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佑，1914年1月8日出生于广西临桂县六塘圩小江高陂寨一个贫农家庭。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百色起义。曾任团长、师长、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广西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了湘江阻击战，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平型关战役，东北夏季、秋季、冬季攻势作战，辽沈、平津等战役战斗。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英勇果敢，指挥灵活，善打硬仗，曾7次负伤。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70年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逝世，终年56岁。
　　今年是李天佑诞辰100周年，怀着崇敬的心情，最近我采访了他的儿子李亚宁同志。他向我讲述了父亲充满坎坷和传奇的一生。他说在父亲诞辰8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题词“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题词“一代名将”。
　　四次身负重伤
　　1928年初，广西国民党军李明瑞第七师独立团在桂林扩军。年仅14岁的李天佑跟着一个同乡一块去报名参军。不久，他被送往汉口，接受新兵训练，后被送往刚成立的广西南宁教导总队学习军事。
　　1929年10月17日，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从南宁沿右江向百色疾进，参加在右江地区举行的百色武装起义，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部队的番号为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李明瑞为总指挥，邓小平为军政治委员兼前敌委员会书记。百色起义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即1929年12月11日举行，那天李天佑和战友们换上崭新的灰色军装，迎着朝阳，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彩旗飘扬的百色广场，参加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的盛会。
　　起义后的一天拂晓，潜伏在百色西部的地主武装2000多人向百色城发动突然袭击。此时，市区起义部队总共不到500人。众寡悬殊，形势异常危急。面对强敌，刚被任命为特务连副连长的李天佑及其战友们毫无惧色，他们三五个人组成一个战斗小组，分头进行抵抗。之后，李天佑集中半个连的官兵，向枪声最激烈的地方奔去，给市区抢劫商店的地主武装迎头痛击，接着转移兵力向威胁全市安全的城外制高点的地主武装发起猛攻。地主武装见红军来势很猛，四散逃命。
　　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东进南宁途中，与广西国民党军4个团在隆安境内遭遇战后，又在恩隆亭泗与追赶而来的国民党军再战，终因寡不敌众退入东兰。在掩护主力撤出战斗时，李天佑脚板被子弹击穿，被送往医院治伤。
　　4月底，伤还未痊愈的李天佑被任命为军部特务连连长，随即率该连参加了攻打格江县城的战斗。格江县城，依山傍水。由于城高，工事坚固，国民党军火力猛烈，红军连续攻击均未奏效。在紧要时刻，总指挥李明瑞亲临阵地指挥，并把突破城防的任务交给李天佑。李天佑立即挑选12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并亲任队长。在密集火力掩护下，突击队肩扛竹梯，身带竹钉，跃出战壕，冲过国民党军的火力网。李天佑率先攀梯跃上城头，但腿部中弹，血流如注。他强忍伤痛，奋力向国民党军甩出几颗手榴弹，炸毁了国民党军的机枪。接着，他和跃上城头的突击队战士一起，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终于打开了突破口，保证了红七军主力攻入城内，部队大获全胜。
　　5月初，李天佑带着伤痛，跟随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6月初，红七军袭击百色。驻守百色之国民党军在城北险峻的长蛇岭山峰制高点上筑了一个3层大碉堡，以1个营的兵力，居高临下，控制着进入百色城内的通道，攻城部队几次攻击未果，李明瑞在授意营长冯达飞用炮火摧毁国民党军碉堡的同时，对身边的李天佑说：“你带特务连埋伏在敌人碉堡的死角，待炮声一停，就迅速冲上去！”只听3声炮响，国民党军碉堡被炸掉半边。李天佑随即率领特务连猛冲过去。不料，李天佑被暗藏的国民党兵击中脚板，他眼疾手快，将国民党兵击毙，并指挥全连占领了碉堡。在扫除障碍后，红军分多路突入城内，扫荡国民党军残余部队。此战，红军将国民党军1个团击溃，缴枪300多支。战后，李天佑再次被送进野战医院治伤。
　　1932年2月中旬，红七军奉命参加攻打赣州。在攻打东门的战斗中，由于国民党军火力封锁严密，红七军两次突击均受挫。李天佑奉命组成有70多名战士参加的敢死队突击攻城，他率领敢死队队员冒着枪林弹雨和纷纷坠落的砂石，带头向城墙崩坍的缺口冲去。可他们刚冲上城墙，就遭到国民党军疯狂反扑，大部分敢死队队员壮烈牺牲，李天佑右手和背部连中3弹，跌倒在城楼下的战友尸体上。特务连通信员在尸堆里找到他，哭喊道：“连长！连长……”听不到他的一点反应。通信员将他背出阵地，李天佑突然苏醒过来，被送往后方医院治疗。这是他第4次负重伤。
