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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护和发展是文化遗产实践的两大工作主轴，而近年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催生新的生活方式，也为文化遗产的发展跨界和创新再生开拓了新的途径和养分。文章基于STS关注“实践转向”和“参与转向”等脉络，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标杆的东莞为案例，在分析科学技术如何影响其文化遗产的创新实践基础上，探讨依托于创新实现文化遗产当代价值再生的路径和意义。
【关键词】 文化遗产;跨界;价值再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65-03
基金项目：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156Q102770）。
一、前言
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金色名片”，也是历史和共同记忆的承载。2016年“十三五”规划就指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
同年，科技部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也联合印发了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1]。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让其“活起来”、走进人民群众生活是实现“非遗”可持续的必然任务和具体行动。
在此背景下，借力于现代科学与技术、以文化创新发展与传承为目标已然成为各地“非遗”实践探索的主旋律。从学术研究、官方实践行动到媒体传播都纷纷倡导和召唤技术、创新与文化遗产的融合[2][3]。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简称STS）就尤其关切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影响互构，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应用的成功之外[4]，还出现了两次“实践转向”与“参与转向”的新浪潮[5]。STS关注科学技术在知识消费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动态实践[6]，也延伸至公共决策的协同治理和对于“地方性知识”（lay knowledge）的交融与重视。
因此，文章从机制创新、实践创新的多个层次，探讨STS视域下的城市文化遗产实践，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领域的跨界创新，是如何让科学技术在“非遗”领域崭露头角，又反过来让“非遗”和传统文化实现多方面的价值再生。
二、机制创新：文化遗产体系的科学化
文化遗产的发展会受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影响。在东莞，遗产管理保护职能机构主要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内公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文物和博物馆科，以及其下辖指导的文化馆，后者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也是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年相关规划管理顶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趋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是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内部的政策支持和制度设计创新。东莞在2021年发布了《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市、镇（街）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综合运用图片、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形式，建立规范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7]，主动对信息化、数字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做出制度层面的规定约束。
其次是财政制度上的支持和倾斜。东莞自2004年开始就逐步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专项资金（文物保护利用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让财政保障有了明文明令标准。专款专用之余，东莞更在2019年开始也创新性建立了“传承人建档体检”，为人才可持续提供保障。
第三是专业性工作体系的常态化，在“非遗”名录和分级体系、延续国家层次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教育基地等划分基础上，东莞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专家组”机制，让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专家成为东莞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人才资源库。专家组不仅参与评审工作，也与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结合，与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参与后续的保护和推广工作中。这也是STS领域所强调的专业知识融入决策过程，能透过把经验和专业“转译”为彼此理解的知识主张，并透过互动机制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知识进行扩展 [8]。
