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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国学界，以章太炎为中心的章氏王朝可谓云蒸霞蔚，极一时之绚烂。而章氏在《清儒》中言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裣衽为弟子。”俨然其自家风光的写照。晚年他为五大弟子封王，以及在苏州刊刻《弟子录》，只此二事，至今仍然为人所津津乐道，这本身就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意味。弟子录的具体人数及人员，鉴于说法不一，已难考订。其实章氏王朝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到底有多少弟子，而在于他拥有多少能够传其衣钵，乃至开辟新的门风的得意弟子。就此而言，他门下的五大王，再加上若即若离的周氏兄弟，才真正算得是建立章氏王朝盛世功业的扛鼎人。
从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来看，如《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文集》之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版）等，还是记录了有关章氏王朝的大量史实的。尤其是《章炳麟论学集》，由于纯属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之间的私人通信，最能反映太炎先生对本门基业的良苦用心，也最能见证章氏王朝的末路情状。
无庸讳言，章太炎晚年封弟子王，刻弟子录，均可以看做是他对本门盛世的标榜之举。其中他最器重大弟子黄侃，也是公认的。而从他写给吴承仕的信中不难看出，他最牵挂又最不放心的也还是黄侃，以为其“性情乖戾”，“去年曾以忠信笃敬勉之，彼甚不服”；“季刚性行，恐难免于乱世，是则深可忧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因此，章太炎在与吴承仕的通信里，提及黄侃的次数最多。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季刚在武昌师范，两次过汉，皆忽促未与相见，不知近有何等著撰耶？”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得六日书，知已为季刚谋一炊地。”“其获此，亦幸矣。”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肤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季刚在鄂，乃与校长石瑛冲突，其实不过口舌之争。”“鄂中本有党羽不易攻破，而京师飘摇无定，足下似应劝季刚暂留，不必逾淮化枳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来书云，季刚已去，是否往关东耶？”
对于这位大弟子的偏爱之心与护犊之情，可谓跃然纸上。当年在日本向章氏问学的弟子，民国后陆续进驻京城，并以北大与教育部为中心把持学界。就黄侃骂倒太学重镇“桐城派”的显赫功绩而论，理当位列仙班之首。但他因为看不惯新文化人士的做法愤然辞职，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却又与校长石瑛起了冲突，后者不惜登报称将请吴稚晖来任国文系主任以示威胁。这让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的出路深表担忧。正是在他的多次顾问之下，性情乖戾的黄侃才得以先后转教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章氏晚年效法太平天国封钱玄同为“翼王”，封黄侃为“天王”。这是站在了章氏王朝的学统立场。事实上换个角度看，黄侃出走京城之后的飘摇处境，其实才更具有石达开的悲剧意味。
后黄侃因病早故，太炎先生最是痛心疾首。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他致信吴承仕：“季刚突于昨天去世，深有祝予之叹。” 祝予之叹典故，可参见《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又据徐震注:
公羊传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断也；天将亡夫子耳！”
由此可见黄侃在章太炎心中的地位，以及黄侃之死所带给师门的重创。
据汪东《寄庵谈荟》：“先生晚年居吴，余寒暑假归，必侍侧。一日戏言余门下当赐四王，”“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又，钱玄同“以其尝造反也”，自为翼王。只有东王、北王章太炎未作明示，其实也好理解，无非汪东（旭初）在金陵、吴承仕居北京之故也。该掌故虽出自戏言，其实也与章太炎当时意欲重振国学的心迹相吻合。一九三四年他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其宗旨就在于兴国学造人才。但从与吴承仕的通信里还是可以看出，老夫子逆风而行的举措，实在显得太不合时宜：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驻苏一月有半……学风败坏，殆难振救。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相及，盖根柢素薄使然。季刚旭初辈在金陵教学数年，学子成就者亦无过三四人，此皆可遇不可求者。人才难得，过于隋珠，未知后起者又何如也？”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近欲宣说经义，与众公之，尚苦学子读经者日少，诲之谆谆，听则藐藐。”
