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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职业联赛，就需要有一批以足球为职业的人。中国有海量的专业运动员，但以此为职业的，之前却几乎没有。职业运动员，意味着退役后再也没有上啊胃的国家安排工作，要在职业生涯中能够赚到比普通职业更高的收入。这个风险和机会同样大的职业，现在，是个好职业吗?
1974年清晨的一天，上海人民广场的树林里，许多市民停止了晨练，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一
一个小男孩穿着肥大的运动裤，戴着棉质手套，站在两棵树之间。面前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正不断把一个只有球胆的足球踢向他。
男孩不断地摔倒，爬起，爬起，再摔倒，做着重复的扑救动作。如果有一个球没有扑住，男人会大声地斥责他，甚至会走过去冲男孩的屁股踢上一脚。
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不满的声音。“你这个教练也太狠心了吧?哪有像你这样练的!小孩子摔坏了你不心疼啊!”
这时，一位妇女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他不是教练，他是孩子的父亲。”
“草门”的纯真年代
那个男孩的名字叫做江洪，“狠心的教练”是他的父亲江永林，站出来的妇女是他的母亲赵桂英。
这是一个家庭训练班。每天早上五点半，江永林骑自行车载着赵桂英，从淮海路松山消防队家属院出发，十五分钟以后到达人民广场。江洪和弟弟江津跟在自行车后面，跑步赶到。
7岁的江洪打心眼里讨厌这种训练。
他一点也不喜欢足球，他喜欢的是音乐、语文和画画，并曾经立志成为一名画家。
“当初练球是被父亲逼的，他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江洪回忆说。
江永林曾是上海青年队和全国公安队的守门员，后来因为眼睛出了问题，不得不在25岁就早早退役。江永林心有不甘，希望儿子江洪能够子承父业。
这个家庭训练班持续了两年。1976年，江洪进入上海市卢湾体校足球班，但是江洪对足球依然很排斥，有一段时间，他把守的大门频频被人攻破。
那时候，江洪被队友戏称为草门。草门，就是像草堆起来的门。每每被攻破球门，就有人冲他喊：“草门!草门!”江洪感到自卑，对自己也很失望。
“那时候，我想还不如当个工人算了!我要拿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一盒四分钱的冰棍，坐在马路边，一下吃完。踢球有什么好啊!”江洪说。
1979年底，八一足球队到上海冬训，正好住在卢湾体校。江洪听父亲很多次说起过这个球队，便跑回家和父亲说：“爸，八一队来了，在我们学校。”江永林听完后，立马推出自行车，“走，儿子，我带你考试去!”
“怎么可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进八一队，不敢想。”江洪吓坏了。那时候，进入八一队几乎就意味着进入了国家队，而进入国家队则意味着无比的光荣。“不像现在，花钱进国家队是为了回俱乐部涨工资!”
等到八一队训练结束，江永林走上前去毛遂自荐，问人家能不能要江洪。—个教练随便应承了一句，练练看看吧。
练完之后，江洪从人家的表情上读出了结果：没戏。
这时，“幸运女神”向这个13岁的孩子招了招手。
父子俩离开时，一位老者从远处走过来，拍拍江洪的脑袋，说： “这个小家伙还挺有虎虎生气的啊!挺好的!我看可以!”
