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始，中国共产党将“以人为本”确立为其基本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是对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确立的“为人民服务”理念的进一步发展。
　　“为人民服务”强调的是“人民”。提出这个理念的毛泽东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多次从与“敌人”对立的角度使用“人民”这个词语，当然，人民是不包括人民的对立面“敌人”这样的人（群）和阶级的。“为人民服务”不仅表明了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具有现实的操作性。在革命年代，“人民”和“敌人”的区分是鲜明的。及至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与此同时，“人民”的范畴大大扩大，“敌人”极大地缩小。1949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沿用革命年代的阶级斗争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处理执政党所面临的各方面问题，这种实践带来了深刻的教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作为一个国家管理者，构成国家的基础——一个个公民，才应是其面对的对象，“为人民服务”宗旨和理念虽然反映了执政党的性质，但“人民”的外延不能囊括所有社会成员。因此，这就需要将“为人民服务”理念化作更为具体、更现实的执政理念。
　　“以人为本”是“为人民服务”大理念下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强调的是“人”。这里的人，就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即一个个公民。“以人为本”与“为人民服务”并不矛盾，“以人为本”中的“人”的主体无疑仍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明示），从这个意义上讲，“以人为本”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就是在以“人民”利益为本。
　　把1976年党和政府因应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因应汶川大地震时的行为作对比分析，可以看出30年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从“政治挂帅”到“生命第一”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当时的中央政府决定将抗震救灾转变为普遍的人民行动。由于把人分作不同的阶级，有革命阶级的人，还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等，在组织人民抗灾的同时，政治运动并未停止，有些人甚至把抗震救灾视为一场政治运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深入批邓，抗震救灾》这样的社论，好像有些人与地震一样值得憎恶。在这样的思路下，本该集中进行的抗震救灾受到了许多本不应有的干扰和影响。
　　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中，国家启动了强大的行政力量抵御抗击。国家把抗灾救灾行动视为全体公民参与的社会共同行动。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都置身于共同的危难之中。在这次地震救灾中，我们不再听到30年前那种政治性词语和口号，我们听到的是“生命第一”，看到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我们还看到上下一体的全民性社会行为。从领导不断强调的“救人是重中之重”到全国哀悼日的设定，我们看出了新世纪以来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紧急状态下的现实运用。正如外电所评，中国政府的救灾令人看到执政“以人为本”绝非一句宣传的套话。
　　
　　从“人定胜天”到“直面灾难”
　　
　　对自然灾害的基本态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如何看待人和自然的关系。唐山地震时，中国尚处文革末期。那个时候极为看重“人民”的力量，“人民”可以打天下，可以与来自同类的“敌人”开展阶级的斗争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当然“与天斗、与地斗”也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天不怕、地不怕”口号下产生的是人对自然的轻蔑与藐视，似乎一场人民战争便可以打败来自大自然的任何威胁和灾难。既然“人定胜天”，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在具体的行动中无疑会出现夸大人类的主观意志，忽视甚至无视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唐山地震后，当时中国上下使用最多的字眼就是“人定胜天”。诚然，作为一种调动人们主观能动性和增强抗灾信心的技术性口号，这句话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应该说，唐山地震后充分展示了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唐山抗震体现了人类自身与自然力的较量，凸现了人类的坚强精神。但毕竟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中，“人定胜天”不再是抗灾口号。我们看到的是用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带给人类的灾难，政府宣布这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必须直面。在此之下，“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克服困难，重建家园”，“研究地震成因，加强对地震的观测预报”……汶川地震后，我们虽未再见唐山地震时与自然为敌的“大无畏气概”，却同样看到了中国人战胜自然灾害的决心和信心；我们依然看到了当年唐山地震后出现的奋不顾身、冲在一线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看到人们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与唐山抗震救灾比较，汶川地震抗灾救灾方方面面的工作是建立在对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破坏力的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上，在极端困难的震后环境下，科学决策，有所取舍，取得了更大的成效。这些变化除了与30多年后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的提高与改善有关，最根本的还是决定于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形成的新的理念：人类不能征服自然只能顺应和利用自然规律为人类服务，人类必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承认作为大自然对立面的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弱势地位，立足于“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地直面灾难，探索规律，才能有效地减少损失。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
　　
　　对影响全局的突发性重大社会事件和自然灾害，如何告知公民以及告知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对重大事件处理得及时与否和效果好坏，从深层意义上讲还涉及到执政党和政府的运行体制和工作方式等问题，最终反映出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
　　唐山地震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3年后公布的死亡人数有24万之多。地震当时报纸新闻广播并未全面报道地震及其所造成损失的全部真实情况和救灾具体实施情况，给公众的信息量极少。报道多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统一口径”，不要被“阶级敌人”和幸灾乐祸者利用负面报道趁势攻击和诋毁，给“人民”泄气。但当时人们从各种渠道传布着各种“小道”消息，在情况不明前提下的公众心理，一下子变得恐惧和不知所措，加剧了谣言的传播。
　　汶川地震发生后，党和政府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向共和国公民告知灾情和救灾情况，信息全面且公开透明。这是建国以来，继2003年非典期间一改突发性事件有限制告知为全面告知后，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面前最为公开透明的告知。地震发生之际，政府便通过各种传播渠道通报消息，告知震情，公布应对措施，使得全国上下统一起来。从每日公布伤亡数字，到全面报道救灾工作的进展情况，公众在政府透明、客观、全面的告知中，获得了准确的信息，很快稳定下来，为抗震救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氛围。政府将实情告知公民，是抗灾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样不仅有利于公民与政府团结一致，战胜灾害，也有利于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的塑造。
　　从“有保留告知”到“全面公开”，两次抗震救灾的不同处理方式，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既然地震和救灾发生于中国大地，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了解和知道的权利。
　　
　　 从“谢绝外援”到“接受外援”
　　
　　自然灾害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敌人。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遭遇自然灾害的时候，其他国家政府和民间可以提供无偿援助或有偿援助。
　　唐山地震引起了国际社会关注，当时许多国家的政府或民间组织纷纷表示愿意协助中国的善后救灾工作。但中国政府当时一概谢绝。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人民完全可以自己独立完成救灾工作。当时香港的《星报》分析中国政府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是因为反感“为了政治目的而企图利用天灾来夸张中国目前所遭遇的困难”。与内部“统一口径”防止攻击和诋毁一样，担心国际上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别有用心”，这是过分注重阶级性和政治性，没有看到“人类”的共性使然。
　　汶川地震发生，中国的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是人类的灾害。在全力组织救援的同时，对于国际社会给予的各种物质和经济援助，中国政府也在表示感谢的同时愉快接受下来。
　　我们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救援物资，欢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组织及人员赴灾区实施救援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充分的条件。这说明，中国政府把抗击自然灾害的行动已经看作跨越国界的人类的共同事业。唐山地震时那种把自然灾害发生和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仅仅看作自己国家人民的事情而关门独立解决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主动将自己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国形象，这无疑是更开放的中国的一个具体表现。这种现实行动的背后，恰恰是执政党和政府“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在处理国际关系上的一种延展。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办公室基金会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