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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26年7月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了顾颉刚辑录的苏州山歌集《吴歌甲集》，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等序文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歌谣辑录的价值，该集的出版引发了方言与国语的诸多讨论与思考。《吴歌甲集》深化了人们对于歌谣运动的理解以及人们对国语与方言二者关系的系统认识，避免了国语统一运动对方言理解的偏颇。
关键词：《吴歌甲集》；方言文学；国语
顾颉刚辑录的苏州山歌集《吴歌甲集》于1926年7月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系“歌谣丛书”之一。该集收录苏州山歌100首，分上、下卷。其中上卷收儿歌50首，下卷收民歌50首。书首除顾颉刚自序外，还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疑古玄同、刘复等序文5篇。编后有附录多篇。其中有顾颉刚的《写歌杂记》，魏建功的《读歌札记》，顾颉刚3人的通讯《歌谣中标字的讨论》，魏建功的《吴歌声韵类》，疑古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顾颉刚的序言回顾了《吴歌甲集》的由来：
当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由刘半农先生主持其事。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忽然在学问界中辟出这一个新天地来，大家都有些诧异。那时我在大学读书，每天在《校中日刊）（引者注：应为《北京大学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得耳目一新。但我自己是从小不会唱歌的，虽是听小孩子唱的还有几首能够记得，可是真不多，所以不曾投稿。
民国七年，先妻病逝。我感受了剧烈的悲哀的刺戟，就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症，没有一夜能够得到好好的睡眠，只得休了学在家养息。我是一个欢喜翻书弄笔的人，这个时候，书也不能读了，字也不能写了，说不尽的闷怅；而《北大日刊》一天一天的寄来，时常有新鲜的歌谣入目。我想，我既经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呢！想得高兴，就从我家的小孩子的口中搜集起，又渐渐推至邻家的孩子，以及教导孩子唱歌的老妈子。我的祖母幼年时也有唱熟的歌，在太平天国占了苏州之后又曾避至无锡一带的乡间，记得几首乡间的歌谣，我都抄了。我的朋友叶圣陶、潘介泉、蒋仲川、郭绍虞诸先生知道我正在集歌谣，也各把他们自己知道的写给我。所以我一时居然积到了一百五十首左右。{1}
北大歌谣会的征集歌谣运动启发了在苏州老家养病的顾颉刚，这一看似不经意之举却促成了《吴歌甲集》的辑录与出版，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等的序文则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歌谣辑录的价值。这一歌谣集子的辑录工作虽说由顾颉刚负责完成，但该集的出版却凝聚了语言学家、国语运动家、新文学家等多方参与和关注，引发了方言与国语的诸多思考。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言（1925年9月20日）中阐述了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的关系：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1}
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宏大文化构想在于以国语的文学造就文学的国语，期望以文学造就现代民族国家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地方方言与统一的国语两者之间，胡适并未刻意划分出一道明显的鸿沟，他颇为自信地谈及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的关系：
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2}
方言的文学丰富国语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不但不压抑方言的文学，而且还仰仗方言的文学为其提供新养料和新血脉。在普遍高涨的国语统一的呼声中，胡适提倡方言文学的论述听起来非常大胆，但胡适在倡导方言的文学之前有一个颇有意味的限定词——“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当时新文学还只是在草创阶段，国语文学还未奠定坚实的根基，胡适的这番论述就显得小心翼翼，切中肯綮。这也给当时国语运动的推进者在建立国语的路径上如何处理方言土语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文学提倡之初所采取的激烈的反传统态度的纠偏，整理国故不但是学术的理性清理，也是对于传统文学的理性审视。在这期间，旧书重新标点和整理出版成一时之风。1925年，汪原放标点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序言里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对话倘若处理不当会产生的弊端：“小说里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就是像《儒林外史》那样的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如何克服这样的弊病呢？胡适为创作者指出了一条切可行的路径——“作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③