因为这一句话，江洪进入了八一队。
这位老人叫黄烈，时任八—体工大队大队长。当时，八一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1316”的后备人员培养工程，江洪的年龄正符合要求。再后来，这支包括郝海东、大王涛、江洪在内的28人队伍，有15A踢上了甲A联赛，成为各个球队的中流砥柱。
此后，江洪担任过国少、国奥、国家队门将，曾经是中国第一门将。
不过，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是伴随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兴起，从一个专业运动员转身为职业运动员。
1993年，在八一队待了13年的江洪转会到了深圳。1994年，包括乙级、甲B和甲A在内的职业联赛开打，中国足球职业化正式开始。参加第一年职业联赛的球员，全都是从各省市专业体育队而来。
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职业球员。
少数人的盛宴
月薪3000元，职业足球以其独有的方式第一次向江洪展示了它的魅力。
“3000元哇，暴富啊，三个月不就是万元户了嘛。”江洪感到兴奋，因为在八一队的后期，即便已经是国奥队第一门将的江洪，每个月的工资也仅有200块钱，其他替补的工资是100块，甚至一场比赛部分队员只能拿到7块5毛钱的奖金。
江洪被震撼了。他直言，从专业足球到职业足球，最大的变化就是“钱多了”。当时，甲A球员的年薪是6万元，甲B的年薪是5万元。
三年三级跳。来到深圳的江洪和他的队友们创造了中国足坛的升级奇迹：1994年，深圳队获得了全国乙级联赛的冠军；1995年，刚刚升级的深圳队又夺取甲B联赛的冠军；1996年，江洪就站在了甲A的赛场上。
这一升级过程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深圳速度”。
堪称深圳速度的还有职业球员不断蹿升的工资。据公开资料显示，到1996年，球员平均工资已达五六十万元，到1998年，平均工资已达百万元。
“突然一下子都成了百万富翁了!”江洪再一次被震撼了。
这一次，被震撼的显然不是江洪一人。此时，职业球员已经成为令人艳羡的“黄金职业”。
其实，职业运动员的高收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从国际职业体坛来看，职业运动员特别是足球、篮球等对抗性强、职业生涯一般在10年左右的运动，从业者如果不能在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个职业本身就没有吸引力了。
“踢足球，挣大钱”，渐成众多家长的共识，并被付诸行动：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足校。
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从1997年到2001年，仅在中国足协注册备案的各类足球学校就超过3000所。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踢球少年的总数为350万左右。
这是350万个意图通过踢球改变孩子甚至家庭命运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结局，注定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
梦想的成本足够沉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足校负责人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足校学员的收费由培养费和生活费两部分构成，培养费一般收费2万元左右，生活费一般收费1万元。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孩子的培养期为8-10年。
这意味着单单从经济支出来看，这个梦想的成本为30万元。而一个隐性成本是，孩子的教育被耽误了。
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足球学校的高丰文告诉记者，“虽然各个足校都说自己重视文化课，但这个文化课也就是基础教育而已。如果踢不出来，球员毕业之后，靠什么生存?”
而家长们有着自己的考虑：投入30万元，而职业球员一年的工资就高达百万 元，踢上几年，一辈子的钱都赚够了。如此一比较，这算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单纯从账面上看，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沈阳地区一名足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但是多数家长显然忽略了足球规律，踢足球需要一定的天赋素质，就是具有一定的天赋素质，能踢出来的又有多少呢?” 一个让人感到绝望的数据是，足校成才率仅为5％左右。
而另一个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即便从足校成功毕业，顺利进入职业队，等待球员的也不就是大把挣钱的幸福光景。
“上场队员就11个，一线队不超过30个，踢上球才能多拿奖金。”江洪说，“现实情况是上场的就那么几个。”
