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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人智囊团频频建言
2006年1 2月14日，北京。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两国为数众多的重量级高级官员出席。
这一世界最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双边高规格对话，引起海内外华人学者、华文传媒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等众多华文传媒均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部分海外华人智库型学者也纷纷发表看法。
当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邱震海文章《中美对话以政治思维跨越专业障碍？》，认为本次对话虽然是中美首次展开经济层面的战略对话，但实际上将远远超出经济和贸易层面，“而嵌入未来十几年中美两国关系结构的深层，其中包括能源、产业结构和两国互相看待彼此的经济摩擦和合作等问题”。并表示一般媒体将美国代表团此行称为“施压之旅”，“这样的解读无疑过于简单了”。文章最后认为，“对于首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们既抱以乐观其成的态度，但也不必怀有过高期待；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保尔森临行前在美国媒体撰文，重提中美‘伙伴关系’一词。其间是否意味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有新定位，以及保尔森在美对华决策中地位的上升，十分耐人寻味。”
也是在当日，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网刊载评论《中美经济对话料和局收场》，从政治、安全、经济等多方面论述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美双方的本次对话，认为“和局的可能性大于破局”。
而在2006年10月11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后，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华文传媒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符合海峡两岸和港澳同胞的根本福祉”。
相比华文传媒，海外华人学术机构的建言虽然没有这般密集，但更加深入和宏观。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杨汝万教授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便表示，其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便紧扣着中国发展的主流。
辅助意义和有所作为
当我们翻阅华文报刊，收看收听华语电视、广播，浏览华文新闻网站时，可以轻易发现，所有华文传媒都辟有中国新闻，甚至还辟有更精细的中国财经、中国社会、海峡两岸等板块；大部分的时事评论也紧扣中国发展的脉搏。
作为直接为中国外交部提供智力支持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智囊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民间的独立智囊团，美国兰德公司可以归于这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大学里的学术机构，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两者的区别之一就是后者还要承担教学任务。
赵干城认为，包括凤凰卫视、《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虽然性质上和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出入，但广受中国内地相关人士高度关注，“香港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一定层面上在海外的影响超过了内地媒体”。赵干城说，“香港以及其他地区，都不是中国的决策中心，在外交等方面对内地决策层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有一些辅助的、间接的意义。但是，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国外对香港发展情况的重视，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民主进程、经济发展等方面，海外华人智囊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而在此前2003年“9·11”事件两周年之际，内地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曾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发生，他便锁定香港凤凰卫视“9·11”的现场直播，随时了解最新动向，为自己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提供帮助。
华文传媒的智囊角色
在全球范围内，智囊团的诞生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如美国兰德公司早在1955年就提出辐射武器，并预测过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1960年代初已建议加快中子弹的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而终于获得成功，使美国在核战略武器竞赛中增加了一份优势。而在中国内地，赵干城表示，由于众所共知的原因，智囊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
对于各类海外智囊团對中国发展的影响，赵干城表示，海外智库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如果说某一智库言论直接改变了国家的某一大政方针，就算有这可能，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种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学者和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与海外智库机构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海外智库人员会就中国的某一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有道理的我们会听进去，缺乏道理的大家就会辩论起来。另一方面，智库发出的声音也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声音的补充和细化，比如朝核问题，美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能接受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但也不想打仗，此时很多智库及智库性学者会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去解读这个态度，因而有可能对朝核问题的相关国家产生影响。”
