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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侵华战争期间，日本佛教本土过程中依附政治权力并积极为政府 政策服务，使其变成了“官学”佛教，甚至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佛教的本源教义也发生了嬗变，它不强调“善恶报应”和“轮回”思想，而是倾向于功利化。并对武士生死观和意志力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日本侵华的帮凶。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更是加紧了对宗教的控制，一再利用宗教作为其侵略的辅助工具，把传教置于政府掌控之中，不择手段镇压佛教内反对其侵略行为的教派，使佛教最终沦为了侵华战争的工具。可见宗教若与不诡之道结合，危害甚大，应当保持宗教的纯粹性和正义性。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武士；侵略战争
引言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对于整个人类的作用不可低估。有人说宗教的本质是教育，宗教创始人如乔达摩、耶稣，都是大慈大悲之人，以救众生于生死之中为己任。英国宗教史学家弗雷泽认为人类信仰宗教就是“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无论宗教本身的神圣还是人类出于功利而对其追随，宗教都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佛教之于日本，不仅涉及到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 而且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 日本佛教俨然成了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
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与日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了日本民族的佛教。日本民众十分强调爱国精神，珍惜自己的传统， 把日本土生土长的没有教义的神道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 其结果就是很难从内心接受外来宗教。因此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为了立足只好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所需，就使它具有了政教合一，世俗性之特点导致最后成为了战争的侵略工具。
一、具有“镇护国家”的传统
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 而政治权力对佛教的支持理所当然就得以佛教必须赞成、并且积极为政策服务为前提，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 很快进入了为国家利益而存在、而弘法的国家佛教
阶段。
奈良时代法相宗的玄舫、道镜身居政界高位， 虽被时人称之为僧侣腐败， 但僧人参政也就表明了日本佛教中国家意识的出现和逐渐强化。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佛教实际上控制了朝廷，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平安时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政体， 为摆脱旧有佛教对朝廷的直接影响， 光仁天皇直接运用行政力量对佛教进行改革和整顿， 将佛教严密置于其控制之下。佛教界也主动与朝廷相結合，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更明确强调“镇护国家” 是修行的主要目的。空海在《秘藏宝钥》中也阐述了佛法与国家的关系， 认为“读经礼佛， 报国家之恩， 观念坐禅， 答四恩（ 父母、国王、三宝、众生） 之德”，[1]空海还将京都的东寺更名为“教王护国寺”， 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祚真言寺”。整个平安时代以“镇护国家”和“积福灭灾”为目的的祈祷和修行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在日本民族佛教最终完成的镰仓时代， 由于日本国家经济文化的进步及“蒙古袭来”的威胁等因素， 其国家意识进一步高涨， 佛教镇护国家的理念也高度强化， 使佛教与政治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其中在日莲宗一派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其创始人日莲强调佛教的根本精神是护国，维护君主专制，认为佛教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是一致的，号召统治者依靠《法华经》的统一精神来强化国家机器，再运用国家机器促使宗教绝对统一。1260年7月16日，日莲著文《立正安国论》送呈幕府的最高权力者北条时赖，强调唯有弘扬《法华经》才是治世安国要道。其实，就日莲的宗教观分析可知，他的理想就是天照大神、日本国、教主释尊的完美结合。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日莲宗日后成为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一个营养汲取地的原因。日莲主张以佛护国， 以国护法， 甚至以超宗教的政治力量来消灭自己的法敌，实际上已经是日本民族意识开始独立、觉醒的一个重要标记了。
二、本土化过程中佛教教义的嬗变
“与印度、中国的佛教相比， 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发达， 注重内心的信念、修行方法简单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2]这一特点始终贯穿在日本民族佛教的整个形成发展阶段。