江洪将职业联赛初期视为“球员共同的蜜月期”。“踢球快乐，你付出就有回报，大家也尊敬你，钱也挣得多。”江洪如此总结。
那时的《深圳商报》开辟了一个“江洪日记”的专版，刊登他的日记；深圳市国土局找他拍了一个深圳形象的宣传片：江洪开着敞篷跑车在深南大道上兜风，意气风发。后来这个人换成了“钢琴王子”李云迪。
毫无疑问，江洪成为了那个时代深圳的城市偶像。那时，足球运动员成为城市偶像的比比皆是——在济南，是宿茂臻；在北京，是高峰；在上海，是范志毅；在成都，是马明宇……失色的职业
1999年，江洪告别了让自己声名鹊起的深圳，来到青岛海牛。2000年，在青岛海牛只待了一年的江洪，来到甲B球队陕西国力。他已经33岁，不再年轻。同年，巴西教头卡罗斯成为陕西国力的主教练。
到年底，在神奇教头卡罗斯的带领下，陕西国力一举冲A。2001年，34岁的江洪又一次站到了中国最顶级联赛的球场上。陕西国力球市火爆，被称为“金牌球市”。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国家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1：0战胜阿曼，历史性地进军世界杯，民众对于中国足球的热情到达历史最高点。
或许是巧合，从事后来看，2001年，似乎成为以江洪为代表的职业球员最后辉煌的年头。
2002年，发兵日韩的中国男足最终以“三战皆负、尽吞九弹、一球未进”的成绩结束了世界杯的处女秀，巨大的失望让中国球迷难以接受。
2002、2003接连两年，江洪所在的陕西国力排名联赛末尾。西安，中国足球唯一的金牌球市也不断衰落。此时，一个糟糕的现象开始出现：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
从青岛海牛离开时，江洪的年薪超过百万元，而到陕西国力之后，江洪的年薪降到了60万元左右。
“老大，发不下工资，咱们自己挣钱吧。”有球员找到江洪，他拒绝了。
2003年，被媒体称为“赌球教主”的王珀空降西安，成为陕西国力的实际操控者，开始了疯狂的敛财之旅。
“上半年拼命挣分，下半年拼命挣钱。”这是王珀公然宣称的“生财之道”。但是他很快发现，有两个人挡住了他的财路，一个是主教练卡洛斯，另一个就是江洪。
“只有打真球的时候我才能上场，打真球的时候我们进了球，队员们找卡洛斯拥抱，卡洛斯不理他们，他一个人跑到底线，找我一个人拥抱。”江洪回忆说。
王珀显然不能容忍卡洛斯和江洪的存在。他逼走卡洛斯，冷藏江洪。2004年，陕西国力转嫁宁波。球队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但是没有人通知江洪，他被自己的球队“抛弃”了。
此时球队仍然欠江洪将近lOO万元的工资和奖金。也就是说，他在陕西国力三年，每年实际收入仅为20万元。后来。江洪联合其他被欠薪的队友，到中国足协状告陕西国力。陕西国力因此成为因为欠薪被取消注册资格的第一支球队。
被欠薪的球员不止江洪和他的队友。
2004年，深圳科健队员因为被欠薪而集体到深圳市劳动部门上访，据称数额高达2800万元；2005年9月，深圳健力宝队员因为被欠薪而上演罢训；2006年，由于拖欠教练组和球员奖金，青岛海信教练组集体辞职……
今年12月份，国务院足球工作调查组在大面积走访球员、俱乐部和地方足协后，其调研结果让人震惊：球员们不仅收入不高，而且被欠薪严重。在足球圈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目前70％的俱乐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薪现象。
退役生活
2009年12月18日，周五。这天，江洪没有像平时一样睡到自然醒，而是早早地起了床。出门之后，他也没有去熟悉的NONO咖啡店，先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再开始一天的生活。
那天，江洪要去的地方是医院。
“脑梗是不会了。”拿到检查结果，江洪长舒一口气。原来这些天，他感觉手脚发麻，听朋友说这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江洪便去医院做了CT。
下午，母亲从上海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身体。“你放心，我最近心脏也没有疼过。高血脂?我一年都没有吃肉了，血脂不能高了，别担心了。”江洪耐心地向母亲汇报情况。
母亲的担心始于两年前。对于所有关心江洪的球迷来说，那是一个偶像坍塌的日于。
2007年12月16日，江洪在自己的博客“江水东流”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以来，新型毒品似乎是一个敏感而又离我们生活遥远的话题，可对于那个曾经的我来说，有那么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尤其是我刚离开足球的那段日子里，却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主旋律。”
这段话让江洪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吸毒的中国球员。他指着自己脑门后退的发线，说，“这都是吸毒给我的，白头发。”
“你会迷失，你会变，只不过不一定变对了地方。中国球员一有钱了，就觉得自己是老大了，觉得唯我独尊。”他说。他承认正是这种心态让他迷失。
不过，现在他没有了。比如，他安心地开着自己那辆价值23万的老款三菱欧蓝德，不会在乎人们吃惊的眼神——“江洪，你就开这车?”