《海上花列传》被周作人批判为非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1926年汪原放标点的《海上花列传》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中谈到：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上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4} 胡适在称道方言文学表现人的神理方面的优长与可贵的同时，也辩证地指出了方言文学的弊病和方言书写面临的“有音无字”的困难。在胡适看来不但方言会促进国语的建设，方言的文学也会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1}
胡适的这一论述与国语运动家的方言调查所进行的方言写定问题不谋而合。事实上，方言调查正是在国语运动推行之初就已经展开。1917年，国语研究会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确定了该会的任务中有调查各省方言一项。非常巧合的是，《吴歌甲集》出版不久，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由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负责的对吴语的调查，先后调查了江苏、浙江两省吴语区的33个方言点，访问了200多人，记录了63位发音人的语言材料。他们还顺便记录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属于官话区的方言。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1928年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2}我们暂时不能肯定语言学家赵元任所带领的方言调查团队对于吴语的田野调查是否受到了顾颉刚《吴歌甲集》的启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五四以后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新文学作家等对于歌谣的发现也是对于方言的重新发现，这种重视方言的文化思潮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各自从方言中汲取到不同的文化滋养。语言学家的方言调查不但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先河，也为建立统一的国语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新文学作家的重视歌谣文学和方言表达无疑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了民间的源头活水。
俞平伯也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写了序言。出生于吴语区域的俞平伯显然对吴语有更为深厚的情感，序言中按捺不住对家乡吴语的好感——“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若听其散漫泯灭，真万分可惜。”由吴语进而推及方言土语的优长与便利：
作小说固有特别的情形，至其他创作，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随便的：“用雅洁纯正的文言（例如老虎）（引者注，指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刊物），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爱斯不难读”（引者注，指世界语）……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说句讨厌的话。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就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切稔熟；惟有它，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于诸君之前。③
俞平伯从工具便利和艺术表达两个层面推许方言土语的文学价值，甚至把顾颉刚辑录《吴歌甲集》提升到孔子的增删《诗经》、辑录“国风”的文化高度加以称赞：“孔子若生于千年之后，安见十五国风之外，不另有一《吴风》呢？”
顾颉刚曾把俞平伯《吴歌甲集》序言的初稿交付给钱玄同参阅，钱玄同的《吴歌甲集》序言不时留露出与俞平伯对话的味道：
前几天，承您（指顾颉刚，引者注）把平伯先生的序寄给我读，我很高兴，我对于国语文学跟方言文学这个问题，本来要想胡说几句，现在读了平伯先生的序，更引动了我的兴趣，就来胡说一下吧。
平伯先生底意见，大部分我都同意的，他说“真的文学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方言文学应当努力提倡它”；“尽量采用方言入文”。这些话，我不仅是完全同意，我平日也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我就是平伯先生说的“国语热”的一个人，我因为有“国语热”，所以连带着有“国语文学热”。我对于文学虽然完全是个外行，可是我极相信文学作品对于语言文字有莫大的功用，它是语言文字底血液。语言文字缺少了文学，便成了枯槁无味的语言文字。{4}
钱玄同反对文言进入国语，与俞平伯国语文学的开放态度——国语吸纳方言、采用文言{5}，显然有别。
钱玄同在谈及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时，把二者并列看待，不像胡适仅仅把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附庸：