　　两次入闽作战
　　1933年6月上旬，红七军所属两个团缩编为第五师第十三团，李天佑任团长。7月上旬，红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由彭德怀、滕代远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入闽对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作战。李天佑率团参加入闽作战。
　　第一仗，是围攻宁化县的泉上。泉上东面的归化城驻有国民党军1个营。李天佑奉师长寻淮洲之命，率领第十三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归化城，将守城国民党军全歼，为主攻部队攻克泉上扫清了障碍。7月30日，李天佑奉命率团在朋口东面截击连城出援之国民党军。连城驻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全师德国式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第十三团是红七军老底子，战斗骨干英勇强悍，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听李天佑说要打连城出援之国民党军时，个个摩拳擦掌，决心要啃掉这块硬骨头。7月31日，李天佑指挥部队刚过朋口河就发现了国民党军援军，他命令前卫连迅即抢占对岸的贵仞山山头，并令第一营营长带部队抄路迂回到山后打击国民党军。当前卫连接近山顶时，遭预伏之国民党军火力压制。李天佑当机立断，急令身边的司号员吹起冲锋号，指挥部队发起冲锋。红军战士们奋勇向山顶冲击。顿时，山上山下，浓烟滚滚，杀声震天。在第四师第十团配合夹击下，国民党军第四六六团大部被歼。与此同时，兄弟部队解放了朋口，残余国民党军一部向连城方向逃去。李天佑闻讯率团追歼逃窜之国民党军。经一昼夜90公里的追击战斗，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国民党军约1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品。 　　李天佑率第十三团在入闽作战中，始终担任主攻方向的突击任务和担负独立作战行动。因完成任务出色，9月3日，东方军命令第四师和第五师第十三团沿闽江北岸直奔水口方向，截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补充师。李天佑率团为前锋，第四师第十团在后跟进，彭德怀随军指挥。第十三团刚到夏道镇北岸，尖兵连在河滩上俘国民党军前卫排，得知夏道码头刚到国民党军补充师1个团。彭德怀立即令李天佑率团对国民党军发起攻击，第十团渡江配合，夹击国民党军，当即歼其1个营并缴获军用物资一批。
　　9月17日，国民党军补充师约5个团夹闽江而上，增援南平守军；驻沙县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已进至青州、马铺附近，企图以部分兵力占领西芹，掩护主力增援南平。东方军首长决定先歼灭第三六六团。该团是第十九路军中武器装备最精良、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李天佑奉命率团截击来犯之国民党军。他和政治委员毛贲虎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指挥部队迎着国民党军前进。天未亮，在芹山同国民党军遭遇。在双方从南北两坡抢占芹山主峰时，李天佑响亮提出“两强相遇勇者胜”的口号鼓舞部队斗志。在他指挥下，全团指战员踩着满山荆棘，穿越一人多高的茅草丛奋勇向前，终于比国民党军早几分钟攀上主峰，抢占了有利地形。接着，居高临下，反复冲杀，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第一营营长赵璧腹部被子弹打穿，肠子流了出来，他咬紧牙关把肠子塞进肚子里，坚持指挥战斗，直到英勇牺牲。经激烈战斗，国民党军大部举手投降，少数溃逃。李天佑指挥部队乘胜追杀数十里，终将号称“铁军”的第三六六团全部消灭，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品，创造了红军1个团在运动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主力团的辉煌战绩。战斗结束后，彭德怀高兴地拍着李天佑的肩膀说：“小鬼，别看你年纪轻轻的，指挥打仗可真有本事！”第十三团受到东方军嘉奖，并被授予“英雄模范团”光荣称号。
　　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在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领导指挥下，李天佑于1月中旬率第五师参加第二次入闽作战。在进攻沙县城战斗中，由于该城城墙高而厚和国民党军的强大火力压制，开始时攻击一度受挫。后经调整部署，改强攻为坑道爆破，红三军团攻占沙县城。这一仗第五师协同第四、第六师，全歼国民党军两个团，并乘胜推进，攻占尤溪县城，缴获国民党军1个兵工厂和大批武器弹药。
　　当红三军团于福建作战之际，国民党军大部兵力逐次逼近中央苏区北大门。4月5日，中革军委急令红三军团回师江西保卫广昌。11日，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第六师第十七旅在其友邻掩护下，向红三军团驻守的白叶堡发起猛攻。李天佑率第五师指战员奋起抵抗，给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第三十三团大部被歼，团长以下官兵120多人被俘。
