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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得足够仔细，你会发现在最近上映的电影《星际穿越》里那个用于在不同时空间传递信息的书架上，出现了明显的企鹅图书标识。
11月17日，《连线》在其网站上公布了9本经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确认的电影中出现的书籍，其中包括企鹅图书在1973年2月首次出版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这并非是这家有着近80年历史的出版商做的植入广告，但可以想见这些书会在近期热销。热爱电影的观众里必然有一部分会购买它们，虽然一些书并不属于这些观众本应更感兴趣的科幻范畴。
4年前，美国作家Gary Shteyngart拿着一沓稿纸跑进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办公室，企图说服营销总监Avideh Bashirrad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拍一支预告片。Bashirrad却直白地告诉他，给图书做预告片不会获得太好效果。
但现在Bashirrad不会这么想了—兰登书屋在2013年与企鹅图书合并后，企鹅图书这一品牌仍独立运作。企鹅图书的YouTube频道上，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支新书预告片。10月公布的那支“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Trinity），从音效到情节都不逊于一则专业的电影预告片。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基于图书改编，那为什么书籍就不能拥有一支很棒的预告片呢？”Jesper Bryngelsso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是纽约的一位独立创意设计师，9月开始他便与企鹅图书一起计划推出“图书预告片”项目。最终和电影预告片相似，在美国的主要院线将出现图书预告片。
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初级筹备阶段，按照Bryngelsson的设想，除了院线的贴片广告，在电影海报旁也会贴上书籍海报，并提供便捷的近场支付（NFC）让观众可以购买电子书籍。
图书预告片作为出版商的一种新兴营销手段，最初只是在互联网上传播。企鹅图书的用意不难理解，电影院可能是书店之外最接近其目标消费者的场所。
如今传统的出版商们在营销上的选择更多样也更为大胆。和Bashirrad一样，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当人们谈及读书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Amazon、Kindle或者Google，而不是企鹅或者阿歇特（Hachette）—如果你对Amazon和阿歇特出版社持续了数月的争端有所关注，可能能体会到这种新旧力量对抗的激烈。技术公司资金充裕，拥有互联网这种渗透性的传播渠道，的确来势汹汹。
有经验的图书编辑都知道，行业内平均出版的图书中，几乎80%是赔钱作品，但每年只要出版几本畅销书，就能够获得商业上的可观回报。
畅销书实际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市场推广处在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精准投放”是广告主经常提到的东西，但是恐怕没有哪个行业需要像图书出版商这样目标明确—比如50人左右的电影院。
或许他们不得不这么干。与快消品公司相比，图书出版商的广告预算少得可怜。Beth Lockley是企鹅图书营销总监之一，她称如果以加拿大市场为例，一个项目的市场推广预算大约只有3万美元。不同市场企鹅图书都设有专门的营销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快速找到目标读者，并传递信息—以尽可能低的预算。
最近的这个惊喜发生在中国。
王建琪在3年前就有了制作一只企鹅经典封面行李箱的想法。她是企鹅图书（中国）的大众图书出版人，同时也负责这个图书品牌在中国的市场推广。2011年在为企鹅图书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她认为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的经典封面应该被印在行李箱上。
“但是我们很慎重，在平均一本书20到30元的中国图书市场，推出一只近2000元的行李箱和（搭配销售的）系列书籍很冒险。”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500只最终在今年8月上海书展售卖的企鹅行李箱，主要用来推广包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与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内的20本企鹅经典系列—如果没有这只造型独特的行李箱，恐怕不会有人愿意一口气买下20多本文学书籍。