日本佛教的普及时期在镰仓时代，由禅宗、净土宗等新兴教派共同构成的镰仓新佛教，他们具有与以往旧佛教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 就是由以往的“出世佛教”转变成了凭个人信仰获得救赎的“入世佛教”。主张专修念佛、一味打坐的简易修行方式。同时推崇精神信仰， 轻视理论及造寺建佛之类的外在行为。由此可见，移植于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之所以能够在民众间普及开来， 除了其“政治宗教”的现世性特征外， 佛教教理和教义的逐渐简化以及修行方式的简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主张“顿悟成佛”和“专心念佛”使其能够最终普及全国。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普及及其教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佛教本来的教义相悖的现象还表现在其与其他民族的佛教强调“善恶报应”和“轮回”思想不同，日本佛教更倾向于现世的功利。净土真宗将佛教与世俗生活结为一体。就是以佛教为基本信念， 肯定人间生活的主体性，把个体生命阪依在阿弥陀佛的慈悲心中， 奋勇精进、专心念佛、便可觉悟那充满了烦恼的世俗人间， 使自己开悟成佛。即使是犯有重罪之人也可以通过念佛而消往生之罪，关于这善恶皆可成佛的教义虽然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教义对于铸造日本人的功利取向与尚恶趋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日本佛教也并不像中国佛教那样强调关于“轮回”、“涅槃”之类的思想，这一类的教义从来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普遍而深入地影响民间的观念与习俗。这种非善恶不分，不重“生死轮回的特点”致使人们的行为肆无忌惮，毫无约束。 三、与军事政治联系紧密的特点贯穿始终
从奈良中后期开始， 佛教寺院的政治、经济势力急剧扩张，“僧侣犹如身披袈裟的公务员， 关心朝廷大事有余， 留意宗教事务不足”[3]，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现政治化的倾向。
由于日本历史上经历的长期军人统治和战争时代，于是造就了日本人崇尚军事和武人的社会传统。享有崇高地位和声誉的武士与僧侣这两个本来应该是完全对立的阶层之间，却发生了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现象。传统的武士常常具有佛学修养，而僧人也常常兼修武艺，兼具僧侣与武士特征的“武僧”甚至一度成为一股强大的影响政局的力量。如在平安时代， 就已经出现了佛教团体以暴力的形式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现象， 僧兵横行， 在佛教界极为罕见。为了表达对幕后操纵政权的上皇的不满，著名的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僧兵曾经抬着神轿或扛着神木冲到京城。拥入上皇的宫殿里进行抗争禅宗传入日本后， 禅宗迅速与政治结缘， “兴禅护国论”盛行一时。
镰仓时代， 元朝的二次进攻日本使日本民族危机感增强，佛教界也显露出其依附于政治， 甚至赞同战争的思想倾向。此时佛教与军事政治的紧密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部分佛教教团培养和使用武力，称霸一方， 乃至教团本已经身成为一大政治组织， 势力壮大到灸手可热的程度， 如战国时的本愿寺教团， 其教主必须世袭， 他们的力量能够与地方诸侯相抗衡。二是多次发生基于信仰佛教的群众暴动， 提出政治要求， 扩大势力。这表明当时日本的佛学派别已经与政治社会形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界大力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大慈大悲的佛祖竟然成了战场上的士兵的精神支柱，佛教的宗旨已经被扭曲。在事实上构成了凝聚近代日本军事文化的重要成分和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只能说明一些佛教派别已经背离了“彼岸” 原理， 更接近一个政治派别了。
四、对武士生死观和意志力产生了的重要影响
“佛教原本就有否定现世以追求彼岸的唯心倾向，这一倾向在日本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生死观念，直接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产生。”[4]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禅宗思想。
日本佛教中的禅宗为武士的精神训练提供了思想基础。禅宗在哲学上主张“自力本愿”，即“成佛”只能靠自己的主观力量，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内部，只有通过自己才能把它发掘显现。客观外界都是不真实的，只有“内心”才是真实的。在道德上，禅宗思想要求人一旦选定前路，决不后悔。
禅宗的修业特点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带有戒律性的倾向，修炼方法也极为简单，主张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只要坚持坐禅冥思依靠直觉体悟就能消除“妄念”而成。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5]的简易方法适应了缺乏精深文化素养的武士阶层的需要。但是坐禅方法固然简单，却需要修炼者达泰山压顶也无所畏惧的境界，即修炼到所谓“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6]的地步。
禅宗的哲学观念与修养方法满足了统治阶级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技锻炼，所以被运用于各种武技的训练之中，通过训练，他们同时也解除了一切自我监视和道德自律，失去了在常态下具有的戒惧心理：因为他已经是死人，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和承担责任，可以摆脱世间的一切约束和内心的矛盾，直达目的。使日本原有的武士文化精神更加趋于内化和深化。