境况惨淡有如此，兼之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所谓 “斗历又移，衰年正觉时去之速，而强壮者正务精进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云云。此时的章太炎到了急需为他的国学讲习会谋求“传灯人”的时候。所不幸的是，黄侃正好就在一九三五年病故，所封王中只剩东王能抽空侍侧伴驾（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系主任），难怪老夫子要作祝予之叹。天将亡夫子乎？天将亡夫子耳！切肤诛心之痛，唯夫子自己知道。
勤王大军里本还有把持北方的翼王与北王，但翼王已不堪重用。这不单为他“尝造反”故。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章太炎致书吴承仕：“得玄同书，其辞平正而衰委，非蜕化，实缘病困。……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七月四日又云：“闻北京大学受东人威胁，有意南迁。如玄同辈于北平植根已深，恐不能舍之他去。”因此，连本由翼王、北王并为校刊的《章氏丛书续编》，也不得不交北王专办。
有鉴于此，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章太炎修书一封，力劝吴承仕应中央大学聘，南下助阵。其信云：“得复，于中央作教事，尚有踌躇。南都学风较北京为平正，学潮既少，学子于闻望素深之人，亦皆帖服。……况近世经术道息，非得人振起之，恐一线之传，自此永绝。从以小学文学润身，未足为贤者识大之道。足下研精经谊，忍使南土无继起之人乎？……旭初意以了此，故拟发聘书，以明年二月为始。此三四月中，则悬榻以待也。”
其实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不是“悬榻以待”之类的虚辞，而是章氏对吴氏“一线之传”的三礼学将“自此永绝”的深忧。吴承仕列章门稍后，然问学最勤，成就可观。据《章炳麟论学集》附录的《吴承仕大事年表》记，一九三三年章太炎在写给潘承弼的信中称：“前此从吾游者，季刚、检斋，学已成就。”当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出版时，章太炎亲自作序，钱玄同题签，黄侃作《笺识》。足见推重。而他的代表作《三礼名物》、《三礼名物略例》，在三礼研究的资料搜集、研究规模及学术见解等诸多方面，“并世殆无第二人可及”。所以章太炎称誉其学为“一线之传”。
但据《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记载：“检斋为章门高等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娼嫉之故。一日，余以请吴任教告同事马幼渔教授。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马君固列章门下，十年不作一文者也。”遇夫先生与检斋同为思误社成员，“服其精实”，这才为朋友打抱不平，并借机把马幼渔也挖苦了一下。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还记有检斋与黄侃“大决裂”事：“检斋为人近笃实，以季刚有学问，事之甚谨；种种委曲，见者或以为太过。而季刚则愈益横肆，视检斋若无物。致检斋无可再忍，遂致如此。”看来，吴承仕遭同门排斥之事也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同门归同门，老师归老师。应该说，章太炎对吴承仕还是推重有加的，尤其对于他“一线之传”的三礼学。在力邀其南下之前就说过，“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而在获悉其允就中央大学聘之后，更是欣喜万分，力陈“非足下不可”，“万望勿却”（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云云，将国学讲习会的《三礼》传授任务提前交班。
事实上，吴承仕一九三六年并未南下就职。而太炎先生也于该年六月病逝苏州。据《章炳麟论学集》附录的《吴承仕大事年表》记，是年春天吴承仕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三年后，钱玄同、吴承仕相继病逝北平。太炎先生一直深忧的“一线之传”就此永绝。至此，章氏旧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历程。随着章太炎本人以及他最倚仗的黄季刚、钱玄同、吴检斋相继仙游，仅存的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均不足以光大其旧学之门庭。
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在述及“章太炎的经学成就”时，说过这么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章太炎之死标志着古文经学的结束。他的学生们都不是古文经学家。例如，鲁迅走向文学，钱玄同走向文字语言学，黄侃研究文学及音韵学，朱希祖研究南明史及版本学，吴承仕研究‘三礼’学。”这是就章氏的经学事业而言。事实上，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所指出的，“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以章门学术之阔大，即便作为旧学的“王朝”已经崩塌，其继往开新之余威与后劲也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钱穆对《国故论衡》的评价就很值得推究：“论衡者，乃慕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唯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 （详见《太炎论学述》）这里面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慕王充之书”；一是指称“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王充作《论衡》，打破了“述而不作”之传统，又“问孔”、“刺孟”，不以“距师”“伐圣”为忤，有妄作嫌疑，为历来正统学界所诟病。