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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调查验证说明了，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收入、社区融合、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年龄、居住方式也对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而且，性别、年龄、从事行业、居住方式、受教育程度对文化资本具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应当加大教育投资、增加教育培训，提升文化资本，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上涨。根据《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652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数量的50.5%。[1]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务农经验更少，职业期望值高，更渴望在大城市生活与定居（王春光，2011）。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也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并不顺畅。参照已有研究，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中需要面临制度型障碍（2011，王春光）、文化资本（刘辉武，2007）、社会资本（悦中山，2011）、人力资本（谢桂华，2012）等因素的重重影响。在当前的研究中过多地考察了相对容易观测的影响因素，在对像文化资本等难以测度的因素方面考察较少。实际上，即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被城市人认可。
基于城乡文化长期差异产生的行为、习惯及观念隔阂，才是影响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真正原因（胡杰成，2007）。在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需要面对地域文化与阶层文化的双重障碍，待重塑个体的价值观念，改变自身的心理认知后，方可正常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融入当地社会十分重要。
基于上述叙述，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路径，并提出一定对策，以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文献综述
（一）文化资本
关于文化资本理论的论述，最早由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布迪厄，1997），他将资本划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三种形式，但并未对文化资本的概念做出相对精确的定义。朱伟钰（2005）认为，文化资本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的资产”。刘辉武（2007）认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型文化资本及制度化文化资本，对文化资本的类型进行了区分。林宇（2011）认为文化资本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李振刚（2013）认为，城市文化资本是农民工为了进一步融入城市，需要再学习的有关城市生产与生活的技能。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并非在单一方面稀缺，本文采用布迪厄的广义的文化资本定义。
有关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关系，刘辉武（2007）提出，农民工在人际交往观念、语言、价值观念、户籍身份与文凭方面都与市民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为阶层的差异，也体现为地域的差异，都影响了他们与市民的正常交往。赵芳、黄润龙（2008）提出，文化资本不足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王春光（2011）提出，倘若农民工不熟悉城市的生活规则与生活习惯，容易遭受市民的偏见与歧视。李振刚（2017）提出，文化资本能够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相互转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程度。因此，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文化资本的内容划分，本文借鉴刘辉武（2007）对文化资本的划分，认为文化资本包括能力型文化资本与制度型文化资本两个维度。能力型文化资本涉及行为方式、语言风格等多方面，更多地是农民工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后天积累与改变的因素。制度型文化资本体现为学历等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已经固定，难以改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更需要学习有关城市生活的知识技能，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相关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
（二）心理融合
作为社会融合的一个维度，国内学者对心理融合进行了大量研究。田凯、朱力（2002）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相互联系、依次递进。杨菊华（2009）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且不同维度间存在一定递进关系，但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悦中山（2012）认为，与其他融合类型相比，心理融合在社会融合中的地位最重要。多数研究均表明，心理融合属于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文以心理融合作为因变量，以文化资本作为自变量，探讨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融合及社会融合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净效应。
数据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北大学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2]项目组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在西安市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出生在1980年及以后且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调查共收集问卷120份，删除非新生代农民工及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01份，样本有效率约为84%，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核心的自變量为文化资本，因变量为心理融合，文化资本与心理融合分别由不同指标进行测度。
1、因变量
在心理融合的测量方面，学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本研究借鉴感知融合量表与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进行了修改，量表合计包括7个题项：（1）我觉得我已经是城里人了;（2）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当地市民通婚;（3）我觉得当地市民愿意接纳我成为其中的一份子;（4）我觉得当地市民愿意与我做邻居或朋友;（5）我喜欢当前工作的城市，归属感强烈;（6）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想在这里定居;（7）我希望我的家人都来到这里发展。每个题目采取答案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点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1、2、3、4、5，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数作为心理融合测量结果。数值越大，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融合效果越好。经检验，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72，具有良好的信度。 2、自变量
文化资本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本文借鉴刘辉武（2007）、李振刚（2017）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化资本进行测度。
（1） 普通话水平
通过题目“您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怎么样”进行测量，答案从“非常差”到“非常好”，取值范围在1-5分。
（2） 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问卷中通过3个问题构成的量表对受访者的法律法规水平进行测度，内容涉及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与义务教育法，答案从“非常不了解”到“非常了解”，取值范围在1-5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对法律法规越了解。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96，信度较高，研究中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3） 日常生活能力
主要通过在城市生活所需要掌握的基本办事能力来进行测量。合计包括3个题目，通过询问受访者独立去大医院看病、去银行办理转账以及办理工商执照的熟练程度而定。答案从“非常不熟练”到“非常熟练”，取值范围在1-5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强。研究中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4） 休闲娱乐
问卷设计了3个问题来考察受访者的休闲娱乐活动参与。分别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去电影院的次数、参加体育活动或锻炼的次数与游览当地公园或博物馆的次数。答案包括“没去过”、“去过1-2次”、去过“3-4次”、“去过5-6次”、“去过7次及以上”，取值范围在1-5分，亦取问题得分加总的平均数作为测量结果。
