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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让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这些在抗日战争中做过巨大贡献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以没有意识形态面具的面目出现。同时，也为人们知晓、了解那些当年的老兵，打开了一扇窗。然而，有关远征军的资料良莠不齐，如何保证史诗正剧中的人物，尽可能接近真实？
“这部剧里80%的内容是客观呈现了当时那段历史。”面对《小康》记者时，《中国远征军》编剧邱对，具体解释了“80”这个数字的内涵——涉及到史实的部分，都是历史真实。剧中所有人物，除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外，剩下的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经历的事件，经历的情感，却是真实的。
大概正是这些“真实”，让《中国远征军》有了打上“史诗”标签的底气。然而，这些“真实”又是如何炼成的？
“滚”一遍，再“跳”出来
炼就“真实”的第一步，自然是大量、广泛地查阅资料。
邱对说，真正把“远征军”作为一个项目后，他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在众多资料中 “滚”一遍。资料来源，一是大陆现有的记录，二是海外网站。他甚至在旧书店淘到了1944年重庆政府出的《步兵操典》。
从资料中“滚”过一遍后，接下来的重要一步，是要“跳”出来。“资料很多，但良莠不齐，以讹传讹的东西不少。比如年代久远，老兵难免会发生记忆偏差；而远征军后代在谈到父辈的事情时，也难免带有个人色彩。”邱对说，这时，他只能筛选，得出比较合乎逻辑的判断。
邱对读到孙立人统帅的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解救7000英军、大胜日本第33师团的著名战役“仁安羌大捷”时，有些疑问。“仁安羌一战，围困七千英军的，到底是多少日军？史料上很多都说那是日军第33师团。按照日军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团是2.5万到3万人。而我们一个团是1000人。后来的战果表明，孙立人以1000人之力解救了7000英军不说，还把2.5万日军给打跑了。”邱对说，他觉得“这事儿不对”。
之后，邱对在凤凰卫视制作的远征军纪录片里看到了一段老兵口述——孙立人在战斗胜利后才弄清日军不是一个整师团，孙当时有点后怕同时又觉得有点歪打误撞。
可邱对仍旧觉得——“不对”。
“如果前去解救仁安羌的将领是戴安澜，我相信他会做出以一千人之力对抗两万五千敌人的选择，因为他是黄埔系的军人，他的信条就是忠诚，战死在所不惜。孙立人则不是，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所受的军事教育是作战前必须有坚实的情报支持。这是保护士兵，保护部队的方式。”在邱对看来，孙立人一定事先拿到了情报，才可能把部队派出去。
怎么拿？没有记载。“这恰恰是我可以虚构的空间。只要它符合逻辑。”邱对说，在他查阅资料时，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日本派到缅甸的僧人，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被蛊惑的，以为是去开发缅甸的佛教，却无奈成了为日军服务的间谍。于是，邱对假想其中有个僧人，经过孙立人的劝说和良心的折磨，为其提供了日军的实际兵力，才使得孙立人敢下令进攻。在邱对看来，这个“假想”是合逻辑的——“他的僧侣身份，决定了他不是军国主义分子。当他看到战争的惨状时，难道不反思，这会给他口中的芸芸众生，造成怎样的伤害？至少，早一天结束杀戮，是他想要的。” 邱对说。他判断是否“符合逻辑”的标准是：能否到达史实所给定的结果。
另外，也要符合人性选择——比如，戴安澜将军牺牲的那一段。史书上，包括当年200师郑庭笈回忆，缅北大退溃时，戴安澜被士兵们抬着回国，走到缅甸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在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间，戴安澜让部下把自己扶起，冲着祖国的方向喊了一声“祖国万岁”，便去世了。
“这是历史的记载，但是我不相信。第一，他恐怕没有力气喊；第二，这恐怕也不符合戴安澜的性格。”邱对说，根据他对戴安澜这个人物的了解，他发现，出身黄埔军校的戴，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这从他在同古写给妻子的那封几乎是诀别的信中便能看出，字字句句充满温情。所以，最终，邱对为戴安澜设定了这样一个“离开”的画面：他让士兵帮他把最新的军服穿上，嘴里念着“想看看弟兄埋锅做饭的样子”，之后，闭上了双眼。“军人最关注的是部队，是弟兄。他把自己的弟兄带到这个境地，其实是很内疚的，这才是一个将领的心态。我树立的是个有血有肉的英雄，而非战争机器。”邱对说。
在为每个人物设定故事时，邱对说，他的原则是：不涉及党派，只写中国军人。
其实，这也是把人物抛却面具化，逐渐丰盈的过程。