　　8月初，李天佑和政治委员陈阿金奉命率部参加高虎脑阵地防御战。战前，彭德怀、杨尚昆等到前沿阵地视察，特别嘱咐守备主阵地的第五师第十三、第十四团领导：阵地要加固，经得起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袭击；要加强政治工作，提高指战员坚守阵地的决心和信心；要善于利用险要地形，居高临下，给国民党军一个下马威。指战员遵照军团首长指示，不顾疲劳，昼夜突击加固主阵地，并在阵地前构筑了副防御设施，埋设了土制地雷，决心同国民党军血战到底。李天佑和陈阿金则分别深入前沿，具体检查指导战前准备工作的落实。
　　6日拂晓，国民党军左纵队第四、第八十九师开始向高虎脑阵地发起攻击。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又用数十门大炮猛烈射击，尔后以密集队形连续向第五师阵地猛攻。坚守阵地的第五师第十三团冒着炮火，沉着应战，连续打退国民党军数次冲锋。第十四团密切协同第十三团，由右翼向北突击国民党军，保障高虎脑阵地翼侧安全。在第五、第四师的坚决抗击下，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进攻失败，伤亡惨重，后在第八十八师掩护下，撤出战斗。
　　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李天佑和陈阿金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和炮击，指挥部队连续击退国民党军9次大的冲击。李天佑左手负伤后，仍指挥部队作战，坚守阵地，直至接到军团撤退命令，才和部队一起离开战场，退守万年亭。
　　8月14日，国民党军第三路军以第六十七师为主攻，第八十八、第七十九师为助攻，向红军第五师万年亭阵地发起进攻。该日拂晓，国民党军先以飞机、大炮向红军阵地猛烈轰击，掩护其步兵实施冲锋。坚守阵地的第五师第十三团第三营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抗击，先后打退国民党军两次进攻，击溃其3个团。国民党军受挫后，以6倍于红军的兵力，改向侧翼第二营阵地攻击。第二营指战员沉着应战，接连打退国民党军4次冲击。国民党军进攻失利后，一面以更猛的炮火压制第二营阵地，一面集中兵力向第三营主阵地左侧猛攻。李天佑立即命令第二梯队第十五团和第十四团各以一部兵力由万年亭阵地西北向国民党军侧后进行反击，再次打退国民党军进攻，稳住了阵地。16时，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撤至半桥地带据守。此次万年亭战斗，红军虽然再次予国民党军以重创，但部队也遭受很大伤亡，第五师有的营只剩下十几个人，师政治委员陈阿金在战斗中牺牲。
　　在高虎脑、万年亭、驿前等战斗中，由于博古和李德等错误指导，其他兄弟部队也受到重创，红军力量受到很大削弱。至此，国民党军已逼近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已无在苏区内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最后只好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
　　四次临危受命
　　1934年10月8日，红三军团到达宁都以南地区，进行战略转移。军团主力渡过信丰河后，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当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线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突围的战略意图，遂调集25个师编为五路军，沿湘江两岸构成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能否突破湘江，冲出国民党军重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
　　11月26日，李天佑第一次临危受命。军团命令他和政委钟赤兵率第五师第十四、第十五团，立即赶赴灌阳的新圩阻击广西的国民党军，保证红军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红星”纵队渡湘江。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坚持三天至四天”。 　　李天佑和钟赤兵深感形势严峻，责任重大，急速率领部队急行军赶赴新圩，抢先占领山岭，构筑阻击阵地，并与师参谋长胡浚一起根据地形认真部署兵力。28日，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新圩第五师前沿阵地发起进攻。面对数量和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李天佑坚定沉着地指挥部队凭借有利地形奋勇抗击，逐个山头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一天打退国民党军几十次冲锋。国民党军正面进攻受阻，遂以一部兵力从侧翼迂回，第五师两个团腹背受击，被迫退至第二道防线。29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七军独立团，在飞机、炮火支援下加入战斗，战斗更加残酷激烈。红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战，终因寡不敌众，第二道防线被突破。