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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座谈会是纪念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北党的重要领导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马明方伯伯诞辰110周年。我的父亲张达志曾经在明方伯伯的领导下，与明方伯伯一起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白色恐怖的严峻环境中，参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并在斗争中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特别是在1932年10月至1933年年初陕北特委机关转移至佳县南坬村我父亲开办的冬书房的四个多月里，明方伯伯、文瑞叔叔及特委其他领导同志和我父亲同住一孔窑、同睡一条炕、同吃一锅饭，一个煮洋芋分着吃、一件羊皮袄合着盖。这种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结成的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在我少年时代便经常听起马明方这个名字，但由于我当时对父辈们的革命斗争历史完全不了解，自然也无法懂得他们之间的那种情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逐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历史，了解了西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情况，了解了明方伯伯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成为我十分崇敬的一辈人，明方伯伯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西北革命根据地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北方唯一的，也是红军长征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它为九死一生的党中央、中央红军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了高度评价：“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没有陕北，那就不得落地。”刘志丹、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中的杰出代表，而明方伯伯正是创建者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闹红”建立苏维埃政权上，明方伯伯和他的战友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农民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力量。大革命失败后，陕北的党组织进入秘密工作时期。1928年后，新的陕北特委逐步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把工作对象转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此期间明方伯伯先后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镇川区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1930年秋陕北执行立三“左”倾路线受挫后，他下大力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员队伍。在横山响水堡，他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响水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后来大多参加了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他在担任绥德县委巡视员的工作中，深入农村，向党员和群众作调查，对农村情况和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重要性，认识到陕北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深受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脱离农村、脱离农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积极参加领导了1929年绥德饥民的“打蛋厂”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他在担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大力发展党团员，在镇川堡、上盐湾和无定河以东的农村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同时还成立了盐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并开始酝酿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打土豪的斗争。
正是由于明方伯伯和他的战友们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贫苦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团员积极分子，建立党的组织，在城市和军队中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力量被削弱之时，仍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为之后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领导陕北特委适时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3年是陕北党的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农村中党的组织迅猛发展；广大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坚持斗争一年多，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的干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26军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支持。时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明方伯伯根据上级的指示，正确分析了陕北的斗争形势，于当年7月在佳县高起家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明方伯伯主持了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详尽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充分说明了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决定：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党团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决定在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神府、佳吴、绥清和安定（今子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我父亲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
这次会议在陕北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陕北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自此全面开展起来。
会议结束后不久，发生了震惊陕北的“米脂事件”。敌人在米脂镇川堡逮捕了前往安定一支队工作的特委委员毕维周、王兆卿以及随行的高录孝和米脂的地下党员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同志，严刑拷打无果后将他们殺害在十里铺无定河畔。敌特还带人前往米脂姜家新庄捉拿明方伯伯、文瑞叔叔和常学恭，由于群众及时报信和掩护，他们终于跳崖冲了出去。“米脂事件”发生后，明方伯伯和特委委员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了陕北革命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认为虽然特委两位委员和四位同志遭敌杀害，另有二位委员私自离去，但陕北整个党团组织未受到破坏，急需振作精神，坚持斗争，继续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一面派人去北方局汇报工作，一面分头到各地去巡视整顿党团组织，动员各地党团员和群众继续为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而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了三支游击队，开辟了安定、绥清、神府三小块根据地。之后，又举行了木头峪暴动成立了第四支队，绥德创建了第五支队，佳县建立了第六支队，米西、横山、延川等地相继组建了第七、八、九支队。1934年1月，谢子长同志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5月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陕北的武装斗争。1934年8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明方伯伯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围剿”的决议，决定将第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第一、二、三团。1935年1月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正式组建。随后，刘志丹同志率领陕甘红军一部来到陕北，与谢子长同志会合，领导了反围剿斗争，从此，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是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标志，也是根据地能够巩固和扩大的前提条件。明方伯伯和陕北特委对此十分重视。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从1934年8月开始，到1935年1月，陕北先后建立了赤源、佳县、神木、清涧、吴堡、绥德、延川、秀延、延水等九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1935年1月25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召开。