我有“国语热”。我认国语文学是国语底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当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底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底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最重要的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以上的话，都是站在国语方面说的。至于方言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底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它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
所以我无论是站在建立国语方面或站在欣赏文学方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对于方言文学是极热烈的欢迎它的。{1}
胡适虽然也看重方言的价值，但他只是把方言或方言文学作为国语和国语文学的建立所必备的资源而已，只是为国语或国语文学提供新鲜材料和新鲜血脉而已。
《吴歌甲集》出版引发的不只是歌谣问题，由此牵连到方言与国语、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国语标准的建立等一系列关涉国语运动和新文学的诸多命题。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行者，新文学初年曾激越地主张“废除汉字”，编辑《新青年》期间堪为倡导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急先锋，到1926年为《吴歌甲集》出版作序时，钱玄同建立国语的路径呈现出宽容多元的气象：
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等自由加入。凡意义上有许多微细的辨别的，往往甲混乙析，或丙备丁缺。国语对于这些地方，应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择善而从，例如甲混乙析则从乙，丙备丁缺则从丙是也。
这是我底国语答案。我认为国语应该具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自活语，方能活泼；（做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惟有古语是死语。但它底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总而言之我们尽可以把古语这死鬼捉来给今语做奴仆，听候驱遣；万不可自己撞进鬼门关，给鬼捉住，亲笔写下卖身字据，原为鬼伥。）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然后丰富。{2} 这种以北京话为主干，杂糅古语、方言、外国语的国语建设主张较之新文学初期显得宽容周全，当然，其间各自的比重自然不同，被视为“死语”的“古语”只允许有节制地吸纳。
钱玄同毕竟是一个专心推广国语的语言学家，他介绍《吴歌甲集》、探讨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的重心仍不脱离语言层面的学理探讨。歌谣辑录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原汁原味记录当地方音，尤其是那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这也是方言调查需要解决的记音问题。以此问题出发，钱玄同看到了顾颉刚《吴歌甲集》的不足：
看了汉字，要想读出一个音，尚且做不到，何况讲到方言文学，各字都该照方音读出，一个汉字，可以有几十几百种读法，若不给它注上音，怎样能读呢？欣赏一种文学而不能读它出来，这是何等气闷的事！所以我认为以后凡汉字的书，都该记上音，而民间文学，因为是方音方言的缘故，尤其非记音不可，最好把全文用音拼写，与汉字并列，仿佛“中西《四书》”那样，以资对照。
他建议顾颉刚的歌谣辑录应该“全体记音才好”，使不同区域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交流，以便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
顾颉刚《吴歌甲集》的诞生本身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影响和促进的结果，之前的歌谣收集与研究已经在渐次推行和展开，只不过大都在《北京大学日刊》等刊物零星选载，语言学家、国语家、新文学作家等多方文化趋新人士对《吴歌甲集》出版的大力推介，多重文化力量在此交汇言说，深化了人们对于酝酿已久、逐步推进的歌谣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大大提升了歌谣运动的文化品格，进一步扩大了歌谣运动的影响，也必将加速歌谣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国历来就有“礼失求诸野”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和新文学的建设也不可回避地吸纳和发掘蕴含于民间的深厚本土资源，这是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源头活水。沈兼士是“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也是后来“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的委员，他在《吴歌甲集》序言中对歌谣赞赏有加：
