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讹诈与核垄断，维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毅然决定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自行研制核潜艇。在经历了半个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后，成功建造出震惊世界的两代核潜艇。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贯穿核潜艇研制全过程的灵魂就是“核潜艇精神”。
　　中国核潜艇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说法。我认为可以提炼为：责大于天的爱国精神，攻坚克难的奋争精神，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凝心聚力的协同精神。概而言之，就是“爱国、奋争、献身、协同”。
　　动力：责大于天的爱国精神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的话吹响了集结号。一大批为了实现中国核潜艇梦想的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指战员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一起。“热爱祖国，报效祖国”是所有核潜艇人心中贯穿的一根红线。他们这种情深似海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攻坚克难的动力，是勇于奉献的源头，是团结协作的基础。以身许国是他们身体里发出来的一种本能和自觉行为。最初，这支队伍的中层以上领导和技术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忠于党和国家的老革命。在核潜艇战线的各个关键岗位，有一批为共和国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的革命老战士。解放后，他们大多处在第一代核潜艇研制中的各级领导层、管理层或担任核潜艇部队的中高级指挥员。他们深知新中国来之不易，深切希望国家尽快强大起来。这些老战士一生为国家做两件大事，一是解放全中国，二是保卫全中国。他们把研制核潜艇作为再次拼搏的第二战场，比如，从一开始研制核潜艇，就融入了开国将领的心血（如聂荣臻、叶剑英、罗舜初、张爱萍、张连奎、刘杰、王诤、刘华清等）；还有抗战时期的老战士（如于笑虹、薛宗华，原中国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副主任陈右铭、陈世谦等）；有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工业部门有关领导和专家（如夏桐、孟戈非、彭士禄、郭文声、赖坚、宋文荣、黄旭华、杨佩儒、韩锡富、李林斌、钱凌白等）；有解放战争入伍的老兵（如核潜艇首任艇长杨玺将军、核潜艇支队首任支队长王守仁将军、核潜艇建造厂军事代表室首任总军事代表孟庆宁将军和副总军事代表姜德厚）；有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如中国核潜艇首任政委崔桂江）。
　　爱国爱民的知识分子。在核潜艇建设初期的科技队伍中，有一批留学回国报效国家的高级专家（如钱学森、钱三强、黄纬禄、李福祥、张家骅等）。黄纬禄说过一句有代表性的格言：促使自己走上科学之路的最大动力是“希望以科学救国”。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又派出一批留学生，如后来成为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彭士禄等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培养的第一批从事核潜艇研制设计的大学生毕业（如尤子平、赵建华、张金麟、陈春树、闵耀元、李宜传、林如琚、姚国健、于维钧、洪鼎铭等等）。清华学子夏玉亭毕业后选择了第一艘核潜艇的建造，并一直干到退休，他曾饱含深情地说：“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报效国家是我唯一的心愿，我至今无怨无悔”。这些由我们国家自己培养的高科技人才带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努力学习高科技知识，毕业后大多成为我国核潜艇和核电站的创始人、领导者或挑大梁的技术骨干。
　　为国争光的造船专家和造船工人。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的邹振堂、张焕璞、侯君柱等老一代领导，以及各主要设备配套厂的老领导、老专家们，很多在解放前就是本行业的行家里手，转入共和国的工厂后，如鱼得水。他们和新一代的造船工人、技术人员放弃城市和条件较好的内陆，聚集到条件艰苦的海岛、深山。他们说，没有什么比国家安危更重要了，一切服从祖国的召唤。他们在内心都把能从事核潜艇工作看作是为国争光，深感自己肩上有无限的责任和重担，决心不辱使命，为中国核潜艇舍出命去干。总设计师彭士禄也说过：“我感到自己责任很大，并一直激励着我做好核动力工作。”张金麟说支撑他忘我工作的是两个字：“责任”，只有这两个字他拿得起放不下。
　　核心：攻坚克难的奋争精神
　　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攻克技术难关上。第一艘核潜艇主要解决核动力、水滴形、声呐系统、惯性导航、鱼雷武器、艇体结构强度、综合空调等7大关键技术问题。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的关键技术还有水下发射弹道导弹技术。其高新技术的数量比其他尖端武器多。
　　毫无经验，白手起家。1958年开始核潜艇技术探讨时，我国是一张白纸，一穷二白；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一切技术援助，使中国依赖外援研制核潜艇的步伐戛然停止，被迫在逆境中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1965年正式上马时，又遭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