最终，我们将上述因子加总取均分后得到文化资本变量，在分析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关系时作为自变量，在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因素时作为因变量。
3、其他自变量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月均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津贴与年终奖）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层面的融合;采用社区关系融合5级李克特量表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其中，社区关系融合量表包括5个题项，通过“我认识很多社区居民”、“我和邻居经常串门”、“我帮助过社区其他居民”、“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我在社区里朋友不少”等题目，研究取得分加总的均值为最终结果。问题取值范围在1-5分，量表的Alpha系数为0.924，具有较好信度。
涉及个体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从事行业等。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分析方法。在研究中，首先考察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其次分析个人信息、经济与社会层面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最后，分析可能对文化资本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
结果说明
（一）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
在模型1中放入了主要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从事行业与居住方式;模型2中增加了月均收入变量;模型3基于模型2加入了社区融合变量;模型4基于模型3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可以发现，所有模型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并且伴随变量的增加，模型也在进一步调整，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显示性别与从事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年龄、居住方式均对心理融合有显著影响。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心理融合程度更高，考虑到已婚人士多已在当地安家立业，居住时间长，在主观程度上更倾向于把自己当做本地人看待。受教育年数越长，心理融合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与心理融合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位于曲线中端，中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程度低。低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初到大城市，适应力强，更加积极，高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时间长，且大多具有房产。中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具有一定积蓄，但在结婚生子与购买房产方面均面临不小的压力，心理融合程度自然不高。从居住方式来看，与居住在单位宿舍方式相比，自有住房对心理融合影响显著，租房方式无区别。考虑到中国人对房产的重视程度，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住所，心理融合程度才会更高。
与模型1相比，模型2加入收入变量后，模型的增益为18.7%，解释力得到提升。对模型1、模型2进行F检验，两者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收入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收入增长导致购买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负担减少，心理融合程度也随之增高。
和模型2比对，模型3加入了社区融合变量，模型的增益为28.3%，社区融合对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当新生代农民工被市民接纳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随之扩大，其社会资本也可能进一步拓展，心理融合程度提升。
与模型3进行比较，模型4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模型的增益为23.5%，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同时，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月均收入与社区融合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也验证了其他学者关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能促进心理融合的说法。
（二）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考慮到不同农民工之间的个体差异，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农民工群体间的文化资本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资本。
从结果来看，不同性别之间的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受教育年数越高，文化资本越丰富。从年龄来看，年龄与文化资本呈显著负相关，考虑到高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较早进入城市打工，习惯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接受新事物和学习方面的能力也低于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文化资本不丰富。从行业类型来看，从事自雇或其他行业类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从居住方式来看，采用租房和自有住房方式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
综合来看， 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住单位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水平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多给予帮助或政策扶持。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数据验证，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看，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年数及居住方式均对心理融合有显著影响。已婚者比未婚者的心理融合程度高;低年龄及高年龄群体比中年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高;受教育年数长群体比受教育年数短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高;居住在单位宿舍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低。
比较不同群体间文化资本的存量差异，男性的文化资本比女性更丰富;群体受教育年数越高，文化资本越丰富;低年龄群体比高年龄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从事自雇或其他行业的群体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租房或自有住房者的文化资本更多。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希望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程度有所帮助。
（1）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条件
教育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有效方式，迫于经济条件与乡镇教育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并不高，在师资力量、培养方式、教学设备等方面均与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留守在农村，另一部分跟随父母进城，作为流动儿童，在入学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老师与同学的歧视，更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
加大对乡镇地区的教育投资，扩建教学设备，让农村适龄儿童能够享受更便利的教学条件，缩小与城市儿童的教育差距，能够丰富他们的信息，拓展他们的选择。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也能让大批流动儿童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2）增加教育培训，拓展职业教育
在进入城市打工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过培训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文化资本，但用人单位往往很少给新生代农民工开设专业讲座或培训，也缺少专职教师与培训经费，往往由参加工作很久的师傅“老带新”教学徒弟，内容贫乏，授课形式单一，教学形式枯燥，难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趣。
同时，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时间短，涉及职业教育与规划发展的内容稀少。应当增加教育培训的投入与增补教师，与职业院校合作，开拓职业教育渠道，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接受教育。
注释
[1]数据来源：《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项目编号：201810697048
参考文献
[1]刘辉武.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农村经济，2007（01）：122-125.