为了夺回失去的阵地，红军反复厮杀，伤亡惨重。30日，第五师继续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此时，第五师两个团伤亡已达2000多人，师参谋长胡浚、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壮烈牺牲。李天佑和钟赤兵屹立在离前沿阵地不到1000米的指挥所里，抑制悲愤调整部署，果敢地指挥部队坚守阵地，顽强阻击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同日午后4时，中央机关及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第五师才奉命撤出战斗。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赞同毛泽东提出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意见。李天佑、钟赤兵率第五师又一次临危受命，继续担任红三军团前卫，率先挺进贵州，占领瓮安，强渡乌江，控制渡口，架设浮桥，掩护军团主力过江。同时，分兵一部，钳制遵义方向出援之国民党军。
　　1935年11月下旬，刚刚参加完直罗镇战役的李天佑调任红一方面军第二师副师长。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为发展与巩固陕甘苏区，建立牢固的抗日根据地，1936年1月31日，西北军委在延长县城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出东渡黄河的作战指示。李天佑第二次临危受命，2月20日，东渡黄河战斗开始。红一军团以第二师第五团为先头部队，乘夜色渐暗开始渡河。李天佑主动要求到先头部队，加强指挥。战斗打响后，他直接指挥第五团以勇猛果敢的行动，在延长县附近的预定渡河点实施强渡。一夜间突破了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队的天险河防，控制了河东滩头阵地，并积极扩大渡河场点。国民党军为防堵红军东进，在红军抢占有利阵地的同时，国民党晋绥军独立第二旅抢先占据吕梁山，并东出要冲，其先头第四团加强1个炮兵连于25日黄昏进入关上村。红一军团首长决心乘其立足未稳予以歼灭。26日上午，军团以一部兵力监视、包围关上村之第四团，并截断其与旅部和第三团的联系。下午，红军以第二师和第一、第四师合击关上村守军，将该团全歼。国民党军独立第二旅旅部和第三团向汾阳撤退，第一、第四师跟踪追击，于27日在距关上村约25公里之郭家庄附近将其大部歼灭。3月10日，李天佑在红一方面军和第二师首长指挥下，继续与先头部队第五团指战员一起，在兑九峪、阳泉曲地区，配合兄弟部队与从北、南、东三面向逼近红一方面军的国民党晋绥军第二纵队作战，重创该纵队两个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8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军团第四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李天佑任团长，杨勇任副团长（后改任政委）。9月23日，第一一五师在灵丘以南的上寨村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战斗动员会议。会上命令李天佑和第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分别率第六八六团和第六八五团担任主攻任务，在平型关东侧山地设伏。会上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八路军出师抗战第一仗必须打胜！打败或者打成平手都不行，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盼望八路军的第一个捷报。
　　李天佑第三次临危受命，他和杨勇率团连夜赶往距平型关15公里的冉庄待命，抓紧做战前准备工作。平型关地形险要。关前有公路蜿蜒其间，直通灵丘。路北侧山高坡陡，极难攀登；南侧山低坡缓，易于出击。李天佑率领的第六八六团实施中间突破，歼灭从灵丘来的日军精锐部队第五师团二十一旅团一部和辎重车辆。
　　9月25日上午7时许，满载着日军、辎重部队和军用物资的300多辆汽车、马车，开始向平型关开进。日军自侵华以来，很少遇到强有力抵抗，气势汹汹，疏于防备。李天佑和指战员们看着日军得意忘形的样子，气得直咬牙。由于道路泥泞，日军几十辆汽车在辛庄至老爷庙之间停了下来。西进的日军继续向前拥，人、马、车、炮挤成一团，李天佑一看正是开火的好机会，立即报告师部。师首长当即发出攻击命令。
　　李天佑和杨勇遂令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一营：“攻击开始，狠狠地打！”霎时，枪炮声大作。日军汽车中弹着火，堵塞了西进的去路，拥挤在公路上乱作一团。李天佑指挥部队迅速冲下公路，把日军切成几段，一口一口把它“吃掉”。
　　当李天佑和杨勇发现日军向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行动时，便命令第三营：“要不惜牺牲冲过公路，抢占老爷庙，居高临下，把敌人消灭在山沟里。”第三营营长邓克明、教导员刘西元率领全营，冒着6架日机扫射，一鼓作气冲上公路，同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拼杀半小时，日军士兵支持不住，纷纷躲到汽车底下。喊话他们听不懂，至死不肯投降，除以小股兵力去抢占老爷庙外，大部分仍挤在公路上顽抗。第三营不顾伤亡，终于冲过公路，直奔老爷庙。由于山上、山下日军火力夹击，邓克明和杨勇相继负伤，但他们坚持指挥，不下火线。在第二营积极支援下，第三营终于占领老爷庙及其以北制高点。