2005年，江洪彻底告别了足球。2006年，他在西安与别人合开了一家名叫“胡同”的酒吧。开酒吧的钱，他向当时的女朋友借了一些。
江洪坦言，与那些退役之后生活窘迫的大多数球员相比，自己算是幸运的。“做球员时有点名气，开了酒吧之后，原来的球迷都来捧场。”曾经有报道说胡同酒吧日流水达到两万，对此，他淡淡地否定。
“一定不要只冲着挣钱去踢球，要懂得尊重这份职业。”江洪现在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左臂上文了一个耶稣的头像，“(基督教)让我学会了感恩，我冷静了许多。”
在那篇《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却渐已远去》的博文中，他说，“即便是一个曾经在球场上被视为英雄般人物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他不可告人的阴暗的一面，幸运的是如今的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现在，足球开始慢慢远离江洪，也远离这个有着足球传统的家庭——江洪的哥哥有两个女儿，都没有踢球；同样当过“国门”的弟弟江津有个三岁的儿子，家里也决定不刻意培养他踢球；江洪还没有孩子，他说，如果大环境依然如此，也不会让孩子踢球。
胡同酒吧二楼，江洪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楼下传来了歌声——酒吧驻场歌手已经开始练歌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夜晚就要开始。这时，他突然反问，“你觉得赌球、假球，这仅仅是球员的问题吗?”
1974年清晨的一天，上海人民广场的树林里，许多市民停止了晨练，惊讶地看着眼前的场景一
一个小男孩穿着肥大的运动裤，戴着棉质手套，站在两棵树之间。面前一位30岁左右的男人，正不断把一个只有球胆的足球踢向他。
男孩不断地摔倒，爬起，爬起，再摔倒，做着重复的扑救动作。如果有一个球没有扑住，男人会大声地斥责他，甚至会走过去冲男孩的屁股踢上一脚。
围观的人群发出了不满的声音。“你这个教练也太狠心了吧?哪有像你这样练的!小孩子摔坏了你不心疼啊!”
这时，一位妇女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说，“他不是教练，他是孩子的父亲。”
“草门”的纯真年代
那个男孩的名字叫做江洪，“狠心的教练”是他的父亲江永林，站出来的妇女是他的母亲赵桂英。
这是一个家庭训练班。每天早上五点半，江永林骑自行车载着赵桂英，从淮海路松山消防队家属院出发，十五分钟以后到达人民广场。江洪和弟弟江津跟在自行车后面，跑步赶到。
7岁的江洪打心眼里讨厌这种训练。
他一点也不喜欢足球，他喜欢的是音乐、语文和画画，并曾经立志成为一名画家。
“当初练球是被父亲逼的，他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愿望寄托到了我的身上。”江洪回忆说。
江永林曾是上海青年队和全国公安队的守门员，后来因为眼睛出了问题，不得不在25岁就早早退役。江永林心有不甘，希望儿子江洪能够子承父业。
这个家庭训练班持续了两年。1976年，江洪进入上海市卢湾体校足球班，但是江洪对足球依然很排斥，有一段时间，他把守的大门频频被人攻破。
那时候，江洪被队友戏称为草门。草门，就是像草堆起来的门。每每被攻破球门，就有人冲他喊：“草门!草门!”江洪感到自卑，对自己也很失望。
“那时候，我想还不如当个工人算了!我要拿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一盒四分钱的冰棍，坐在马路边，一下吃完。踢球有什么好啊!”江洪说。
1979年底，八一足球队到上海冬训，正好住在卢湾体校。江洪听父亲很多次说起过这个球队，便跑回家和父亲说：“爸，八一队来了，在我们学校。”江永林听完后，立马推出自行车，“走，儿子，我带你考试去!”
