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一大法宝，红军长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这一法宝，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阻力，争取了各民族、各界人士对红军的支持，这是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的一大关键因素。就长征中的统战工作，本刊特约相关军史研究专家从争取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正确执行民族政策、争取少数民族支持，积极开展宗教工作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善于发现并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裂痕，争取广泛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原则。列宁曾指出：无产阶级“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红军在长征途中成功地实践了列宁这一思想，与粤军、黔军、滇军、川军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统战关系，减轻了红军的压力。


　　爭取和利用“南天王”，顺利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按照最高“三人团”的方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是湘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为什么不直接向北，而是先迂回向南，选择粤北为突围方向？这与我党在长征前夕秘密开展的对粤军首领陈济棠的统战工作有直接关系。
　　蒋介石纠集国民党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其军事部署是北重南轻，目的是压迫中央红军南进广东、广西，逼迫中央红军与粤系、桂系军阀互相拼杀，两败俱伤，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两广军阀对此心知肚明。因此，粤军一方面迫于蒋介石的压力，与红军进行了一些作战；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避免与红军决战，以求自保。中革军委抓住粤系陈济棠的这一矛盾心理，长征之前，同陈济棠进行秘密接触、谈判。1934年春，毛泽东指示当时的粤赣省委书记刘晓及何长工等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1934年9月，陈济棠派代表来中央苏区，秘密与红军谈判，双方达成初步协议。10月初，陈济棠又电约红军代表谈判，周恩来派出潘汉年、何长工前往陈济棠约定的地点进行秘密军事谈判。双方达成了5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解除封锁，互相往来；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可以互相借道，各从现在战线后退20公里。为保密起见，这5项协议在当时只写在双方代表的记事本上，未形成正式文件。这5项协议的关键点在于“借道”和陈部后退20公里。周恩来听了谈判情况的汇报后，异常高兴，直截了当地说：“这对于我们红军和中央机关的突围转移，将起重大作用。”
　　1934年10月20日，中央红军在安远、信丰一线发起突围战役，从王母渡、新田间全部渡过信丰河，沿大庾岭边缘进入粤北，顺利地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粤军余汉谋部仅进行了象征性的作战，边打边撤，退守赣州、南雄等城镇。11月初，红军西征战略转移的队伍分两路从南康经崇义聂都、乐洞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第一团奉命不准堵击，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之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迅即突破汝城至城口之线敌人第二道封锁线，急向粤湘交界地势险要的军事要冲九峰山进发，从这里又安全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
　　联络和争取西南地方实力派上层人物，纵横捭阖云贵川
　　红军长征行至云贵川地区时，面临的局势更加严峻。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而面对的敌人则是蒋介石的七八个师的嫡系部队，以及几十万川、滇、湘、桂、黔各省军阀部队。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3万余中央红军要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正确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是至关紧要的。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在进抵湖南境内之前，首先向湘系军阀发出了“自动派代表到红军中来，共同组织停战抗日同盟”的号召。12月进入贵州后，红军总政治部向部队下发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要求部队在火线敌前一方面号召黔军士兵“不打抗日的红军，哗变拖枪打日本去”，同时向其长官转达“互派代表订立停战协定”之意。1935年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后为准备西进云南，派人与扼守北盘江西岸的黔军犹国材部谈判，犹部表示愿让出渡口和通道，结果红军顺利渡过北盘江直入云南。4月，中央红军到达川滇边境时，朱德写信给布防在该地区的川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的侄儿杨汉忠。双方取得联系后达成暂不互相进攻的协议，杨森密令其部队让道，仅以一支部队佯做尾追，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通过他的防区。刘伯承以故交旧友的名义，先后给许剑霜、邓廷秀等川康边防军旅长级军官写信，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他们勿与红军为敌。虽然他们迫不得已对红军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但并没有十分卖力。
　　1935年9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活动。朱德、刘伯承为争取川军的合作，减轻红四方面军的压力，对川系军阀做了大量工作。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呼吁“川军与红军结成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7月14日，朱德又给驻防川陕甘边、阻拦红军北上的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孙震写信，诚恳告知：“抗日红军，大举北上，实行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反卖国贼力量，收复东北失地，惟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于四川”，希望与之“联盟救国”。 8月7日，朱德又致信川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刘湘，晓以民族大义，指出在国难艰深，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凡我黄帝子孙不愿做亡国奴者，莫不亟谋团结以抗日反蒋，争取民族独立，川军将领当莫例外”。针对蒋介石趁“追剿”红军之机消灭四川地方实力派的阴谋，朱德恳切指出，“四川抗日军人，必须坚为联合”，只有与红军结成统一战线才有出路，否则只会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通过这些工作，川军将领理解了红军北上抗日的诚意，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红四方面军及其后的红二方面军在川北基本未遇大的阻拦。红二方面军进入云南后，对龙云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2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等曾致信龙云，建议双方缔结抗日停战协定，并动员刚加入红军的贵州开明士绅周素园写信争取了滇军纵队司令官孙渡，由于孙部在威宁至昭通间按兵不动，遂使红二、红六军团得以在毕节停留20多天从容休整补充后继续北上。 　　争取西北和华北等地方实力派，巩固长征的胜利成果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分化来犯之敌，争取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表《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指出：只要不打红军，不进攻苏区，红军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共同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936年1月25日，毛澤东起草了有20 名将领署名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明确指出：打红军、进攻苏区不是东北军的前途，而是东北军的绝路，联共抗日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政策产生很大影响，他曾深有感触地说：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路”，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同年3月5日，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并开始实施。随后，我党又陆续派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周恩来等，与王以哲、张学良会谈，并达成了多项协议。在与东北军谈判的同时，我党还与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进行谈判，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共同为抗日进行准备”及第十七路军“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央人员往来”等协议。我党又积极促成东北军与第十七路军之间的团结合作，从而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红军、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长征期间，我党积极回应主政华北的宋哲元“情殷抗日”的心情，派代表驻宋处联络，双方决定秘密合作。在四川，与刘湘建立了秘密联系，刘湘捐6万银圆交王昆仑转给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表与中共合作的诚意。在晋绥地区，加强了同晋阎系和绥傅系的统战工作，相互之间达成了默契。两广方面，与粤系、桂系保持了秘密合作关系。桂系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战思想，并派人到天津同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南汉宸等会谈，不久在天津建立秘密电台，经常同我党联系。1936年6月1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合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提出了“联共抗日”的主张。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及一切真心爱国的党派、团体与军队，一致行动起来响应西南的抗日救国行动。9月中旬，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钱寿康带着《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到陕北与中共中央商讨抗日合作问题，中共中央对此草案略施修改并正式签字，并以此为蓝本形成了《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由钱寿康捎给粤系蒋光鼐、蔡廷锴等。


　　红军长征期间，我党对国民党各派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争取了国民党诸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在抗日的旗帜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合作，为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