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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驴得水》是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悲剧，它巧妙的欺骗模式与荒诞情节，揭露了中国国民灵魂的丑陋、个体精神的蜕变，无情地拷问着每个人物的灵魂与良知。戏剧延续了“五四”启蒙者“改造国民性”的“立人”主题，并提出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以期破解国民性的死局，培养“新民”，建立“人国”。
关键词：《驴得水》；国民性；立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114-03
戏剧《驴得水》[1]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大胆与无情，将剧中所有人都置于良知的天平上，不露声色而又准确迅速地将匕首刺入人物的内心，把每个人物的灵魂陈列出来，让观众与读者见证这些灵魂的困惑与矛盾、丑陋与渺小。《驴得水》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死局，是一个习惯并擅长欺骗的民族深陷奴性深渊的噩梦，是一部以荒诞的形式展现出国民群像的社会问题剧。戏剧所揭示的问题在于：中国国民为何如此丑陋，中国国民如何走出丑陋？它给观众带来的不仅仅是笑料，也有对国民性的反思以及信仰的追问。
一、“欺骗”模式：荒诞生活中的国民群像
《驴得水》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悲剧，通过“欺骗”不断推动剧情发展。“欺骗”在戏剧中起到制造悬念、巧合，推动冲突、高潮的作用，在《驴得水》中，“欺骗”还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故事是非常荒诞而又真实的，三民小学一群老师，身处缺水的偏僻乡村，饮用水匮乏，不得已用驴到遥远的镇上运水，而养驴的支出却不在教育部财政预算之内，于是大家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虚报教师名额，用这位老师的工资来解决用水问题。这种做法通俗地说就是“吃空饷”，为了善的目的而不得已采取欺骗手段，这也无可厚非。但是驴得水的工资却被挪作它用，而驴得水这位工资的合法拥有者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这个故事同乞乞科夫拿死去的农奴名册骗取政府抚恤金的故事情节相似，二者都带有很强的荒诞色彩与喜剧意味。
故事是在连环的“欺骗”模式中展开的。上级教育部特派员来到三民小学视察，众人眼看骗局即将败露，不得已通过骗诱与“睡服”的方式将铁匠假扮成“驴得水”老师，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铁匠却是一个“文盲”，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奴隶”：—见到“大盖帽”就下跪。这个假扮的英语老师靠着用方言假冒英语的手段而使得特派员折服，有趣的是，特派员自称留学英国。可见，如果说铁匠欺骗了特派员，不如说特派员也是个骗子，他们都不懂英语，都是冒牌的英国留学生。这个骗局中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大家都参与了瞒与骗，精神人格上都需要疗救。如果说“骗局”到此为止，那么这部剧就是一部讽刺喜剧，略微荒诞而幽默，给观众带来的笑点多于反思、追问。但编剧继续编着这个骗局，在第二次冲突高潮中，荒诞的意味更加明显。原来特派员之所以到三民小学视察，是受美国慈善家罗斯委托在中国物色资助对象，为了得到这笔资助，特派员与三民小学诸人都费尽心机“做戏”。特派员第一次视察的时候，可以说众人是为了善的目的而“欺骗”，众人所坚持的“平民教育”理想仍未动摇，但是这次大家却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出演。当校长向特派员坦白真相，骗局即将被揭破时，等待大家的却不是故事的终结，乃是更大的一个“骗局”。原来美国人资助的资金其实大部分被各级机关截留，在“三民小学”编造的“驴得水”骗局之外，还有一个涉及范围更广、参与人数更多的大骗局。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都是“做戏的虚无党”[2]，全无信仰操守，全为权力、金钱等私人利益所驱使。
接下来展开的荒诞的一幕正好同第一幕相反。三民小学众人从“自愿做戏”到“被迫做戏”，上演了一幕闹剧、悲剧。裴魁山在经历了“恋爱悲剧”后已经沦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冷漠、自私；周铁男起初拒绝继续“做戏”，但是一经引诱、威胁，便露出奴隶的本性，为了活命、升官而出卖老师，典卖人格，较裴奴性更甚；校长为了“三民小学”的前途，主导了这个骗局，为此出卖了自己的学生张一曼，导致后者发疯。他本来是无意继续出演骗局的，但是却惨遭学生出卖，继而被胁迫加入这个骗局。只有校长的女儿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肯妥协，但是也被卷入这个权力与金钱所导演的骗局之中。一旦骗局展开，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这不仅仅是艺术的荒诞，也是生活的真实。