修禅可以造就一种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够心神自持的能力，这使得武士能够突破常态下正常人的意识界限，进入超越肉体感受的无意识状态，把隐藏于潜意识里面的力量释放出来。在日本历史上，禅宗被广泛运用于武士和政客的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训练对象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一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
修禅还使武士们自觉地追求表达勇敢与忠诚的“血泪生活”，无论遭遇外来的危险还是内心的冲突都不失镇定，在杀伐（杀人、被人杀、剖腹自杀）的血腥中镇静自持，具有迎受和破解任何难局的胆魄与能力，成为一个娴熟精练、刚猛无畏而又心理平静的冷血群体。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樱花一样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报效主君，如同樱花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禅宗思想中漠视生命的倾向对武士阶层形成施暴、好斗、不怕死、冷血、嗜杀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在日本，促进佛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同时，竟然变成了强化武士的杀戮意识的思想武器，成了军事训练的手段，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武士、政治家、商人与学者。它与日本化了的儒学和神道精神相结合，造就了集中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的武士道精神。禅宗思想成为武士阶层的生活准则，并通过武士阶层而影响日本国民。在战争中，这些武士和国民用经由修禅训练出来的圆熟精练、刚猛凶残的精神来屠戮中国人民。
结语
自1937年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宗教的控制，一再利用宗教作为其侵略的辅助工具。1938 年8月初，在日本举行的“宗派体对华布教协议会” 上， 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制订如下方针：“方针是只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 对于只以日本侨民为对象者， 不允许其赴中国， 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进行布教者， 根据情况， 有可能令其离境。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 则以社会事业为主， 以传教为辅。”[7]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传教已经成了战争的工具。又制定《宗教團体法》典型地体现了战时宗教堕落为殖民政治的脾女。极大地扩充了政府的权力，使其对宗教具有控制权和取缔权， 将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中。
从通过日本政府通过的文件及其实施可以看到： 日本政府为配合其侵华，以宣抚“ 怀柔” 为宗旨的文教事业成主， 传教为辅， 以传教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宗教不仅沦为政治的婢女， 而且两者一体同构， 日本佛教成为日本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以日本佛教为首的日本宗教各教派随日本对华侵略， 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 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战后日本佛教界对于其在战争期间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依附在政府与军部的护翼之下成为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帮凶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并且进行了诚恳的反省。另外在当时日本佛教大多派系都沉入侵略战争的漩涡时， 佛教中也出现过反战言行。不过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暴虐镇压下， 他们已毫无思想和言行的自由， 一些遵守佛教本义， 反对侵略战争的正直的佛教徒， 先后遭到残酷的迫害， 或被杀， 或被判终身监禁和苦役。这一点是需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补充说明的。 日本佛教的政治化、国家化给热爱和平的佛教添了污点，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可见世俗、政治与宗教一定要分开，如若结合，则好比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将挑战人类的底线。
注释：
[1]杨增文：《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流传情况--飞鸟、奈良及平安前期日本佛教的特点》[J]，世界宗教研究，1982（03）
[2]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
[3]邱紫华：《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J]，咸宁师专学报，1998（03）
[4] 陈橹：《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05（04）
