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儿童节将至，无论从电视、广播里，还是报纸、网络上，有关孩子的话题开始被频频热议，甚至连家长们互相见面的寒暄也由“最近工作忙不忙”变成了“六一孩子去哪玩？”就在这属于全世界少年儿童的特定节日，所有的目光，所有的关爱都聚焦于同一个群体：孩子。
崔青慧也显得比往常还要忙碌起来。她目前是双榆树学区总辅导员兼海淀区总辅导员。为了给孩子们做少先队“六一”活动前的准备，她甚至连周末也没时间休息。然而，对于在少先队辅导员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3年的她来说，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独二代”与“大朋友”
其实，在崔青慧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家人也一度考虑过让她“转行”。
“那时，我不仅要备课上课，还要组织活动，上班下班都在忙，寒暑假也基本上都有工作，几乎没时间跟家人相处。”
这一切，家人都看在眼里，有些心疼。父母建议她换工作，跟她商量说，现在家庭条件都不错了，你这样辛苦，没必要吧？而崔青慧有着自己的坚持：人活着不单单是物质享受，应该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她热爱教育事业，更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当年，崔青慧被保送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深造，就读于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系，她笑着说，这个系“专门培养辅导员”。1998年毕业后，她在海淀区东北旺中心小学当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从此跟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打从心眼儿里喜欢孩子，孩子们也都把她当成“大朋友”，这是她对工作保持激情的巨大动力。但相比起刚工作的时候，她明显感到现在的孩子教育起来难度要更大，以前的孩子很单纯，比较容易接受教授给他的东西，而现在的孩子懂得更多，更“成熟”一些。“当然，这种成熟也不见得是坏事，”崔青慧补充，“我们也可以更平等地跟他们对话。”
崔青慧感觉到，现在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更强。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玩，突然打架了，通常的原因就是“‘我想’怎么样”。“这也难怪，”崔青慧说，“现在的孩子在家中都是‘小皇帝’，‘小公主’，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独二代’越来越多，不免有些任性，听不进去批评。”
对于时下的少年儿童，老一套的搞形式、教条式的教育方法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再适用。辅导员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与孩子们同步，针对特定时代的孩子，得采用相符合的教育方法，才能达到真正教育的目的。
崔青慧记得，有一阵子，一些小队员经常过来跟她“告状”，“被告”是一个被家里惯坏的小男孩儿，特别淘气，经常在草坪上玩火，拔别人自行车上的气门芯，各种捣乱事件他总要插上一脚，还不听批评。崔青慧到他的班里了解了一下，发现他在班里的成绩不错，就是有时候太过淘气了。崔青慧并没有把他叫过来批评一顿。她认为，单靠批评很可能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怎么样能够不伤害他自尊心的情况下，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
崔青慧想了一个办法。少先队的“阵地”也包括电视台、广播、宣传栏等等设施。崔青慧跟电视台的老师商量了一下，然后找到这个孩子，说：“能不能请你给咱们电视台拍个小短剧呀？”他很高兴，乐呵呵地同意了。
其实短剧就是他自己故事的“情景再现”。短剧在学校播放的时候，崔青慧到各个班级去检查，特意关注了那个男孩的反映。“看片子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哈哈笑，他自己也挺乐，小孩嘛，觉得自己当了主角很光荣。”但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崔青慧特地跟他的中队辅导员沟通，得知这个孩子果然比以前开朗了，也不干坏事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小孩子都喜欢带有故事性的、童话色彩的事物，身为教育者，要学会创新，通过创设情境或其他一些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的手段来为孩子带来正面影响。”
把学区内社会资源引入少先队工作
现阶段，一直积极乐观的崔青慧也不免感慨，少先队工作越来越不容易做了。
闲时聊天中，她听一些年长的少先队辅导员说过，以前组织活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孩子们都是拉起来就能走，就算是在外面住一宿，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时下，她告诉记者，诸如安全、收费等问题都处在舆论的风头浪尖，少先队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像走上街头之类过去很普遍的活动现在已经很难组织起来。
此外，由于面临升学压力和各种竞争，孩子们不得不参加家长为他们所报的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奥数、外语、作文、绘画、钢琴……孩子们负担很重，时间有限，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参加少先队活动。由此一来，少先队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限性，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挥少先队的作用便成为少先队辅导员们的挑战。