“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这个决不是单靠著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语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有关系的歌谣，歌谣之中尤以江苏的为能以优美之文辞，表现丰富之情绪……现在颉刚搜集的吴歌，虽不能说尽是精彩的技巧和思想，但是那种旖旎温柔情文兼至的风调，总不能不推它为南方歌谣中的巨擘。这一点就足以值得研究文学和国语的人的注意。{1}
沈兼士的观点似乎分享了胡适早期一再强调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一语言变革观念。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开篇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宗旨，谈到国语标准的问题时指出：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甚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2}
沈兼士延续了胡适的思路，看到了歌谣与文学和国语的内在关联，新文学的建构与国语运动的推进都与歌谣运动密切相关。通过歌谣的收集和发掘，从文学的角度可以汲取来自民间淳朴自然的清新之风，从语言的角度通过征集歌谣呈现不同区域的方言地图，吸纳方言资源，借以建造新的民族国家统一语。
刘半农虽然没有谈及《吴歌甲集》，但他本身收集歌谣以及创作方言诗歌的行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当时歌谣运动的主旨。刘半农认为：“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歌谣的文艺方面的。”③正是看中了地方歌谣在文艺上的价值，刘半农对吴语作品《海上花列传》赞不绝口，并由此引出方言文学的话题：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4}
刘半农指出了《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语言的各自特色，更为欣赏地方色彩浓厚的方言“口白”，在他看来，这种饱含地域神味的地方“口白”不但具有写实的“真确”，同时也具有逻辑的意义。可能担心有人会指责方言文学流播不远，读者阅读范围受限的流弊，刘半农进一步指出：“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1}
刘半农不仅关心《海上花列传》在文学方面所呈现的地域色彩及审美功能，作为国语运动家，他也从语言学层面上看到该小说具有的语料功能，颇具慧眼地指出：“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2}
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语言文字学家，围绕顾颉刚辑录《吴歌甲集》均涉及到了歌谣征集的语言学意义和文学意义。不管周作人等在发动歌谣征集时的目的是艺术的、民俗的、还是文学及语言学上的，就顾颉刚《吴歌甲集》的创获而言，的确引发了国语与方言的诸多思考。就此来讲，人们没有把国语和方言对立看待，而是把方言作为建立国语的材料，提供国语建设的血脉，甚至把方言作为独立的文学语言加以珍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不但深化了人们对于歌谣运动积极意义的理解，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国语与方言二者关系的系统认识，避免了国语统一运动对于方言理解的偏颇。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关键词：《吴歌甲集》；方言文学；国语
顾颉刚辑录的苏州山歌集《吴歌甲集》于1926年7月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出版，系“歌谣丛书”之一。该集收录苏州山歌100首，分上、下卷。其中上卷收儿歌50首，下卷收民歌50首。书首除顾颉刚自序外，还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疑古玄同、刘复等序文5篇。编后有附录多篇。其中有顾颉刚的《写歌杂记》，魏建功的《读歌札记》，顾颉刚3人的通讯《歌谣中标字的讨论》，魏建功的《吴歌声韵类》，疑古玄同的《苏州注音字母草案》。顾颉刚的序言回顾了《吴歌甲集》的由来：
当民国六年时，北京大学开始征集歌谣，由刘半农先生主持其事。歌谣是一向为文人学士所不屑道的东西，忽然在学问界中辟出这一个新天地来，大家都有些诧异。那时我在大学读书，每天在《校中日刊）（引者注：应为《北京大学日刊》）上读到一二首，颇觉得耳目一新。但我自己是从小不会唱歌的，虽是听小孩子唱的还有几首能够记得，可是真不多，所以不曾投稿。
民国七年，先妻病逝。我感受了剧烈的悲哀的刺戟，就得了很厉害的神经衰弱的病症，没有一夜能够得到好好的睡眠，只得休了学在家养息。我是一个欢喜翻书弄笔的人，这个时候，书也不能读了，字也不能写了，说不尽的闷怅；而《北大日刊》一天一天的寄来，时常有新鲜的歌谣入目。我想，我既经不能做用心的事情，何妨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呢！想得高兴，就从我家的小孩子的口中搜集起，又渐渐推至邻家的孩子，以及教导孩子唱歌的老妈子。我的祖母幼年时也有唱熟的歌，在太平天国占了苏州之后又曾避至无锡一带的乡间，记得几首乡间的歌谣，我都抄了。我的朋友叶圣陶、潘介泉、蒋仲川、郭绍虞诸先生知道我正在集歌谣，也各把他们自己知道的写给我。所以我一时居然积到了一百五十首左右。{1}
北大歌谣会的征集歌谣运动启发了在苏州老家养病的顾颉刚，这一看似不经意之举却促成了《吴歌甲集》的辑录与出版，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等的序文则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歌谣辑录的价值。这一歌谣集子的辑录工作虽说由顾颉刚负责完成，但该集的出版却凝聚了语言学家、国语运动家、新文学家等多方参与和关注，引发了方言与国语的诸多思考。
