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汗牛充栋的边地题材书写中，杜文娟的“西藏书写”是一个独特而耀眼的客观存在。就长篇小说《红雪莲》而言，这既是杜文娟的自我革新之作，又是一部藏汉文化大融合的人文史诗。
　　杜文娟是一位游走在浪漫与现实之间的作家，她的小说既飘散着浪漫的气息，又展现着对社会现实的关切。在书中，作者以西藏地区电力聯网的重大工程建设为故事纽带，为读者讲述了两代援藏人的不同命运和精神追求，演绎出一段具有悲悯情怀的人文故事，奏响了藏汉文化大融合的精神变奏曲，给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和视觉冲击。
　　该小说以“西藏书写”为底色，采用交叉叙述的方式，将南宫羽和李青林的“小镇之恋”穿梭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追逐都市繁华与内心宁静的杂糅言说中，为读者敞开了一扇窥探时代潮流的智慧之门。小说中的南宫羽原本是秦巴山间一个小水电站的值班员，但她不甘心像父辈一样，在偏窄之地终其一生。在梦想的唆使下和对都市生活的无限向往中，怀揣对繁华都市的美好憧憬，毅然奔赴南方。然而，南方的都市生活并非是她理想中的“人间天堂”，在这里，生活的种种不幸接踵而来，特别是男朋友李青林的巨变更是让她难以接受。当她面对眼前混乱不堪的人际关系和“一地鸡毛”的生活琐碎时，深深地陷入了精神世界的都市洪荒中，在这无所适从的环境和虚无缥缈的爱情中，慢慢地迷失了自我。于是，她又一次选择了逃离，到西藏去支教。这是她从贫瘠的精神世界成功突围的重要转折点，在这片心灵栖息地，逐渐实现了人生蜕变。从某种程度上看，南宫羽在藏北小县城的生活才让她真正感受到了生活的幸福，找到了生命的归属感。也可以说，南宫羽这个人物形象是作者以女性视角，为我们勾勒出的新时代援藏者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柳渡江、老白、王副县长等人，小说借助人物间错综复杂的游弋情感，将故事情节引申到多维度的时代广角下，在灵动叙事的过程中，文本突破了传统援藏小说只重精神享受而忽略物质满足的单纯奉献模式，为读者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他们的成功塑造为当代援藏题材小说注入了新活力。
　　米兰·昆德拉说：“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由此来看，长篇小说《红雪莲》是充满道义的良心之作。这是由于作者杜文娟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从现实生活入手，用真情的笔墨书写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援藏者。在作者眼里，无论他们是出于何种原因来到西藏，但他们都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都值得被书写，他们都是值得尊敬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援藏故事的记叙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讲故事层面上，而是由表及里为读者充分挖掘了写作素材，将简单的人物塑造深入到了人性书写的高度，使小说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譬如，小说中的柳渡江是一个富有革命色彩的悲剧人物，“文革”中的他为了与被打倒的父母划清界限，主动申请援藏。然而，当他长期面对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时，最终还是选择了逃离，在逃亡途中又收养了藏族孩子柳巴松。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柳渡江的人生选择，但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人性的纯朴与美好。不仅如此，作者以夹叙夹议的开放叙述姿态，为我们陈述了一系列援藏者的感人事迹，即便是她笔下的南宫羽、李青林、柳巴松以及老一代建设者柳渡江、老白、秦姨等人也不例外。而这样对美好人性的书写是作者“西藏书写”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利用他们集中展现了藏区人文景观中的一幅幅人情美、人性美的壮丽画卷。这样的叙述方式蕴含着作者巧妙的叙事节奏和独特的叙事音韵，在隐喻和象征手法的召唤下，杜文娟笔下的“红雪莲”更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作为雪域高原的产物，作者赋予了它多重含义，它不仅仅是故事情节的有力推动者，更是一代代援藏者在西藏生活的见证者，文本中的“红雪莲”包含着一种援藏精神的传承，它是汉藏人民友谊的美好象征。
　　杜文娟以直面现实、书写当下的担当精神为依托，在多维透视下的西藏世情与人性书写中，将民族情怀、人文历史、文化传统熔铸成了一种恣意向上的力量，伴随着原生态的藏区风貌和民间习俗，使它们有机结合成了这部厚重大气、跌宕浩荡的《红雪莲》，我相信，它能给读者带来应有的震撼力和巨大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