[2]趙芳，黄润龙.文化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J].法制与社会，2008（13）：192-193.
[3]张军，王邦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化资本支持[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02）：43-48.
[4]李振刚.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J].社会发展研究，2017，4（04）：85-104+239.
[5]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社会，2012，32（05）：1-24.
[6]悦中山，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J].社会，2011，31（06）：130-152.
[7]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调整与农民工城市融入[J].探索与争鸣，2011（05）：8-14+2.
作者简介
周淼森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李紫玫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梁婉莹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不断上涨。根据《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来看，截至2017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652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数量的50.5%。[1]
新生代农民工相较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受教育程度更高，务农经验更少，职业期望值高，更渴望在大城市生活与定居（王春光，2011）。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也能够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并不顺畅。参照已有研究，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中需要面临制度型障碍（2011，王春光）、文化资本（刘辉武，2007）、社会资本（悦中山，2011）、人力资本（谢桂华，2012）等因素的重重影响。在当前的研究中过多地考察了相对容易观测的影响因素，在对像文化资本等难以测度的因素方面考察较少。实际上，即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他们也难以真正融入城市，被城市人认可。
基于城乡文化长期差异产生的行为、习惯及观念隔阂，才是影响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真正原因（胡杰成，2007）。在他们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还需要面对地域文化与阶层文化的双重障碍，待重塑个体的价值观念，改变自身的心理认知后，方可正常融入城市社会。因此，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心理层面上融入当地社会十分重要。
基于上述叙述，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探讨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路径，并提出一定对策，以期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
文献综述
（一）文化资本
关于文化资本理论的论述，最早由布迪厄在《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提出（布迪厄，1997），他将资本划分为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三种形式，但并未对文化资本的概念做出相对精确的定义。朱伟钰（2005）认为，文化资本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的资产”。刘辉武（2007）认为文化资本包括文化能力型文化资本及制度化文化资本，对文化资本的类型进行了区分。林宇（2011）认为文化资本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李振刚（2013）认为，城市文化资本是农民工为了进一步融入城市，需要再学习的有关城市生产与生活的技能。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并非在单一方面稀缺，本文采用布迪厄的广义的文化资本定义。
有关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关系，刘辉武（2007）提出，农民工在人际交往观念、语言、价值观念、户籍身份与文凭方面都与市民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仅体现为阶层的差异，也体现为地域的差异，都影响了他们与市民的正常交往。赵芳、黄润龙（2008）提出，文化资本不足是制约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王春光（2011）提出，倘若农民工不熟悉城市的生活规则与生活习惯，容易遭受市民的偏见与歧视。李振刚（2017）提出，文化资本能够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相互转化，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程度。因此，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重要的影响。
关于文化资本的内容划分，本文借鉴刘辉武（2007）对文化资本的划分，认为文化资本包括能力型文化资本与制度型文化资本两个维度。能力型文化资本涉及行为方式、语言风格等多方面，更多地是农民工在再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后天积累与改变的因素。制度型文化资本体现为学历等因素，在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已经固定，难以改变。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更需要学习有关城市生活的知识技能，因此，本文将主要考察相关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
（二）心理融合
作为社会融合的一个维度，国内学者对心理融合进行了大量研究。田凯、朱力（2002）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包括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相互联系、依次递进。杨菊华（2009）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等四个维度，且不同维度间存在一定递进关系，但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悦中山（2012）认为，与其他融合类型相比，心理融合在社会融合中的地位最重要。多数研究均表明，心理融合属于社会融合的最高层次，具有重要地位。
基于上述文献分析，本文以心理融合作为因变量，以文化资本作为自变量，探讨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引入经济融合及社会融合作为控制变量，检验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净效应。