胡适在《吴歌甲集》序言（1925年9月20日）中阐述了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的关系：
老实说罢，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它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1}
胡适倡导新文学的宏大文化构想在于以国语的文学造就文学的国语，期望以文学造就现代民族国家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地方方言与统一的国语两者之间，胡适并未刻意划分出一道明显的鸿沟，他颇为自信地谈及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的关系：
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尽可以有“方言的文学”。方言的文学越多，国语的文学越有取材的资料，越有浓富的内容和活泼的生命。如英国语言虽渐渐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岛之内至少有一百种方言，内中有几种重要的方言如苏格兰文，爱尔兰文，威尔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学。国语的文学造成之后，有了标准，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学与他争长，并且还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给他的新材料，新血脉。{2}
方言的文学丰富国语的文学，国语的文学不但不压抑方言的文学，而且还仰仗方言的文学为其提供新养料和新血脉。在普遍高涨的国语统一的呼声中，胡适提倡方言文学的论述听起来非常大胆，但胡适在倡导方言的文学之前有一个颇有意味的限定词——“将来国语文学兴起之后”，当时新文学还只是在草创阶段，国语文学还未奠定坚实的根基，胡适的这番论述就显得小心翼翼，切中肯綮。这也给当时国语运动的推进者在建立国语的路径上如何处理方言土语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五四以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新文学提倡之初所采取的激烈的反传统态度的纠偏，整理国故不但是学术的理性清理，也是对于传统文学的理性审视。在这期间，旧书重新标点和整理出版成一时之风。1925年，汪原放标点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在序言里指出了小说中人物对话倘若处理不当会产生的弊端：“小说里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就是像《儒林外史》那样的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如何克服这样的弊病呢？胡适为创作者指出了一条切可行的路径——“作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③
《海上花列传》被周作人批判为非人道主义的文学作品，1926年汪原放标点的《海上花列传》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胡适的《海上花列传》序中谈到：
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上话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4} 胡适在称道方言文学表现人的神理方面的优长与可贵的同时，也辩证地指出了方言文学的弊病和方言书写面临的“有音无字”的困难。在胡适看来不但方言会促进国语的建设，方言的文学也会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1}
胡适的这一论述与国语运动家的方言调查所进行的方言写定问题不谋而合。事实上，方言调查正是在国语运动推行之初就已经展开。1917年，国语研究会召开的第一次大会，确定了该会的任务中有调查各省方言一项。非常巧合的是，《吴歌甲集》出版不久，1927年，清华学校组织了由当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赵元任负责的对吴语的调查，先后调查了江苏、浙江两省吴语区的33个方言点，访问了200多人，记录了63位发音人的语言材料。他们还顺便记录了南京、镇江、扬州等地属于官话区的方言。他们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1928年作为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发表的《现代吴语的研究》。{2}我们暂时不能肯定语言学家赵元任所带领的方言调查团队对于吴语的田野调查是否受到了顾颉刚《吴歌甲集》的启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五四以后语言学家、文化学者、新文学作家等对于歌谣的发现也是对于方言的重新发现，这种重视方言的文化思潮使不同领域的研究者都各自从方言中汲取到不同的文化滋养。语言学家的方言调查不但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方言研究先河，也为建立统一的国语提供了有效的资源；新文学作家的重视歌谣文学和方言表达无疑为新文学的建立提供了民间的源头活水。
俞平伯也为顾颉刚的《吴歌甲集》写了序言。出生于吴语区域的俞平伯显然对吴语有更为深厚的情感，序言中按捺不住对家乡吴语的好感——“吴声何等的柔曼，其唱词又何等的温厚，若听其散漫泯灭，真万分可惜。”由吴语进而推及方言土语的优长与便利：
