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月，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跨越地球上最宽阔的大洋，把手握在一起。这是中美两个大国站在全球化视角彼此打量，调整外交战略之后的首度握手。
　　太平洋碧波依然，比以往的世纪更多、更繁忙的商船穿行在两岸之间，它们的身后并不见海军舰艇跟随护航。200年前，穿行在大洋上的商船，望见别国的旗帜，无异于看到海盗旗，必须马上收拢风帆，褪下炮衣；70年前，想要利用一个地区的石油和橡胶，势必先发动一场殖民战争，把竞争对手的舰队送入海底。
　　二战结束60年来，民族国家之间更加文明，更有建设性的竞争，证明经济全球化构想的确是一种了不起的智慧。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杜绝了大国间争夺资源的战争；全球信用体系和贸易规则的确立，“仿佛魔法般从地下呼唤出巨额财富”，同时大大增加了民族国家间的依存度。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潜移默化一举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法则。在这样一个世界上， 已经不能沿袭要么是“同盟”，要么是“敌人”的简单判断方式。
　　放弃非“友”即“敌”的对抗思维，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赋予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给中国带来了宝贵的投资和就业机会；自由贸易给中国商品提供了市场；生产要素的全球化流动让中国通过市场、而不是像帝国主义那样通过掠夺，获得现代化建设必需的海外资源。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即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中国政府多次表示，愿意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尽管世界经济秩序并非十全十美，中国不主张用暴力手段去打破它、颠覆它。
　　胡锦涛主席访美前夕，布什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正式写入了中国是美国的“利益相关者”的提法。美国官员早在6个月前就提出过中美“利益相关”一说，将这个判断写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明它不是个别人或者个别部门的观点，已经成为美国总统及其内阁的集体认识。
　　“利益相关”是基于现实的判断。2005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116．3亿美元，这个数字接近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2％。2005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中，有58％来自外商投资企业，1019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顺差净值更是占到总额的83％。竞争力强的美国公司在其中占有最大份额。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公司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受益匪浅，美国制定外交政策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实因素。去年9月，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专题演讲《中国何去何从：从成员到责任》。
　　佐利克阐述的立场表明，美国一方面无意阻碍中国从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获益；另一方面希望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和维护者，而不是挑战者。
　　中美之间的良好互动，打破了新生力量“崛起”必定伴随着对抗、甚至是战争的旧思维，掀开了国际关系学说崭新的一页。
　　经济全球化构筑的世界经济新秩序派生的诸多国际法规，让康德梦想的“世界国家”轮廓越来越清晰。可以想见，当这个梦想成真，最值得激赏的还不是它给世界人民带来的长久安宁与空前繁荣，而是最终达成这个走向共同繁荣的规则；依靠的不是征服战争，不是丛林法则，而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交流。
　　人们对中美元首关于全球化时代大国责任的交流充满期待，最大的发达国家代表着现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未来，他们对责任的理解，决定着全球化的方向。
　　责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应承担自己的责任。贸易争端层出不穷的现实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制定具体贸易政策时，都很难完全放弃现实主义倾向。在利益驱使下，贸易保护主义和冷战思维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要求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设置非关税壁垒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基础设施齐备，制造业向中国迁移，是市场力量的“自然选择”。制造业向中国集中，引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国一系列制度变化将以社会结构这一根本变迁为开端。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者制造壁垒，对制造业转移趋势横加干预，将把一切可能的变化扼杀在襁褓中。
　　经济全球化的理想，是让更多人共享现代文明成果。愿意为人类未来负责的政治家，心中没有歧视，不存偏见，他不会对后来者说，你无权享受现代化繁荣，更羞于公然提出这样的议案一无情地剥夺一个纺织工人、制鞋工人融入全球经济的机会，只因为他生在另一个国度。先行一步的国家有责任超越现实利益，坚持这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