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曹刿论战》一文，出自《左传·庄十年》，因《古文观止》选过，历年来编入中学语文教材，国人尽知，故不赘述。
曹刿何许人也，《左传》只字未提，我们只好糊涂到底，不敢妄拟。唯一可以肯定的，他应该不是鲁国曲阜人。只是在这个政治中心打拼谋生，寻求出路而已，类似当下闯荡京城的“北漂”。这也是不甘于老死牖下，走出家乡的奋斗者，靠努力，凭机会，创造属于自己世界的必由之路。估计，与他一起离乡背井者，不止他一个，所以，当他打算面谒鲁庄公，陈述他对即将交手的齐、鲁长勺之战的看法时，他的“乡人”们给他泼了凉水。算了罢老兄，那是当官们的事情，你一个平头百姓，就不要掺和了吧！
他不听，他去了，他赢了，遂成为一段佳话。记住，只是佳话，未必是历史。
历史愈久远，文献愈稀缺，误解也就愈多，公元前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完没了的打仗，前者小打，后者大打，史料大部毁于战火，这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尤其，愚民成势，最爱烧书，烧书以后，还要坑儒，一个史官，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会保护那些记录国史的竹简吗？再说，史料就一定可信么？他写他的所见所闻，就一定准确么？一部《红楼梦》，乾隆五十六年版行，至今不过二百多年，竟冒出十几个版本，人人都称自己为真正老王麻子，不知孰是？中国人之爱造假，能造假，会造假，堪称一绝。于是，历史误差就成一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账。晚于《左传》四百多年的《史记》，司马迁在写书中《鲁世家》這篇文章时，偏不采信曹刿论战这段史实。此公虽遭腐刑，性格相当坚定，甚至连长勺之战也只字未提。
难道没有发生过左丘明所写的这次齐鲁大战么？当然发生过，后人在长勺（今山东莱芜黄山镇）峡谷河滩的沉积沙土中，挖掘出来箭簇上的铁矢，而且不止一个。然而我还是相信司马迁的判断，因为冶铁技术从中亚细亚传入中国，恰好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先是春秋把铁用在农具上，锻造锄犁，可以开垦荒地，可以深耕细作，获得丰收后深感土地之可贵，于是便要扩张地盘，于是便要蚕食邻国。于是就有侵吞与反侵吞的斗争，最后双方自然要动手。好在那时的共主东周王朝，说话还管点用，仗一般打得不大，人死得也不会太多，时间也不会太长。战国就不同了，随着冶铁技术益发成熟，农具制作精良的同时，武器也广泛使用比青铜更为廉价的铁，这样，战国之战，就成了那二百多年的主调。有人统计过，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的254年的战国，只有38年不曾大动干戈，剩下的216年，除了战争，还是战争，除了杀人，还是杀人。
最可恶者，战国之战，只要土地，不要人口。人口人口，人是有口的，而口是用来吃饭的，于是以消灭有生力量为名，大规模地杀人。秦赵长平之役，秦坑赵卒四十万，创一次性杀人的最高纪录。提倡杀人，鼓励杀人，是秦国最后大获全胜的动力，按商鞅《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杀敌以后，割下他的左耳，呈交主管，可以计功授级，当士兵得胜而归，从口袋里倒出来数十或数百只人耳，并有一个极其冷血的汉字“馘”称呼之，那血腥的场面该是多么骇人听闻了。所以司马迁认为，曹刿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术考量，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战国时事，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的春秋早期，就太超前了。
再则，虽然孔夫子经常忧虑“礼崩乐坏”，生怕天塌下来，实际上春秋年间，礼未全崩，乐未全坏，仍旧是一个礼治天下的文明社会。当时，至少有百来个大小不一的诸侯国，塞满中原和边关，因为国太多了，记不住，遂出现“自郐以下”这条成语，对那些不足挂齿的小诸侯国，便略而不谈了。现在，连这条成语也不见有人用了，那些“自郐而下”的小诸侯国，也就随之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再也无人过问。然而当时，朝拜，进贡，献纳，盟誓于东周王朝，是这些诸侯国必尽的义务，一个个干得很起劲。至于他们心底里的想法，暂且不去管它，表面上大家都维持着这样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