“怎么可能!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能进八一队，不敢想。”江洪吓坏了。那时候，进入八一队几乎就意味着进入了国家队，而进入国家队则意味着无比的光荣。“不像现在，花钱进国家队是为了回俱乐部涨工资!”
等到八一队训练结束，江永林走上前去毛遂自荐，问人家能不能要江洪。—个教练随便应承了一句，练练看看吧。
练完之后，江洪从人家的表情上读出了结果：没戏。
这时，“幸运女神”向这个13岁的孩子招了招手。
父子俩离开时，一位老者从远处走过来，拍拍江洪的脑袋，说： “这个小家伙还挺有虎虎生气的啊!挺好的!我看可以!”
因为这一句话，江洪进入了八一队。
这位老人叫黄烈，时任八—体工大队大队长。当时，八一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1316”的后备人员培养工程，江洪的年龄正符合要求。再后来，这支包括郝海东、大王涛、江洪在内的28人队伍，有15A踢上了甲A联赛，成为各个球队的中流砥柱。
此后，江洪担任过国少、国奥、国家队门将，曾经是中国第一门将。
不过，他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是伴随着职业足球联赛的兴起，从一个专业运动员转身为职业运动员。
1993年，在八一队待了13年的江洪转会到了深圳。1994年，包括乙级、甲B和甲A在内的职业联赛开打，中国足球职业化正式开始。参加第一年职业联赛的球员，全都是从各省市专业体育队而来。
一夜之间，他们都成了职业球员。
少数人的盛宴
月薪3000元，职业足球以其独有的方式第一次向江洪展示了它的魅力。
“3000元哇，暴富啊，三个月不就是万元户了嘛。”江洪感到兴奋，因为在八一队的后期，即便已经是国奥队第一门将的江洪，每个月的工资也仅有200块钱，其他替补的工资是100块，甚至一场比赛部分队员只能拿到7块5毛钱的奖金。
江洪被震撼了。他直言，从专业足球到职业足球，最大的变化就是“钱多了”。当时，甲A球员的年薪是6万元，甲B的年薪是5万元。
三年三级跳。来到深圳的江洪和他的队友们创造了中国足坛的升级奇迹：1994年，深圳队获得了全国乙级联赛的冠军；1995年，刚刚升级的深圳队又夺取甲B联赛的冠军；1996年，江洪就站在了甲A的赛场上。
这一升级过程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深圳速度”。
堪称深圳速度的还有职业球员不断蹿升的工资。据公开资料显示，到1996年，球员平均工资已达五六十万元，到1998年，平均工资已达百万元。
“突然一下子都成了百万富翁了!”江洪再一次被震撼了。
这一次，被震撼的显然不是江洪一人。此时，职业球员已经成为令人艳羡的“黄金职业”。
其实，职业运动员的高收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从国际职业体坛来看，职业运动员特别是足球、篮球等对抗性强、职业生涯一般在10年左右的运动，从业者如果不能在职业生涯中得到相对较高的收入，这个职业本身就没有吸引力了。
“踢足球，挣大钱”，渐成众多家长的共识，并被付诸行动：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足校。
根据中国足协的统计，从1997年到2001年，仅在中国足协注册备案的各类足球学校就超过3000所。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踢球少年的总数为350万左右。
这是350万个意图通过踢球改变孩子甚至家庭命运的梦想。而这个梦想的结局，注定是一场少数人的盛宴。
梦想的成本足够沉重。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足校负责人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足校学员的收费由培养费和生活费两部分构成，培养费一般收费2万元左右，生活费一般收费1万元。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孩子的培养期为8-10年。
这意味着单单从经济支出来看，这个梦想的成本为30万元。而一个隐性成本是，孩子的教育被耽误了。
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足球学校的高丰文告诉记者，“虽然各个足校都说自己重视文化课，但这个文化课也就是基础教育而已。如果踢不出来，球员毕业之后，靠什么生存?”
