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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概述了201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大学召开的第七届全国话语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大会报告，从认知话语研究、智能话语研究、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研究、话语研究模式构建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会议围绕话语语言学展开，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对话语语言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话语语言学;跨学科;综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4-0001-06
引 言
話语语言学从广义上又称为语篇或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或话语研究，是研究话语的一种视角或者方法。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迅猛发展，话语语言学作为一个前景广阔、博大精深的新兴学科得到广泛关注，并得以快速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话语的生成与理解、话语研究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话语的类型、结构模式、语法特征及语体变异等方面。当前，话语语言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和方法等不断拓展，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话语生成与理解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研究、话语表征与计算机处理及人工智能研究、话语在国家层面及社会文化各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等成为新时代的前沿课题。由全国话语语言学研究会主办、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话语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办，旨在推动我国话语语言学及其跨学科前沿研究，促进话语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主要围绕认知话语、智能话语、当代中国话语实践、话语研究模式构建等主题展开主旨报告，以下分而述之。
一、 认知话语研究
近年来，认知科学作为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日臻完善，并逐渐渗透到话语研究的过程中，开辟了话语研究的新局面。
Tom Bartlett教授的报告“Discourse and Cognition：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Meaning Making”探讨了认知、话语和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的演化之间的关系。报告首先提出人脑的计算结构是概念范畴化（conceptual categorization）和言语交互（interactional vocalizations）的产物，认知是人类身体本体（human bodily ontology）多种感官刺激的结果，而刺激是基于过去经验的具身反应（embodied response），语言与认知渐进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基本符号元素向高阶秩序符号的演化是从语素到话语再到社会秩序。基于此，报告概述和说明了21世纪话语分析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着重对积极话语分析进行了讨论[1-2]。根据Pennisi和Falzone[3]的演化语言学，报告论述了认知结构、人类互动和语言系统的共同演化。它们为简单音素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日益复杂的意义表达方式提供了动力潜势。思维或认知是具身的，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据此生成意义。报告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基本的社会功能。语言结构来自于经验、社会交流、认知机制等相互关联的模式。说话人的行为源于过去的交互，而其当前和过去的交互共同构成将来行为的潜势。认知科学研究也表明，使用模式强烈地影响着语言的习得、使用和变化。这些过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同一复杂适应系统的各个方面[4]。报告接着从复杂性科学视角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语言个体发生，揭示其发展进程与阶段、运作机制及神经生物基础，为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径。报告最后梳理了积极话语分析的缘起和典型研究案例，剖析了其在语料选择、“设计”（design）内涵、“接受”（uptake）条件、边缘群体物质条件改善情况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积极干预的设计要适合社会语言学生态位，重视语境分析如互动历史、当前交互情境和最近发展区，从而优化发展积极话语分析路径。
二、 智能话语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语言的研究越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届研讨会有3场报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体系研究。
李佐文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研究”展现了新时代话语语言学研究与人工智能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从宏观上阐发了人工智能时代话语研究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在人工智能席卷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浪潮下，话语语言学研究的路径和领域不断拓宽。报告首先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人工智能时代话语研究的重要性。其一是自然语言处理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机器计算和存储能力大幅提升，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深度学习得以应用，自然语言处理不再停留在词和句子层面，而已经有能力处理话语层面的语义信息。其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效准确获取信息的需要。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话语为呈现方式的海量信息无法全部依靠人工分析，因而迫切需要展开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话语研究。其三是话语研究增强应用性的需要。话语计算研究是语言学研究对接人工智能的最佳领域，它用形式化特征对话语意义进行建模，让计算机读懂话语的意义，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使计算机能够自动处理话语信息，可应用于人机对话、主题计算、情感计算等领域。报告接着指出人工智能话语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话语生成与理解的神经认知研究。话语理解过程中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操作的，深度学习过程中隐形层的神经元之间的函数计算是如何得到的，仍不清楚。