　　这时，第一一五师部队两面居高临下，打得山沟里的日军无处躲藏。日军指挥官为夺取老爷庙制高点，曾反复强令其士兵以几十人、百余人、几百人反复冲锋，均被抢先占领老爷庙阵地的第三营打了下去。日军的飞机、火炮和快速骑兵，均失去作用。下午1时，当日军调集兵力再次向山上攻击时，第六八七团攻上来了。不久，李天佑发现日军首尾已乱，便命令部队加强火力反击。疯狂、残暴至极的日本兵顶不住夹击，除少数通过国民党军阵地逃窜外，大部被第一一五师部队歼灭。5公里长的山沟里，到处躺着血肉模糊的日军尸体，战马、汽车、火炮等狼藉满地。
　　1948年11月2日，刚刚从辽沈战役中征程未洗的李天佑第4次临危受命。中央军委命令李天佑所部以最快速度入关参加对天津的攻坚作战。接到命令后，李天佑、梁必业率领部队以急行军奔向天津西面的杨柳青。这次战役，李天佑和梁必业统一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炮、工、装部队担任第一主攻。1949年1月3日至12日，按照统一部署，李天佑指挥部队逐一拔除了作战正面的外围据点。14日上午10时，在守军拒绝投降时，攻城部队对天津市区发起总攻，500多门火炮齐鸣，成千成万发炮弹倾泻在守军阵地上，整个阵地变成一片火海和废墟，预定的突破口处，烟尘滚滚，城墙和碉堡纷纷倒塌。 　　炮火准备尚未结束，第一纵队左翼主攻师两个尖刀连求胜心切，提前向和平门突破口发起冲击，并很快登上城墙。为避免误伤，李天佑果断地命令东北野战军炮兵副司令员匡裕民：立即通知各炮群，停止轰击突破口，改向纵深延伸射击！左翼师尖刀连的行动牵动了城西其他主攻部队的行动。他们看到城墙上插的红旗，立刻冲过护城河，涌向突破口，并向突破口两侧发起进攻，摧毁守军一个个地堡，像潮水般涌进城区，向纵深发展。
　　在战斗发展迅速，指挥员难以掌握部队全面情况时，李天佑等纵队领导立即分头深入部队，实施具体指导。当李天佑来到右翼主攻师第一师时，师长江拥辉和政委黄玉昆正随主攻团向海光寺一线守军核心阵地发起进攻；第二师第四团第七连到达金汤桥。同时第二纵队尖刀连也攻到金汤桥。李天佑命令第一纵队各部队按预定作战计划独立作战。各部队在火力掩护下，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反冲击，于15日凌晨5时，与东西对进的各兄弟部队在金汤桥胜利会师。天津城已被拦腰斩断，守军陷入极度混乱状态。各路攻城大军乘势穿插，分散追歼，火速席卷全城。当日拂晓，第一纵队第一团前卫营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经激烈拼杀，抓到大批俘虏。第六连副排长邢春福和战士傅泽国、王义风与守军拼了一阵手榴弹后，冲进大楼地下室，活捉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第三团攻占了守军最后坚固据点海光寺，第五团攻占了胜利桥，第七团攻占了解放桥和小白楼，活捉了警备副司令、军长等。至当日下午3时，历时29个小时，天津守军13万多人全部被歼，其中第一纵队生俘2.47万多人，毙伤1791人，天津战役胜利结束。
　　“文革”期间努力维稳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开始。动荡中，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李天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坚持完成自己分管的国土防卫、战备工作和军事援外任务，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部队稳定。
　　当时，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停职和隔离审查，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总参党委的日常工作主要由李天佑主持。周恩来和几位老帅多次语重心长地嘱咐李天佑：总参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准成立群众组织；要保持稳定，不能乱。
　　八九月间，李天佑在总参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贯彻周恩来和老帅们的指示，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原则，努力保持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安全。他提出，凡要批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经过党委批准；凡没有分清矛盾性质的问题，先按内部矛盾处理，查清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按什么性质处理。