[5]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6]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M]，1994年版，第148页
[7] [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J]，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3（03）
参考文献：
[1] 游国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 杨增文.日本近现代佛教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3] 杨增文.日本佛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期刊论文：
1.李向平.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2.郭青生.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J].浙江学刊，1998（04）
3.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J].近代史研究，1999（02）
4.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05）
5. 陈橹：《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05（04）
6. 何劲松. 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J]. 世界宗教研究， 2001（03）
【关键词】：日本佛教；本土化；武士；侵略战争
引言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对于整个人类的作用不可低估。有人说宗教的本质是教育，宗教创始人如乔达摩、耶稣，都是大慈大悲之人，以救众生于生死之中为己任。英国宗教史学家弗雷泽认为人类信仰宗教就是“人对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讨好和信奉。”。无论宗教本身的神圣还是人类出于功利而对其追随，宗教都在人类存在的历史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佛教之于日本，不仅涉及到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 而且与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特别是在遭受异族入侵与内部压迫时， 日本佛教俨然成了团结抗敌的神圣旗帜。
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传入日本，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化过程，与日本民族文化相融合，发展成为了日本民族的佛教。日本民众十分强调爱国精神，珍惜自己的传统， 把日本土生土长的没有教义的神道作为国民的精神支柱， 其结果就是很难从内心接受外来宗教。因此佛教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为了立足只好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所需，就使它具有了政教合一，世俗性之特点导致最后成为了战争的侵略工具。
一、具有“镇护国家”的传统
日本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是在历代政权的扶植倡导下才得以建立和发展的， 而政治权力对佛教的支持理所当然就得以佛教必须赞成、并且积极为政策服务为前提， 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使日本的佛教具有强烈的“官学“色彩， 很快进入了为国家利益而存在、而弘法的国家佛教
阶段。
奈良时代法相宗的玄舫、道镜身居政界高位， 虽被时人称之为僧侣腐败， 但僧人参政也就表明了日本佛教中国家意识的出现和逐渐强化。在这个时代，可以说佛教实际上控制了朝廷，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平安时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制政体， 为摆脱旧有佛教对朝廷的直接影响， 光仁天皇直接运用行政力量对佛教进行改革和整顿， 将佛教严密置于其控制之下。佛教界也主动与朝廷相結合，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空海更明确强调“镇护国家” 是修行的主要目的。空海在《秘藏宝钥》中也阐述了佛法与国家的关系， 认为“读经礼佛， 报国家之恩， 观念坐禅， 答四恩（ 父母、国王、三宝、众生） 之德”，[1]空海还将京都的东寺更名为“教王护国寺”， 将高雄寺改为“神护国祚真言寺”。整个平安时代以“镇护国家”和“积福灭灾”为目的的祈祷和修行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
在日本民族佛教最终完成的镰仓时代， 由于日本国家经济文化的进步及“蒙古袭来”的威胁等因素， 其国家意识进一步高涨， 佛教镇护国家的理念也高度强化， 使佛教与政治发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
其中在日莲宗一派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其创始人日莲强调佛教的根本精神是护国，维护君主专制，认为佛教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是一致的，号召统治者依靠《法华经》的统一精神来强化国家机器，再运用国家机器促使宗教绝对统一。1260年7月16日，日莲著文《立正安国论》送呈幕府的最高权力者北条时赖，强调唯有弘扬《法华经》才是治世安国要道。其实，就日莲的宗教观分析可知，他的理想就是天照大神、日本国、教主释尊的完美结合。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日莲宗日后成为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一个营养汲取地的原因。日莲主张以佛护国， 以国护法， 甚至以超宗教的政治力量来消灭自己的法敌，实际上已经是日本民族意识开始独立、觉醒的一个重要标记了。