铁匠是戏剧冲突中的关键人物，没有他就不会有一系列荒诞情节的发生。起初他被“三民小学”众人威逼利诱来冒充英语老师，促成了骗局的开局。当他第二次来到“三民小学”时，因受到众人奚落与辱骂而“黑化”，自愿甚至积极地参与到“驴得水”的骗局中。铁匠是有奴性的，这在开场时他一见到“大盖帽”就下跪可以看出，不过他也正是利用众人的奴性，达到操纵、报复其他人目的的。铁匠既胆小、怯懦，也机智、奸滑，奴性的两个方面他身上都有。他了解自己在骗局中的重要性，也清楚权力、金钱对人的支配力量，因此他借助这个骗局来报复众人，攫取地位、金钱，正是他引起了三民小学四位老师的精神、性格变化：张一曼众叛亲离，继而发疯；周铁男、裴魁山放弃梦想，变得自私卑鄙。
对于骗局，大家“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3]。奴隶终究不敢也不能正视、反抗骗局。铁匠发现一旦掌握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就更不能使骗局结束，而是要维护这个骗局。终于，他利用骗局，成为名副其实的“驴得水”老师，得以迎娶孙校长的女儿，获取大笔捐款。然而，铁匠的命运并不会一帆风顺，骗局终究要被打破。婚礼上，铁匠在拿着镰刀追着他的老婆面前原形毕露，狼狈地逃走，奴隶终究还是奴隶，在特派员（权力）、老婆（武力）面前仍是那个怯懦、猥琐的乡村铁匠，与鲁迅笔下的阿Q并无二致。编剧借助铁匠这个形象、这面“照妖镜”，照出了国民群像——自私、残忍、麻木、贪婪的奴隶性。同铁匠角色的喜剧性色调相对应的是众人的悲剧性命运，从这点看，“欺骗”模式恰好揭示出了灰暗、丑陋的国民性，照出了这群奴隶的群像。
二、反抗绝望：孤岛中个体的精神蜕变
在《驴得水》中有两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教育部特派员的突然视察，第二次是美国慈善家的驾临。剧中6位主要人物面对这两次外部挑战，可谓是焦头烂额。第一次找来铁匠冒充老师欺骗特派员就是一次戏剧小高潮，却不料当大家松了一口气，欢呼胜利过关的时候，美国人来了，这个时候，真正的戏剧冲突才到来。在三民小学这个“孤岛”上，原本大家忍受着物质资源的匮乏与精神理想的失落，反抗者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底线。然而教育部特派员与美国慈善家所代表的权力与金钱的力量彻底击溃了因“教育救国”而蜷缩在孤岛上的这群人。在权力机构中，三民小学作为教育部基层组织，需要仰仗上级拨款，显然并非同权力、资金绝缘。所以，剧中诸人围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就格外激烈，打破了四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起初，剧场给观众呈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继承晏阳初平民教育理想的四位知识分子扎根贫瘠、偏僻的乡村，立志根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的弊病，不惜舍弃小我的利益。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三民小学面临着学生不足，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的难堪局面，这显然预示着戏剧的悲剧结局。当理想遭到现实的无情碾压的时候，这群知识分子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了坚守。然而，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暴露无遗，底线也不断被突破。教育部特派员代表着上级领导机关，是权力的象征，有权决定三民小学以及各位老师的前途命运。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官员士大夫只是“执行者——君主的仆人或工具”[4]。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大部分读书人只能作为统治者的下属、奴隶，为其服务。知识分子面对权力，不是去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5]，向來没有对权力与金钱说不的决心与勇气。知识者对权力的寄生性是对他们的理想主义的一个迎头棒喝，这也就是为何周铁男在“砰”的一生枪响后突然由“精神贵族”变为猥琐的奴隶、叛徒，从强大的精神个体到权力的依附者；在听说美国人巨额教育资助之后，裴魁山由一个“痴情男”变得拜金、冷酷、残忍、自私；孙校长由一个善良温和的绅士变得自私、冷漠、胆小。这群曾经抱有崇高理想的、坚守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与金钱，被彻底征服了，这显然是对理想主义的一个辛辣的嘲讽。拥有强大精神力量、坚守理想不动摇的知识分子在外界物质、权力的冲击下，不仅放弃了理想主义，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良知和底线，从精神贵族蜕变为卑贱的奴隶。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在戏剧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体现，体现了双向的绝望：既是剧中诸人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绝望，也是观众对剧中人物蜕变的绝望。戏剧中还有除选择“依附”之外的第二种结局：张一曼以发疯与自杀宣告拒绝同权力与金钱的共谋，孙佳佳选择离开三民小学。他们惟有选择发疯、自杀或者逃离来躲避权力，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一样，《驴得水》也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孙佳佳离开三民小学，也许只有孩子才能走出这个孤岛吧！ 三、首在立人：破解国民奴性的死局