第四是文化遗产的“参與转向”，建立了公共性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的研发和传播体系。东莞是首个创新性引进艺术院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文化遗产研发机构的城市，通过形成研发“机制群”的专业化、科学化和专门化，顺应目前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往创意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多媒体的传播，降低了社会不同成员和主体参与、融入文化遗产实践的难度。
三、实践创新：文化遗产的技术介入与跨界
国家政策和规划驱动着文化遗产的跨界应用与创新，文化遗产从来不单纯是一个静态名录，它同时也是文化领域治理运作的一环。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开创了文化领域的现代治理[9]。它不仅演变成一场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式运动，尤其当遗产保护、遗产旅游走向“遗产产业化”或城市发展议程，文化遗产也就成了一种消费资源和文化资本，也是一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跨领域“产业”。
如何实现跨领域的效益产出？落入地方文化遗产的具体实践，还包括不同新媒体技术介入的“实践转向”。通过新科技、媒介对文化遗产的建构和渗透，参与文化治理及其产业化，“科技与社会秩序共同努力生产”[10]，成就了文化遗产跨界创新更多的可能。
（一）科技召唤文化遗产
网络平台已在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体系中充当要角。这不仅体现在数字化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和展示已属常规手段，东莞在2017年即创新性与百度平台合作，打造首个“非遗墟市线上平台”，使科普宣传和商业推广线上化、专题化和专门化。还体现在与“流量”和新媒体技术结合：官方利用短视频平台为文化遗产构建了一个生动的活态形象和宣传口径，扣响“线上”大门。 新冠疫情是对仰赖实体空间的文化场馆和文化遗产是一个挑战，促使着其开拓新的途径。2020年是东莞非遗的“数字化传播元年”，原有品牌活动“非遗墟市”和特色空间“非遗展示大厅”都因疫情管控而受限，传统文化遗产也在生产销路和宣传上受阻。
因此，东莞开创性增设了“非遗小姐姐”IP，以线上主播的身份为东莞各式“非遗”“代言”。同时，匹配市场化、商业化的互联网平台特色、在宣传东莞文化遗产之余也激发观众的消费需求，东莞还把原有的“非遗墟市”搬到了线上。
由此一来，不仅破解了“非遗”传播的难题，也同样为“传统文化”的商品化找到了路径。“非遗墟市”在2020年东莞文采会上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这是一个囊括东莞知名“非遗”产品的电商平台，包含非遗美食和手艺、演艺和研学、非遗文创、城际交流、书籍和音像、墟市介绍几大板块。
“非遗小姐姐”同时在抖音上线，给“非遗墟市”直播带货，通过创意短视频和直播为东莞“非遗”引流[11]。
在线上文采会之外，还打造了线上“非遗购物节”，把传统文化借助数字科技进行有效的消费带动。新媒体技术介入文化遗产领域，加上专门的线上技术培训，让“非物质”遗产文化以制作成品和文创产品的形式跨界于线上流量平台，使之“可见”“可买”;也让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人、传统手艺人，以短视频主播/主角的形式跨界于平台，让传统技术和技艺跨界“出圈”。
科学与技术都要仰赖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情境的建构，它为文化遗产构建文化IP、增加其认知度和传播度创造了可能平台，它不仅渴望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链，也唤醒着一般大众对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好奇和认同。
以STS视角观之，东莞的线上实践体现着一种特别的技术社会化和文化技术化趋势，亦即技术、文化与社会整合的过程，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被官方、手艺人和社会公众所认可，反过来文化遗产、手艺人也经由新媒体、新技术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从而达到一种调试、协调的状态。
（二）文创与文化遗产的互构共赢
能让传统技术和“地方性知识”跨界出圈的当然不仅仰赖互联网平台，还有文化创意。在国家“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政策影响下，让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依靠“文化创意”再造“重新进入生活”，让文化遗产拥有创新性设计和延伸，让文化创意产品融入传统文化遗产元素，“创意与创新”成了地方当地文化遗产发展的另类“军备竞赛”。
对文化遗产而言，生产性保护的产业化和融合创意的商业化发展如何维持其“本真性”和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尤其是传统手工艺类文化遗产能否创新且如何创新，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备受争议的话题[12][13]。
根据实践案例大致可以区分三种不同形式和目标的互构：传统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内容创新;以文化遗产为元素的文创产品设计;以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为灵感的现代产品设计。
第一种传统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内容创新，确保其核心技艺和内容的传统性，转变其表现形式或内容使之符合、迎合当代的需要需求。
比如东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莞香”，加入了“莞香制作、包装”等文化体验式展示消费，也开发出“莞香香包”等结合新技术与当代需求的新产品，在本质上“莞香”最为核心的古法采香、结香技艺并没有转变，还通过“东莞香典”的“造节”活动让传统仪式和技艺为大众所知，达到传播和参与的效果，还增加了经济效益。
第二种则是透过与不同的文化创意机构和主体合作，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通过多元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出艺术性和实用性有机统一、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14]。