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话语生成和理解研究，能够增强话语计算的可信度。二是话语的语义结构和规律研究。话语表层结构的研究，有利于计算机真正理解话语的意义，从而实现由语言的表层结构到内部意义的适合映射，其重点是语义连贯和话语的完整性，目标是建立一套既符合话语本质规律，又符合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的话语语义分析理论和方法。三是篇章级语言资源库的建设。深度学习依赖于大规模有标注信息的语料，学习掌握话语的结构性特征，如连贯关系、语篇结构特征等。当前语料资源匮乏，语篇关系分析任务复杂。因此，汉语语篇关系和结构识别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话语语义分析研究的继续深入。 施旭教授的报告“AI、人类交际与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建设”从文化话语研究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可能的出路。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现实困境。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职业？”“是否会危害人类社会？”“是否能控制或摧毁世界？”等社会担忧的问题，学界和企业以“向人文社会科学学习、主客互动理论、人机合智理论”来回应。但是并未意识到人工智能研究及实践存在心智主义、个人主义、普世主义的根本缺陷。基于此，报告认为智能话语理论系统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和人类交际的理论转向，指导全球智能话语体系建设，维护智能世界安全，促进智能社会繁荣。报告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指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交往性”，反映在“人类交际”中;人类交际有“文化性（多样性、竞争性）”，反映在“话语”中（特定族群的以語言使用为特点的社会实践）。报告接着指出，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具有与人类“协作共生”的秉性，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机制，是实现人类有效交际能力的“计算机器系统（计算制品+AI系统）”。在扼要分析人机交际——“智能话语”——展露的新样态及显现的文化挑战之后，报告指出了智能话语的社交力、伸展力、生产力分别在社会问题、边界问题、平衡问题等方面存在挑战。针对智能话语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报告提出了建设一个“完善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目标，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与繁荣。报告最后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加强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建设，建立“智能话语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范式，增进不同背景和目标的人工智能专家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优化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协作共生关系，发展智能话语的文化多样性，提升人工智能的“文化情商”“文化智商”，建立“智能联合国”等。
邢富坤教授的报告“汉英双语句对齐反思”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如何在语言层面实现较高准确率的汉英双语自动对齐。报告首先指出双语对齐是指将两种语言中具有翻译关系的文本，按照某一指定语言单位建立对应关系。汉英句对齐是指以句子为单位，在汉语（源语言）与英语（目标语言）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双语对齐一方面从双（多）语视角观察语言特征，为跨句的篇章结构研究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为机器翻译提供语言资源与知识，为机辅翻译提供翻译记忆资源，具有语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的双重价值。报告接着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指出从对齐结果来看，尽管汉英对齐使用的模型更加复杂，但对齐准确率却难以达到或超过英法语对齐水平。针对此现象，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优化对齐算法、优化评价函数、扩大训练语料规模等方面，但效果并不理想。汉英句子定义是否清晰？汉英句对齐的基本模式有哪些？模式是否有限？将句子作为汉英对齐单位是否合理？如何选择恰当的汉英对齐单位？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基于此，报告从语言层面对汉英对齐进行探讨，提出了双语对齐需满足的三条假设：以汉语句号句为参照，以汉语标点句为参照，以汉语小句为参照。报告接着系统地分析了汉英对齐的特点，发现在实际处理中，将句号句作为汉语句子，在形式上清晰，但在句法、语义、语用上都存在模糊性。以汉语标点句对应的英文译文的句法结构类型有限，且汉语标点句具有语义不完整的缺陷。报告最后在语义完整的条件下，尝试将小句作为对齐单位进行双语对齐。研究发现，通过进行汉语标点句与英文译文对齐、汉语与英语的话题结构分析、汉语小句转换为英文小句的过程标注，可以探索汉英小句级对齐的规律，支持汉英自动转换。报告最后呼吁针对汉英对齐特点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寻找适合汉英对齐的语言单位，并构建相应语料库和自动对齐模型，为汉英对齐及后续应用提供理论与资源支持。
三、 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本次研讨会有三场主旨报告分别从“议程设置”“法治外交”“国防安全”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话语研究实践。
苗兴伟教授的报告“议程设置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旨在探讨批评话语分析在不同阶段的议程设置，并进而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路径演进和创新。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源自大众传播学，其核心命题是议程显著性从一个议程转移到另一个议程[5]（1）。批评话语分析自创立以来始终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运用语言学理论将话语分析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致力于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权力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6]。报告首先指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实践和问题指向出发，是理解批评话语分析议程设置的关键。批评话语分析把“批评”看作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并且关注社会问题，其显著特点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进而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报告接着分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进展，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初期的议程设置致力于当代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与不同学科以及研究领域之间对话的目的在于形成新的理论协同和联盟，其最终目标是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设置社会研究的跨学科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批评话语分析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和更新议程设置，逐步完善了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路径，开始迈入“批评话语研究”的新时期。