所有的设计细节不是王建琪一开始便需要考虑的事情，虽然使用2个轮子还是4个万向轮、登机箱还是更大尺寸的讨论前后持续了两个月。最关键的是找到这500个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卖不掉500个。”上海99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最初对此并不看好。99读书人是行李箱的合作方，并负责此次销售。在他们的设想中，这500个购买者应该喜欢阅读，对企鹅品牌有认同。
王建琪决定试一次。书展第一天，99读书人展台上试验性的10个行李箱一个上午卖掉5个。现场库存的25个行李箱在第一天售罄。而最后在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传播与讨论，已经超过了他们最开始的预期。
“效果很好，但可复制性不高，至少对理想国来说，”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总监孙瑞芩如此评价，“500只的销量证明了企鹅图书的品牌延伸性，这500个人实际上是在消费一个出版商的文化品牌。”
企鹅图书向来注重品牌建设。它三段式的经典封面设计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经典，企鹅Logo也被印在其所有出版物的封面上，来一致性地强化它的形象。
“品牌策略反映了我们的商业战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品牌去展示250多种不同的图书系列，然后在不同市场建立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企鹅兰登书屋的CEO Markus Dohle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对一家出版公司而言，这的确需要时间和作品的积累，企鹅图书甚至伴随着英国人经历了二战，行业中的后来者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并不那么简单。
“一场线下活动对销量增长的影响实在难以量化，但我们更注重品牌的影响。目前我们在对目标读者做适当的营销活动，但和企鹅相比，我们实在太小了。”孙瑞芩说。和王建琪找到500个企鹅图书或者是《在路上》的爱好者类似，孙瑞芩的工作是要找到1万个目标读者—对于理想国来说，通常一本书卖掉1万册便可以在商业上实现回报。
书店自然是最早被出版商利用的地方，但哪怕在这样最古老的传统渠道，企鹅图书也试图与众不同。
“Hello，我是John Safran！欢迎拨通Dial-A-Story。”在澳大利亚的几大书店里，读者拿起“企鹅电话亭”上那个橙色听筒，便会听到电视明星Safran向ta打招呼。
今年7月，企鹅图书（澳大利亚）和创意代理公司Sandpit把这个特殊的电话亭放在几家大型书店里。包括Safran和儿童图书作家Graeme Base在内的9名作者分
11月17日，《连线》在其网站上公布了9本经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确认的电影中出现的书籍，其中包括企鹅图书在1973年2月首次出版的小说《万有引力之虹》。这并非是这家有着近80年历史的出版商做的植入广告，但可以想见这些书会在近期热销。热爱电影的观众里必然有一部分会购买它们，虽然一些书并不属于这些观众本应更感兴趣的科幻范畴。
4年前，美国作家Gary Shteyngart拿着一沓稿纸跑进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办公室，企图说服营销总监Avideh Bashirrad为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拍一支预告片。Bashirrad却直白地告诉他，给图书做预告片不会获得太好效果。
但现在Bashirrad不会这么想了—兰登书屋在2013年与企鹅图书合并后，企鹅图书这一品牌仍独立运作。企鹅图书的YouTube频道上，每个月都会更新一支新书预告片。10月公布的那支“玫瑰战争”（Wars of the Roses：Trinity），从音效到情节都不逊于一则专业的电影预告片。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基于图书改编，那为什么书籍就不能拥有一支很棒的预告片呢？”Jesper Bryngelsson对《第一财经周刊》说。他是纽约的一位独立创意设计师，9月开始他便与企鹅图书一起计划推出“图书预告片”项目。最终和电影预告片相似，在美国的主要院线将出现图书预告片。
目前这个项目仍然在初级筹备阶段，按照Bryngelsson的设想，除了院线的贴片广告，在电影海报旁也会贴上书籍海报，并提供便捷的近场支付（NFC）让观众可以购买电子书籍。
图书预告片作为出版商的一种新兴营销手段，最初只是在互联网上传播。企鹅图书的用意不难理解，电影院可能是书店之外最接近其目标消费者的场所。