而家长们有着自己的考虑：投入30万元，而职业球员一年的工资就高达百万 元，踢上几年，一辈子的钱都赚够了。如此一比较，这算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单纯从账面上看，这确实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沈阳地区一名足校负责人告诉记者，“但是多数家长显然忽略了足球规律，踢足球需要一定的天赋素质，就是具有一定的天赋素质，能踢出来的又有多少呢?” 一个让人感到绝望的数据是，足校成才率仅为5％左右。
而另一个被人忽视的事实是，即便从足校成功毕业，顺利进入职业队，等待球员的也不就是大把挣钱的幸福光景。
“上场队员就11个，一线队不超过30个，踢上球才能多拿奖金。”江洪说，“现实情况是上场的就那么几个。”
江洪将职业联赛初期视为“球员共同的蜜月期”。“踢球快乐，你付出就有回报，大家也尊敬你，钱也挣得多。”江洪如此总结。
那时的《深圳商报》开辟了一个“江洪日记”的专版，刊登他的日记；深圳市国土局找他拍了一个深圳形象的宣传片：江洪开着敞篷跑车在深南大道上兜风，意气风发。后来这个人换成了“钢琴王子”李云迪。
毫无疑问，江洪成为了那个时代深圳的城市偶像。那时，足球运动员成为城市偶像的比比皆是——在济南，是宿茂臻；在北京，是高峰；在上海，是范志毅；在成都，是马明宇……失色的职业
1999年，江洪告别了让自己声名鹊起的深圳，来到青岛海牛。2000年，在青岛海牛只待了一年的江洪，来到甲B球队陕西国力。他已经33岁，不再年轻。同年，巴西教头卡罗斯成为陕西国力的主教练。
到年底，在神奇教头卡罗斯的带领下，陕西国力一举冲A。2001年，34岁的江洪又一次站到了中国最顶级联赛的球场上。陕西国力球市火爆，被称为“金牌球市”。也是在这一年，中国国家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1：0战胜阿曼，历史性地进军世界杯，民众对于中国足球的热情到达历史最高点。
或许是巧合，从事后来看，2001年，似乎成为以江洪为代表的职业球员最后辉煌的年头。
2002年，发兵日韩的中国男足最终以“三战皆负、尽吞九弹、一球未进”的成绩结束了世界杯的处女秀，巨大的失望让中国球迷难以接受。
2002、2003接连两年，江洪所在的陕西国力排名联赛末尾。西安，中国足球唯一的金牌球市也不断衰落。此时，一个糟糕的现象开始出现：俱乐部拖欠球员工资。
从青岛海牛离开时，江洪的年薪超过百万元，而到陕西国力之后，江洪的年薪降到了60万元左右。
“老大，发不下工资，咱们自己挣钱吧。”有球员找到江洪，他拒绝了。
2003年，被媒体称为“赌球教主”的王珀空降西安，成为陕西国力的实际操控者，开始了疯狂的敛财之旅。
“上半年拼命挣分，下半年拼命挣钱。”这是王珀公然宣称的“生财之道”。但是他很快发现，有两个人挡住了他的财路，一个是主教练卡洛斯，另一个就是江洪。
“只有打真球的时候我才能上场，打真球的时候我们进了球，队员们找卡洛斯拥抱，卡洛斯不理他们，他一个人跑到底线，找我一个人拥抱。”江洪回忆说。
王珀显然不能容忍卡洛斯和江洪的存在。他逼走卡洛斯，冷藏江洪。2004年，陕西国力转嫁宁波。球队已经坐上了南下的火车，但是没有人通知江洪，他被自己的球队“抛弃”了。
此时球队仍然欠江洪将近lOO万元的工资和奖金。也就是说，他在陕西国力三年，每年实际收入仅为20万元。后来。江洪联合其他被欠薪的队友，到中国足协状告陕西国力。陕西国力因此成为因为欠薪被取消注册资格的第一支球队。
被欠薪的球员不止江洪和他的队友。
2004年，深圳科健队员因为被欠薪而集体到深圳市劳动部门上访，据称数额高达2800万元；2005年9月，深圳健力宝队员因为被欠薪而上演罢训；2006年，由于拖欠教练组和球员奖金，青岛海信教练组集体辞职……