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设置促进了其研究路径的演进，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批评话语研究范式的发展、新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基于此，报告指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应当关注社会发展，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设置和调整研究议程，推动话语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路径的创新。报告指出中国当代话语研究的维度上至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下至民间层面的草根话语，研究内容和热点丰富多样，研究目的明确，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研究任重道远，需要面向社会发展提出新问题，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通过议程设置，推动中国话语研究的纵深发展。 张法连教授的报告“中国法治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将“法治思维”应用于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实践。报告首先从法律和外交的内涵出发，指出“法律外交”为构建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包括传统外交中涉法活动，更是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其次，报告区分了法律和法治的含义，指出新时代法治外交包含法律外交，将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运用法律思维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的程序和法律逻辑行为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阐释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总结了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报告指出构建高效的对外翻译、实现术语和理论的创新表达、推进高端智库思想交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交流”“学术”“思想”“安全”等方面的支撑。报告接着指出在处理外交事物中要关注话语的有效性，其中包括关注所强调的内容在国外的接受度，尊重外国人的认知和经验，求同存异重在求同，从法治层面寻求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在谈到法律语言与文化时，报告指出法律就是语言，语言之外无法律，法律外语不是“法律+英语”，法律英语是法律翻译的基础，国际事件的背后都是法律问题。报告强调法治外交在域外传播时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在体现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让世界愿意听、听得懂，最终形成中国对外翻译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要注重法治外交人才培养。报告最后指出在中国法治外交话语体系研究过程中要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挖掘法治外交的丰富内涵，客观完整地做好中国法治外交的域外传播，科学系统地培养法治外交专业人才，携手各国有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梁晓波教授的报告“话语与国家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话语研究为视角，探讨了话语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丧邦，可见话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报告认为，话语已经发展到非传统模态的形式，话语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既会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又能建构和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安全层面来说，话语体系有着多方面的重大作用，关乎一系列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话语体系做支撑;话语体系也需要强大国家的建设与传播;话语体系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关系。当前话语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国家话语能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国民心理空间、话语的国民认知空间、话语的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虚拟空间的话语、国家间的话语战以及话语的时代共同关切等诸多方面。报告指出话语权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对此，中国应提出中国方案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形成新的世界治理。同时，要重视话语人才和话语智库建设，增强话语实力，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思维和叙事模式，让世界人民听得懂、记得住，感其心、化其思，成为大家的共同话语[7]（25）。报告重点阐释了国家层面的话语体系对国民的心理与认知空间的影响。不同群体面对社会发展或社会改革的态度很不一致，人们面对社会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国家层面的安抚话语和百姓层面的评价话语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话语是这方面安抚的重要依托，可以建构健康的国民心理。积极与正常话语的认知空间也有利于本国本民族的认知空间的发展，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报告最后指出法律话语是国家立国的强劲支柱，军事话语是国防安全的有力支撑，话语的时代性和思想性是对人类普遍的核心价值的追求和关照、承诺与传播。由于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新兴媒体的发展，微小的话语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关乎国家的安全，值得高度重视。因此，要面对全世界多讲人类精神的话语与灵魂的话语，这样本国的话语可以传播得更远。
四、 话语研究模式构建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认识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为模式等方面也随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本次会议有两个主旨报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不同的话语研究模式。
