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中国青年领袖”。代表作有《激荡三十年》、《大败局》、《跌荡一百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等。
　　2月6日，马胜利因病去世，享年76岁。这是一个已经有点久远的名字，就如同一段已经有点久远的历史。1984年3月，国营石家庄造纸厂因连年亏损难以为继，业务科长马胜利贴出大字报，主动要求承包经营，仅一个月就实现盈利。第二年7月，新华社向全国媒体播发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他成为当时全国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由于马胜利等人的试验，促使当时的中央政府下决心将发端于农村的承包制引入城市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是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在其后的十年里，承包制一直是国企改革的主要模式。
　　然而，试图绕开产权清晰化的承包制最终没有救活国有企业体系，马胜利在后来也因扩张过快而导致企业陷入新的危机。1995年，马胜利被免职，造纸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此后他跟老妻和两个女儿挤在两间破旧狭小的平房里。为了谋生，马家租赁房子开了一间“马胜利包子铺”。后来，他还出山办过一家小的造纸厂，卫生纸的品牌是“援旺”，餐巾纸的品牌是“六月雪”，前者与“冤枉”谐音，后者则有“窦娥沉冤，六月下雪”之意，其满腔悲愤，溢于言表。
　　我与马胜利有过一面之缘，2003年他受同期入选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冯根生之邀，到杭州参加一次纪念性聚会。退休之后甚少接受采访的马胜利，显得很拘谨和沉默，与热烈的场面格格不入。当聚会的大屏幕上出现他的照片时，坐在对面的我看见他老眼浑浊，举袖拭泪，他低声说，“这是我第一次流泪。”
　　到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的书《激荡三十年》被第一财经拍摄为纪录片《激荡》。摄制组预到石家庄访问马胜利，被婉拒，再托人邀约，仍遭坚拒。当时，拒绝我的还有另外一位早期著名的改革家、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他把一位信任的老记者送到上海电视台录像棚，自己则在大楼外等候，拒绝出镜。
　　这两位老者的反应让我突然意识到，改革并不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活报剧，它由无数不确定的冒险构成，进三退二，悲欣交集，在这之中，无数先行者以勇气和生命荡开荆棘，劈出血路，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享受到真正的成果和喜悦。你很难说这是一个冷酷、不公平的世界，但，“成王败寇”和“善于遗忘”确是大变革年代的重要特征。时代的车轮滚得太快了，快得没人有耐烦听一下你的委屈与抱怨。
　　今天，当我坐在小书桌前，因马胜利的去世而写这篇专栏的时候，突然非常怀念那些我访问过、记录过的、日渐变得模糊的面孔。
　　出生于1934年的步鑫生和冯根生，曾是19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的两面旗帜，如今都已步入耄耋之年。前者久病缠身，与一位老侄女相伴，孤居沪上；后者的身板子曾非常康健，但在三年前因一场不成功的手术而元气大伤。
　　出生于1928年的吴仁宝已于去年3月去世。2009年，我最后一次去华西村，到他的居所去看老爷子，发现他仍住在1976年造的老屋子里，墙壁四周悬挂着五、六层老照片，给人以无比压抑的历史感。迄今，以集体经济为特色的苏南模式已成历史名词，仅华西村以十分怪异的姿态独存。
　　出生于1934年的陈春先已在十年前去世了，他是中国最重要的核聚变科学家，却在学术高峰期放弃专业，幻想在中关村建立“中国的硅谷”，并身体力行下海经商，十余年间一败涂地，却烘出一个中关村科技区。
　　出生于1931年的谢高华隐居于衢县老家，他出任义乌县委书记之际，拎着“乌纱帽”，允许农民进城摆摊，发出新中国第一张个体营业执照，催生出天下第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
　　出生于1917年的袁庚，仍住在蛇口，不过多年前患老年痴呆症，久不见客，当年就是这位炮兵团长出身的老军人向李先念提议创建蛇口工业开发区，引发深圳特区效应。
　　出生于1941年的牟其中，已在武汉洪山监狱服刑14个年头，他在中国第一个提出“资本经营”的概念，一度被视为“中国首富”，却也因种种戏剧性的行为而落下“中国首骗”的名声。
　　这些先行者当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之时，正值虎狼壮年（袁庚除外）。他们均没有受过什么现代商业教育，大多为农民及城市平民，然而，正是这些人以无比的勇气在计划经济的铁墙上硬生生地炸开一个又一个的缺口。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没有在商业盛典上见到他们，更没有在胡润或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上找到他们，他们中一些人的物质生活甚至比普通家庭更加的不堪，有更多的难言之隐。
　　这些年我去欧洲城市游历，见到很多名人雕塑，他们不塑于闹区中央，却在街角、花园或某个僻冷的角落默默地存在，让观光者记忆起一段光荣的时刻。也许，我们可以在石家庄、江阴、蛇口、中关村、义乌，在某个角落为马胜利、吴仁宝、陈春先们塑一个像，不需太高，更不必太大，只是以真人的规格，凝固一段历史。
　　“老兵不死，他们只是凋零。”对凋零者的纪念，也许是偷活的存者对生命适当的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