　　10月5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总参所属院校的“造反派”涌入北京，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由，冲击总参机关。李天佑看到一些领导干部无端地受冲击、被打倒，感到很痛心。他仗义执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保护干部。听说总参二部有位副部长被扣留，还要揪到南京某学院批斗，他便立即赶到火车站劝说放人，并严厉指出：“你们随便扣人是十分错误的！”必须保证人身安全；快去快回；只能解答问题，不准批斗。在“造反派”同意后，他仍不放心，特意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去电话，请他们协助做好“造反派”的工作。总参二部有位大革命时期入党，早年从事地下工作的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一张小报上有人诬陷其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江青、康生得知后批示：这个人为什么还不逮捕？此件送给李天佑看后，他觉得仅凭一张小报，不经调查核实就抓起来，这样对待一个高级领导干部，未免轻率。经过反复思考，他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当即批示，将这位部长监护起来，由总参调查处理。后经总参专案组外调查证，否定了小报对这位部长的诬陷之词。
　　1967年初，一些人冲进防化兵部大院，抢防化兵部印章，实行“夺权”，并在院内、楼内构筑工事，准备武斗。李天佑和王新亭派人去做工作，要他们撤出大院，遭到拒绝。周恩来得知后，指示派部队保护。李天佑遂派作战部副部长率领部队进驻防化兵部大院，维护纪律，进行宣传教育。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终将他们劝出大院。
　　总参三部担负着繁重的战备值班任务，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的唆使下，却成了总参机关最先乱的单位。该部下属院校的学生和工厂的部分工人纷纷冲击部机关，围攻、揪走部领导，擅自冲击机要区，甚至在机关大院中搭起帐篷，安营扎寨。鉴于三部的特殊地位，中央军委曾专门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指示，要求该部所属单位暂停“四大”，但“造反派”不听。三部5位局领导忧虑不安，相约向李天佑反映情况，讲到激动处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对此，李天佑除了及时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外，还约王新亭召集三部处以上干部到京西宾馆开会，激励他们坚守工作岗位。1月9日，中央军委再次发布《关于三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从而稳定了这个部的局势。
　　社会上掀起武斗时，李天佑认为应加强部队武器装备管理，严防流失、被盗。他主持有关部门迅速提出加强枪支弹药管理的意见并以总参名义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队加强对枪支弹药的管理。
　　二三月间，军内外的一些“造反派”团体用抢来的通信装备私设电台，进行非法联络，指挥武斗，有的还私设广播电台，用明码发报、明语联络，广播国内情况，造成严重泄密事件。时任中央无线电管理委员会主任的李天佑得知这一情况后，迅速与副主任、通信兵部主任江文研究处理办法。他们考虑，如果将情况和意见按照正常渠道向中央反映，可能受到“文革”小组阻挠。于是，便利用总参有向中共中央主席直接呈批电报的条件，采取发报的办法，直接报告了毛泽东。第二天毛泽东就批准照办，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形式发布全国。军内外“造反派”组织非法私设的电台被全部没收，其头头也被依法处理。
　　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李天佑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干部。他把保护总参二部的部、局领导干部作为工作重点，力求使他们安全在位，发挥职能，以保持总参机关稳定，确保完成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3月，在总参召开的专案工作会议上，他要求参加专案组的总参政治部正、副主任要坚持原则，把对一些干部没能搞清楚的问题，通过细致的调查研究，把问题搞清楚，以便更好地保护干部和使用干部。李天佑特别强调：“这些干部都是经过几十年战争考验的老同志，审查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哪些问题是干部本人讲过的，或早已有过结论的；哪些是新发现的，确实不确实，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不然对干部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还会伤害干部。”与此同时，李天佑反对大搞株连的做法，对被审查干部的子女、亲属想方设法给予关照和保护，指示有关部门，妥善安排他们的吃、住问题，凡能安排到总参直属“五七”干部学校的，都要力所能及地给予安置和保护。 　　李天佑还多次受周恩来派遣，到内蒙古等地制止武斗和解决问题。4月下旬的一天，李天佑参加周恩来召开的一个紧急会议。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内蒙古军区把当地的“造反派”围在一座楼里，断水断粮，情况十分危急，要求立即派人解救。会上，周恩来决定，由李天佑和内蒙古军区政治委员吴涛为领导组成“中央赴内蒙古工作组”，迅速赶赴内蒙古进行调查处理。经实地调查，发现情况与中央“文革”小组说的不符，军队没有包围“造反派”，更没有断粮断水，只是“造反派”和内蒙古军区互相扣人。李天佑和吴涛顾不上休息，分别找对立双方谈话，连续工作两天两夜，使双方释放了被扣押的人，并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恢复了当地的正常秩序。