而章太炎“慕王充之书”而作，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做一大胆廓清，其视孔子为“良史”以及将小学、文学、诸子学作为国故等量齐观，都是可以看做清末思想界“离经叛道”之举的，也是深具学术新“典范”（paradigm）意义的。因此，把《国故论衡》视为一种新文化运动并不为过。章太炎的国故新文化运动虽然“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但“离经叛道”之精神是吻合的，更何况紧接着又有个胡氏招牌的“整理国故”在做注脚，岂不是更加拉近了这两个新文化运动之间看似各行其是又实在若即若离的关联？其实，钱先生的未尽之言，已由余英时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做了阐发。
钱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一处地方大不相同，那就是没有为章太炎留一席地，而以康有为殿后。这不知是否与其视章氏为民初新文化运动之先驱有关？虽不好妄断，也足见章太炎学术身份吊诡之处。胡适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倒是有接着梁启超讲的意思。他对章太炎的学问文章备加推崇，只是因为抱守“活文字”与“死文字”之成见，还是将章太炎打入古文经学家冷宫，借以凸显民初白话文运动之伟业。如果仅就民初学术的大体格局而言，其实很难说它就一定摆脱了钱穆先生所指认的章氏“国故新文化运动”之轨辙。以胡适颇得意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论，虽冠以“哲学”面目，终在章太炎《国故论衡》的“诸子学”体系建构之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过，“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诸子学地位的提升，是对经学正统地位的最大挑战，从而也为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反读经思潮埋下伏笔。
说民初新文化运动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可能太夸张了。但就民初学术的大体格局与内在理路而言，章氏王朝的余威与后劲确实容不得一点小觑。甚至可以这么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而借一句时髦的话说，该时期的学术又大凡是围绕如何摆脱章太炎及其门人“影响的焦虑”而展开的。最公开的秘密便是“某籍某系”罪名，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而广为流传；另一个著例则是周树人与顾颉刚之间的“候审”官司。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的口舌之争，其实罪在章门这棵大树的盘根错节。前文已说过，杨树达借为吴承仕打抱不平之机，对马幼渔的不学与黄侃的横肆颇有微词。其实《积微翁回忆录》中类似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尤其对黄季刚，死后也不能饶其过。然又以他借浙籍学人单不庵“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见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记）反戈之语，以示怨愤，最令人瞠目。究其实，乃马幼渔、朱希祖专断把持且“贪”之过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遇夫先生就曾给朱希祖记上过一笔：“逖先于教授外，以卖书为副业，收入颇丰。后在南京，以经售伪古物为士林所讥云。”另据桑兵先生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里提供的材料，迟至一九三四年，蒋梦麟与胡适还在为解决北京大学国文系浙人把持的问题颇费心思；而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更是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一副要同章太炎及其门人弟子公开宣战的架势。足见章门因为“横肆”、“高亢”而招致同行怨恨之深广。
倘若撇开以上个人意气或门户之争的因素，平心而论，章氏以及章门弟子的学术影响力，也不能全以“横肆”、“作伐”等而视之。章氏王朝的鼎盛，还是得力于章门学术自身之阔大。概括起来就是：继往不专为守成，开新而多有所本。所以在学术上往往有创造性转化之功。其中的周氏兄弟就是一个著例。周氏兄弟与太老师之间关系非常微妙，其中周作人还演了一出“谢师”。但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关系中，周氏兄弟对章太炎的继承才显得不拘一格，别有会心。今天的人已就此做了不少文章，无须赘述。其实，从学问专精的角度看，周氏兄弟并没有如黄侃、吴承仕那样得“一线之传”的绝学在身；然于章氏之小学、文章学、诸子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又无所不窥。换句话说，周氏兄弟不传章门专门之学，但融会贯通，能得其精神要旨。章氏论学，原本立意深远，纵横捭阖，又不守成规俗见，所为多属创获之言。这自然不是仅凭“口授”就能悟入的，需要“心传”。周氏兄弟纪念太老师的文字，多言及精神风采，而少谈学问枝节，旨趣也大概在此。值得一提的倒是，假如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部人人欲“杀伐”周氏兄弟而后快的历史？