张德禄教授的报告“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探索”整合多种话语分析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建立了一个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并结合多模态语篇做了例示和说明。报告首先探讨了根据话语分析研究的历史发展，指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但用它来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或积极话语分析的不多。报告接着系统梳理了话语分析的历时发展和多元视角，评述了9种话语分析模式的优缺点，并着重阐释了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和积极话语分析模式。二者均将研究目的定义在语言之外，突出了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话语分析的社会功用。同时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对立的角度来看，批评话语分析立足于批评和解构，重在揭露社会问题;而积极话语分析立足于褒扬和建构，探讨如何才能使人类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从统一的角度来看，二者既是互补的，又是一致的，分别从两个对立的视角关心社会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快速发展，在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领域中也得到了应用。基于此，报告认为Fairclough[8]批评话语分析模式与Martin[1]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可以相互结合，同时纳入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的特点，从而构建一个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该模式由内到外可以细分为多模态语篇描述、阐释和解释三个子模式（或步骤），其中描述子模式分析语篇内部的规则特征及其与表现、互动、组篇等不同意义之间的关系，考察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与互补关系。阐释子模式分析由多模态实现的社会实践活动，参与者的关系和角色，交际目的及其与不同意义之间的促动与被促动的关系。解释子模式根据当前的领域确定是需要做批评话语分析或是积极话语分析，抑或两者的结合，并应用社会文化、国际形势和历史等因素解释霸权、压迫、意识形态问题，或者和谐、和平、平等、共赢等特征的实现。报告最后基于此分析模式对两个多模态图像语篇分别进行了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并分步进行了描写、阐释和解释，验证了该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何刚教授的报告“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建构”从文化语用学的视角审视语用现象及理论，展现了语言使用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文化语用学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范畴，需要一个相关文化信息的框架来确定特定焦点话语所激活的一个或一组特征是否是文化的。報告首先认为根据话语的相关文化语境来理解话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话语解释者必须能够区分文化敏感的话语和对任何特定文化体系或文化特征都不敏感的话语，而且必须知道语境的文化定性从何而来。由此，报告倡导构建“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由文化系统信息构成的、以文化设定为载体的层次结构体，分为三个层级：核心意识形态（理念、理想、信念、价值、态度），人际意识（人际互动的规范——原则、规矩、准则、约定）和设定相关的文化事实（物质、艺术、建筑、体育运动、仪式、节日、假日、文化象征物、文化隐喻、委婉语、歇后语、格言、警句、成语、故事、民族英雄、文化事件等）。报告接着以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真实话语案例为研究对象，在文化关联原则的指引下，探索了基于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含义，并进一步从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路径说明文化信息的存在方式，以及入选文化模型的信息特征需要的标准和检验的标准等问题，从而说明该文化模型是一个“话语解释友好型”的社会心理信息结构。该模型认为文化是一个全体成员共知、共制、共享的信息系统，其中的文化设定对生活、社会运作、人际交往、个人行为和成长都至关重要。文化信息系统彼此关联、相互映衬、互为解释，体现了文化子系统的相互依存和彼此重叠。报告最后指出“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对于话语理解和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包含任何关乎整个社区生活和生存的文化信息，该模型必须是有效的、简单的和可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友好型和说明性的话语，能提供权威的解释。
五、 结 语
本次研讨会上，话语语言学研究展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各个报告中展现的新视角、新思想和新方向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推动了话语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对于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此外，本次研讨会以“话语认知与计算”为主题，与时俱进，交流互鉴，为学者们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和学习机会。
〔参考文献〕
[1] Martin， J. R.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J].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2004， （49）： 179-200.
[2] Bartlett， T. Hybrid Voices and Collaborative Change： Contextualisi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3] Pennisi， A. & Falzone， A.Darwinian Biolinguistics： Theory and History of a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Pragmatics [M].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6.
[4] Ellis， N. C. & LarsenFreeman， D.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M]. Malden MA and Oxford UK： Wiley Blackwell， 2009.
[5] 苗兴伟，赵云. 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设置与路径演进[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2（5）：1-10.
[6] 辛斌.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 梁晓波，武啸剑，曾广. 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J]. 国防科技，2018， （3）： 17-26.
[8]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5.
