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白条让讨薪变灰
　　Public Right Gives Way to Private Power
　　据统计，2012年全国共办理农民工拖欠工资案件21.8万件，为622.5万劳动者追发工资200.8亿元。这仅是农民工这个群体，如果放眼全国的各个行业，数目会相当惊人。在举国关注农民工的大背景下，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仍大量出现，各种以咨询，维权之名，行有偿讨债之实的公司，便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前台。
　　民间讨债勃兴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据媒体报道，彼时北京、上海、西安等地冒出一些讨债公司，多挂靠在公检法司名下，尔后逐渐扩展至民间。到2005年前后，有数据显示，上海民间讨债公司超过百家，北京已逾300家，而民营经济发达的广东和浙江两省数目更为惊人。
　　然而，规模如此庞大的企业和人群，竟然是踩着法律的禁令在游走：早在1993年，高法、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就下发通知，规定各级公、检、法、司机关一律不准成立讨债公司；1995年和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工商局两度联合发文，要求取缔各类讨债公司，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
　　按照官方口径，民间讨债危害巨大。首先是讨债公司本身不具有法律赋予的权限，其讨债行为本身就是对现行法律秩序的挑衅；其次，多数讨债公司采用的招数无非是威胁、哄骗、纠缠、恐吓，甚至还有更暴力的，这种行为会滋生一连串的社会治安问题。
　　可现实却是，上有法律禁止，下有民众质疑，民间讨债业务却从未偃旗息鼓。这只能说明，民间催债市场需求庞大。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话只能对付谦谦君子。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发生债务纠纷本该由法院出面协调，调解不成的可由法院强制执行赔付。可现实是，因为法律诉讼程序繁琐，债权人往往不愿走司法程序；农民工囿于成本和精力，更不愿与法院打交道。而且即使法院有了判决，却往往因债务人转移财产使得执行难产。
　　公权力不彰，必然导致私力救济大行其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私力救济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土壤。简单地说，当民众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又不能从制度途径获得解决时，个人对寻求自我救济的需求便会冲破法律的藩篱。
　　民众求助于私力而非公权，无疑显示出我们社会治理程序严重脱节，经济政治权利严重滞后。可如果法律迟迟无法落实到位，法院判决只能是桌上一纸白条，民间讨债这种灰色行径终究是禁止不住的……
　　公权无力，私力盛行，这正是硬币两面的悖论。讨薪公司在当今现实中的法律处境，恰恰处在硬币双面的夹缝，对被欠薪的农民工而言，它简便快捷，成本低，效率高，是一条实质性的出路。选择它既是现实的无奈，也是市场供需关系的必然。于是，顶着法律之剑却生意兴隆的讨薪行为，里面塞满了人所共知的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