所谓“末路”章氏王朝，毕竟只是一个说辞而已，似乎还无人能够真正断定它的尽头在哪里。这也正是章门学术因阔大而常新的有力注脚。
从笔者掌握的有限材料来看，如《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文集》之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版）等，还是记录了有关章氏王朝的大量史实的。尤其是《章炳麟论学集》，由于纯属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之间的私人通信，最能反映太炎先生对本门基业的良苦用心，也最能见证章氏王朝的末路情状。
无庸讳言，章太炎晚年封弟子王，刻弟子录，均可以看做是他对本门盛世的标榜之举。其中他最器重大弟子黄侃，也是公认的。而从他写给吴承仕的信中不难看出，他最牵挂又最不放心的也还是黄侃，以为其“性情乖戾”，“去年曾以忠信笃敬勉之，彼甚不服”；“季刚性行，恐难免于乱世，是则深可忧也”（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
因此，章太炎在与吴承仕的通信里，提及黄侃的次数最多。
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四日：“季刚在武昌师范，两次过汉，皆忽促未与相见，不知近有何等著撰耶？”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得六日书，知已为季刚谋一炊地。”“其获此，亦幸矣。”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肤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季刚在鄂，乃与校长石瑛冲突，其实不过口舌之争。”“鄂中本有党羽不易攻破，而京师飘摇无定，足下似应劝季刚暂留，不必逾淮化枳也。”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日：“来书云，季刚已去，是否往关东耶？”
对于这位大弟子的偏爱之心与护犊之情，可谓跃然纸上。当年在日本向章氏问学的弟子，民国后陆续进驻京城，并以北大与教育部为中心把持学界。就黄侃骂倒太学重镇“桐城派”的显赫功绩而论，理当位列仙班之首。但他因为看不惯新文化人士的做法愤然辞职，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却又与校长石瑛起了冲突，后者不惜登报称将请吴稚晖来任国文系主任以示威胁。这让章太炎对这位大弟子的出路深表担忧。正是在他的多次顾问之下，性情乖戾的黄侃才得以先后转教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章氏晚年效法太平天国封钱玄同为“翼王”，封黄侃为“天王”。这是站在了章氏王朝的学统立场。事实上换个角度看，黄侃出走京城之后的飘摇处境，其实才更具有石达开的悲剧意味。
后黄侃因病早故，太炎先生最是痛心疾首。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他致信吴承仕：“季刚突于昨天去世，深有祝予之叹。” 祝予之叹典故，可参见《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与羊欣书曰：‘贤从情所信寄，暴疾而殒，祝予之叹，如何可言！’”又据徐震注:
公羊传曰：“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断也；天将亡夫子耳！”
由此可见黄侃在章太炎心中的地位，以及黄侃之死所带给师门的重创。
据汪东《寄庵谈荟》：“先生晚年居吴，余寒暑假归，必侍侧。一日戏言余门下当赐四王，”“季刚尝节老子语天大地大道亦大，丐余作书，是其所自命也，宜为天王。”又，钱玄同“以其尝造反也”，自为翼王。只有东王、北王章太炎未作明示，其实也好理解，无非汪东（旭初）在金陵、吴承仕居北京之故也。该掌故虽出自戏言，其实也与章太炎当时意欲重振国学的心迹相吻合。一九三四年他由上海迁居苏州，创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其宗旨就在于兴国学造人才。但从与吴承仕的通信里还是可以看出，老夫子逆风而行的举措，实在显得太不合时宜：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日：“驻苏一月有半……学风败坏，殆难振救。在苏新收学子数人，视前者皆不相及，盖根柢素薄使然。季刚旭初辈在金陵教学数年，学子成就者亦无过三四人，此皆可遇不可求者。人才难得，过于隋珠，未知后起者又何如也？”
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近欲宣说经义，与众公之，尚苦学子读经者日少，诲之谆谆，听则藐藐。”
境况惨淡有如此，兼之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所谓 “斗历又移，衰年正觉时去之速，而强壮者正务精进也”（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云云。此时的章太炎到了急需为他的国学讲习会谋求“传灯人”的时候。所不幸的是，黄侃正好就在一九三五年病故，所封王中只剩东王能抽空侍侧伴驾（时任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系主任），难怪老夫子要作祝予之叹。天将亡夫子乎？天将亡夫子耳！切肤诛心之痛，唯夫子自己知道。