今年12月份，国务院足球工作调查组在大面积走访球员、俱乐部和地方足协后，其调研结果让人震惊：球员们不仅收入不高，而且被欠薪严重。在足球圈一个被普遍认可的说法是，目前70％的俱乐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欠薪现象。
退役生活
2009年12月18日，周五。这天，江洪没有像平时一样睡到自然醒，而是早早地起了床。出门之后，他也没有去熟悉的NONO咖啡店，先喝上一杯咖啡，然后再开始一天的生活。
那天，江洪要去的地方是医院。
“脑梗是不会了。”拿到检查结果，江洪长舒一口气。原来这些天，他感觉手脚发麻，听朋友说这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江洪便去医院做了CT。
下午，母亲从上海打来电话询问他的身体。“你放心，我最近心脏也没有疼过。高血脂?我一年都没有吃肉了，血脂不能高了，别担心了。”江洪耐心地向母亲汇报情况。
母亲的担心始于两年前。对于所有关心江洪的球迷来说，那是一个偶像坍塌的日于。
2007年12月16日，江洪在自己的博客“江水东流”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直以来，新型毒品似乎是一个敏感而又离我们生活遥远的话题，可对于那个曾经的我来说，有那么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尤其是我刚离开足球的那段日子里，却几乎成了我生活中真真切切的主旋律。”
这段话让江洪成为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曾经吸毒的中国球员。他指着自己脑门后退的发线，说，“这都是吸毒给我的，白头发。”
“你会迷失，你会变，只不过不一定变对了地方。中国球员一有钱了，就觉得自己是老大了，觉得唯我独尊。”他说。他承认正是这种心态让他迷失。
不过，现在他没有了。比如，他安心地开着自己那辆价值23万的老款三菱欧蓝德，不会在乎人们吃惊的眼神——“江洪，你就开这车?”
2005年，江洪彻底告别了足球。2006年，他在西安与别人合开了一家名叫“胡同”的酒吧。开酒吧的钱，他向当时的女朋友借了一些。
江洪坦言，与那些退役之后生活窘迫的大多数球员相比，自己算是幸运的。“做球员时有点名气，开了酒吧之后，原来的球迷都来捧场。”曾经有报道说胡同酒吧日流水达到两万，对此，他淡淡地否定。
“一定不要只冲着挣钱去踢球，要懂得尊重这份职业。”江洪现在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左臂上文了一个耶稣的头像，“(基督教)让我学会了感恩，我冷静了许多。”
在那篇《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却渐已远去》的博文中，他说，“即便是一个曾经在球场上被视为英雄般人物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他不可告人的阴暗的一面，幸运的是如今的我终于战胜了自己。”
现在，足球开始慢慢远离江洪，也远离这个有着足球传统的家庭——江洪的哥哥有两个女儿，都没有踢球；同样当过“国门”的弟弟江津有个三岁的儿子，家里也决定不刻意培养他踢球；江洪还没有孩子，他说，如果大环境依然如此，也不会让孩子踢球。
胡同酒吧二楼，江洪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楼下传来了歌声——酒吧驻场歌手已经开始练歌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夜晚就要开始。这时，他突然反问，“你觉得赌球、假球，这仅仅是球员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