作小说固有特别的情形，至其他创作，使用的工具原是可以随便的：“用雅洁纯正的文言（例如老虎）（引者注，指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刊物），或用崭新的国语，或用土气的方言，或用英法德俄日文，或用“爱斯不难读”（引者注，指世界语）……都可以。但是，恕我又要说句讨厌的话。我觉得最便宜的工具毕竟是“母舌”，这就是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惟有它，和我最亲切稔熟；惟有它，于我们无丝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于诸君之前。③
俞平伯从工具便利和艺术表达两个层面推许方言土语的文学价值，甚至把顾颉刚辑录《吴歌甲集》提升到孔子的增删《诗经》、辑录“国风”的文化高度加以称赞：“孔子若生于千年之后，安见十五国风之外，不另有一《吴风》呢？”
顾颉刚曾把俞平伯《吴歌甲集》序言的初稿交付给钱玄同参阅，钱玄同的《吴歌甲集》序言不时留露出与俞平伯对话的味道：
前几天，承您（指顾颉刚，引者注）把平伯先生的序寄给我读，我很高兴，我对于国语文学跟方言文学这个问题，本来要想胡说几句，现在读了平伯先生的序，更引动了我的兴趣，就来胡说一下吧。
平伯先生底意见，大部分我都同意的，他说“真的文学应当采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方言文学应当努力提倡它”；“尽量采用方言入文”。这些话，我不仅是完全同意，我平日也就是这样主张的。可是我就是平伯先生说的“国语热”的一个人，我因为有“国语热”，所以连带着有“国语文学热”。我对于文学虽然完全是个外行，可是我极相信文学作品对于语言文字有莫大的功用，它是语言文字底血液。语言文字缺少了文学，便成了枯槁无味的语言文字。{4}
钱玄同反对文言进入国语，与俞平伯国语文学的开放态度——国语吸纳方言、采用文言{5}，显然有别。
钱玄同在谈及国语文学与方言文学时，把二者并列看待，不像胡适仅仅把方言文学作为国语文学的附庸：
我有“国语热”。我认国语文学是国语底血液，所以我有“国语文学热”。我相信国语文学应当用“真的活人的话语”来做，所以我认北京话跟各地方言是国语文学底原料，——也就是国语的原料。——因为我有以上的信念，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底意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它不但不跟国语文学背道而驰，而且它是组成国语文学的最重要的原料。方言文学日见发达，国语文学便日见完美。”以上的话，都是站在国语方面说的。至于方言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底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底价值，与国语跟国语文学同等。它们决不会因为有了国语文学而灭亡，它们也决不是因为国语需要它们做原料而保存。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
所以我无论是站在建立国语方面或站在欣赏文学方面，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对于方言文学是极热烈的欢迎它的。{1}
胡适虽然也看重方言的价值，但他只是把方言或方言文学作为国语和国语文学的建立所必备的资源而已，只是为国语或国语文学提供新鲜材料和新鲜血脉而已。
《吴歌甲集》出版引发的不只是歌谣问题，由此牵连到方言与国语、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国语标准的建立等一系列关涉国语运动和新文学的诸多命题。钱玄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行者，新文学初年曾激越地主张“废除汉字”，编辑《新青年》期间堪为倡导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急先锋，到1926年为《吴歌甲集》出版作序时，钱玄同建立国语的路径呈现出宽容多元的气象：
用了北京话做主干，再把古语、方言、外国语等等自由加入。凡意义上有许多微细的辨别的，往往甲混乙析，或丙备丁缺。国语对于这些地方，应该冶古今中外于一炉，择善而从，例如甲混乙析则从乙，丙备丁缺则从丙是也。
这是我底国语答案。我认为国语应该具有三个美点：活泼，自由，丰富。采自活语，方能活泼；（做主干的北京话，加入的方言跟外国语，这三种都是活语，惟有古语是死语。但它底本质虽是死的，只要善于使用，自能化腐臭为神奇，变成活泼泼地。总而言之我们尽可以把古语这死鬼捉来给今语做奴仆，听候驱遣；万不可自己撞进鬼门关，给鬼捉住，亲笔写下卖身字据，原为鬼伥。）任意采之，斯乃自由；什么都采，然后丰富。{2} 这种以北京话为主干，杂糅古语、方言、外国语的国语建设主张较之新文学初期显得宽容周全，当然，其间各自的比重自然不同，被视为“死语”的“古语”只允许有节制地吸纳。
钱玄同毕竟是一个专心推广国语的语言学家，他介绍《吴歌甲集》、探讨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的重心仍不脱离语言层面的学理探讨。歌谣辑录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原汁原味记录当地方音，尤其是那些有音无字的方言，这也是方言调查需要解决的记音问题。以此问题出发，钱玄同看到了顾颉刚《吴歌甲集》的不足：
看了汉字，要想读出一个音，尚且做不到，何况讲到方言文学，各字都该照方音读出，一个汉字，可以有几十几百种读法，若不给它注上音，怎样能读呢？欣赏一种文学而不能读它出来，这是何等气闷的事！所以我认为以后凡汉字的书，都该记上音，而民间文学，因为是方音方言的缘故，尤其非记音不可，最好把全文用音拼写，与汉字并列，仿佛“中西《四书》”那样，以资对照。
他建议顾颉刚的歌谣辑录应该“全体记音才好”，使不同区域的语言之间能够相互交流，以便达到国语统一的目的。