勤王大军里本还有把持北方的翼王与北王，但翼王已不堪重用。这不单为他“尝造反”故。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章太炎致书吴承仕：“得玄同书，其辞平正而衰委，非蜕化，实缘病困。……玄同以半农、晦闻云亡，时时出涕，不可谓非有情人。”七月四日又云：“闻北京大学受东人威胁，有意南迁。如玄同辈于北平植根已深，恐不能舍之他去。”因此，连本由翼王、北王并为校刊的《章氏丛书续编》，也不得不交北王专办。
有鉴于此，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章太炎修书一封，力劝吴承仕应中央大学聘，南下助阵。其信云：“得复，于中央作教事，尚有踌躇。南都学风较北京为平正，学潮既少，学子于闻望素深之人，亦皆帖服。……况近世经术道息，非得人振起之，恐一线之传，自此永绝。从以小学文学润身，未足为贤者识大之道。足下研精经谊，忍使南土无继起之人乎？……旭初意以了此，故拟发聘书，以明年二月为始。此三四月中，则悬榻以待也。”
其实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不是“悬榻以待”之类的虚辞，而是章氏对吴氏“一线之传”的三礼学将“自此永绝”的深忧。吴承仕列章门稍后，然问学最勤，成就可观。据《章炳麟论学集》附录的《吴承仕大事年表》记，一九三三年章太炎在写给潘承弼的信中称：“前此从吾游者，季刚、检斋，学已成就。”当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出版时，章太炎亲自作序，钱玄同题签，黄侃作《笺识》。足见推重。而他的代表作《三礼名物》、《三礼名物略例》，在三礼研究的资料搜集、研究规模及学术见解等诸多方面，“并世殆无第二人可及”。所以章太炎称誉其学为“一线之传”。
但据《积微翁回忆录》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记载：“检斋为章门高等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娼嫉之故。一日，余以请吴任教告同事马幼渔教授。马云：‘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马君固列章门下，十年不作一文者也。”遇夫先生与检斋同为思误社成员，“服其精实”，这才为朋友打抱不平，并借机把马幼渔也挖苦了一下。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七日还记有检斋与黄侃“大决裂”事：“检斋为人近笃实，以季刚有学问，事之甚谨；种种委曲，见者或以为太过。而季刚则愈益横肆，视检斋若无物。致检斋无可再忍，遂致如此。”看来，吴承仕遭同门排斥之事也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同门归同门，老师归老师。应该说，章太炎对吴承仕还是推重有加的，尤其对于他“一线之传”的三礼学。在力邀其南下之前就说过，“足下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此之一线，固不可令绝也”（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而在获悉其允就中央大学聘之后，更是欣喜万分，力陈“非足下不可”，“万望勿却”（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日）云云，将国学讲习会的《三礼》传授任务提前交班。
事实上，吴承仕一九三六年并未南下就职。而太炎先生也于该年六月病逝苏州。据《章炳麟论学集》附录的《吴承仕大事年表》记，是年春天吴承仕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三年后，钱玄同、吴承仕相继病逝北平。太炎先生一直深忧的“一线之传”就此永绝。至此，章氏旧王朝走完了它最后的历程。随着章太炎本人以及他最倚仗的黄季刚、钱玄同、吴检斋相继仙游，仅存的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均不足以光大其旧学之门庭。
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讲义》在述及“章太炎的经学成就”时，说过这么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话：“章太炎之死标志着古文经学的结束。他的学生们都不是古文经学家。例如，鲁迅走向文学，钱玄同走向文字语言学，黄侃研究文学及音韵学，朱希祖研究南明史及版本学，吴承仕研究‘三礼’学。”这是就章氏的经学事业而言。事实上，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所指出的，“炳麟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以章门学术之阔大，即便作为旧学的“王朝”已经崩塌，其继往开新之余威与后劲也同样是不容低估的。
钱穆对《国故论衡》的评价就很值得推究：“论衡者，乃慕王充之书。太炎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文化传统，一以批评为务。所谓国故论衡，犹云批评这些老东西而已。故太炎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唯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而已。” （详见《太炎论学述》）这里面有两个信息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慕王充之书”；一是指称“此书即是一种新文化运动”。王充作《论衡》，打破了“述而不作”之传统，又“问孔”、“刺孟”，不以“距师”“伐圣”为忤，有妄作嫌疑，为历来正统学界所诟病。而章太炎“慕王充之书”而作，对“中国已往二千年学术思想”做一大胆廓清，其视孔子为“良史”以及将小学、文学、诸子学作为国故等量齐观，都是可以看做清末思想界“离经叛道”之举的，也是深具学术新“典范”（paradigm）意义的。因此，把《国故论衡》视为一种新文化运动并不为过。章太炎的国故新文化运动虽然“与此下新文化运动之一意西化有不同”，但“离经叛道”之精神是吻合的，更何况紧接着又有个胡氏招牌的“整理国故”在做注脚，岂不是更加拉近了这两个新文化运动之间看似各行其是又实在若即若离的关联？其实，钱先生的未尽之言，已由余英时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做了阐发。