二、本土化过程中佛教教义的嬗变
“与印度、中国的佛教相比， 日本佛教的哲理和思辨程度不发达， 注重内心的信念、修行方法简单便成为日本佛教的特点”。[2]这一特点始终贯穿在日本民族佛教的整个形成发展阶段。
日本佛教的普及时期在镰仓时代，由禅宗、净土宗等新兴教派共同构成的镰仓新佛教，他们具有与以往旧佛教截然不同的鲜明特点： 就是由以往的“出世佛教”转变成了凭个人信仰获得救赎的“入世佛教”。主张专修念佛、一味打坐的简易修行方式。同时推崇精神信仰， 轻视理论及造寺建佛之类的外在行为。由此可见，移植于中国的佛教各宗派之所以能够在民众间普及开来， 除了其“政治宗教”的现世性特征外， 佛教教理和教义的逐渐简化以及修行方式的简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主张“顿悟成佛”和“专心念佛”使其能够最终普及全国。
日本佛教本土化的普及及其教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佛教本来的教义相悖的现象还表现在其与其他民族的佛教强调“善恶报应”和“轮回”思想不同，日本佛教更倾向于现世的功利。净土真宗将佛教与世俗生活结为一体。就是以佛教为基本信念， 肯定人间生活的主体性，把个体生命阪依在阿弥陀佛的慈悲心中， 奋勇精进、专心念佛、便可觉悟那充满了烦恼的世俗人间， 使自己开悟成佛。即使是犯有重罪之人也可以通过念佛而消往生之罪，关于这善恶皆可成佛的教义虽然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且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教义对于铸造日本人的功利取向与尚恶趋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日本佛教也并不像中国佛教那样强调关于“轮回”、“涅槃”之类的思想，这一类的教义从来没有像在中国那样普遍而深入地影响民间的观念与习俗。这种非善恶不分，不重“生死轮回的特点”致使人们的行为肆无忌惮，毫无约束。 三、与军事政治联系紧密的特点贯穿始终
从奈良中后期开始， 佛教寺院的政治、经济势力急剧扩张，“僧侣犹如身披袈裟的公务员， 关心朝廷大事有余， 留意宗教事务不足”[3]，都使佛教不可避免地显现政治化的倾向。
由于日本历史上经历的长期军人统治和战争时代，于是造就了日本人崇尚军事和武人的社会传统。享有崇高地位和声誉的武士与僧侣这两个本来应该是完全对立的阶层之间，却发生了相互影响、相互结合的现象。传统的武士常常具有佛学修养，而僧人也常常兼修武艺，兼具僧侣与武士特征的“武僧”甚至一度成为一股强大的影响政局的力量。如在平安时代， 就已经出现了佛教团体以暴力的形式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的现象， 僧兵横行， 在佛教界极为罕见。为了表达对幕后操纵政权的上皇的不满，著名的兴福寺和延历寺的僧兵曾经抬着神轿或扛着神木冲到京城。拥入上皇的宫殿里进行抗争禅宗传入日本后， 禅宗迅速与政治结缘， “兴禅护国论”盛行一时。
镰仓时代， 元朝的二次进攻日本使日本民族危机感增强，佛教界也显露出其依附于政治， 甚至赞同战争的思想倾向。此时佛教与军事政治的紧密联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一部分佛教教团培养和使用武力，称霸一方， 乃至教团本已经身成为一大政治组织， 势力壮大到灸手可热的程度， 如战国时的本愿寺教团， 其教主必须世袭， 他们的力量能够与地方诸侯相抗衡。二是多次发生基于信仰佛教的群众暴动， 提出政治要求， 扩大势力。这表明当时日本的佛学派别已经与政治社会形势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界大力支持政府的战争政策，大慈大悲的佛祖竟然成了战场上的士兵的精神支柱，佛教的宗旨已经被扭曲。在事实上构成了凝聚近代日本军事文化的重要成分和支持战争的重要力量。只能说明一些佛教派别已经背离了“彼岸” 原理， 更接近一个政治派别了。
四、对武士生死观和意志力产生了的重要影响
“佛教原本就有否定现世以追求彼岸的唯心倾向，这一倾向在日本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日本社会独特的生死观念，直接促成了武士道精神的产生。”[4]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最大作用的是禅宗思想。
日本佛教中的禅宗为武士的精神训练提供了思想基础。禅宗在哲学上主张“自力本愿”，即“成佛”只能靠自己的主观力量，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内部，只有通过自己才能把它发掘显现。客观外界都是不真实的，只有“内心”才是真实的。在道德上，禅宗思想要求人一旦选定前路，决不后悔。
禅宗的修业特点是单纯、直接、自恃、克己，带有戒律性的倾向，修炼方法也极为简单，主张全神贯注于一个目标，只要坚持坐禅冥思依靠直觉体悟就能消除“妄念”而成。这种“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5]的简易方法适应了缺乏精深文化素养的武士阶层的需要。但是坐禅方法固然简单，却需要修炼者达泰山压顶也无所畏惧的境界，即修炼到所谓“击碎生死关头，便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方能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类”[6]的地步。
禅宗的哲学观念与修养方法满足了统治阶级鼓励武士为自己效忠的目的，同时也有助于武士的精神陶冶和武技锻炼，所以被运用于各种武技的训练之中，通过训练，他们同时也解除了一切自我监视和道德自律，失去了在常态下具有的戒惧心理：因为他已经是死人，不需要再考虑自己的行为和承担责任，可以摆脱世间的一切约束和内心的矛盾，直达目的。使日本原有的武士文化精神更加趋于内化和深化。
修禅可以造就一种在任何境况下都能够心神自持的能力，这使得武士能够突破常态下正常人的意识界限，进入超越肉体感受的无意识状态，把隐藏于潜意识里面的力量释放出来。在日本历史上，禅宗被广泛运用于武士和政客的身体、意志、技能方面的训练，使训练对象意志坚定、冷酷残忍、一心一意、机敏练达，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扰。