同样是孙立人。邱对说，在大量阅读孙立人资料，包括新一军的战史后，他认为有些史料，是需要推敲的。毕竟叙述者很多都是跟随孙立人多年的部下，制史者，为尊者讳。就像第一次反攻缅北，远征军损失巨大，虽然情报有错误，但是有纠正的机会。从一个将领而言，肯定是有失误的。于是，在《中国远征军》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孙立人在史迪威面前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他发现自己出现某个问题后掉头改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另外，孙立人对自己部队的钟爱，甚至都可以护短，这恰恰说明，这是爱士兵的表现。那是他从淞沪战役带出来的部队啊，跟他都是生死弟兄。感情的力量有时大过理智。”
“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除了要甄别高级将领的史料，邱对在查阅资料时，也看了许多当年普通老兵的故事。
《中国远征军》历史顾问戈叔亚，近二十年，一直在做着关于那段历史的田野调查。他和邱对说过，有些老兵也会故意美化自己的故事，这时，肯定要选择、判断。但近些年来，戈叔亚更多的，是感觉痛心——老兵去世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太多人，是带着遗憾离开。
就像多年来采访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媒体记者孙春龙所感慨的：他们有的希望请一个保姆照顾自己，有的希望能买一身新衣服，而更多的只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比如获得一枚纪念章，甚至找人聊聊天。
以严肃面貌出现的《中国远征军》，或许，也可以为人们了解、帮助那些当年的老兵，打开一扇窗。
当然，老兵们的故事，不仅有让人伤怀的地方。同时，也有“光彩”闪烁。
邱对说，他在阅读章东磐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时，就被书中张子文老人的风采，震动了。张子文出身良好、家学颇深，自愿抗日加入远征军。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进修英语。他没有参加内战，做了外语教师，专心育才。然而，1956年正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张子文从狱中“重回人生”时，已是在26年后，我们惯用的语汇，叫做平反。
邱对清楚地记得，章东磐在书中这样描述老年时的张子文：多年后，在滇西阵亡的美国梅姆瑞少校的女儿等一行人，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后，美国朋友和张子文有了一次聚会。老人用流利的英语、优雅的风度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告诉美国客人，没有他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然而，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遭遇的不公。没有一句哀怨。他用生命的余晖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无论是，尽量客观地还原国民党将领，还是打捞出普通老兵们的故事，电视剧《中国远征军》，以及所有做着类似努力的人们，都会让人想到美国电影《护送钱斯》中的那句台词：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
“这部剧里80%的内容是客观呈现了当时那段历史。”面对《小康》记者时，《中国远征军》编剧邱对，具体解释了“80”这个数字的内涵——涉及到史实的部分，都是历史真实。剧中所有人物，除了国民党高级将领外，剩下的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经历的事件，经历的情感，却是真实的。
大概正是这些“真实”，让《中国远征军》有了打上“史诗”标签的底气。然而，这些“真实”又是如何炼成的？
“滚”一遍，再“跳”出来
炼就“真实”的第一步，自然是大量、广泛地查阅资料。
邱对说，真正把“远征军”作为一个项目后，他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在众多资料中 “滚”一遍。资料来源，一是大陆现有的记录，二是海外网站。他甚至在旧书店淘到了1944年重庆政府出的《步兵操典》。
从资料中“滚”过一遍后，接下来的重要一步，是要“跳”出来。“资料很多，但良莠不齐，以讹传讹的东西不少。比如年代久远，老兵难免会发生记忆偏差；而远征军后代在谈到父辈的事情时，也难免带有个人色彩。”邱对说，这时，他只能筛选，得出比较合乎逻辑的判断。
邱对读到孙立人统帅的远征军新38师第113团在缅甸仁安羌解救7000英军、大胜日本第33师团的著名战役“仁安羌大捷”时，有些疑问。“仁安羌一战，围困七千英军的，到底是多少日军？史料上很多都说那是日军第33师团。按照日军当时的编制，一个师团是2.5万到3万人。而我们一个团是1000人。后来的战果表明，孙立人以1000人之力解救了7000英军不说，还把2.5万日军给打跑了。”邱对说，他觉得“这事儿不对”。
之后，邱对在凤凰卫视制作的远征军纪录片里看到了一段老兵口述——孙立人在战斗胜利后才弄清日军不是一个整师团，孙当时有点后怕同时又觉得有点歪打误撞。
可邱对仍旧觉得——“不对”。
“如果前去解救仁安羌的将领是戴安澜，我相信他会做出以一千人之力对抗两万五千敌人的选择，因为他是黄埔系的军人，他的信条就是忠诚，战死在所不惜。孙立人则不是，他是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毕业，所受的军事教育是作战前必须有坚实的情报支持。这是保护士兵，保护部队的方式。”在邱对看来，孙立人一定事先拿到了情报，才可能把部队派出去。