（责任编辑：高生文）
〔关键词〕 话语语言学;跨学科;综述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4-0001-06
引 言
話语语言学从广义上又称为语篇或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或话语研究，是研究话语的一种视角或者方法。随着现代语言学的迅猛发展，话语语言学作为一个前景广阔、博大精深的新兴学科得到广泛关注，并得以快速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话语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话语的生成与理解、话语研究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话语的类型、结构模式、语法特征及语体变异等方面。当前，话语语言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研究范围和方法等不断拓展，日益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话语生成与理解过程中的认知机制研究、话语表征与计算机处理及人工智能研究、话语在国家层面及社会文化各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等成为新时代的前沿课题。由全国话语语言学研究会主办、青岛大学外语学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话语语言学学术研讨会”于2019年11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办，旨在推动我国话语语言学及其跨学科前沿研究，促进话语研究领域学者们的学术交流。在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主要围绕认知话语、智能话语、当代中国话语实践、话语研究模式构建等主题展开主旨报告，以下分而述之。
一、 认知话语研究
近年来，认知科学作为一门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日臻完善，并逐渐渗透到话语研究的过程中，开辟了话语研究的新局面。
Tom Bartlett教授的报告“Discourse and Cognition： 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Meaning Making”探讨了认知、话语和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的演化之间的关系。报告首先提出人脑的计算结构是概念范畴化（conceptual categorization）和言语交互（interactional vocalizations）的产物，认知是人类身体本体（human bodily ontology）多种感官刺激的结果，而刺激是基于过去经验的具身反应（embodied response），语言与认知渐进演化成为一个复杂系统，基本符号元素向高阶秩序符号的演化是从语素到话语再到社会秩序。基于此，报告概述和说明了21世纪话语分析面临的一些机遇和挑战，着重对积极话语分析进行了讨论[1-2]。根据Pennisi和Falzone[3]的演化语言学，报告论述了认知结构、人类互动和语言系统的共同演化。它们为简单音素扩展到整个社会系统日益复杂的意义表达方式提供了动力潜势。思维或认知是具身的，概念系统的结构来自于身体经验，并据此生成意义。报告认为语言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基本的社会功能。语言结构来自于经验、社会交流、认知机制等相互关联的模式。说话人的行为源于过去的交互，而其当前和过去的交互共同构成将来行为的潜势。认知科学研究也表明，使用模式强烈地影响着语言的习得、使用和变化。这些过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构成同一复杂适应系统的各个方面[4]。报告接着从复杂性科学视角探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语言个体发生，揭示其发展进程与阶段、运作机制及神经生物基础，为儿童语言发展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径。报告最后梳理了积极话语分析的缘起和典型研究案例，剖析了其在语料选择、“设计”（design）内涵、“接受”（uptake）条件、边缘群体物质条件改善情况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积极干预的设计要适合社会语言学生态位，重视语境分析如互动历史、当前交互情境和最近发展区，从而优化发展积极话语分析路径。
二、 智能话语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语言的研究越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届研讨会有3场报告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体系研究。
李佐文教授的报告“人工智能时代的话语研究”展现了新时代话语语言学研究与人工智能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势，从宏观上阐发了人工智能时代话语研究的重要性和主要内容。在人工智能席卷社会各个领域的技术浪潮下，话语语言学研究的路径和领域不断拓宽。报告首先从三个方面阐释了人工智能时代话语研究的重要性。其一是自然语言处理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机器计算和存储能力大幅提升，以神经网络为基础的深度学习得以应用，自然语言处理不再停留在词和句子层面，而已经有能力处理话语层面的语义信息。其二是互联网时代高效准确获取信息的需要。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话语为呈现方式的海量信息无法全部依靠人工分析，因而迫切需要展开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话语研究。其三是话语研究增强应用性的需要。话语计算研究是语言学研究对接人工智能的最佳领域，它用形式化特征对话语意义进行建模，让计算机读懂话语的意义，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使计算机能够自动处理话语信息，可应用于人机对话、主题计算、情感计算等领域。报告接着指出人工智能话语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话语生成与理解的神经认知研究。话语理解过程中的神经系统是如何操作的，深度学习过程中隐形层的神经元之间的函数计算是如何得到的，仍不清楚。认知神经科学应用于话语生成和理解研究，能够增强话语计算的可信度。二是话语的语义结构和规律研究。话语表层结构的研究，有利于计算机真正理解话语的意义，从而实现由语言的表层结构到内部意义的适合映射，其重点是语义连贯和话语的完整性，目标是建立一套既符合话语本质规律，又符合自然语言处理应用的话语语义分析理论和方法。三是篇章级语言资源库的建设。深度学习依赖于大规模有标注信息的语料，学习掌握话语的结构性特征，如连贯关系、语篇结构特征等。当前语料资源匮乏，语篇关系分析任务复杂。因此，汉语语篇关系和结构识别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话语语义分析研究的继续深入。 