数据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西北大学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对社会融合影响的实证研究》，[2]项目组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2月在西安市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出生在1980年及以后且拥有农村户籍的城市务工人员。调查共收集问卷120份，删除非新生代农民工及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101份，样本有效率约为84%，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二）变量说明
本研究核心的自變量为文化资本，因变量为心理融合，文化资本与心理融合分别由不同指标进行测度。
1、因变量
在心理融合的测量方面，学界并未形成统一意见。本研究借鉴感知融合量表与Bogardus的社会距离量表进行了修改，量表合计包括7个题项：（1）我觉得我已经是城里人了;（2）我愿意自己或亲人与当地市民通婚;（3）我觉得当地市民愿意接纳我成为其中的一份子;（4）我觉得当地市民愿意与我做邻居或朋友;（5）我喜欢当前工作的城市，归属感强烈;（6）我喜欢目前的生活，想在这里定居;（7）我希望我的家人都来到这里发展。每个题目采取答案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点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1、2、3、4、5，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数作为心理融合测量结果。数值越大，说明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的心理融合效果越好。经检验，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72，具有良好的信度。 2、自变量
文化资本是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本文借鉴刘辉武（2007）、李振刚（2017）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文化资本进行测度。
（1） 普通话水平
通过题目“您觉得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怎么样”进行测量，答案从“非常差”到“非常好”，取值范围在1-5分。
（2） 法律法规了解程度
问卷中通过3个问题构成的量表对受访者的法律法规水平进行测度，内容涉及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与义务教育法，答案从“非常不了解”到“非常了解”，取值范围在1-5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对法律法规越了解。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96，信度较高，研究中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3） 日常生活能力
主要通过在城市生活所需要掌握的基本办事能力来进行测量。合计包括3个题目，通过询问受访者独立去大医院看病、去银行办理转账以及办理工商执照的熟练程度而定。答案从“非常不熟练”到“非常熟练”，取值范围在1-5分，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的日常生活能力越强。研究中取量表得分加总的均值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4） 休闲娱乐
问卷设计了3个问题来考察受访者的休闲娱乐活动参与。分别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内去电影院的次数、参加体育活动或锻炼的次数与游览当地公园或博物馆的次数。答案包括“没去过”、“去过1-2次”、去过“3-4次”、“去过5-6次”、“去过7次及以上”，取值范围在1-5分，亦取问题得分加总的平均数作为测量结果。
最终，我们将上述因子加总取均分后得到文化资本变量，在分析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关系时作为自变量，在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因素时作为因变量。
3、其他自变量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月均收入（包括基本工资、津贴与年终奖）来衡量新生代农民工经济层面的融合;采用社区关系融合5级李克特量表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其中，社区关系融合量表包括5个题项，通过“我认识很多社区居民”、“我和邻居经常串门”、“我帮助过社区其他居民”、“我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我在社区里朋友不少”等题目，研究取得分加总的均值为最终结果。问题取值范围在1-5分，量表的Alpha系数为0.924，具有较好信度。
涉及个体特征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居住方式、从事行业等。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多元线性回归（OLS）模型分析方法。在研究中，首先考察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其次分析个人信息、经济与社会层面融合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最后，分析可能对文化资本产生作用的影响因素。
结果说明
（一）文化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
在模型1中放入了主要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从事行业与居住方式;模型2中增加了月均收入变量;模型3基于模型2加入了社区融合变量;模型4基于模型3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可以发现，所有模型均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并且伴随变量的增加，模型也在进一步调整，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显示性别与从事行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婚姻状况、受教育年数、年龄、居住方式均对心理融合有显著影响。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心理融合程度更高，考虑到已婚人士多已在当地安家立业，居住时间长，在主观程度上更倾向于把自己当做本地人看待。受教育年数越长，心理融合程度越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与心理融合程度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位于曲线中端，中年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程度低。低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初到大城市，适应力强，更加积极，高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时间长，且大多具有房产。中年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具有一定积蓄，但在结婚生子与购买房产方面均面临不小的压力，心理融合程度自然不高。从居住方式来看，与居住在单位宿舍方式相比，自有住房对心理融合影响显著，租房方式无区别。考虑到中国人对房产的重视程度，拥有独属于自己的住所，心理融合程度才会更高。