这是中国土地上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森严的等级区分。贵族是统治者，奴隶是劳动力，这身份是不可改变的。到了战国，尤其到了秦国，你在战场上杀敌愈多，口袋里割来的“馘”愈多，你就可能从昨天的奴隶，转眼之间变为王侯，并泽及子孙。而在春秋时期，夹在贵族和奴隶之间的如曹刿之流，充其量是个游说之“士”吧，日子有过得好与坏的差别，命运有混得顺与逆的不同，但从一个只能以稷黍果腹的小八腊子，跃身一变而为肉食者的当朝显贵，此种“躐等”行为，司马迁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试想一下，推开邻居的门，和推开宫殿的门，是绝对不同的感觉。邻居的门打开，你会见到迎过来的主人的脸。宫殿的门，就未必如你所愿地打得开了，在见到君主之前，你得被盘查，你得被询问，你得填表格，说不定你得被搜身，诸如此类的进宫手续办妥，也未必能见得到你想见的最高领导。也许派个大臣接见一下（算你运气好），也许派个衙役来，打两句官腔将你打发了（你也只好没脾气）。所以，你不得不膺服这个曹刿，他用什么办法，通过层层阻隔，他有什么秘诀，能与鲁庄公对面而坐，把他想要讲的话，统统送进这位君主的耳朵里。可能吗？似乎不大可能，从古至今，也许有类似成功的例子，但这样的幸运儿太少太少了。司马迁不大相信这段史实的真实性，是有道理的。那个决非明君的鲁庄公姬同，有这等器度，有这等魄力，居然擢曹刿于微末沉沦之中，授于“车右”重任，负责战场指挥，从善如流，言听计从，在那个等级社会里，如此不成体统的恩渥，岂非笑谈？
这种事例，发生在稍后的战国，有可能，发生在再后的商鞅主政的秦国，更有可能。中国人的全部聪明，得益于漫长历史所给予的教训，太多的苦头，人们学会了什么是可能的，懂得了什么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可以争取；不可能的，就不必碰壁去了。司马迁晚于左丘明四、五个世纪，见识和经历让他明白在那个夕阳斜暮，古意依旧，礼教严格，等级分明的春秋时期，左丘明笔下的曹刿论战，就有点跨时代了。
食肉者鄙，其实，不食肉者未必不鄙，这两者的必然率，应该大致相等。乌鸦跳在猪背上，笑其黑，狐狸吃不着葡萄，讥其酸，曹刿的这句成语，流传至今，用者极少，就因为一篙打翻一船人，以偏概全。按照杜预、孔颖达注疏的《左传》，说得明白：“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也。”“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说白了，不过是小事一桩，一顿工作餐而已。
左丘明对于司马迁而言，一是前人，两人同为史官，但左更早；二是古人，左为战国时人，司马为西汉时人，相距四、五百年；三是名人，《左氏春秋》乃中国第一部记年记月记日的史籍，后来我们读过的所有记史类书，无不以此为圭臬。司马迁对于前人、古人、名人，能够不买账，不阿附，不盲从，持独立见解，敢别开生面，走自己的路，不亦善乎？
曹刿何许人也，《左传》只字未提，我们只好糊涂到底，不敢妄拟。唯一可以肯定的，他应该不是鲁国曲阜人。只是在这个政治中心打拼谋生，寻求出路而已，类似当下闯荡京城的“北漂”。这也是不甘于老死牖下，走出家乡的奋斗者，靠努力，凭机会，创造属于自己世界的必由之路。估计，与他一起离乡背井者，不止他一个，所以，当他打算面谒鲁庄公，陈述他对即将交手的齐、鲁长勺之战的看法时，他的“乡人”们给他泼了凉水。算了罢老兄，那是当官们的事情，你一个平头百姓，就不要掺和了吧！
他不听，他去了，他赢了，遂成为一段佳话。记住，只是佳话，未必是历史。
历史愈久远，文献愈稀缺，误解也就愈多，公元前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完没了的打仗，前者小打，后者大打，史料大部毁于战火，这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尤其，愚民成势，最爱烧书，烧书以后，还要坑儒，一个史官，连自己的脑袋都保不住，会保护那些记录国史的竹简吗？再说，史料就一定可信么？他写他的所见所闻，就一定准确么？一部《红楼梦》，乾隆五十六年版行，至今不过二百多年，竟冒出十几个版本，人人都称自己为真正老王麻子，不知孰是？中国人之爱造假，能造假，会造假，堪称一绝。于是，历史误差就成一笔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账。晚于《左传》四百多年的《史记》，司马迁在写书中《鲁世家》這篇文章时，偏不采信曹刿论战这段史实。此公虽遭腐刑，性格相当坚定，甚至连长勺之战也只字未提。
难道没有发生过左丘明所写的这次齐鲁大战么？当然发生过，后人在长勺（今山东莱芜黄山镇）峡谷河滩的沉积沙土中，挖掘出来箭簇上的铁矢，而且不止一个。然而我还是相信司马迁的判断，因为冶铁技术从中亚细亚传入中国，恰好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是一个渐进过程，先是春秋把铁用在农具上，锻造锄犁，可以开垦荒地，可以深耕细作，获得丰收后深感土地之可贵，于是便要扩张地盘，于是便要蚕食邻国。于是就有侵吞与反侵吞的斗争，最后双方自然要动手。好在那时的共主东周王朝，说话还管点用，仗一般打得不大，人死得也不会太多，时间也不会太长。战国就不同了，随着冶铁技术益发成熟，农具制作精良的同时，武器也广泛使用比青铜更为廉价的铁，这样，战国之战，就成了那二百多年的主调。有人统计过，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的254年的战国，只有38年不曾大动干戈，剩下的216年，除了战争，还是战争，除了杀人，还是杀人。