“非遗”创意产品大赛也是东莞“非遗”的特色活动，通过把“非遗”项目中的传统元素进行转译，实现“非遗”产品化和创意化。“莞草编织”就是其中创新案例，流传百年的“莞草”种植和编制技艺，一度落入“无草无人”的困境，但是经过创新团队设计和包装改变了原有样态，也设想了新的使用方式和用途：从作为编织草篮草席或者作为捆绑工具的莞草，变成了时尚灯罩、茶几甚至桌椅等创意家具。
虽然这些文创产品不是“非遗”项目本身，但是对于文创产品而言，文化遗产的传统元素能为产品增加内涵和附加值;对于文化遗产而言，成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元素，通过面向消费市场的产品再创，让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元素、历史能通过设计流动，从而增加其当代应用的广度。
第三种本质意义上是把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知识”抽象化转译为可供再利用设计元素，在设计品牌实现高文化附加值之外，其实文化遗产的价值能以另一种形式再现，提高着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宣传力。
还是以东莞的实践作为例子，东莞为“非遗”打造了“非遗”创意时装展，设计师通过了解不同“非遗”项目的文化和特征，与目前的时尚潮流趋势做融合，再把抽象的知识解读“转译”成富有内涵和创意的时装作品。
这种结合没有把作品（产品）和文化遗产全然割裂，它虽然不属于“非遗”却能够通过创意的合作，实现“非遗”的另一种价值再生和跨界。
四、创新意义：文化遗产当代价值再生与再现
文化遺产的未来必定是有科学技术参与的未来，也是创新传承的未来。
正如批判遗产研究所认为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科学技术和新媒介平台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文化遗产的叙事，它让人们从历史史书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文化遗产的当下处境，关注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
创新不是对“本真性”的背叛，合理有度的创新理应是围绕着文化遗产本真性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话语和社会实践，它为文化治理的遗产实践行动创造了更贴合时代性的内容，也让文化遗产不再仅仅与“历史”“传统”相关，而与发展性的未来关联。
创新在今日已经成为一种带有道德评判意味的价值取向，文化遗产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保持核心价值“活的遗产”。 创新思维在文化遗产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中的体现，让文化遗产在跨界中重新萌发生机和机遇，依靠自主创新实现活态传承;也意味着能让更多人在科技的运用下，对文化遗产有新的理解、想象和价值认定。文化遗产实践不能仅仅保护几个传承人，或者单一的艺术个性宣扬，而是在不离本源的原则上让不同的行动者参与创新互动，并在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再现遗产在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层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01）：126.
[2]吕燕茹，张利.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J].包装工程，2016，37（10）：26-30+10.
[3]刘宇轩.文化遗产“借壳”现代科技“重生”[EB/OL].2019-10-2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27/c_1125158653.htm.
[4]冉奥博，王蒲生.STS三次浪潮中的实在论立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2）：48-53.
[5]刘崇俊.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10）：50-54.
[6]陈凡，陈佳.论技术的社会化与STS的中国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02）：37-41.
[7]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EB/OL].2021-01-19.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452/post_3452001.html#683.
[8]庞增霞.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4）：32-36.
[9]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属性[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1）.
[10]Jasanoff，S.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C]//S.Jasanoff （ed.）.States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4：1-12.
[11]杜洁芳.东莞文化馆：“非遗小姐姐”来带货[EB/OL].2020-05-1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40179.
[12]张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项目的传承与创新[J].文化遗产，2020，（01）：147-153.
[13]刘锡诚.“非遗”产业化：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J].河南教育學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04）：1-7.
[1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15）：35-38.