与模型1相比，模型2加入收入变量后，模型的增益为18.7%，解释力得到提升。对模型1、模型2进行F检验，两者在0.001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考虑到收入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收入增长导致购买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负担减少，心理融合程度也随之增高。
和模型2比对，模型3加入了社区融合变量，模型的增益为28.3%，社区融合对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当新生代农民工被市民接纳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随之扩大，其社会资本也可能进一步拓展，心理融合程度提升。
与模型3进行比较，模型4加入了文化资本变量，模型的增益为23.5%，在控制其余变量的情况下，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同时，在加入文化资本变量后，月均收入与社区融合变量的影响依然显著，也验证了其他学者关于经济融合、社会融合能促进心理融合的说法。
（二）文化资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考慮到不同农民工之间的个体差异，我们进一步探讨不同农民工群体间的文化资本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文化资本。
从结果来看，不同性别之间的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的文化资本更加丰富。受教育年数越高，文化资本越丰富。从年龄来看，年龄与文化资本呈显著负相关，考虑到高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较早进入城市打工，习惯固有的生活方式，在接受新事物和学习方面的能力也低于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因此文化资本不丰富。从行业类型来看，从事自雇或其他行业类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从居住方式来看，采用租房和自有住房方式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
综合来看， 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年龄大、从事服务业或制造业，住单位宿舍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水平相对较低，需要政府多给予帮助或政策扶持。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数据验证，文化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经济融合、社会融合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融合具有显著影响。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来看，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年数及居住方式均对心理融合有显著影响。已婚者比未婚者的心理融合程度高;低年龄及高年龄群体比中年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高;受教育年数长群体比受教育年数短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高;居住在单位宿舍群体的心理融合程度低。
比较不同群体间文化资本的存量差异，男性的文化资本比女性更丰富;群体受教育年数越高，文化资本越丰富;低年龄群体比高年龄群体的文化资本更丰富;从事自雇或其他行业的群体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租房或自有住房者的文化资本更多。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提出以下建议，希望对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程度有所帮助。
（1）加大教育投资，改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条件
教育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资本的有效方式，迫于经济条件与乡镇教育条件，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并不高，在师资力量、培养方式、教学设备等方面均与城市存在显著差异，严重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多数留守在农村，另一部分跟随父母进城，作为流动儿童，在入学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老师与同学的歧视，更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
加大对乡镇地区的教育投资，扩建教学设备，让农村适龄儿童能够享受更便利的教学条件，缩小与城市儿童的教育差距，能够丰富他们的信息，拓展他们的选择。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能够改善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条件，也能让大批流动儿童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2）增加教育培训，拓展职业教育
在进入城市打工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通过培训进一步拓展自身的文化资本，但用人单位往往很少给新生代农民工开设专业讲座或培训，也缺少专职教师与培训经费，往往由参加工作很久的师傅“老带新”教学徒弟，内容贫乏，授课形式单一，教学形式枯燥，难以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的兴趣。
同时，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接受的培训时间短，涉及职业教育与规划发展的内容稀少。应当增加教育培训的投入与增补教师，与职业院校合作，开拓职业教育渠道，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接受教育。
注释
[1]数据来源：《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项目编号：2018106970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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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淼森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李紫玫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梁婉莹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