同《驴得水》中的故事形成“互文性”效果的是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第一，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第二，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第三，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第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这就是我们的四大教育，也就是平民运动的目标。”[6]很明显，剧中诸人不缺少前三种力，而正是第四种力的缺乏，导致《驴得水》中全体人道德的崩盘。剧中诸人抱着自己的私心不肯退让，而骗局正是吸取诸人私心的养分，不断扩大，蚕食众人的道德与良知。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是“除文盲，作新民”[7]，“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与有进取心的中华民国公民”[8]。新民中的“新”，不只是才智、文化上的新，更是精神氣质上的“新”——新的信仰与人格。不论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抑或19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还是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宗教信仰问题始终是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一个瓶颈。梁漱溟提出中华民族“以道德代宗教”的民族性，认为“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道德却“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情感要求，是不免危险的”[9]。剧本中揭示主旨的两句话是：“一切非源自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都是纸老虎”；“一个没有信仰、习惯于谎言的民族，绝不可能依靠知识与财富崛起”[1]。戏剧固然谈的是“丧失底线的后果”[10]，在《驴得水》中，不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者，还是卑微、穷困的农民，心中起初未尝不是没有底线，未尝一心作恶，但是在各种外力冲击下，他们所保有的理想与道德的防线全盘崩溃，引发一幕幕悲剧。
《驴得水》讲述了一群缺乏信仰、善于“瞒”与“骗”的奴隶的悲剧，奴隶终究只能组成奴隶之邦，只有新民才能建设新的国家。鲁迅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1]并由此设想出一个“理想国”：“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务哉？”[12]鲁迅的带有启蒙色彩的“立人”，想要把中国由奴隶之邦改造为人国。要做到这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以及鲁迅等启蒙者的“立人”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驴得水》探讨的问题，不仅是“五四”启蒙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话题的延续，也是面对中国当下社会提出的新话题。有意无意的，《驴得水》中对剧中众人的讽刺与揭露，正是对“五四”启蒙者思想的反思：凭借文化教育，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还不如选择他律更为牢靠。中国的知识者要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寻求真正的信仰，对自己身上的奴性进行彻底的扫除，塑造一群合格的“新民”，进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这才是《驴得水》给观众带来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驴得水》剧本是基于“至乐汇”版本的演出剧本.
〔2〕鲁迅.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6.
〔3〕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2.
〔4〕〔5〕费孝通.绅士与皇权.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
〔6〕晏阳初.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A].晏阳初全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75.
〔7〕〔8〕晏阳初.中国的新民[A].晏阳初全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71，162.
〔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5，126.
〔10〕王宇.电影《驴得水》谈的是丧失底线的后果[J].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9-12.
〔11〕〔12〕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57.
