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其下一代将面临经济相对地位大幅向下移动的局面。这会导致激烈的政治争斗，推动美国朝社会民主国家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自认为——而且也的确是社会民主国家。他们都是混合经济体，“大”政府在其中广泛履行福利和社会保险职能，并在市场基础上进行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同时，维持私人产权和市场经济在生产与分配中的主导作用。大多数观察者都会同意，这是迄今最为成功的一类政治－经济体系。
　　美国却有些不同。但无论过去如何，美国未来将不得不选择它是否——并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社会民主国家。
　　美国的例外来自一个神话。“在很久很久以前”，美国几乎不存在向下的社会流动性。你可以只是一个没有土地、也没有财产的普通劳动者；你砍木头，攒钱，再迁移到土地便宜的西部，在此期间坚持自学。最终，你成为总统——如果你叫做阿伯拉罕林肯的话。这就是美国的神话。
　　对二战后的一代美国人而言，这一神话的形式有所不同。虽然你的父母为大萧条所苦，但你可以得到一份工会庇护下的高收入蓝领工作，享有良好的社会保险，有自己的房子，你的孩子可以上大学。或者，你还可以把衣领换成白色，在公司科层体系中往上爬，那样一切会更美好。
　　但是，这个美好情景有一半是神话。去西部要花很多钱，肥沃而廉价的土地很快就被人捷足先登，还有贪婪的铁路公司和银行、不断下跌的商品价格，都困扰着19世纪末的农夫们。而二战后的第一代人——也只有一小部分——很大程度上是白种男性，他们能在像通用汽车、通用电气这种工会化了的大企业中找到高收入工作。
　　不过，毕竟还有一半是真实的，二战后尤其如此。那些看重稳定与安全的人们大多可以找到好工作，从而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已婚男性平均失业率只有2.7％。就在这个阶段，大致从1948年到1973年，社会学家们发现，大部分美国人都开始以中产阶级而非工人阶级来界定自己。
　　但在所有的方面，二战后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稳定都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特殊情况。战后初期，外国竞争事实上产生不了任何压力，被战争压制的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也在此时释放。政府政策也在发挥作用，它从扩大军费开支、推动军事研发的计划开始，在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中得以延续，又被“联邦公路项目”所巩固。始于罗斯福新政、发展于二战中的管制机构和规则现在也开足了马力，致力于社会安全、工会化的劳动力体系以及市场管制。
　　所有这一切合起来，给了二战后的美国以类似于社会民主国家的好处，却不必付出相应的代价。美国人——至少白种男性，不必在安全和机会之间做出两难抉择。社会民主主义被公司福利资本主义代替了。
　　但事到如今，已经时过境迁。美国的典型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车，而是沃尔玛。私人公司提供工作岗位，但是，固定收益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预防生命和经济风险的其他保障，却越来越少。
　　今日的美国比起社会民主的西欧来，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社会。在北欧国家，一个人的收入对其父亲收入的弹性是0.2，在英国这一弹性是0.36，在美国则是0.54。这表明，在北欧和英国，父亲的收入如果升高10％，意味着孩子的收入分别只能升高2％和3.6％，但美国是5.4％。
　　今日美国的社会安全水平，也远低于两代人以前。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社会风险的大幅上升。Peter Gosselin通过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正处于焦虑之中，因为他们知道其地位脆弱得令人惊讶。一次离婚、一场癌症、一个工厂倒闭，都有可能使人们丧失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切。
　　而且，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当美国的中产阶级与富裕阶层的差距扩大时，他们将会变得不满。在过去一代人中，差距的确已经异乎寻常地扩大了。这一点正在抹杀绝对生活水平提高的效果，并增强中产阶级的经济挫败感。
　　现在，美国仍然非常富裕，用绝对和相对的标准衡量都是如此。美国也将保持这样的富裕。但它对于自身的感觉，那种人们在此可以享有充足的机遇和安全，能得其应得的感觉，已经远离了真实，并且越来越远。
　　对许多美国人而言，其下一代将面临经济相对地位大幅向下移动的局面。这会导致激烈的政治争斗，推动美国朝社会民主方向发展。而最终，它将决定美国是会更多靠近社会民主国家，还是找到某种途径，使人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将作为一个经济风险高且收入分化严重的国家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