怎么拿？没有记载。“这恰恰是我可以虚构的空间。只要它符合逻辑。”邱对说，在他查阅资料时，看到了这样的信息：日本派到缅甸的僧人，有相当一部分，最初是被蛊惑的，以为是去开发缅甸的佛教，却无奈成了为日军服务的间谍。于是，邱对假想其中有个僧人，经过孙立人的劝说和良心的折磨，为其提供了日军的实际兵力，才使得孙立人敢下令进攻。在邱对看来，这个“假想”是合逻辑的——“他的僧侣身份，决定了他不是军国主义分子。当他看到战争的惨状时，难道不反思，这会给他口中的芸芸众生，造成怎样的伤害？至少，早一天结束杀戮，是他想要的。” 邱对说。他判断是否“符合逻辑”的标准是：能否到达史实所给定的结果。
另外，也要符合人性选择——比如，戴安澜将军牺牲的那一段。史书上，包括当年200师郑庭笈回忆，缅北大退溃时，戴安澜被士兵们抬着回国，走到缅甸一个叫茅邦村的地方，在大概下午五点钟的时间，戴安澜让部下把自己扶起，冲着祖国的方向喊了一声“祖国万岁”，便去世了。
“这是历史的记载，但是我不相信。第一，他恐怕没有力气喊；第二，这恐怕也不符合戴安澜的性格。”邱对说，根据他对戴安澜这个人物的了解，他发现，出身黄埔军校的戴，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这从他在同古写给妻子的那封几乎是诀别的信中便能看出，字字句句充满温情。所以，最终，邱对为戴安澜设定了这样一个“离开”的画面：他让士兵帮他把最新的军服穿上，嘴里念着“想看看弟兄埋锅做饭的样子”，之后，闭上了双眼。“军人最关注的是部队，是弟兄。他把自己的弟兄带到这个境地，其实是很内疚的，这才是一个将领的心态。我树立的是个有血有肉的英雄，而非战争机器。”邱对说。
在为每个人物设定故事时，邱对说，他的原则是：不涉及党派，只写中国军人。
其实，这也是把人物抛却面具化，逐渐丰盈的过程。
同样是孙立人。邱对说，在大量阅读孙立人资料，包括新一军的战史后，他认为有些史料，是需要推敲的。毕竟叙述者很多都是跟随孙立人多年的部下，制史者，为尊者讳。就像第一次反攻缅北，远征军损失巨大，虽然情报有错误，但是有纠正的机会。从一个将领而言，肯定是有失误的。于是，在《中国远征军》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孙立人在史迪威面前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他发现自己出现某个问题后掉头改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另外，孙立人对自己部队的钟爱，甚至都可以护短，这恰恰说明，这是爱士兵的表现。那是他从淞沪战役带出来的部队啊，跟他都是生死弟兄。感情的力量有时大过理智。”
“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除了要甄别高级将领的史料，邱对在查阅资料时，也看了许多当年普通老兵的故事。
《中国远征军》历史顾问戈叔亚，近二十年，一直在做着关于那段历史的田野调查。他和邱对说过，有些老兵也会故意美化自己的故事，这时，肯定要选择、判断。但近些年来，戈叔亚更多的，是感觉痛心——老兵去世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太多人，是带着遗憾离开。
就像多年来采访流落滇缅的远征军老兵，并发起“老兵回家”活动的媒体记者孙春龙所感慨的：他们有的希望请一个保姆照顾自己，有的希望能买一身新衣服，而更多的只是精神层面的需求，比如获得一枚纪念章，甚至找人聊聊天。
以严肃面貌出现的《中国远征军》，或许，也可以为人们了解、帮助那些当年的老兵，打开一扇窗。
当然，老兵们的故事，不仅有让人伤怀的地方。同时，也有“光彩”闪烁。
邱对说，他在阅读章东磐的“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父亲的战场》时，就被书中张子文老人的风采，震动了。张子文出身良好、家学颇深，自愿抗日加入远征军。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进修英语。他没有参加内战，做了外语教师，专心育才。然而，1956年正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张子文从狱中“重回人生”时，已是在26年后，我们惯用的语汇，叫做平反。
邱对清楚地记得，章东磐在书中这样描述老年时的张子文：多年后，在滇西阵亡的美国梅姆瑞少校的女儿等一行人，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后，美国朋友和张子文有了一次聚会。老人用流利的英语、优雅的风度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告诉美国客人，没有他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然而，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遭遇的不公。没有一句哀怨。他用生命的余晖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他们的父亲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无论是，尽量客观地还原国民党将领，还是打捞出普通老兵们的故事，电视剧《中国远征军》，以及所有做着类似努力的人们，都会让人想到美国电影《护送钱斯》中的那句台词：明白告诉自己的官兵，国家从来没有也不会忘记和抛弃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