（责任编辑 王文江）
关键词：《驴得水》；国民性；立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8-0114-03
戏剧《驴得水》[1]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大胆与无情，将剧中所有人都置于良知的天平上，不露声色而又准确迅速地将匕首刺入人物的内心，把每个人物的灵魂陈列出来，让观众与读者见证这些灵魂的困惑与矛盾、丑陋与渺小。《驴得水》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死局，是一个习惯并擅长欺骗的民族深陷奴性深渊的噩梦，是一部以荒诞的形式展现出国民群像的社会问题剧。戏剧所揭示的问题在于：中国国民为何如此丑陋，中国国民如何走出丑陋？它给观众带来的不仅仅是笑料，也有对国民性的反思以及信仰的追问。
一、“欺骗”模式：荒诞生活中的国民群像
《驴得水》是一部具有“黑色幽默”的悲剧，通过“欺骗”不断推动剧情发展。“欺骗”在戏剧中起到制造悬念、巧合，推动冲突、高潮的作用，在《驴得水》中，“欺骗”还具有黑色幽默的效果。故事是非常荒诞而又真实的，三民小学一群老师，身处缺水的偏僻乡村，饮用水匮乏，不得已用驴到遥远的镇上运水，而养驴的支出却不在教育部财政预算之内，于是大家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虚报教师名额，用这位老师的工资来解决用水问题。这种做法通俗地说就是“吃空饷”，为了善的目的而不得已采取欺骗手段，这也无可厚非。但是驴得水的工资却被挪作它用，而驴得水这位工资的合法拥有者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这个故事同乞乞科夫拿死去的农奴名册骗取政府抚恤金的故事情节相似，二者都带有很强的荒诞色彩与喜剧意味。
故事是在连环的“欺骗”模式中展开的。上级教育部特派员来到三民小学视察，众人眼看骗局即将败露，不得已通过骗诱与“睡服”的方式将铁匠假扮成“驴得水”老师，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铁匠却是一个“文盲”，也是一位彻头彻尾的“奴隶”：—见到“大盖帽”就下跪。这个假扮的英语老师靠着用方言假冒英语的手段而使得特派员折服，有趣的是，特派员自称留学英国。可见，如果说铁匠欺骗了特派员，不如说特派员也是个骗子，他们都不懂英语，都是冒牌的英国留学生。这个骗局中所有人都不是无辜的，大家都参与了瞒与骗，精神人格上都需要疗救。如果说“骗局”到此为止，那么这部剧就是一部讽刺喜剧，略微荒诞而幽默，给观众带来的笑点多于反思、追问。但编剧继续编着这个骗局，在第二次冲突高潮中，荒诞的意味更加明显。原来特派员之所以到三民小学视察，是受美国慈善家罗斯委托在中国物色资助对象，为了得到这笔资助，特派员与三民小学诸人都费尽心机“做戏”。特派员第一次视察的时候，可以说众人是为了善的目的而“欺骗”，众人所坚持的“平民教育”理想仍未动摇，但是这次大家却是为了自己的私心而出演。当校长向特派员坦白真相，骗局即将被揭破时，等待大家的却不是故事的终结，乃是更大的一个“骗局”。原来美国人资助的资金其实大部分被各级机关截留，在“三民小学”编造的“驴得水”骗局之外，还有一个涉及范围更广、参与人数更多的大骗局。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都是“做戏的虚无党”[2]，全无信仰操守，全为权力、金钱等私人利益所驱使。
接下来展开的荒诞的一幕正好同第一幕相反。三民小学众人从“自愿做戏”到“被迫做戏”，上演了一幕闹剧、悲剧。裴魁山在经历了“恋爱悲剧”后已经沦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冷漠、自私；周铁男起初拒绝继续“做戏”，但是一经引诱、威胁，便露出奴隶的本性，为了活命、升官而出卖老师，典卖人格，较裴奴性更甚；校长为了“三民小学”的前途，主导了这个骗局，为此出卖了自己的学生张一曼，导致后者发疯。他本来是无意继续出演骗局的，但是却惨遭学生出卖，继而被胁迫加入这个骗局。只有校长的女儿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不肯妥协，但是也被卷入这个权力与金钱所导演的骗局之中。一旦骗局展开，没有任何人可以逃脱，这不仅仅是艺术的荒诞，也是生活的真实。
铁匠是戏剧冲突中的关键人物，没有他就不会有一系列荒诞情节的发生。起初他被“三民小学”众人威逼利诱来冒充英语老师，促成了骗局的开局。当他第二次来到“三民小学”时，因受到众人奚落与辱骂而“黑化”，自愿甚至积极地参与到“驴得水”的骗局中。铁匠是有奴性的，这在开场时他一见到“大盖帽”就下跪可以看出，不过他也正是利用众人的奴性，达到操纵、报复其他人目的的。铁匠既胆小、怯懦，也机智、奸滑，奴性的两个方面他身上都有。他了解自己在骗局中的重要性，也清楚权力、金钱对人的支配力量，因此他借助这个骗局来报复众人，攫取地位、金钱，正是他引起了三民小学四位老师的精神、性格变化：张一曼众叛亲离，继而发疯；周铁男、裴魁山放弃梦想，变得自私卑鄙。