作者简介：
李舒恬，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城市转型治理与文化遗产。
【关键词】 文化遗产;跨界;价值再生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9-0065-03
基金项目：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青年教师发展基金项目（156Q102770）。
一、前言
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的“金色名片”，也是历史和共同记忆的承载。2016年“十三五”规划就指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
同年，科技部文化部与国家文物局也联合印发了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1]。作为文化遗产重要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让其“活起来”、走进人民群众生活是实现“非遗”可持续的必然任务和具体行动。
在此背景下，借力于现代科学与技术、以文化创新发展与传承为目标已然成为各地“非遗”实践探索的主旋律。从学术研究、官方实践行动到媒体传播都纷纷倡导和召唤技术、创新与文化遗产的融合[2][3]。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简称STS）就尤其关切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影响互构，强调科学技术在社会应用的成功之外[4]，还出现了两次“实践转向”与“参与转向”的新浪潮[5]。STS关注科学技术在知识消费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动态实践[6]，也延伸至公共决策的协同治理和对于“地方性知识”（lay knowledge）的交融与重视。
因此，文章从机制创新、实践创新的多个层次，探讨STS视域下的城市文化遗产实践，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领域的跨界创新，是如何让科学技术在“非遗”领域崭露头角，又反过来让“非遗”和传统文化实现多方面的价值再生。
二、机制创新：文化遗产体系的科学化
文化遗产的发展会受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影响。在东莞，遗产管理保护职能机构主要是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内公共服务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科、文物和博物馆科，以及其下辖指导的文化馆，后者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同时也是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近年相关规划管理顶层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趋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能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是文化遗产管理系统内部的政策支持和制度设计创新。东莞在2021年发布了《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市、镇（街）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综合运用图片、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形式，建立规范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7]，主动对信息化、数字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做出制度层面的规定约束。
其次是财政制度上的支持和倾斜。东莞自2004年开始就逐步设立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专项资金（文物保护利用专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让财政保障有了明文明令标准。专款专用之余，东莞更在2019年开始也创新性建立了“传承人建档体检”，为人才可持续提供保障。
第三是专业性工作体系的常态化，在“非遗”名录和分级体系、延续国家层次的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教育基地等划分基础上，东莞也在不断完善自身的“专家组”机制，让全国各地的文化遗产专家成为东莞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人才资源库。专家组不仅参与评审工作，也与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结合，与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参与后续的保护和推广工作中。这也是STS领域所强调的专业知识融入决策过程，能透过把经验和专业“转译”为彼此理解的知识主张，并透过互动机制对专业知识和经验知识进行扩展 [8]。
第四是文化遗产的“参與转向”，建立了公共性的社会动员与民众参与的研发和传播体系。东莞是首个创新性引进艺术院校与地方政府共建文化遗产研发机构的城市，通过形成研发“机制群”的专业化、科学化和专门化，顺应目前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往创意产业、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多媒体的传播，降低了社会不同成员和主体参与、融入文化遗产实践的难度。