崔青慧说，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少先队工作，2009年，双榆树学区成立学区少工委。这是海淀区少先队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学区少工委由学区书记担任主任的职务，辖区内三个街道的副主任或副书记兼任学区少工委第一副主任，各学校校长兼任学区少工委副主任。这样一来，一方面少先队工作好开展了，另外一方面也纳入了社会资源，为社会大课堂拓宽了广泛的空间。
少先队工作需体现教育公正
活动是少先队教育队员的一个重要载体。每一次活动，崔青慧都组织得格外用心，她希望能够组织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吸引孩子们参加，并通过活动的载体来使他们深刻领会红领巾的精神和责任。“少先队活动一定要注重实教性，并且融入创新元素，烘托出时代感，让每一个孩子都公平地受到教育。”
崔青慧举了个例子。今年是建党90周年，4月29日，双榆树学区和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共同组织了“红领巾心向党，各族儿童手拉手，争做党的好孩子”的主题活动。每个学校挑10名少数民族队员参加，并要求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
参加全学区的大型活动，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孩子才能够有机会。而此次每个学校的10名少数民族孩子中，有一些是从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上来说并不优秀的孩子。有辅导员跟崔青慧反映：“这些学生不太好管理，我问他，‘你有没有少数民族服装？’他都不好好回答我，说‘我怎么能有呢？’这样的学生怎么带出来啊。”崔青慧却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公平地受到教育，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活动汇集了26个民族，设置了26个展台，每个民族的小队员都要学习自己民族的相关文化，在面前桌子上摆一些和自己民族相关的物件或特色食品，向来宾们介绍。在演习的时候，崔青慧扮成来宾来各个展台前参观，结果队员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人理她。崔青慧就告诉他们：“你们做得真好，但是来宾都来了，你们要不介绍，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孩子们都很聪明，就把她引领到展台，敬队礼，献领巾，说：“老师，这是某某民族，您自己看吧。”崔青慧接着引导他们：“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呢？”小队员就开始一直讲，几乎没有停顿。崔青慧耐心地听他说完，温柔地建议他:“你说得太好了！下次的时候就再简洁一些就更好了。”回想起孩子种种可爱的举动，崔青慧脸上泛起一丝笑意，她告诉记者：“他说得好与不好都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他参与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虽然现在社会上关于教育的问题众说纷纭，崔青慧却认为只要教育工作者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便是对社会最好的贡献。“从我个人来说，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面对目前的形式，我有时候会问自己：能做点什么呢？如果自己没办法影响更多更大的群体，就尽力影响周围这个群体，影响我身边的辅导员、孩子，把我学到的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授予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中受益。这样，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没白做。”
责任编辑 华南
崔青慧也显得比往常还要忙碌起来。她目前是双榆树学区总辅导员兼海淀区总辅导员。为了给孩子们做少先队“六一”活动前的准备，她甚至连周末也没时间休息。然而，对于在少先队辅导员这个位置上工作了13年的她来说，这似乎已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独二代”与“大朋友”
其实，在崔青慧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家人也一度考虑过让她“转行”。
“那时，我不仅要备课上课，还要组织活动，上班下班都在忙，寒暑假也基本上都有工作，几乎没时间跟家人相处。”
这一切，家人都看在眼里，有些心疼。父母建议她换工作，跟她商量说，现在家庭条件都不错了，你这样辛苦，没必要吧？而崔青慧有着自己的坚持：人活着不单单是物质享受，应该有更多的精神追求，她热爱教育事业，更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孩子们。
当年，崔青慧被保送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深造，就读于少年儿童思想政治教育系，她笑着说，这个系“专门培养辅导员”。1998年毕业后，她在海淀区东北旺中心小学当班主任兼中队辅导员，从此跟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打从心眼儿里喜欢孩子，孩子们也都把她当成“大朋友”，这是她对工作保持激情的巨大动力。但相比起刚工作的时候，她明显感到现在的孩子教育起来难度要更大，以前的孩子很单纯，比较容易接受教授给他的东西，而现在的孩子懂得更多，更“成熟”一些。“当然，这种成熟也不见得是坏事，”崔青慧补充，“我们也可以更平等地跟他们对话。”
崔青慧感觉到，现在的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更强。有时候同学们在一起玩，突然打架了，通常的原因就是“‘我想’怎么样”。“这也难怪，”崔青慧说，“现在的孩子在家中都是‘小皇帝’，‘小公主’，特别是最近一两年，‘独二代’越来越多，不免有些任性，听不进去批评。”
对于时下的少年儿童，老一套的搞形式、教条式的教育方法在他们身上已经不再适用。辅导员工作也要与时俱进，与孩子们同步，针对特定时代的孩子，得采用相符合的教育方法，才能达到真正教育的目的。
