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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蔡之行，距今快３０年了。那是我很难忘的一次采访。此后多年，我结下了浓浓的“上蔡情结”；上蔡人也把我这个普通的记者，当成了真正的朋友。
事情还得从那次毁灭性的灾难说起。
公元１９７５年８月，一场特大暴雨，导致豫南几个水库接连垮坝，数条河流顷刻溃堤，洪水恶浪铺天盖地，村村镇镇房倒屋塌，洪水过后尸体遍野。据统计，在那场特大洪水中，仅驻马店地区就死亡和失踪两万多人，倒房３２５万间，各种经济损失达３５亿元。灾难之重，骇人听闻！
洪水无情人有情。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灾区群众，拨给３．７亿多元支持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是，驻马店地委和一些县委中的某些负责人，竟目无党纪国法，趁机侵占救灾专款、救灾物资和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大搞楼堂馆所、计划外工程、请客送礼和吃喝玩乐。共侵占挪用１．６亿多元，相当于全地区３年财政收入的１．２倍。为此，中共中央公开通报了这一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原地委书记苏华等６人被开除党籍，并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河南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的通报，下面用通栏大题转发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河南日报编委会连夜作出决定，立即派袁漪同志和我奔赴驻马店采访。袁漪负责采写遂平县的“八里长街”，我负责采写上蔡县的“书记院”，任务具体而明确。我怀揣中共中央文件，在火车上认真阅读其中对上蔡县“书记院”的批评：“上蔡县委盖了六套高标准独门独户的‘书记院’，每套要用１．４万多元。每个大院还盖有一个带花墙的鸡窝，每个鸡窝的费用相当于当地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款。”我想象着灾民的困苦、想象着“书记院”的豪华，搜索着我平日积累的词汇，酝酿着尽可能犀利的文笔，构想着一篇淋漓痛快的批评文章。说实话，我当时是怀着极大的义愤踏上征途的！
来到上蔡县，我要求先到受灾严重的村镇看看，县委派吉普车陪我在乡下跑了将近一天；回到县城，我仔细参观了他们新盖的“书记院”；晚上，我召开座谈会，由他们给我介绍几年前的洪水灾情、几年来的救灾实情、营造“书记院”的前后经过以及对这一错误的检查认识。此后，我又查阅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接连召开了几个群众座谈会。
现场的察看，县委的介绍，群众的座谈，使我突然变得冷静了。——就是说，我一直澎湃激荡的心潮和大义大愤的情绪，慢慢回归到了理性思考的轨道上。
我在采访本上梳理出了这样几条思路：
一、当部分群众还住在低矮、简陋、潮湿、阴暗的庵棚之中时，县委就着手盖独门独户的“书记院”，实在是忘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根本宗旨，因而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二、由于该县较穷，建国后县委领导的生活住房一直未予解决，几位主要领导长期租用民房居住；实事求是讲，他们这次营造的“书记院”标准并不算太高，每平方米住房造价仅８０元；所用经费，不是直接挪用了灾民的救灾款物，而是申请上级拨给的；每个院落的鸡窝，修建费平均６４元，是“相当于”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费，而不是动用了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款。我认为，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不适当的时间做了不适当的事情。
三、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特别是在３年前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县委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同志出生入死，不惧危险，和广大群众有着同甘苦、共患难的战斗历史和深厚感情。这些，应该充分肯定。
四、盖“书记院”的错误发生后，县委一班人不推、不遮、不捂、不盖，而是利用花了８万元学费“买”来的这份反面教材，召开全县千余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开检讨，征求批评，其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这也应予充分肯定。
有鉴于此，我决定：虽然这次采访批评性稿件我有“尚方宝剑”，但决不能贪图痛快、决不能故作渲染，一定要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对客观的历史负责，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根据我的既定思路，夜里我草拟出了一篇《众目所睽的“书记院”——来自上蔡县的报告》，次日一早交县委审定。他们立即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体审读我的稿件。会议很快便结束了。那位负责同志把稿件还给我的时候，双手颤抖着，很激动地说：“你是揣着中央文件来的。我们原来想，你的笔头怎么写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撅着屁股挨打都活该。真没想到你会写出这么客观的稿件。还替我们说了不少好话。我代表县委全体成员深深感谢你的真诚！”
稍事沉吟，他又说：“１９５８年过后，地委曾有人批评上蔡县瞒报产量，新华社一位记者特意赶来采写批评稿件。他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我们不是瞒产，而是由于层层搞浮夸而导致严重缺粮，再不采取措施，就有饿死人的危险。他掌握大量数据之后，立即写出一份内参，亲自跑到地委和省委，冒着被戴‘右倾’帽子的风险，大胆反映实情。由于他的奔波，上蔡县获得了几十万斤救命粮，群众都把那位记者当成了救命恩人……那位记者和你，我们上蔡人都不会忘记！”
听了这段话，我顿感震惊：实事求是，是记者的工作之魂啊！
在以后２０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一直暗暗地以新华社那位为上蔡县写内参的记者为榜样，时时思考着自己手中笔杆子的分量，同时也思考着社会上各种各样“风”的影响。不管是逆风还是顺风、不管是弱风还是劲风，笔杆子都能直书不谬，是记者最庄严的道德和使命，当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努力做到这一点，既需要魄力和胆量，更需要对事实做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对是非做冷静的分析和判断。