三、实践创新：文化遗产的技术介入与跨界
国家政策和规划驱动着文化遗产的跨界应用与创新，文化遗产从来不单纯是一个静态名录，它同时也是文化领域治理运作的一环。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全面开创了文化领域的现代治理[9]。它不仅演变成一场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式运动，尤其当遗产保护、遗产旅游走向“遗产产业化”或城市发展议程，文化遗产也就成了一种消费资源和文化资本，也是一项能够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跨领域“产业”。
如何实现跨领域的效益产出？落入地方文化遗产的具体实践，还包括不同新媒体技术介入的“实践转向”。通过新科技、媒介对文化遗产的建构和渗透，参与文化治理及其产业化，“科技与社会秩序共同努力生产”[10]，成就了文化遗产跨界创新更多的可能。
（一）科技召唤文化遗产
网络平台已在东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体系中充当要角。这不仅体现在数字化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保存和展示已属常规手段，东莞在2017年即创新性与百度平台合作，打造首个“非遗墟市线上平台”，使科普宣传和商业推广线上化、专题化和专门化。还体现在与“流量”和新媒体技术结合：官方利用短视频平台为文化遗产构建了一个生动的活态形象和宣传口径，扣响“线上”大门。 新冠疫情是对仰赖实体空间的文化场馆和文化遗产是一个挑战，促使着其开拓新的途径。2020年是东莞非遗的“数字化传播元年”，原有品牌活动“非遗墟市”和特色空间“非遗展示大厅”都因疫情管控而受限，传统文化遗产也在生产销路和宣传上受阻。
因此，东莞开创性增设了“非遗小姐姐”IP，以线上主播的身份为东莞各式“非遗”“代言”。同时，匹配市场化、商业化的互联网平台特色、在宣传东莞文化遗产之余也激发观众的消费需求，东莞还把原有的“非遗墟市”搬到了线上。
由此一来，不仅破解了“非遗”传播的难题，也同样为“传统文化”的商品化找到了路径。“非遗墟市”在2020年东莞文采会上正式上线微信小程序，这是一个囊括东莞知名“非遗”产品的电商平台，包含非遗美食和手艺、演艺和研学、非遗文创、城际交流、书籍和音像、墟市介绍几大板块。
“非遗小姐姐”同时在抖音上线，给“非遗墟市”直播带货，通过创意短视频和直播为东莞“非遗”引流[11]。
在线上文采会之外，还打造了线上“非遗购物节”，把传统文化借助数字科技进行有效的消费带动。新媒体技术介入文化遗产领域，加上专门的线上技术培训，让“非物质”遗产文化以制作成品和文创产品的形式跨界于线上流量平台，使之“可见”“可买”;也让拥有“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人、传统手艺人，以短视频主播/主角的形式跨界于平台，让传统技术和技艺跨界“出圈”。
科学与技术都要仰赖特定的、具体的社会情境的建构，它为文化遗产构建文化IP、增加其认知度和传播度创造了可能平台，它不仅渴望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链，也唤醒着一般大众对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好奇和认同。
以STS视角观之，东莞的线上实践体现着一种特别的技术社会化和文化技术化趋势，亦即技术、文化与社会整合的过程，新媒体和新技术手段被官方、手艺人和社会公众所认可，反过来文化遗产、手艺人也经由新媒体、新技术被社会公众所认可，从而达到一种调试、协调的状态。
（二）文创与文化遗产的互构共赢
能让传统技术和“地方性知识”跨界出圈的当然不仅仰赖互联网平台，还有文化创意。在国家“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政策影响下，让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依靠“文化创意”再造“重新进入生活”，让文化遗产拥有创新性设计和延伸，让文化创意产品融入传统文化遗产元素，“创意与创新”成了地方当地文化遗产发展的另类“军备竞赛”。
对文化遗产而言，生产性保护的产业化和融合创意的商业化发展如何维持其“本真性”和作为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尤其是传统手工艺类文化遗产能否创新且如何创新，也成为学术研究中备受争议的话题[12][13]。
根据实践案例大致可以区分三种不同形式和目标的互构：传统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内容创新;以文化遗产为元素的文创产品设计;以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为灵感的现代产品设计。
第一种传统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内容创新，确保其核心技艺和内容的传统性，转变其表现形式或内容使之符合、迎合当代的需要需求。
比如东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莞香”，加入了“莞香制作、包装”等文化体验式展示消费，也开发出“莞香香包”等结合新技术与当代需求的新产品，在本质上“莞香”最为核心的古法采香、结香技艺并没有转变，还通过“东莞香典”的“造节”活动让传统仪式和技艺为大众所知，达到传播和参与的效果，还增加了经济效益。
第二种则是透过与不同的文化创意机构和主体合作，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价值内涵和文化元素，通过多元载体和表现形式，“开发出艺术性和实用性有机统一、适应现代生活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14]。
