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晚，广播里传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辞世的消息。悲痛之后，我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巴老已经被疾病折磨了很长时间，离开也在意料之中，只是悲痛之余更感怀巴老的精神。巴老为心中的文学奉献了一生，他的品格、风骨和激情，早已融入中国新文学百年历史的骨髓之中。巴老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与巴老仅有一次交往，他的人格魅力却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为自己能给巴老照过相而自豪。
　　那是1994年11月，时逢巴老九十华诞，我和翻译部的世界语者徐森荣受社里的委托，专程前往上海看望巴老。
　　记得是坐了一夜的火车，一到上海，我们便与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汪敏豪先生取得联系，托他联系与巴老见面事宜。怎么也没想到，刚到宾馆住下，汪敏豪先生就打来电话说巴老第二天上午九点见我们。得到这一消息，我的心情激动不已。学生时代，我就读过巴老的《家》、《春》、《秋》，那段时间里，他的作品指引了我最初的人生旅程，直到现在，我思想的深处也时常能够寻到它们走过的痕迹。
　　巴老青年时期创作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激励了一代中国青年追求真理，追求光明，有许多年轻人正是受到巴金作品的影响，决定投身革命的洪流。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新中国，为人民大众不断地写作，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巴老用7年时间完成了四十多万字的《随想录》，不仅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高峰，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这部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作品，其影响不在激流三部曲之下。正如鲁迅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金也是作为民族的旗帜也为人们所崇敬。
　　作为摄影记者，我知道这次见面有多重要，从摄影包中取出带去的两台照相机，细心地擦了一遍又一遍。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起床，将照相机拿出来，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然后谨慎地将胶卷装上。九点钟，我们准时到了巴老的住所，巴老早已在客厅迎候我们。进了客厅，巴老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并感谢我们专程从北京到上海看望他。
　　当徐森荣把几期《中国报道》杂志和世界语书籍送给巴老时，巴老高兴地拿起最新一期《中国报道》翻阅起来，边看边说：“《中国报道》创刊很早，历史很长了。” 这时，我不失时机地按动相机快门，拍下了巴老翻阅《中国报道》的珍贵镜头。巴老一边看杂志一边和徐森荣聊天，他的兴致很好，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疾病缠身的90岁老人。
　　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整整拍完了三个胶卷。考虑到巴老的身体状况，我们只好辞行。可他执意起来送我们，尽管我们再三婉谢。在服务员搀扶下，他硬是坚持将我们送到了门口。服务员说：“所有来访的客人，走时巴老都要送到门口。”到了院里，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回头拍了一张巴老站在门口的照片。我想，这就是巴老的为人。
　　那次上海之行，巴老送我一套他亲笔签名的《随想录》。多年来，我一次次地搬家，那套书却始终跟随在我的身边。听到巴老去世消息的晚上，我又一次小心地从书架上取出那套《随想录》，抚摸着巴老的亲笔签名，眼睛里已经满是泪花。
　　巴老走了，让他的思想、他的品质、他的精神留给了我们，还有我无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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