施旭教授的报告“AI、人类交际与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建设”从文化话语研究的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的根本问题所在和解决问题可能的出路。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在深刻改变世界的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和现实困境。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职业？”“是否会危害人类社会？”“是否能控制或摧毁世界？”等社会担忧的问题，学界和企业以“向人文社会科学学习、主客互动理论、人机合智理论”来回应。但是并未意识到人工智能研究及实践存在心智主义、个人主义、普世主义的根本缺陷。基于此，报告认为智能话语理论系统的建设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和人类交际的理论转向，指导全球智能话语体系建设，维护智能世界安全，促进智能社会繁荣。报告以文化话语研究为视角，指出人的根本属性是“社会交往性”，反映在“人类交际”中;人类交际有“文化性（多样性、竞争性）”，反映在“话语”中（特定族群的以語言使用为特点的社会实践）。报告接着指出，从文化话语研究视角来看，人工智能具有与人类“协作共生”的秉性，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机制，是实现人类有效交际能力的“计算机器系统（计算制品+AI系统）”。在扼要分析人机交际——“智能话语”——展露的新样态及显现的文化挑战之后，报告指出了智能话语的社交力、伸展力、生产力分别在社会问题、边界问题、平衡问题等方面存在挑战。针对智能话语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挑战，报告提出了建设一个“完善的全球智能话语体系”的目标，以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发展与繁荣。报告最后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加强人工智能的基础理论建设，建立“智能话语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范式，增进不同背景和目标的人工智能专家和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优化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协作共生关系，发展智能话语的文化多样性，提升人工智能的“文化情商”“文化智商”，建立“智能联合国”等。
邢富坤教授的报告“汉英双语句对齐反思”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如何在语言层面实现较高准确率的汉英双语自动对齐。报告首先指出双语对齐是指将两种语言中具有翻译关系的文本，按照某一指定语言单位建立对应关系。汉英句对齐是指以句子为单位，在汉语（源语言）与英语（目标语言）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双语对齐一方面从双（多）语视角观察语言特征，为跨句的篇章结构研究提供支持;另一方面为机器翻译提供语言资源与知识，为机辅翻译提供翻译记忆资源，具有语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的双重价值。报告接着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指出从对齐结果来看，尽管汉英对齐使用的模型更加复杂，但对齐准确率却难以达到或超过英法语对齐水平。针对此现象，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优化对齐算法、优化评价函数、扩大训练语料规模等方面，但效果并不理想。汉英句子定义是否清晰？汉英句对齐的基本模式有哪些？模式是否有限？将句子作为汉英对齐单位是否合理？如何选择恰当的汉英对齐单位？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基于此，报告从语言层面对汉英对齐进行探讨，提出了双语对齐需满足的三条假设：以汉语句号句为参照，以汉语标点句为参照，以汉语小句为参照。报告接着系统地分析了汉英对齐的特点，发现在实际处理中，将句号句作为汉语句子，在形式上清晰，但在句法、语义、语用上都存在模糊性。以汉语标点句对应的英文译文的句法结构类型有限，且汉语标点句具有语义不完整的缺陷。报告最后在语义完整的条件下，尝试将小句作为对齐单位进行双语对齐。研究发现，通过进行汉语标点句与英文译文对齐、汉语与英语的话题结构分析、汉语小句转换为英文小句的过程标注，可以探索汉英小句级对齐的规律，支持汉英自动转换。报告最后呼吁针对汉英对齐特点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寻找适合汉英对齐的语言单位，并构建相应语料库和自动对齐模型，为汉英对齐及后续应用提供理论与资源支持。
三、 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的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本次研讨会有三场主旨报告分别从“议程设置”“法治外交”“国防安全”等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话语研究实践。
苗兴伟教授的报告“议程设置视角下的当代中国话语研究”旨在探讨批评话语分析在不同阶段的议程设置，并进而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的路径演进和创新。议程设置这一概念源自大众传播学，其核心命题是议程显著性从一个议程转移到另一个议程[5]（1）。批评话语分析自创立以来始终以社会问题为导向，运用语言学理论将话语分析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致力于通过语言分析来揭示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不平等权力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变革[6]。报告首先指出，从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实践和问题指向出发，是理解批评话语分析议程设置的关键。批评话语分析把“批评”看作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实践，并且关注社会问题，其显著特点是把话语与社会权力紧密联系起来，通过话语分析来揭示社会问题，并进而提出改进问题的相应策略。报告接着分析了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进展，指出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初期的议程设置致力于当代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与不同学科以及研究领域之间对话的目的在于形成新的理论协同和联盟，其最终目标是在批评话语分析中设置社会研究的跨学科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批评话语分析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不断调整和更新议程设置，逐步完善了自身理论体系和研究路径，开始迈入“批评话语研究”的新时期。