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20日，在美国养病的傅斯年给胡适写信：“话说天下大乱，还要选举院士，去年我就说，这事问题甚多，弄不好，可把中央研究院弄垮台。大家不听，今天只有竭力办得公正、像样，以免为祸好了。” 此前3月27日，中央研究院（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在南京成立，民国时期网罗和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学术研究人才）评议会已在南京先后5次投票选出了81位院士，因政见而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悦的郭沫若、马寅初也在其中。
　　然而，在这次选出的院士中，史学方面有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诸人，却没有史学大家钱穆（1895-1990，国学大师，代表作《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对此，相隔18年，钱穆仍心有不平。1966年春天，“中研院”举行第七次院士会议前，有人拟提名钱穆为院士候选人，托其弟子严耕望（1916-1996，著名历史学家）征询他的意见，但他拒绝提名，且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1948）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余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
　　严耕望认为钱穆之所以被摈于81人之外，是因学派门户之见：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为史学主流。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但由小学、中学教员成为大学教授，且钱穆在意境与方法论上，与考证派分道扬镳，独树一帜，成为孤军奋斗的新学派。另外，钱穆性格刚烈，从不考虑周遭环境，因此与考证派的主要人物的关系并不和谐。
　　1947年5月22日，胡适提名的史学方面的候选人是陈寅恪、陈垣、傅斯年、张元济，傅斯年私下拟的名单上有二陈、顾颉刚、蒋廷黻、傅斯年等，确实都无钱穆在内。为何他们可以容得下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排斥学术见地不同的钱穆？严耕望提供了一种解释视角。但从夏鼐（1910-1985，考古学家）发表在1948年《观察》周刊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分析》来看，很可能还有另外的因素使当时主办院士选举的学界中人排斥钱穆，那就是他的学历背景。
　　在当选的81人中留学美国的有49人，占60.5%，其他留学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有28人，无留学经历的仅6人，4人有进士、举人等科举功名，两人是国立大学本科或研究所毕业。虽然主事者极尽所能，试图保持公正、像样，乃至为郭沫若的入选而发生争论，但就他们的提名来看还是讲究出身来历的。像钱穆这样两头不靠，既没有张元济那样的旧科举功名，也未曾到欧美留学，甚至没有进过本国的大学，与胡适、傅斯年他们素无渊源，这才是他被排除的更深层的原因。
　　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及，当《国史大纲》出版之后，张其昀告诉他在重庆遇到傅斯年，问及对此书的意见。傅斯年回答：“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并指出钱穆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 张其昀说：“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无语。由此可见傅斯年对钱穆的看法，尤轻看他没有欧美留学背景。
　　夏鼐当时的文章开篇就说：“尤其因为提名的办法不佳，有些可以当选的学者，根本没有被提名，以致无从选出，令人颇有遗珠之感。”钱穆无疑就属于这样的“遗珠”，当然，他的学术贡献并不因此而减少一毫的光芒。时间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著作今天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