对于骗局，大家“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3]。奴隶终究不敢也不能正视、反抗骗局。铁匠发现一旦掌握权力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他就更不能使骗局结束，而是要维护这个骗局。终于，他利用骗局，成为名副其实的“驴得水”老师，得以迎娶孙校长的女儿，获取大笔捐款。然而，铁匠的命运并不会一帆风顺，骗局终究要被打破。婚礼上，铁匠在拿着镰刀追着他的老婆面前原形毕露，狼狈地逃走，奴隶终究还是奴隶，在特派员（权力）、老婆（武力）面前仍是那个怯懦、猥琐的乡村铁匠，与鲁迅笔下的阿Q并无二致。编剧借助铁匠这个形象、这面“照妖镜”，照出了国民群像——自私、残忍、麻木、贪婪的奴隶性。同铁匠角色的喜剧性色调相对应的是众人的悲剧性命运，从这点看，“欺骗”模式恰好揭示出了灰暗、丑陋的国民性，照出了这群奴隶的群像。
二、反抗绝望：孤岛中个体的精神蜕变
在《驴得水》中有两次大的冲突，第一次是教育部特派员的突然视察，第二次是美国慈善家的驾临。剧中6位主要人物面对这两次外部挑战，可谓是焦头烂额。第一次找来铁匠冒充老师欺骗特派员就是一次戏剧小高潮，却不料当大家松了一口气，欢呼胜利过关的时候，美国人来了，这个时候，真正的戏剧冲突才到来。在三民小学这个“孤岛”上，原本大家忍受着物质资源的匮乏与精神理想的失落，反抗者坚守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底线。然而教育部特派员与美国慈善家所代表的权力与金钱的力量彻底击溃了因“教育救国”而蜷缩在孤岛上的这群人。在权力机构中，三民小学作为教育部基层组织，需要仰仗上级拨款，显然并非同权力、资金绝缘。所以，剧中诸人围绕权力、财富的争夺就格外激烈，打破了四人之间的权力平衡。起初，剧场给观众呈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继承晏阳初平民教育理想的四位知识分子扎根贫瘠、偏僻的乡村，立志根治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的弊病，不惜舍弃小我的利益。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三民小学面临着学生不足，最后只剩下一个学生的难堪局面，这显然预示着戏剧的悲剧结局。当理想遭到现实的无情碾压的时候，这群知识分子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了坚守。然而，在外来力量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的固有弱点暴露无遗，底线也不断被突破。教育部特派员代表着上级领导机关，是权力的象征，有权决定三民小学以及各位老师的前途命运。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官员士大夫只是“执行者——君主的仆人或工具”[4]。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体制下，大部分读书人只能作为统治者的下属、奴隶，为其服务。知识分子面对权力，不是去挑战，“而是去接近他并为他服务，同时从这种服务中得到好处”[5]，向來没有对权力与金钱说不的决心与勇气。知识者对权力的寄生性是对他们的理想主义的一个迎头棒喝，这也就是为何周铁男在“砰”的一生枪响后突然由“精神贵族”变为猥琐的奴隶、叛徒，从强大的精神个体到权力的依附者；在听说美国人巨额教育资助之后，裴魁山由一个“痴情男”变得拜金、冷酷、残忍、自私；孙校长由一个善良温和的绅士变得自私、冷漠、胆小。这群曾经抱有崇高理想的、坚守正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权力与金钱，被彻底征服了，这显然是对理想主义的一个辛辣的嘲讽。拥有强大精神力量、坚守理想不动摇的知识分子在外界物质、权力的冲击下，不仅放弃了理想主义，甚至丧失了做人的良知和底线，从精神贵族蜕变为卑贱的奴隶。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在戏剧中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体现，体现了双向的绝望：既是剧中诸人面对理想与现实的绝望，也是观众对剧中人物蜕变的绝望。戏剧中还有除选择“依附”之外的第二种结局：张一曼以发疯与自杀宣告拒绝同权力与金钱的共谋，孙佳佳选择离开三民小学。他们惟有选择发疯、自杀或者逃离来躲避权力，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就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救救孩子一样，《驴得水》也留下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孙佳佳离开三民小学，也许只有孩子才能走出这个孤岛吧！ 三、首在立人：破解国民奴性的死局