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设置促进了其研究路径的演进，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研究的趋势、批评话语研究范式的发展、新的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基于此，报告指出当代中国话语研究应当关注社会发展，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设置和调整研究议程，推动话语研究的发展和研究路径的创新。报告指出中国当代话语研究的维度上至国家层面的政治话语，下至民间层面的草根话语，研究内容和热点丰富多样，研究目的明确，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但依然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国话语实践研究任重道远，需要面向社会发展提出新问题，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通过议程设置，推动中国话语研究的纵深发展。 张法连教授的报告“中国法治外交话语体系构建的思考”将“法治思维”应用于外交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有助于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中国外交新理念和新实践。报告首先从法律和外交的内涵出发，指出“法律外交”为构建国际法治中国话语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包括传统外交中涉法活动，更是指以法律为内容、机制和媒介的外交活动。其次，报告区分了法律和法治的含义，指出新时代法治外交包含法律外交，将法律观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在外交活动之中，运用法律思维将某些外交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以合法的程序和法律逻辑行为处理外交事务，依法化解外交纠纷。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报告阐释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总结了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基本要素。报告指出构建高效的对外翻译、实现术语和理论的创新表达、推进高端智库思想交流、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为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交流”“学术”“思想”“安全”等方面的支撑。报告接着指出在处理外交事物中要关注话语的有效性，其中包括关注所强调的内容在国外的接受度，尊重外国人的认知和经验，求同存异重在求同，从法治层面寻求共同语言、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在谈到法律语言与文化时，报告指出法律就是语言，语言之外无法律，法律外语不是“法律+英语”，法律英语是法律翻译的基础，国际事件的背后都是法律问题。报告强调法治外交在域外传播时要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在体现自我主体性的同时，让世界愿意听、听得懂，最终形成中国对外翻译的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要注重法治外交人才培养。报告最后指出在中国法治外交话语体系研究过程中要研究话语体系构建的规律，挖掘法治外交的丰富内涵，客观完整地做好中国法治外交的域外传播，科学系统地培养法治外交专业人才，携手各国有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梁晓波教授的报告“话语与国家安全”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话语研究为视角，探讨了话语与国家安全的关系。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丧邦，可见话语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报告认为，话语已经发展到非传统模态的形式，话语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既会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又能建构和维护国家安全。从国家安全层面来说，话语体系有着多方面的重大作用，关乎一系列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强大的话语体系做支撑;话语体系也需要强大国家的建设与传播;话语体系与国家之间形成了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关系。当前话语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主要表现在话语权、国家话语能力、话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国民心理空间、话语的国民认知空间、话语的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虚拟空间的话语、国家间的话语战以及话语的时代共同关切等诸多方面。报告指出话语权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对此，中国应提出中国方案并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形成新的世界治理。同时，要重视话语人才和话语智库建设，增强话语实力，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的思维和叙事模式，让世界人民听得懂、记得住，感其心、化其思，成为大家的共同话语[7]（25）。报告重点阐释了国家层面的话语体系对国民的心理与认知空间的影响。不同群体面对社会发展或社会改革的态度很不一致，人们面对社会所承受的压力也不一样。国家层面的安抚话语和百姓层面的评价话语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话语是这方面安抚的重要依托，可以建构健康的国民心理。积极与正常话语的认知空间也有利于本国本民族的认知空间的发展，能够维护国家安全。报告最后指出法律话语是国家立国的强劲支柱，军事话语是国防安全的有力支撑，话语的时代性和思想性是对人类普遍的核心价值的追求和关照、承诺与传播。由于信息技术、互联网以及新兴媒体的发展，微小的话语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关乎国家的安全，值得高度重视。因此，要面对全世界多讲人类精神的话语与灵魂的话语，这样本国的话语可以传播得更远。
四、 话语研究模式构建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认识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行为模式等方面也随之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本次会议有两个主旨报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不同的话语研究模式。