顾颉刚《吴歌甲集》的诞生本身是北京大学歌谣运动影响和促进的结果，之前的歌谣收集与研究已经在渐次推行和展开，只不过大都在《北京大学日刊》等刊物零星选载，语言学家、国语家、新文学作家等多方文化趋新人士对《吴歌甲集》出版的大力推介，多重文化力量在此交汇言说，深化了人们对于酝酿已久、逐步推进的歌谣运动的认识和理解，大大提升了歌谣运动的文化品格，进一步扩大了歌谣运动的影响，也必将加速歌谣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国历来就有“礼失求诸野”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语言和新文学的建设也不可回避地吸纳和发掘蕴含于民间的深厚本土资源，这是保持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的源头活水。沈兼士是“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也是后来“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的委员，他在《吴歌甲集》序言中对歌谣赞赏有加：
“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固然是我们大家热心要提倡的，但这个决不是单靠著少数新文学家做几首白话诗可以奏凯；也不是国语统一会规定几句标准语就算成功的。我以为最需要的参考材料，就是有历史性和民族性而与文学和国语本身有关系的歌谣，歌谣之中尤以江苏的为能以优美之文辞，表现丰富之情绪……现在颉刚搜集的吴歌，虽不能说尽是精彩的技巧和思想，但是那种旖旎温柔情文兼至的风调，总不能不推它为南方歌谣中的巨擘。这一点就足以值得研究文学和国语的人的注意。{1}
沈兼士的观点似乎分享了胡适早期一再强调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这一语言变革观念。胡适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开篇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宗旨，谈到国语标准的问题时指出：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甚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2}
沈兼士延续了胡适的思路，看到了歌谣与文学和国语的内在关联，新文学的建构与国语运动的推进都与歌谣运动密切相关。通过歌谣的收集和发掘，从文学的角度可以汲取来自民间淳朴自然的清新之风，从语言的角度通过征集歌谣呈现不同区域的方言地图，吸纳方言资源，借以建造新的民族国家统一语。
刘半农虽然没有谈及《吴歌甲集》，但他本身收集歌谣以及创作方言诗歌的行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当时歌谣运动的主旨。刘半农认为：“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而我自己的注意点，可始终是偏重在歌谣的文艺方面的。”③正是看中了地方歌谣在文艺上的价值，刘半农对吴语作品《海上花列传》赞不绝口，并由此引出方言文学的话题：
这书中所用的语言有两种：一种记事，用的是普通的白话；一种记言，用的是苏白。在这上面，我们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斟酌尽善。因为普通白话，在小说中及其他白话作品中，已经使用了好久；因其使用了好久，所以它所具的能力，在文句的构造上和在字与词的运用上，总比较的发达；因其发达，我们拿来记事，自然很便利。但要说到记言，可又是一件事了。因为口白中所包有的，不但是意义，而且还有神味。这神味又可分作两种：一种是逻辑的，一种是地域的。{4}
刘半农指出了《海上花列传》在小说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语言的各自特色，更为欣赏地方色彩浓厚的方言“口白”，在他看来，这种饱含地域神味的地方“口白”不但具有写实的“真确”，同时也具有逻辑的意义。可能担心有人会指责方言文学流播不远，读者阅读范围受限的流弊，刘半农进一步指出：“我想我这一段简单的话，已能将方言文学的可以存立而且必须提倡的理由，说得明明白白的了，但方言文学作品不能博到多数人的了解与赏鉴，也是事实。这一层，我却以为无须顾虑，因为文学作品不比得香烟与滑头药，赏鉴的人多，固然很好，便是少些，也全不要紧。况且今后交通日趋便利，以一人而能懂得多种方言的人，必日见其多；而在语学上用工夫的人，也必能渐渐的做出许多方言文典与方言字典来，做一般读者的帮助。”{1}
刘半农不仅关心《海上花列传》在文学方面所呈现的地域色彩及审美功能，作为国语运动家，他也从语言学层面上看到该小说具有的语料功能，颇具慧眼地指出：“若就语学方面说，我们知道要研究某一种方言或语言，若单靠了几句机械式的简单例句，是不中用的；要研究得好，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本文（Text）做依据，然后才可以看得出这一种语言的活动力，究竟能活动到什么一个地步。如今《海上花》既在文学方面有了代表著作的资格，当然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个很好的本文。”{2}
通过以上的简要梳理，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语言文字学家，围绕顾颉刚辑录《吴歌甲集》均涉及到了歌谣征集的语言学意义和文学意义。不管周作人等在发动歌谣征集时的目的是艺术的、民俗的、还是文学及语言学上的，就顾颉刚《吴歌甲集》的创获而言，的确引发了国语与方言的诸多思考。就此来讲，人们没有把国语和方言对立看待，而是把方言作为建立国语的材料，提供国语建设的血脉，甚至把方言作为独立的文学语言加以珍视。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不但深化了人们对于歌谣运动积极意义的理解，也强化了人们对于国语与方言二者关系的系统认识，避免了国语统一运动对于方言理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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