明方伯伯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就建立和加强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明方伯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粮食、财政、教育、劳动、内务、贸易、保卫等部门，后来又设立了巡视员。会议还通过了《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31日，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土地改革，分配土地，是广大穷苦农民的迫切要求，亦是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陕北特委根据陕北的实际，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各级苏维埃政权依据这些政策措施具体落实执行。从1934年9月开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陕北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广大贫雇农分到了土地，革命热情高涨。绝大多数中农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保护，而且由于取消了苛捐杂税，推翻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他们对革命真诚拥护，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革命形势更加向前发展。对于在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动了中农土地，不加区分给富农一律分远地坏地，地主一律不分地，土地分配中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做法，明方伯伯一经发现，随时加以纠正。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明方伯伯的领导下，还大力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当时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就是动员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前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主力红军不断壮大的同时，游击队赤卫队也不断发展，成为反“围剿”的重要力量，到1935年9月，陕甘、陕北的主力红军已有两个师4000多人，游击队赤卫队近万人。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动员了粮食、衣物等物资供给前线部队。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兴办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为迎接党中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明方伯伯在领导创建、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艰苦而扎实的工作。以上仅列举他所作的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方伯伯体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优秀的品质。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了信仰而战斗。自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无论是在國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反动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乃至在“文革”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当王明“左”倾路线传到陕北特委，他多次在会议上进行斗争，批判了“左”倾路线对陕北特委的无端指责，并在实践中抵制了“左”倾路线的贯彻。
他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心中都装着人民、装着群众，群众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他坚贞不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在新疆的监狱中，敌人的毒刑拷打、威逼利诱都不能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即使是在遭受“文革”迫害，即将离世时，他仍然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发现工作中缺点、纰漏，他总是诚恳地做自我批评。他生活上非常简朴，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同样严格要求。
明方伯伯的这些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明方伯伯离开我们已经41年了，今天，我们参加纪念他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老一辈是怎样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曲折才走到了今天；就是要把他们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传下去，让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我少年时代便经常听起马明方这个名字，但由于我当时对父辈们的革命斗争历史完全不了解，自然也无法懂得他们之间的那种情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逐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历史，了解了西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情况，了解了明方伯伯和他们那一代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们成为我十分崇敬的一辈人，明方伯伯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西北革命根据地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北方唯一的，也是红军长征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它为九死一生的党中央、中央红军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是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作了高度评价：“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没有陕北，那就不得落地。”刘志丹、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中的杰出代表，而明方伯伯正是创建者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闹红”建立苏维埃政权上，明方伯伯和他的战友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为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贫困地区，农民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要力量。大革命失败后，陕北的党组织进入秘密工作时期。1928年后，新的陕北特委逐步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把工作对象转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此期间明方伯伯先后任中共横山区委书记，绥德县委委员、北区区委书记、巡视员，镇川区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1931年1月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1930年秋陕北执行立三“左”倾路线受挫后，他下大力整顿和恢复党的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员队伍。在横山响水堡，他以小学教员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在教师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响水堡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后来大多参加了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
他在担任绥德县委巡视员的工作中，深入农村，向党员和群众作调查，对农村情况和党在农村的工作，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认识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的重要性，认识到陕北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深受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和勇敢的斗争精神，脱离农村、脱离农民，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积极参加领导了1929年绥德饥民的“打蛋厂”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党的影响。
他在担任中共镇川区委书记和中心县委书记期间，大力发展党团员，在镇川堡、上盐湾和无定河以东的农村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同时还成立了盐工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租、抗税、抗捐等斗争，并开始酝酿组织游击队和开展打土豪的斗争。
