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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的记载,在宋代赵明诚《金石录》以后的诸多文献中,多涉及其金石学价值。关于其书法艺术的讨论在晚清包世臣、阮元之后逐渐深入,到了康有为达到顶峰,而对郑道昭为"北朝书圣"的夸赞则由晚清叶昌炽在1901年的《语石》中完成。云峰刻石在书法史上地位的提高与经典化,有赖于晚清碑学兴盛大环境中碑学观念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