“非遗”创意产品大赛也是东莞“非遗”的特色活动，通过把“非遗”项目中的传统元素进行转译，实现“非遗”产品化和创意化。“莞草编织”就是其中创新案例，流传百年的“莞草”种植和编制技艺，一度落入“无草无人”的困境，但是经过创新团队设计和包装改变了原有样态，也设想了新的使用方式和用途：从作为编织草篮草席或者作为捆绑工具的莞草，变成了时尚灯罩、茶几甚至桌椅等创意家具。
虽然这些文创产品不是“非遗”项目本身，但是对于文创产品而言，文化遗产的传统元素能为产品增加内涵和附加值;对于文化遗产而言，成为文创产品的设计元素，通过面向消费市场的产品再创，让传统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元素、历史能通过设计流动，从而增加其当代应用的广度。
第三种本质意义上是把传统文化的“经验性知识”抽象化转译为可供再利用设计元素，在设计品牌实现高文化附加值之外，其实文化遗产的价值能以另一种形式再现，提高着传统文化的知名度和宣传力。
还是以东莞的实践作为例子，东莞为“非遗”打造了“非遗”创意时装展，设计师通过了解不同“非遗”项目的文化和特征，与目前的时尚潮流趋势做融合，再把抽象的知识解读“转译”成富有内涵和创意的时装作品。
这种结合没有把作品（产品）和文化遗产全然割裂，它虽然不属于“非遗”却能够通过创意的合作，实现“非遗”的另一种价值再生和跨界。
四、创新意义：文化遗产当代价值再生与再现
文化遺产的未来必定是有科学技术参与的未来，也是创新传承的未来。
正如批判遗产研究所认为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科学技术和新媒介平台某种程度上改写了文化遗产的叙事，它让人们从历史史书的宏大叙事转向关注文化遗产的当下处境，关注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
创新不是对“本真性”的背叛，合理有度的创新理应是围绕着文化遗产本真性而产生的种种社会话语和社会实践，它为文化治理的遗产实践行动创造了更贴合时代性的内容，也让文化遗产不再仅仅与“历史”“传统”相关，而与发展性的未来关联。
创新在今日已经成为一种带有道德评判意味的价值取向，文化遗产不是“文化遗留物”，而是保持核心价值“活的遗产”。 创新思维在文化遗产制度设计和具体实践中的体现，让文化遗产在跨界中重新萌发生机和机遇，依靠自主创新实现活态传承;也意味着能让更多人在科技的运用下，对文化遗产有新的理解、想象和价值认定。文化遗产实践不能仅仅保护几个传承人，或者单一的艺术个性宣扬，而是在不离本源的原则上让不同的行动者参与创新互动，并在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再现遗产在文化、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层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01）：126.
[2]吕燕茹，张利.新媒体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中的创新应用[J].包装工程，2016，37（10）：26-30+10.
[3]刘宇轩.文化遗产“借壳”现代科技“重生”[EB/OL].2019-10-2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0/27/c_1125158653.htm.
[4]冉奥博，王蒲生.STS三次浪潮中的实在论立场[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2）：48-53.
[5]刘崇俊.STS“参与转向”中技科学的协同治理研究[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5（10）：50-54.
[6]陈凡，陈佳.论技术的社会化与STS的中国化[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29（02）：37-41.
[7]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EB/OL].2021-01-19.http：//www.dg.gov.cn/gkmlpt/content/3/3452/post_3452001.html#683.
[8]庞增霞.STS的第三波与第二波的修正关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36（04）：32-36.
[9]高丙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属性[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1）.
[10]Jasanoff，S.The Idiom of Co-Production[C]//S.Jasanoff （ed.）.States of Knowledge.London：Routledge，2004：1-12.
[11]杜洁芳.东莞文化馆：“非遗小姐姐”来带货[EB/OL].2020-05-17.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440179.
[12]张毅.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工艺项目的传承与创新[J].文化遗产，2020，（01）：147-153.
[13]刘锡诚.“非遗”产业化：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J].河南教育學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04）：1-7.
[14]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6，（15）：35-38.
作者简介：
李舒恬，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城市转型治理与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