对“民族传统”内涵的认识，也使以往以汉民族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观念得以拓展，而且多民族的生活形态和文化对艺术家们的影响很大，为中国现代艺术形态的构建注入了新的因素和生机。在空间的挪移、视野的转换与深入的融合中，许多艺术家实现了艺术风格的转变。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对中国艺术的现代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七七”事变后，包括艺术院校在内的大多数战区高等院校和文化教育机构开始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艺术教育的转移。众多的艺术家随着学校和机构的迁徙，踏上艰辛的流徙之路。国立杭州艺术院也不例外于1928年3月1日创立于杭州西湖罗苑，设绘画、图案、雕塑、建筑四系。初名国立艺术院，1930年秋，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并附设高级艺术职业学校。蔡元培是该校的倡建者和创办人。1993年改为中国美术学院。在蔡元培鼎力支持下林风眠到杭州筹建艺术院并任校长。蔡元培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改造国民性。杭州艺术院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独立艺术院校的开始。吴冠中，李可染，赵无极，董希文，席德进，苏天赐……，林风眠直接培养出的学生撑起现代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他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深深影响了一代艺术家，至今被美术教育界视为先进。他鼓励学生释放天性，口头禅是“画不出来，就不要画，出去玩玩。”“放松一点，随便些，乱画嘛。”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洪毅然在艺专上学时绘画拘谨，林风眠劝他作画前先喝酒，这样就会狂热起来。全面抗战爆发后，保护与传承文化艺术成了举足轻重的任务。
因为抗战迫使艺术家流离辗转于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内陆地区，由于地域之便，使他们接触边远少数民族的机会增多。而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对于艺术家来说，无疑是给予了他们一个文化想象的巨大空间。不同民族的原生态生活和艺术样式给予了艺术家全新的感觉，他们以真情实感来表现不同民族人物和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夷狄”的偏见和文化想象，少数民族以一种纯朴、健康、善良、雄勇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艺术的图像世界。艺术家们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的民族体察中，拓展了民族艺术传统的边界与内涵吸取了更丰富的艺术养料，形成了独特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貌。这种对民族传统多元价值的认同，并非仅仅是政府倡导的结果，更是人文化自觉的必然选择。正是抗战，拉近了汉族艺术家与西部少数民族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西部民族题材在以后的中国美术作品中大量被使用，也为战后的国家认同从文化的角度奠定了基础。
抗战的爆发，终结了美术界自五四以思潮跌宕、流派纷呈的发展势头，但是，争取民族生存的战争不仅使中国内部不同的政治派别建立了短暂的联盟，使中国文化艺术力量获得了一次重新调配与整合的机遇，也促使不同民族与区域的文化艺术有了深度的交融，从而拓展了民族艺术传统的界限与内涵，改变了长久以来对文人艺术传统单向度传承轨迹，也打破了对西方艺术模式尊崇的格局。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整个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与原则，中国的艺术家开始了一场持续的思想改造与身份转换运动。但是，在新中国的美术发展史上，西南以及整个西部民族、民间的艺术和民族民间题材继续成为最重要的养料与资源。这是因为中国西部多民族社会结构及其多元的日常生活和瑰丽壮美的自然景色为艺术家自我或“他者”的精神或隐喻的“形象”提供了丰富资源，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创作成为彰显民族团结、和谐、进步的国家形象的最重要的符号，因而被大力倡扬和鼓励。并且促进了精英艺术与民间艺术、东部艺术与西部艺术的相互交融，构筑起了多元的协调发展的艺术生态。
抗战美术运动形成了大板块，多中心的格局，从武汉失守到抗战结束，我国的艺术力量在地理和政治区域上划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延安为中心的美术；第二大板块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美术；第三大板块是以上海、北平为代表的沦陷区美术。每一大板块除了有一大中心外，还有若干区域或小中心与之呼应，如国统区内，除重庆之外，还有成都、桂林、昆明等美术中心。各大板块和美术中心，由于地域和政治环境的不同，在美术的表现形态和活动等方面各有侧重和特色，但因有抗战救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这一共同目标，美术家之间又互有来往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携手并进，共同为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 三、画家作画环境与风格的变换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打破了“学院”与社会的界限，迁徙与流亡改变了一些的艺术家的心态。许多画家开始自觉地将艺术视野从对西方艺术模式的模仿转向对本土化、民族化，从对技巧的兴趣转向对民众生活的关注，从对优雅的崇尚转向对纯朴的倡扬。他们走出画室，走出都市，到前线、到边区、到民族地区进行战地或旅行写生，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空间，出现了自五四以来，艺术界最为壮阔最为广泛“深入民间”的运动。向来很少被关注的西部少数民族区域，在这特定的时期成为艺术家最为关注与向往的地方，吴作人、林风眠、叶浅予、庞薰琹、董希文、司徒乔、孙宗慰、关良、常书鸿、司徒乔、赵望云等艺术家分别都进入藏、羌、彝、苗、哈萨克等不同的民族区域考察、写生。这些接受了西方艺术思想影响的汉族艺术家有机会接触、了解对于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不同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和充满神秘气息的异域风土人情，从而获得更多的艺术灵感和创作的激情，边远少数民族的形象在他们的笔下有了更真实的正面的呈现，改变了中国传统绘画中鬼魅式的“夷狄”形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
不少艺术家因这样的经历进入了自我风格调整与建构时期。庞薰琹这位在30年代初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狂热崇拜者，中国最早的现代艺术社团“决澜社”的主要创建者，因战争的爆发，使他一度对于自己的艺术道路感到彷徨，对模仿西方的现代主义失去了信心。他流亡到西南地区的1939年冬，到民族众多的贵州，步行经过80个山寨，考察并收集了大量的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山区民族的生活和他们的绣衣、头饰等服饰纹样使他兴奋不已。这个经历不仅为创作系列《贵州山民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使他对少数民族民间美术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他曾感慨道：“祖国的文化是如此丰富，我越来越感到只会画几笔划，那就太狭窄了。
作为一个中国美术家来说，认识祖国的文化遗产确实是必要的”。正是这个经历，使庞薰琹后来成为民族民间工艺美术的著名学者。庞薰琹因走向民族地区而改变了学术兴趣，吴作人在回忆几次长途旅行写生的经历时，感慨道：“不但磨练了我的意志，更磨练了我的画笔。”西北康藏的旅行写生，使的艺术家门的思想和绘画风格发生了重大变化，吴作人根据大量写生画稿加工整理出一百多幅油画、水彩、速写作品，先后在成都、重庆举办两次个人画展，受到艺术界的高度评价。而以漫画社团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时异常突出。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 战争中的中国文化人面临着对中国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内涵进行扬弃与重构的双重任务。何以重构？是重拾文人画传统，抑或另寻传统之脉？是需要思考的。艺术为谁而创作，为谁而服务，只有不断深入生活，深入人民，创作出的艺术作品才不会空乏，才不会精神苍白。抗战时期的艺术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作用却不容小视，他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21世纪的我们去思考抗战时期的美术不仅有利于激发现代艺术家的民族认同感，同时也为现代艺术家创作指引了方向，并且对构建当代艺术形态起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王觉源.战时全国大学鸟瞰[M].南京：正中书局，1941：3.
[2]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14.
[3]张道一.薰琹的梦[A].庞薰琹研究[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4]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教育大事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张华（1990-09-02），汉，广西艺术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水彩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