钱穆《近三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一处地方大不相同，那就是没有为章太炎留一席地，而以康有为殿后。这不知是否与其视章氏为民初新文化运动之先驱有关？虽不好妄断，也足见章太炎学术身份吊诡之处。胡适撰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倒是有接着梁启超讲的意思。他对章太炎的学问文章备加推崇，只是因为抱守“活文字”与“死文字”之成见，还是将章太炎打入古文经学家冷宫，借以凸显民初白话文运动之伟业。如果仅就民初学术的大体格局而言，其实很难说它就一定摆脱了钱穆先生所指认的章氏“国故新文化运动”之轨辙。以胡适颇得意的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论，虽冠以“哲学”面目，终在章太炎《国故论衡》的“诸子学”体系建构之内。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就说过，“晚清‘先秦诸子学’之复活，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颇间接影响于近年思想之变化”。诸子学地位的提升，是对经学正统地位的最大挑战，从而也为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反读经思潮埋下伏笔。
说民初新文化运动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可能太夸张了。但就民初学术的大体格局与内在理路而言，章氏王朝的余威与后劲确实容不得一点小觑。甚至可以这么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而借一句时髦的话说，该时期的学术又大凡是围绕如何摆脱章太炎及其门人“影响的焦虑”而展开的。最公开的秘密便是“某籍某系”罪名，借《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笔战而广为流传；另一个著例则是周树人与顾颉刚之间的“候审”官司。表面上看是个人恩怨的口舌之争，其实罪在章门这棵大树的盘根错节。前文已说过，杨树达借为吴承仕打抱不平之机，对马幼渔的不学与黄侃的横肆颇有微词。其实《积微翁回忆录》中类似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尤其对黄季刚，死后也不能饶其过。然又以他借浙籍学人单不庵“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见一九三○年三月三十日记）反戈之语，以示怨愤，最令人瞠目。究其实，乃马幼渔、朱希祖专断把持且“贪”之过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遇夫先生就曾给朱希祖记上过一笔：“逖先于教授外，以卖书为副业，收入颇丰。后在南京，以经售伪古物为士林所讥云。”另据桑兵先生在《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一书里提供的材料，迟至一九三四年，蒋梦麟与胡适还在为解决北京大学国文系浙人把持的问题颇费心思；而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更是痛斥“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一副要同章太炎及其门人弟子公开宣战的架势。足见章门因为“横肆”、“高亢”而招致同行怨恨之深广。
倘若撇开以上个人意气或门户之争的因素，平心而论，章氏以及章门弟子的学术影响力，也不能全以“横肆”、“作伐”等而视之。章氏王朝的鼎盛，还是得力于章门学术自身之阔大。概括起来就是：继往不专为守成，开新而多有所本。所以在学术上往往有创造性转化之功。其中的周氏兄弟就是一个著例。周氏兄弟与太老师之间关系非常微妙，其中周作人还演了一出“谢师”。但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关系中，周氏兄弟对章太炎的继承才显得不拘一格，别有会心。今天的人已就此做了不少文章，无须赘述。其实，从学问专精的角度看，周氏兄弟并没有如黄侃、吴承仕那样得“一线之传”的绝学在身；然于章氏之小学、文章学、诸子学、佛学等诸多领域，又无所不窥。换句话说，周氏兄弟不传章门专门之学，但融会贯通，能得其精神要旨。章氏论学，原本立意深远，纵横捭阖，又不守成规俗见，所为多属创获之言。这自然不是仅凭“口授”就能悟入的，需要“心传”。周氏兄弟纪念太老师的文字，多言及精神风采，而少谈学问枝节，旨趣也大概在此。值得一提的倒是，假如说抗战前的民国学术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门学术之魅”的历史，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又何尝不可以说是一部人人欲“杀伐”周氏兄弟而后快的历史？
所谓“末路”章氏王朝，毕竟只是一个说辞而已，似乎还无人能够真正断定它的尽头在哪里。这也正是章门学术因阔大而常新的有力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