最可恶者，战国之战，只要土地，不要人口。人口人口，人是有口的，而口是用来吃饭的，于是以消灭有生力量为名，大规模地杀人。秦赵长平之役，秦坑赵卒四十万，创一次性杀人的最高纪录。提倡杀人，鼓励杀人，是秦国最后大获全胜的动力，按商鞅《二十级军功爵位制》，杀敌以后，割下他的左耳，呈交主管，可以计功授级，当士兵得胜而归，从口袋里倒出来数十或数百只人耳，并有一个极其冷血的汉字“馘”称呼之，那血腥的场面该是多么骇人听闻了。所以司马迁认为，曹刿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战术考量，如果有的话，应该是战国时事，发生在公元前684年鲁庄公十年的春秋早期，就太超前了。
再则，虽然孔夫子经常忧虑“礼崩乐坏”，生怕天塌下来，实际上春秋年间，礼未全崩，乐未全坏，仍旧是一个礼治天下的文明社会。当时，至少有百来个大小不一的诸侯国，塞满中原和边关，因为国太多了，记不住，遂出现“自郐以下”这条成语，对那些不足挂齿的小诸侯国，便略而不谈了。现在，连这条成语也不见有人用了，那些“自郐而下”的小诸侯国，也就随之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再也无人过问。然而当时，朝拜，进贡，献纳，盟誓于东周王朝，是这些诸侯国必尽的义务，一个个干得很起劲。至于他们心底里的想法，暂且不去管它，表面上大家都维持着这样一种松散的统治形式。
这是中国土地上最后的，也是真正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的最大特色，就是森严的等级区分。贵族是统治者，奴隶是劳动力，这身份是不可改变的。到了战国，尤其到了秦国，你在战场上杀敌愈多，口袋里割来的“馘”愈多，你就可能从昨天的奴隶，转眼之间变为王侯，并泽及子孙。而在春秋时期，夹在贵族和奴隶之间的如曹刿之流，充其量是个游说之“士”吧，日子有过得好与坏的差别，命运有混得顺与逆的不同，但从一个只能以稷黍果腹的小八腊子，跃身一变而为肉食者的当朝显贵，此种“躐等”行为，司马迁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
试想一下，推开邻居的门，和推开宫殿的门，是绝对不同的感觉。邻居的门打开，你会见到迎过来的主人的脸。宫殿的门，就未必如你所愿地打得开了，在见到君主之前，你得被盘查，你得被询问，你得填表格，说不定你得被搜身，诸如此类的进宫手续办妥，也未必能见得到你想见的最高领导。也许派个大臣接见一下（算你运气好），也许派个衙役来，打两句官腔将你打发了（你也只好没脾气）。所以，你不得不膺服这个曹刿，他用什么办法，通过层层阻隔，他有什么秘诀，能与鲁庄公对面而坐，把他想要讲的话，统统送进这位君主的耳朵里。可能吗？似乎不大可能，从古至今，也许有类似成功的例子，但这样的幸运儿太少太少了。司马迁不大相信这段史实的真实性，是有道理的。那个决非明君的鲁庄公姬同，有这等器度，有这等魄力，居然擢曹刿于微末沉沦之中，授于“车右”重任，负责战场指挥，从善如流，言听计从，在那个等级社会里，如此不成体统的恩渥，岂非笑谈？
这种事例，发生在稍后的战国，有可能，发生在再后的商鞅主政的秦国，更有可能。中国人的全部聪明，得益于漫长历史所给予的教训，太多的苦头，人们学会了什么是可能的，懂得了什么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可以争取；不可能的，就不必碰壁去了。司马迁晚于左丘明四、五个世纪，见识和经历让他明白在那个夕阳斜暮，古意依旧，礼教严格，等级分明的春秋时期，左丘明笔下的曹刿论战，就有点跨时代了。
食肉者鄙，其实，不食肉者未必不鄙，这两者的必然率，应该大致相等。乌鸦跳在猪背上，笑其黑，狐狸吃不着葡萄，讥其酸，曹刿的这句成语，流传至今，用者极少，就因为一篙打翻一船人，以偏概全。按照杜预、孔颖达注疏的《左传》，说得明白：“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也。”“在官治事，官皆给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说白了，不过是小事一桩，一顿工作餐而已。
左丘明对于司马迁而言，一是前人，两人同为史官，但左更早；二是古人，左为战国时人，司马为西汉时人，相距四、五百年；三是名人，《左氏春秋》乃中国第一部记年记月记日的史籍，后来我们读过的所有记史类书，无不以此为圭臬。司马迁对于前人、古人、名人，能够不买账，不阿附，不盲从，持独立见解，敢别开生面，走自己的路，不亦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