我自己警告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记者都要防止用激动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
事情还得从那次毁灭性的灾难说起。
公元１９７５年８月，一场特大暴雨，导致豫南几个水库接连垮坝，数条河流顷刻溃堤，洪水恶浪铺天盖地，村村镇镇房倒屋塌，洪水过后尸体遍野。据统计，在那场特大洪水中，仅驻马店地区就死亡和失踪两万多人，倒房３２５万间，各种经济损失达３５亿元。灾难之重，骇人听闻！
洪水无情人有情。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灾区群众，拨给３．７亿多元支持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是，驻马店地委和一些县委中的某些负责人，竟目无党纪国法，趁机侵占救灾专款、救灾物资和国家财政收入，用于大搞楼堂馆所、计划外工程、请客送礼和吃喝玩乐。共侵占挪用１．６亿多元，相当于全地区３年财政收入的１．２倍。为此，中共中央公开通报了这一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原地委书记苏华等６人被开除党籍，并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办。１９７８年９月８日，《河南日报》在一版头题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刊登了中共中央的通报，下面用通栏大题转发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的社论。
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河南日报编委会连夜作出决定，立即派袁漪同志和我奔赴驻马店采访。袁漪负责采写遂平县的“八里长街”，我负责采写上蔡县的“书记院”，任务具体而明确。我怀揣中共中央文件，在火车上认真阅读其中对上蔡县“书记院”的批评：“上蔡县委盖了六套高标准独门独户的‘书记院’，每套要用１．４万多元。每个大院还盖有一个带花墙的鸡窝，每个鸡窝的费用相当于当地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款。”我想象着灾民的困苦、想象着“书记院”的豪华，搜索着我平日积累的词汇，酝酿着尽可能犀利的文笔，构想着一篇淋漓痛快的批评文章。说实话，我当时是怀着极大的义愤踏上征途的！
来到上蔡县，我要求先到受灾严重的村镇看看，县委派吉普车陪我在乡下跑了将近一天；回到县城，我仔细参观了他们新盖的“书记院”；晚上，我召开座谈会，由他们给我介绍几年前的洪水灾情、几年来的救灾实情、营造“书记院”的前后经过以及对这一错误的检查认识。此后，我又查阅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并接连召开了几个群众座谈会。
现场的察看，县委的介绍，群众的座谈，使我突然变得冷静了。——就是说，我一直澎湃激荡的心潮和大义大愤的情绪，慢慢回归到了理性思考的轨道上。
我在采访本上梳理出了这样几条思路：
一、当部分群众还住在低矮、简陋、潮湿、阴暗的庵棚之中时，县委就着手盖独门独户的“书记院”，实在是忘记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根本宗旨，因而中共中央对他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二、由于该县较穷，建国后县委领导的生活住房一直未予解决，几位主要领导长期租用民房居住；实事求是讲，他们这次营造的“书记院”标准并不算太高，每平方米住房造价仅８０元；所用经费，不是直接挪用了灾民的救灾款物，而是申请上级拨给的；每个院落的鸡窝，修建费平均６４元，是“相当于”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费，而不是动用了四个灾民的建房补助款。我认为，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不适当的时间做了不适当的事情。
三、在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特别是在３年前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县委领导成员中的多数同志出生入死，不惧危险，和广大群众有着同甘苦、共患难的战斗历史和深厚感情。这些，应该充分肯定。
四、盖“书记院”的错误发生后，县委一班人不推、不遮、不捂、不盖，而是利用花了８万元学费“买”来的这份反面教材，召开全县千余名群众参加的大会，公开检讨，征求批评，其态度是积极主动的。这也应予充分肯定。
有鉴于此，我决定：虽然这次采访批评性稿件我有“尚方宝剑”，但决不能贪图痛快、决不能故作渲染，一定要尊重客观实际，坚持实事求是，一定要对客观的历史负责，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根据我的既定思路，夜里我草拟出了一篇《众目所睽的“书记院”——来自上蔡县的报告》，次日一早交县委审定。他们立即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集体审读我的稿件。会议很快便结束了。那位负责同志把稿件还给我的时候，双手颤抖着，很激动地说：“你是揣着中央文件来的。我们原来想，你的笔头怎么写我们都没有意见。我们撅着屁股挨打都活该。真没想到你会写出这么客观的稿件。还替我们说了不少好话。我代表县委全体成员深深感谢你的真诚！”
稍事沉吟，他又说：“１９５８年过后，地委曾有人批评上蔡县瞒报产量，新华社一位记者特意赶来采写批评稿件。他经过深入调查，发现我们不是瞒产，而是由于层层搞浮夸而导致严重缺粮，再不采取措施，就有饿死人的危险。他掌握大量数据之后，立即写出一份内参，亲自跑到地委和省委，冒着被戴‘右倾’帽子的风险，大胆反映实情。由于他的奔波，上蔡县获得了几十万斤救命粮，群众都把那位记者当成了救命恩人……那位记者和你，我们上蔡人都不会忘记！”
听了这段话，我顿感震惊：实事求是，是记者的工作之魂啊！
在以后２０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我一直暗暗地以新华社那位为上蔡县写内参的记者为榜样，时时思考着自己手中笔杆子的分量，同时也思考着社会上各种各样“风”的影响。不管是逆风还是顺风、不管是弱风还是劲风，笔杆子都能直书不谬，是记者最庄严的道德和使命，当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努力做到这一点，既需要魄力和胆量，更需要对事实做深入的调查和了解、对是非做冷静的分析和判断。
我自己警告自己：无论什么时候，记者都要防止用激动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