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不知道哪位大侠写过一篇叫《知识失业》的文章,说在中国考上大学之日就是学生失业之时。文章以“北大才子当街卖肉”为据,几近于圣人的腔调历数了中国教育的几大罪状,可谓一呼百应,似乎“北大才子”当不了人上人就是中国教育的耻辱。大部分人不能接受,是因为以倾家之力供孩子读大学,到头来却和卖肉的一个“级别”,这样的大学读不读实在没意义。有意思的是,一边是“读书无用论”的高涨,另一边是“文凭热”的泛滥,仿佛一夜之间,硕士、博士遍及全国各个行业。
　　时针指向1997年。那一年在中国社会改革史上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香港回归、三峡截流、火车提速、重庆直辖,更有标志意义的是MBA(工商管理学硕士)教育引入中国。一个大专毕业生可以轻松考取MBA,打破了英国几十年建立起来的MBA神话,虽然其课程涉及管理类、经济学类、财务、金融、法律等学科,也涉及到了以口才为依托的沟通、运筹、判断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但中国的高等学府却制造了另一个神话——学位的最高境界可以在一年的“进修”中达到。
　　照理说,一个进步的社会,崇尚文化科学知识是必备的内质。而无论任何优秀的东西,一旦被滥用,甚至沦为功利的敲门砖,再崇高也会变得庸俗不堪。社会用人制度向“文凭”倾斜,造就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社会现实,有钱的用钱,有权的用权,人们各显其能,目的就是拿到文凭,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小本本,就业、职称、晋级、升官、发财一切都顺理成章。于是乎,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提升”被当作某种成果吹嘘,伴随而来的是“3+X”高考改革、高校扩招,中国教育适应了社会心理,成为走在改革最前列的行业之一。
　　至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否成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迄今为止教育当局没有说失败,也就预示着这样的路还要走下去。毕竟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前提下,教育机构找到了自己的利益点,即使学生在校时“学非所长”,毕业后“学非所用”,也是教育的一种价值观的体现。关于这样的话题,近年来社会舆论和学术界的说法一直互不相让,但这种争论却没有意义,人才市场上MBA、海归派频遭白眼,文凭热仍然居高不下。
　　作为一种注重复合型、综合型人才的培养,MBA在中国的演化过程几乎没有多少知识含量,这当然与经济大背景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现代教育”真有了点皓首穷经的悲壮。刊发了一篇《失业白领路边摆摊赚小钱》的新闻,此情此景与当年“北大才子当街卖肉”有遥相呼应之感,却不知为什么,相关舆论没有提及“读书无用”,反而众口一词指斥中国的文凭“水分含量超标”。
　　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目前出现一种新现象,叫“功能性文盲”:有些学历不低的人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形同于目不识丁的贩夫走卒,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知识失业”。当然,这种情况在经济高速发展起步阶段并不罕见,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过类似现象,之后他们力主改革教育体制,打破了应试教育现有的格局,使韩国迅速转为知识产权大国。更有参照意义的是印度,不论从人口数量和社会结果与中国极其相似,他们向来承认知识格局比中国低几个档次,但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却是知识型人才供不应求,软件业仍然在高速发展,一前一后的对比足以让中国人汗颜。
　　实事求是地说,作为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大国,出现“知识失业”有点骇人听闻,虽然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过程,也不能不说“文凭热”从根本上就不是“知识热”,MBA也好,博士也好,都是仕途的附属品。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早在1997年就称这是“文凭腐败”,他看到了假文凭可以用于在政治舞台上攀爬,却不能真正做到用真才实学糊口。蔡继明将批评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官员,而作为“两会”提案,直到2000年才有了回应。不过,回应的方式很特殊,是以被广泛引用的例子阐述的,主要指向是江西省官员胡长清学历造假事件。
　　葡萄牙总理曾被指控“文凭造假”、韩国名流频陷“学位门”,假学历问题看来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人家都能“引咎辞职”,中国却“法不责众”。这是为什么?是只有在知识贫乏的社会现实中,文凭才能从根本上能改变人的命运。进而才有那么多人像范进一样,宁可为之折腰付出一生,也再所不惜。进一步说,现在的社会是多元化社会,个人崇拜已经不会产生,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却变着法子“一刀切”,将所有的人推向了造假、制假、使假的境地,形成了另一层次的“文凭崇拜”。
　　孔夫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这里的“礼”,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生活中形成的人际间相互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尽管很多人将之视为“道义”,却不能否认它在治国安邦、立身处事中的作用。应该说,当年的MBA热是“文凭热”的延续,是“学而优则仕”的变种病毒,因为它的出现没有增加社会管理的大智慧,时至今日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还遭人指责。这是个教训,其正面效应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消除一切自我消耗的社会弊端,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稳步发展,才能使国家真正进入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