　　核潜艇工程是中国核领域迄今规模最庞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一项重点工程。据陈右铭回忆，周总理曾亲自对罗舜初等人说过：核潜艇很复杂，比两弹还复杂，核潜艇就包括两弹……你们要把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做好这件工作。
　　最初参加潜艇核动力堆研究设计的科技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从各专业转过来的。都要从头学起，但他们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和为国争光的决心，但可供学习参考的技术资料是少之又少，特别是核动力方面的资料更缺。各承担单位发动大家按各自专业搜寻国外报道的蛛丝马迹，哪怕得到一张有参考价值的照片和玩具模型都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研究。
　　设备简陋，日夜鏖战。第一代核潜艇研制初期，计算绘制工具和试验设施简陋落后，从事核潜艇设计计算时，大量的数据都是用计算尺甚至算盘计算的，有的还要用笔算。第一艘核潜艇实行边研究、边设计、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五边’方针，争取了时间。
　　不断提升，创新超越。第一艘核潜艇成功研制出来后，核潜艇人继续发扬拼搏精神，又用了20余年的时间，对第一代核潜艇相继开展了“改进完善-改进提高-综合治理-现代化改装”等几个波次的改进，使第一代核潜艇的战术技术性能和安全可靠性能不但达到原设计指标，而且在原设计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第二代在武器性能、总体战术技术指标上比第一代又有新的突破。 　　中国核潜艇诞生和发展的历程，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史，体现了一种奋争精神。我之所以说“奋争”而不用“奋斗”，是因为“奋争”在表达“奋斗”精神的同时，体现了与时间赛跑、“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奋争”两个字里包含着“创业、自立、奋斗、拼搏、求实、攀登、创新”等丰富的含义。
　　他们之所以志存高远，爱国有为，是因为他们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把神圣使命看得重于泰山。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基本精神支柱和动力。
　　境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核潜艇特有的深海环境的危险性、水下作战的毁伤性以及核动力装置本身的潜在危害性，都使得核潜艇人必须具备牺牲精神。在核潜艇初期的研制、试验和训练中，工作环境恶劣、处境险峻；加之当时物质匮乏、补助微薄，报酬极少，但核潜艇人用顽强的意志，默默地承担着个人及家庭的各种困难，自觉地做着自我牺牲。他们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常年超负荷工作。既不怕苦，更不怕死，真正做到了“三不”，即：不畏苦和累、不怕伤和死、不为利和名。
　　不畏苦和累。有人说我国核潜艇是“啃着咸菜造出来的”，这固然是一种形容。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核潜艇研制初期那些年确实是在饿着肚子搞核潜艇。
　　1965年，是核潜艇总体建造厂真正开始起步的一年，那个年代，生产和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厂区没有道路，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厂房，一片荒芜，杂乱不堪。那时流传着一首打油诗：“葫芦岛，葫芦岛，两头大，中间小，风沙多，姑娘少，兔子野鸡满山跑”。老军工李树柏回忆说：“当时的通讯手段很落后，打一个特急长途电话要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加急电话要排两三个小时，如果是普通长途电话就得等5个小时左右。”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外地同志，一到这个荒僻的地方，衣食住行都不适应，他们首先要过吃饭关，主食是红高粱米，副食供应也十分单调，多年看不到细菜，一年到头都是白菜、萝卜和土豆。春节供应酱豆腐都要作为喜讯贴出通知。


　　核潜艇工程是中国核领域迄今规模最庞大、系统最复杂、技术难度最大、质量可靠性安全性要求最高的一项重点工程。
　　当年在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工作的顾宗炎高工说：1969年他在葫芦岛时，工资很低，加班也没有加班费，连自行车也买不起。妻子分娩只能搀扶着走到医院，由于医院人手缺少，设备简陋，临产时还要进入产房亲临第一线帮忙。
　　初建的核潜艇基地，也是一片芦苇丛生的海湾。没有住房，大家自己动手在盐碱滩、芦苇荡上建工棚；直到1975年，进驻基地的数百名技术保障人员还居住在破工棚里，夏天蚊虫叮咬，又热又潮；冬天用砖头堵死透风的窗户，烤火取暖。夏天台风一来，海水倒灌进水井，井水变得又苦又咸。当时不论战士还是干部，都睡上下铺，没有桌椅，只能趴在床上看书写字。有人形容当时的工地环境是“远看像村庄，近看草料场，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粗粮”。当时器械不足，因陋就简，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车辆，官兵在严冬顶着寒风步行上艇保养机械；80年代初，由于洗消条件差，艇员在大冬天也用刺骨的凉水洗消。
　　不怕伤和死。核潜艇是一种危险程度较高的军事装备，比如人员要在承受高压的潜艇里生活；潜艇存在核辐射，如果不慎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潜艇发生事故后的危害程度更严重，事故涉及到的人员更多，救援难度更大，影响也更广泛；在核潜艇工程建设、试验训练中，都可能面临对人员的伤害危险，关键时刻还要舍身抢修排险。