正是由于明方伯伯和他的战友们逐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在贫苦农民中大力发展党团员积极分子，建立党的组织，在城市和军队中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力量被削弱之时，仍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为之后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领导陕北特委适时开展武装斗争，创建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3年是陕北党的历史上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党的组织进一步壮大，特别是农村中党的组织迅猛发展；广大贫苦农民反抗地主和反动政府的情绪日益高涨；陕北特委领导创建的游击队第一支队已坚持斗争一年多，培养了一批武装斗争的干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26军给予了巨大的影响和支持。时任中共陕北特委代理书记的明方伯伯根据上级的指示，正确分析了陕北的斗争形势，于当年7月在佳县高起家召开了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明方伯伯主持了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详尽分析了陕北革命斗争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充分说明了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提出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决定：武装工农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红军；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根据地；大力发展党团组织，恢复和加强县、区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在各方面的领导作用。同时决定在党的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神府、佳吴、绥清和安定（今子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会议选举了党团特委委员，健全了党团领导机构。我父亲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特委委员。
这次会议在陕北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陕北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自此全面开展起来。
会议结束后不久，发生了震惊陕北的“米脂事件”。敌人在米脂镇川堡逮捕了前往安定一支队工作的特委委员毕维周、王兆卿以及随行的高录孝和米脂的地下党员崔明道、高庆恩、王守义等六同志，严刑拷打无果后将他们殺害在十里铺无定河畔。敌特还带人前往米脂姜家新庄捉拿明方伯伯、文瑞叔叔和常学恭，由于群众及时报信和掩护，他们终于跳崖冲了出去。“米脂事件”发生后，明方伯伯和特委委员们在佳县寨子沟召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了陕北革命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认为虽然特委两位委员和四位同志遭敌杀害，另有二位委员私自离去，但陕北整个党团组织未受到破坏，急需振作精神，坚持斗争，继续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一面派人去北方局汇报工作，一面分头到各地去巡视整顿党团组织，动员各地党团员和群众继续为贯彻执行特委扩大会议精神而斗争。在特委的领导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了三支游击队，开辟了安定、绥清、神府三小块根据地。之后，又举行了木头峪暴动成立了第四支队，绥德创建了第五支队，佳县建立了第六支队，米西、横山、延川等地相继组建了第七、八、九支队。1934年1月，谢子长同志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5月成立了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陕北的武装斗争。1934年8月，陕北特委在清涧寺墕里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明方伯伯起草的关于粉碎敌人“围剿”的决议，决定将第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第一、二、三团。1935年1月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正式组建。随后，刘志丹同志率领陕甘红军一部来到陕北，与谢子长同志会合，领导了反围剿斗争，从此，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最终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是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标志，也是根据地能够巩固和扩大的前提条件。明方伯伯和陕北特委对此十分重视。在特委的统一领导下，从1934年8月开始，到1935年1月，陕北先后建立了赤源、佳县、神木、清涧、吴堡、绥德、延川、秀延、延水等九个县的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1935年1月25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赤源县白庙岔（今属安塞县）召开。明方伯伯在会议上作了报告，会议就建立和加强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明方伯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粮食、财政、教育、劳动、内务、贸易、保卫等部门，后来又设立了巡视员。会议还通过了《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31日，举行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庆祝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土地改革，分配土地，是广大穷苦农民的迫切要求，亦是各级苏维埃政权的首要任务。陕北特委根据陕北的实际，制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各级苏维埃政权依据这些政策措施具体落实执行。从1934年9月开始，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陕北根据地逐步开展起来。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制度。广大贫雇农分到了土地，革命热情高涨。绝大多数中农的土地所有权受到了保护，而且由于取消了苛捐杂税，推翻了封建统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他们对革命真诚拥护，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革命形势更加向前发展。对于在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动了中农土地，不加区分给富农一律分远地坏地，地主一律不分地，土地分配中侵犯工商业的错误做法，明方伯伯一经发现，随时加以纠正。
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在明方伯伯的领导下，还大力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当时一项十分急迫的任务就是动员根据地人民全力支援前线，粉碎敌人的“围剿”。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主力红军不断壮大的同时，游击队赤卫队也不断发展，成为反“围剿”的重要力量，到1935年9月，陕甘、陕北的主力红军已有两个师4000多人，游击队赤卫队近万人。各级苏维埃政府还动员了粮食、衣物等物资供给前线部队。同时，大力发展生产，兴办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后方。陕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陕北革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为迎接党中央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明方伯伯在领导创建、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艰苦而扎实的工作。以上仅列举他所作的三个方面的突出贡献。
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明方伯伯体现出了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优秀的品质。
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且矢志不渝地为了信仰而战斗。自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无论是在國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还是在反动军阀盛世才的监狱里，乃至在“文革”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都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和灵活的斗争艺术。当王明“左”倾路线传到陕北特委，他多次在会议上进行斗争，批判了“左”倾路线对陕北特委的无端指责，并在实践中抵制了“左”倾路线的贯彻。
他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心中都装着人民、装着群众，群众提出的问题，他都要认真研究，加以解决。
他坚贞不屈，忠于党、忠于党的事业。在新疆的监狱中，敌人的毒刑拷打、威逼利诱都不能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即使是在遭受“文革”迫害，即将离世时，他仍然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他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发现工作中缺点、纰漏，他总是诚恳地做自我批评。他生活上非常简朴，从不占公家半点便宜，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也同样严格要求。
明方伯伯的这些崇高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明方伯伯离开我们已经41年了，今天，我们参加纪念他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就是要让人们记住老一辈是怎样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又是经历了怎样的艰辛和曲折才走到了今天；就是要把他们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传下去，让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