同《驴得水》中的故事形成“互文性”效果的是教育家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第一，用文艺教育攻愚，培养知识力。第二，用生计教育攻穷，培养生产力。第三，用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第四，用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这就是我们的四大教育，也就是平民运动的目标。”[6]很明显，剧中诸人不缺少前三种力，而正是第四种力的缺乏，导致《驴得水》中全体人道德的崩盘。剧中诸人抱着自己的私心不肯退让，而骗局正是吸取诸人私心的养分，不断扩大，蚕食众人的道德与良知。平民教育运动的目标是“除文盲，作新民”[7]，“平民教育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使一个不识字的工匠成为一个‘读书人’，或把一个纯朴的农民塑造成懂得科学知识的人，而且，还应该使他们成为有聪明才智与有进取心的中华民国公民”[8]。新民中的“新”，不只是才智、文化上的新，更是精神氣质上的“新”——新的信仰与人格。不论是蔡元培提出的“美育代宗教”，抑或19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还是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宗教信仰问题始终是阻碍国家、民族发展的一个瓶颈。梁漱溟提出中华民族“以道德代宗教”的民族性，认为“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坠”。道德却“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情感要求，是不免危险的”[9]。剧本中揭示主旨的两句话是：“一切非源自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都是纸老虎”；“一个没有信仰、习惯于谎言的民族，绝不可能依靠知识与财富崛起”[1]。戏剧固然谈的是“丧失底线的后果”[10]，在《驴得水》中，不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者，还是卑微、穷困的农民，心中起初未尝不是没有底线，未尝一心作恶，但是在各种外力冲击下，他们所保有的理想与道德的防线全盘崩溃，引发一幕幕悲剧。
《驴得水》讲述了一群缺乏信仰、善于“瞒”与“骗”的奴隶的悲剧，奴隶终究只能组成奴隶之邦，只有新民才能建设新的国家。鲁迅认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11]并由此设想出一个“理想国”：“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务哉？”[12]鲁迅的带有启蒙色彩的“立人”，想要把中国由奴隶之邦改造为人国。要做到这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以及鲁迅等启蒙者的“立人”思想都是不可缺少的。《驴得水》探讨的问题，不仅是“五四”启蒙者提出的“改造国民性”话题的延续，也是面对中国当下社会提出的新话题。有意无意的，《驴得水》中对剧中众人的讽刺与揭露，正是对“五四”启蒙者思想的反思：凭借文化教育，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还不如选择他律更为牢靠。中国的知识者要对自己灵魂进行拷问，寻求真正的信仰，对自己身上的奴性进行彻底的扫除，塑造一群合格的“新民”，进而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这才是《驴得水》给观众带来的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驴得水》剧本是基于“至乐汇”版本的演出剧本.
〔2〕鲁迅.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6.
〔3〕鲁迅.坟·论睁了眼看[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2.
〔4〕〔5〕费孝通.绅士与皇权.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
〔6〕晏阳初.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A].晏阳初全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175.
〔7〕〔8〕晏阳初.中国的新民[A].晏阳初全集[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71，162.
〔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25，126.
〔10〕王宇.电影《驴得水》谈的是丧失底线的后果[J].21世纪经济报道，2016（11）：9-12.
〔11〕〔12〕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57.
（责任编辑 王文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