崔青慧记得，有一阵子，一些小队员经常过来跟她“告状”，“被告”是一个被家里惯坏的小男孩儿，特别淘气，经常在草坪上玩火，拔别人自行车上的气门芯，各种捣乱事件他总要插上一脚，还不听批评。崔青慧到他的班里了解了一下，发现他在班里的成绩不错，就是有时候太过淘气了。崔青慧并没有把他叫过来批评一顿。她认为，单靠批评很可能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怎么样能够不伤害他自尊心的情况下，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
崔青慧想了一个办法。少先队的“阵地”也包括电视台、广播、宣传栏等等设施。崔青慧跟电视台的老师商量了一下，然后找到这个孩子，说：“能不能请你给咱们电视台拍个小短剧呀？”他很高兴，乐呵呵地同意了。
其实短剧就是他自己故事的“情景再现”。短剧在学校播放的时候，崔青慧到各个班级去检查，特意关注了那个男孩的反映。“看片子的时候，孩子们都在哈哈笑，他自己也挺乐，小孩嘛，觉得自己当了主角很光荣。”但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崔青慧特地跟他的中队辅导员沟通，得知这个孩子果然比以前开朗了，也不干坏事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小孩子都喜欢带有故事性的、童话色彩的事物，身为教育者，要学会创新，通过创设情境或其他一些孩子比较容易接受的手段来为孩子带来正面影响。”
把学区内社会资源引入少先队工作
现阶段，一直积极乐观的崔青慧也不免感慨，少先队工作越来越不容易做了。
闲时聊天中，她听一些年长的少先队辅导员说过，以前组织活动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孩子们都是拉起来就能走，就算是在外面住一宿，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时下，她告诉记者，诸如安全、收费等问题都处在舆论的风头浪尖，少先队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像走上街头之类过去很普遍的活动现在已经很难组织起来。
此外，由于面临升学压力和各种竞争，孩子们不得不参加家长为他们所报的形形色色的补习班：奥数、外语、作文、绘画、钢琴……孩子们负担很重，时间有限，也没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参加少先队活动。由此一来，少先队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限性，如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发挥少先队的作用便成为少先队辅导员们的挑战。
崔青慧说，为了能够更好地开展少先队工作，2009年，双榆树学区成立学区少工委。这是海淀区少先队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学区少工委由学区书记担任主任的职务，辖区内三个街道的副主任或副书记兼任学区少工委第一副主任，各学校校长兼任学区少工委副主任。这样一来，一方面少先队工作好开展了，另外一方面也纳入了社会资源，为社会大课堂拓宽了广泛的空间。
少先队工作需体现教育公正
活动是少先队教育队员的一个重要载体。每一次活动，崔青慧都组织得格外用心，她希望能够组织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吸引孩子们参加，并通过活动的载体来使他们深刻领会红领巾的精神和责任。“少先队活动一定要注重实教性，并且融入创新元素，烘托出时代感，让每一个孩子都公平地受到教育。”
崔青慧举了个例子。今年是建党90周年，4月29日，双榆树学区和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共同组织了“红领巾心向党，各族儿童手拉手，争做党的好孩子”的主题活动。每个学校挑10名少数民族队员参加，并要求穿着自己的民族服装。
参加全学区的大型活动，一般都是比较优秀的孩子才能够有机会。而此次每个学校的10名少数民族孩子中，有一些是从学习成绩和行为习惯上来说并不优秀的孩子。有辅导员跟崔青慧反映：“这些学生不太好管理，我问他，‘你有没有少数民族服装？’他都不好好回答我，说‘我怎么能有呢？’这样的学生怎么带出来啊。”崔青慧却认为，每个孩子都应该公平地受到教育，都应该有展示自己的机会。
活动汇集了26个民族，设置了26个展台，每个民族的小队员都要学习自己民族的相关文化，在面前桌子上摆一些和自己民族相关的物件或特色食品，向来宾们介绍。在演习的时候，崔青慧扮成来宾来各个展台前参观，结果队员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没人理她。崔青慧就告诉他们：“你们做得真好，但是来宾都来了，你们要不介绍，他们怎么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孩子们都很聪明，就把她引领到展台，敬队礼，献领巾，说：“老师，这是某某民族，您自己看吧。”崔青慧接着引导他们：“你能不能跟我介绍一下呢？”小队员就开始一直讲，几乎没有停顿。崔青慧耐心地听他说完，温柔地建议他:“你说得太好了！下次的时候就再简洁一些就更好了。”回想起孩子种种可爱的举动，崔青慧脸上泛起一丝笑意，她告诉记者：“他说得好与不好都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他参与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虽然现在社会上关于教育的问题众说纷纭，崔青慧却认为只要教育工作者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便是对社会最好的贡献。“从我个人来说，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面对目前的形式，我有时候会问自己：能做点什么呢？如果自己没办法影响更多更大的群体，就尽力影响周围这个群体，影响我身边的辅导员、孩子，把我学到的好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授予他们，让他们能够从中受益。这样，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没白做。”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