　　面对众多领导干部被揪斗或靠边，许多工作陷入瘫痪，而在中国周边，侵略越南的美军飞机不断侵犯中国的领空、领海，苏联陈兵中国北部边境，台湾国民党军企图进犯大陆的情况，周恩来一再指示总参作战部：要提高警惕，专心致志掌握好境内外情况，加强戒备，一定不能出问题。
　　作为兼任作战部党委书记的李天佑，深知担子的分量。他牢记周恩来的指示，夜以继日地听取各方面的信息，经常长时间地对着地图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活动，警惕地分析敌对势力的企图，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和兵力布局进行反复思考。五六月间，他与作战部研究，感到京津地区兵力薄弱，一旦境外敌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混乱，用空降部队对京津地区实施突然袭击，将立即危及首都和中央的安全。他组织作战部随即写报告，建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外地调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加强京津地区的防卫。这个报告很快得到总参党委同意，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李天佑经过深思熟虑，又对全军兵力部署、战略预备队配置和两个大单位接合部兵力设置等问题写出报告。对李天佑这些事关战略全局的建议，总参党委、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都十分赞成，认为有利于改善国家的兵力部署和战略格局，予以采纳。在他主持交通战备小组工作时，曾多次参与研究开辟和修复与周边国家相邻的铁路和公路问题，改善了中国边境地区的交通状况，为加强战备创造了条件。
　　“文化大革命”使各种正常秩序遭到破坏，李天佑经常连续几天工作得不到休息。繁重的工作任务、复杂多变的情况、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肾病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医生多次安排他住院治疗，他总以工作离不开而推辞，即使勉强住进医院，仍是经常在病房找人谈话，商谈工作，处理公务，或是白天出去开会，晚上回到医院，每天工作达12小时以上。肾病引发了他的腰痛和浮肿，在无法坐着开会、办公时，他就躺在办公室的活动床上处理工作。
　　9月14日，周恩来指示：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为落实周恩来的指示，李天佑忍着病痛与王新亭和副总参谋长温玉成一起召集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有关领导开会，听取他们关于师以下部队半导体轻型通信装备的研制和生产情况的汇报。11月28日至12月6日，通信兵部和第四机械工业部联合召开了师以下部队通信装备半导体化轻型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52个厂家、有关研究院所和有关军区的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首先将已研制出的十几种野战通信装备和配套设备逐步投入批量生产，对尚存在问题的几种机器，争取尽快过技术关。在李天佑等人的关注下，经过各方面一年多的努力，新产品陆续装备部队。
　　1969年1月，李天佑增补为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4月，李天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成员名单，李天佑任中央军委委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李天佑竭尽全力地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中，他的一些良好愿望往往不能实现；迫于形势和压力，他也曾违心地说过一些错话。为此，他时常忧心忡忡，曾写诗表达当时悲愤郁闷的心境。
　　革命征战四十年，
　　从未自己解疆鞍。
　　霹雳乌云遮华夏，
　　难以理解难扭转。
　　桩桩信息报惊险，
　　愈感艰难志愈坚。
　　虽思病情日渐重，
　　决以文诗慰自勉。
　　诗中“文诗”，指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著名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970年1月中旬，李天佑接到离职休息的命令。但他在移交工作过程中，仍坚持召开会议，传达周恩来关于援外工作的指示，并提出了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7月底，他接到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请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较差，医务人员劝他不要出席。可他听说一些刚被“解放”的老干部也会参加，很为这些同志的复出感到欣慰，就坚持抱病出席。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9月上旬，已陷于病危中的他多次对医务人员说：“我不行了，不要再用贵重的药，浪费国家资财。”9月27日，李天佑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