　　核潜艇基地于1960年代后期兴建，当时要求工程建成的时间紧，广大官兵采取四班三倒制，日夜奋战。在洞库作业的环境阴冷潮湿，相当艰苦：浓重的石尘粉末、滚滚的炸药硝烟，还有空气压缩机的柴油废气等，严重地污染着洞中的空气。施工中还时常发生塌方，多年里，直接牺牲于施工现场的烈士就有32人，受伤的官兵更是不计其数。在核潜艇基地的建设中，年轻的官兵们不但用汗水而且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浇筑了坚不可摧的核潜艇保障工程。
　　核潜艇在试验和训练使用中，考验更加严峻。核潜艇深潜试验要下潜几百米，比大气压力高数十倍。所以这种试验确实是一种生死的考验，核潜艇多次进行深潜试验，随艇下海的一百多名试验人员和指战员，每人都做好了牺牲准备，很多人留下遗书，义无反顾地下潜到海洋深处。
　　在核潜艇90昼夜长航考核试验中，艇员克服身体耐力的极限，不顾危险和对身体的危害，一往无前。在长航中，一个电动桥管阀卡死，只有进堆舱人工打开桥管阀。为了进堆舱排除故障，艇员分批冲入堆舱，每个艇员出来时都累得汗流浃背。最后机电长、业务长、实习艇长也先后进了堆舱。核潜艇上的危险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核潜艇人发扬为国献身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为人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很多艇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长航好比上战场，战场不是市场，不是谈交易的地方。如果花钱顾我们，给多少钱也不去，为待遇去长航，是对我们核潜艇艇员的亵渎。”被称为“驾驭中国核潜艇第一人”的杨玺将军，是唯一参加过第一代核潜艇所有重大试验和训练的人，可谓功绩卓著，给多高的奖励也不为过，但他不争名利，直至退休也仅仅获得一个三等功。
　　不为利和名。从事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建造的老一辈同志里，只有极少一部分领导和专家被人所知，而更多的同志却默默无闻，他们就像核潜艇一样，献身大海，长期隐身作无名英雄；他们待遇不高，很多为中国核潜艇工作到退休的老大学生，老知识分子，退休金也仅仅3千多元，但他们毫无怨言，从不对以前的选择反悔。
　　核潜艇人献出了青春年华，献出了聪明才智，献出了汗水热血，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健康和生命。献身精神是中国核潜艇研制建造和使用中所表现的一种特别突出的境界，是核潜艇人的特有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奉献。
　　保障：凝心聚力的协同精神 　　齐心协力的合作是完成核潜艇工程的保障，是有效的工作方法，更体现了抛小我、为国家的宽阔胸怀。
　　全国大协作。核潜艇研制初期，中央专委就制定了大力协同、立足于国内和从现实出发的“三项原则”。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上的每一块钢板、每一台设备和零部件都是清一色的中国原创原装，使用的材料有1300多个规格品种，装艇设备、仪器仪表达2600多项、46000多台件，电缆300多种，各种管材270多种。全国共有2000多家工厂、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军队单位参与了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试验、试制和生产，其规模之大在中国造船史和军工史上都是空前的。
　　对于这样一项技术难度大、涉及专业门类广、进度安排紧的跨行业、跨部门的系统工程，各部委、省、市、研究院所、工厂院校等单位自觉服从大局。中央军委的一纸“特别公函”全国开绿灯，在全国停工停产的情况下，核潜艇工程没有停下来，甚至两派人员在其他方面分歧很大，在核潜艇工程上却是高度的一致。大力协作的精神是成功研制出核潜艇的重要保证。
　　上下一股绳。中国核潜艇从一开始就在国务院、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亲自部署下进行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下决心、如果没有周总理日理万机的关心教诲，如果没有聂荣臻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具体指导，如果没有中央军委发布《特别公函》，核潜艇的诞生就无从谈起。多年来，核潜艇体系完整，由上至下都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国务院、中央军委成立了有职、有权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各有关部委、省市、军队也都成立了“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或领导小组，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挥线和行政指挥线，推行了核潜艇总师负责制，使得指挥畅通、思想统一、干群一条心、上下一股绳。
　　两个“三结合”。在核潜艇总体设计和建造试验中采取设计、生产、使用“三结合”；在设备研制中，实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这种三结合的做法，把各方面的人员紧紧团结在一起，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这已成为宝贵的经验。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曾批示：“在研制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统一论证、统一设计、统一试验、统一生产、统一交付的“五个统一”。
　　核潜艇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深刻变化和迅猛发展，新一代的核潜艇工作者，传承并发扬核潜艇精神，继续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他们像前辈那样，凭着那么一个信念、那么一股干劲、那么一片热情、那么一种精神，不断把核潜艇事业推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作者单位：海军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