修禅还使武士们自觉地追求表达勇敢与忠诚的“血泪生活”，无论遭遇外来的危险还是内心的冲突都不失镇定，在杀伐（杀人、被人杀、剖腹自杀）的血腥中镇静自持，具有迎受和破解任何难局的胆魄与能力，成为一个娴熟精练、刚猛无畏而又心理平静的冷血群体。他们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樱花一样的境界，在短暂的人生中轰轰烈烈抛洒热血报效主君，如同樱花适时灿烂开放，寂寥洒脱，然后很快悲壮凋零，悄然无声。禅宗思想中漠视生命的倾向对武士阶层形成施暴、好斗、不怕死、冷血、嗜杀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作为佛教的一个派别，禅宗在日本，促进佛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同时，竟然变成了强化武士的杀戮意识的思想武器，成了军事训练的手段，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的武士、政治家、商人与学者。它与日本化了的儒学和神道精神相结合，造就了集中体现日本民族性格的武士道精神。禅宗思想成为武士阶层的生活准则，并通过武士阶层而影响日本国民。在战争中，这些武士和国民用经由修禅训练出来的圆熟精练、刚猛凶残的精神来屠戮中国人民。
结语
自1937年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宗教的控制，一再利用宗教作为其侵略的辅助工具。1938 年8月初，在日本举行的“宗派体对华布教协议会” 上， 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制订如下方针：“方针是只以中国人为布教对象， 对于只以日本侨民为对象者， 不允许其赴中国， 对于过去一直在中国进行布教者， 根据情况， 有可能令其离境。在社会事业和宗教布教二者之间， 则以社会事业为主， 以传教为辅。”[7]在这种特殊环境下， 传教已经成了战争的工具。又制定《宗教團体法》典型地体现了战时宗教堕落为殖民政治的脾女。极大地扩充了政府的权力，使其对宗教具有控制权和取缔权， 将宗教纳入战争体系中。
从通过日本政府通过的文件及其实施可以看到： 日本政府为配合其侵华，以宣抚“ 怀柔” 为宗旨的文教事业成主， 传教为辅， 以传教的方式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宗教不仅沦为政治的婢女， 而且两者一体同构， 日本佛教成为日本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以日本佛教为首的日本宗教各教派随日本对华侵略， 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 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进行了大量的活动， 其重大的战争责任难辞其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战后日本佛教界对于其在战争期间自觉自愿地将自己依附在政府与军部的护翼之下成为政府发动侵略战争的帮凶的事实也供认不讳并且进行了诚恳的反省。另外在当时日本佛教大多派系都沉入侵略战争的漩涡时， 佛教中也出现过反战言行。不过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暴虐镇压下， 他们已毫无思想和言行的自由， 一些遵守佛教本义， 反对侵略战争的正直的佛教徒， 先后遭到残酷的迫害， 或被杀， 或被判终身监禁和苦役。这一点是需要我们以客观的态度补充说明的。 日本佛教的政治化、国家化给热爱和平的佛教添了污点，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可见世俗、政治与宗教一定要分开，如若结合，则好比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将挑战人类的底线。
注释：
[1]杨增文：《中国佛教在日本佛教初传时期的流传情况--飞鸟、奈良及平安前期日本佛教的特点》[J]，世界宗教研究，1982（03）
[2]王守華、卞崇道：《日本哲学史教程》[M]，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8页
[3]邱紫华：《中国佛教思想对日本文化思想的影响》[J]，咸宁师专学报，1998（03）
[4] 陈橹：《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05（04）
[5]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6]吴廷璆：《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M]，1994年版，第148页
[7] [日]野世英水：《日本宗教的战争责任》[J]，载《东北沦陷史研究》，2003（03）
参考文献：
[1] 游国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 杨增文.日本近现代佛教史[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
[3] 杨增文.日本佛教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王青.《日本近世思想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 [日]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期刊论文：
1.李向平.佛教信仰与日本文化精神[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2.郭青生.中日佛教入世精神的比较研究[J].浙江学刊，1998（04）
3.忻平.近代日本佛教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在华传教述论[J].近代史研究，1999（02）
4.忻平.日本佛教的战争责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05）
5. 陈橹：《论佛教对日本传统政治和军事文化的影响》[J].河南社会科学，2005（04）
6. 何劲松. 伪满期间日本佛教在中国东北扮演的角色[J]. 世界宗教研究， 2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