张德禄教授的报告“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探索”整合多种话语分析模式的优势和特点建立了一个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并结合多模态语篇做了例示和说明。报告首先探讨了根据话语分析研究的历史发展，指出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但用它来进行批评话语分析或积极话语分析的不多。报告接着系统梳理了话语分析的历时发展和多元视角，评述了9种话语分析模式的优缺点，并着重阐释了批评话语分析模式和积极话语分析模式。二者均将研究目的定义在语言之外，突出了社会实践和社会文化因素以及话语分析的社会功用。同时二者之间也有区别，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对立的角度来看，批评话语分析立足于批评和解构，重在揭露社会问题;而积极话语分析立足于褒扬和建构，探讨如何才能使人类和谐相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从统一的角度来看，二者既是互补的，又是一致的，分别从两个对立的视角关心社会及人类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快速发展，在批评话语分析和积极话语分析领域中也得到了应用。基于此，报告认为Fairclough[8]批评话语分析模式与Martin[1]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可以相互结合，同时纳入多模态话语分析模式的特点，从而构建一个多模态批评（积极）话语分析模式。该模式由内到外可以细分为多模态语篇描述、阐释和解释三个子模式（或步骤），其中描述子模式分析语篇内部的规则特征及其与表现、互动、组篇等不同意义之间的关系，考察不同模态之间的协同与互补关系。阐释子模式分析由多模态实现的社会实践活动，参与者的关系和角色，交际目的及其与不同意义之间的促动与被促动的关系。解释子模式根据当前的领域确定是需要做批评话语分析或是积极话语分析，抑或两者的结合，并应用社会文化、国际形势和历史等因素解释霸权、压迫、意识形态问题，或者和谐、和平、平等、共赢等特征的实现。报告最后基于此分析模式对两个多模态图像语篇分别进行了积极话语分析和批评话语分析，并分步进行了描写、阐释和解释，验证了该模式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何刚教授的报告“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建构”从文化语用学的视角审视语用现象及理论，展现了语言使用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文化语用学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的范畴，需要一个相关文化信息的框架来确定特定焦点话语所激活的一个或一组特征是否是文化的。報告首先认为根据话语的相关文化语境来理解话语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话语解释者必须能够区分文化敏感的话语和对任何特定文化体系或文化特征都不敏感的话语，而且必须知道语境的文化定性从何而来。由此，报告倡导构建“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由文化系统信息构成的、以文化设定为载体的层次结构体，分为三个层级：核心意识形态（理念、理想、信念、价值、态度），人际意识（人际互动的规范——原则、规矩、准则、约定）和设定相关的文化事实（物质、艺术、建筑、体育运动、仪式、节日、假日、文化象征物、文化隐喻、委婉语、歇后语、格言、警句、成语、故事、民族英雄、文化事件等）。报告接着以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真实话语案例为研究对象，在文化关联原则的指引下，探索了基于文化语境下的话语含义，并进一步从人类学、哲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等路径说明文化信息的存在方式，以及入选文化模型的信息特征需要的标准和检验的标准等问题，从而说明该文化模型是一个“话语解释友好型”的社会心理信息结构。该模型认为文化是一个全体成员共知、共制、共享的信息系统，其中的文化设定对生活、社会运作、人际交往、个人行为和成长都至关重要。文化信息系统彼此关联、相互映衬、互为解释，体现了文化子系统的相互依存和彼此重叠。报告最后指出“话语理解的文化模型”对于话语理解和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包含任何关乎整个社区生活和生存的文化信息，该模型必须是有效的、简单的和可控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友好型和说明性的话语，能提供权威的解释。
五、 结 语
本次研讨会上，话语语言学研究展现了跨学科、多视角研究的发展趋势，体现了话语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应用研究。各个报告中展现的新视角、新思想和新方向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推动了话语语言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对于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此外，本次研讨会以“话语认知与计算”为主题，与时俱进，交流互鉴，为学者们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和学习机会。
〔参考文献〕
[1] Martin， J. R.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solidarity and change [J]. Revista Canaria de Estudios Ingleses， 2004， （49）： 179-200.
[2] Bartlett， T. Hybrid Voices and Collaborative Change： Contextualising 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3] Pennisi， A. & Falzone， A.Darwinian Biolinguistics： Theory and History of a Naturalis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Pragmatics [M].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6.
[4] Ellis， N. C. & LarsenFreeman， D.Language as a Complex Adaptive System [M]. Malden MA and Oxford UK： Wiley Blackwell， 2009.
[5] 苗兴伟，赵云. 批评话语分析的议程设置与路径演进[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42（5）：1-10.
[6] 辛斌. 批评语言学：理论与应用[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 梁晓波，武啸剑，曾广. 话语体系与国家安全[J]. 国防科技，2018， （3）： 17-26.
[8]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995.
（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