如今传统的出版商们在营销上的选择更多样也更为大胆。和Bashirrad一样，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现实：当人们谈及读书的时候，他们首先会想到Amazon、Kindle或者Google，而不是企鹅或者阿歇特（Hachette）—如果你对Amazon和阿歇特出版社持续了数月的争端有所关注，可能能体会到这种新旧力量对抗的激烈。技术公司资金充裕，拥有互联网这种渗透性的传播渠道，的确来势汹汹。
有经验的图书编辑都知道，行业内平均出版的图书中，几乎80%是赔钱作品，但每年只要出版几本畅销书，就能够获得商业上的可观回报。
畅销书实际上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也意味着市场推广处在比以往更重要的地位。“精准投放”是广告主经常提到的东西，但是恐怕没有哪个行业需要像图书出版商这样目标明确—比如50人左右的电影院。
或许他们不得不这么干。与快消品公司相比，图书出版商的广告预算少得可怜。Beth Lockley是企鹅图书营销总监之一，她称如果以加拿大市场为例，一个项目的市场推广预算大约只有3万美元。不同市场企鹅图书都设有专门的营销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快速找到目标读者，并传递信息—以尽可能低的预算。
最近的这个惊喜发生在中国。
王建琪在3年前就有了制作一只企鹅经典封面行李箱的想法。她是企鹅图书（中国）的大众图书出版人，同时也负责这个图书品牌在中国的市场推广。2011年在为企鹅图书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她认为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的经典封面应该被印在行李箱上。
“但是我们很慎重，在平均一本书20到30元的中国图书市场，推出一只近2000元的行李箱和（搭配销售的）系列书籍很冒险。”她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500只最终在今年8月上海书展售卖的企鹅行李箱，主要用来推广包括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与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在内的20本企鹅经典系列—如果没有这只造型独特的行李箱，恐怕不会有人愿意一口气买下20多本文学书籍。
所有的设计细节不是王建琪一开始便需要考虑的事情，虽然使用2个轮子还是4个万向轮、登机箱还是更大尺寸的讨论前后持续了两个月。最关键的是找到这500个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卖不掉500个。”上海99读书人董事长黄育海最初对此并不看好。99读书人是行李箱的合作方，并负责此次销售。在他们的设想中，这500个购买者应该喜欢阅读，对企鹅品牌有认同。
王建琪决定试一次。书展第一天，99读书人展台上试验性的10个行李箱一个上午卖掉5个。现场库存的25个行李箱在第一天售罄。而最后在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传播与讨论，已经超过了他们最开始的预期。
“效果很好，但可复制性不高，至少对理想国来说，”图书品牌“理想国”的营销总监孙瑞芩如此评价，“500只的销量证明了企鹅图书的品牌延伸性，这500个人实际上是在消费一个出版商的文化品牌。”
企鹅图书向来注重品牌建设。它三段式的经典封面设计已成为英国文化的经典，企鹅Logo也被印在其所有出版物的封面上，来一致性地强化它的形象。
“品牌策略反映了我们的商业战略。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品牌去展示250多种不同的图书系列，然后在不同市场建立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企鹅兰登书屋的CEO Markus Dohle对《第一财经周刊》说。
对一家出版公司而言，这的确需要时间和作品的积累，企鹅图书甚至伴随着英国人经历了二战，行业中的后来者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并不那么简单。
“一场线下活动对销量增长的影响实在难以量化，但我们更注重品牌的影响。目前我们在对目标读者做适当的营销活动，但和企鹅相比，我们实在太小了。”孙瑞芩说。和王建琪找到500个企鹅图书或者是《在路上》的爱好者类似，孙瑞芩的工作是要找到1万个目标读者—对于理想国来说，通常一本书卖掉1万册便可以在商业上实现回报。
书店自然是最早被出版商利用的地方，但哪怕在这样最古老的传统渠道，企鹅图书也试图与众不同。
“Hello，我是John Safran！欢迎拨通Dial-A-Story。”在澳大利亚的几大书店里，读者拿起“企鹅电话亭”上那个橙色听筒，便会听到电视明星Safran向ta打招呼。
今年7月，企鹅图书（澳大利亚）和创意代理公司Sandpit把这个特殊的电话亭放在几家大型书店里。包括Safran和儿童图书作家Graeme Base在内的9名作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