赵干城同时认为，学术交流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中国对海外智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部分海外智库对中国的理解并不完全紧跟时代，一些资料影像等也非第一手素材，如此，中国智库学者和他们交流辩论时，他们对中国的发展现状也有了新的了解，有助于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总体来说，智库的影响不断得到提升，和1960、1970年代相比，智库对于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正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智囊团的性质，赵干城的态度非常干脆：“我可以下个定论，不管智囊团的性质如何，是否独立于政治实体之外，美国所有的智囊团都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其他国家的智囊团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智囊团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它的性质。”
如果用一句话去评价海外华人智囊团，该作何评价?赵干城说：“海外华人智囊团和华文传媒，虽然在大陆决策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因为其开放、客观的态度等因素，他们对中国大陆决策层和智囊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2006年1 2月14日，北京。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午9时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作为两国元首的特别代表共同主持此次对话，两国为数众多的重量级高级官员出席。
这一世界最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双边高规格对话，引起海内外华人学者、华文传媒的广泛关注，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凤凰卫视、香港《大公报》等众多华文传媒均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部分海外华人智库型学者也纷纷发表看法。
当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邱震海文章《中美对话以政治思维跨越专业障碍？》，认为本次对话虽然是中美首次展开经济层面的战略对话，但实际上将远远超出经济和贸易层面，“而嵌入未来十几年中美两国关系结构的深层，其中包括能源、产业结构和两国互相看待彼此的经济摩擦和合作等问题”。并表示一般媒体将美国代表团此行称为“施压之旅”，“这样的解读无疑过于简单了”。文章最后认为，“对于首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人们既抱以乐观其成的态度，但也不必怀有过高期待；这必将是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保尔森临行前在美国媒体撰文，重提中美‘伙伴关系’一词。其间是否意味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有新定位，以及保尔森在美对华决策中地位的上升，十分耐人寻味。”
也是在当日，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网刊载评论《中美经济对话料和局收场》，从政治、安全、经济等多方面论述作为“利益攸关方”的中美双方的本次对话，认为“和局的可能性大于破局”。
而在2006年10月11日，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后，香港和澳门地区的华文传媒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认为“构建和谐社会符合海峡两岸和港澳同胞的根本福祉”。
相比华文传媒，海外华人学术机构的建言虽然没有这般密集，但更加深入和宏观。香港亚太研究所所长、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杨汝万教授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便表示，其一年一度的学术研讨会，便紧扣着中国发展的主流。
辅助意义和有所作为
当我们翻阅华文报刊，收看收听华语电视、广播，浏览华文新闻网站时，可以轻易发现，所有华文传媒都辟有中国新闻，甚至还辟有更精细的中国财经、中国社会、海峡两岸等板块；大部分的时事评论也紧扣中国发展的脉搏。
作为直接为中国外交部提供智力支持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赵干城在接受《华人世界》采访时表示，智囊团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民间的独立智囊团，美国兰德公司可以归于这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大学里的学术机构，比如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两者的区别之一就是后者还要承担教学任务。
赵干城认为，包括凤凰卫视、《南华早报》等香港媒体虽然性质上和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有出入，但广受中国内地相关人士高度关注，“香港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一定层面上在海外的影响超过了内地媒体”。赵干城说，“香港以及其他地区，都不是中国的决策中心，在外交等方面对内地决策层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但有一些辅助的、间接的意义。但是，由于香港的特殊地位，国外对香港发展情况的重视，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民主进程、经济发展等方面，海外华人智囊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而在此前2003年“9·11”事件两周年之际，内地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曾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一发生，他便锁定香港凤凰卫视“9·11”的现场直播，随时了解最新动向，为自己作出更为精准的判断提供帮助。
华文传媒的智囊角色
在全球范围内，智囊团的诞生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如美国兰德公司早在1955年就提出辐射武器，并预测过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1960年代初已建议加快中子弹的研究，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而终于获得成功，使美国在核战略武器竞赛中增加了一份优势。而在中国内地，赵干城表示，由于众所共知的原因，智囊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
对于各类海外智囊团對中国发展的影响，赵干城表示，海外智库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存在的，但如果说某一智库言论直接改变了国家的某一大政方针，就算有这可能，我们也无从得知。“这种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学者和智库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与海外智库机构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海外智库人员会就中国的某一问题发表他们的看法和建议，有道理的我们会听进去，缺乏道理的大家就会辩论起来。另一方面，智库发出的声音也是一个国家和政府声音的补充和细化，比如朝核问题，美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不能接受朝鲜是一个有核国家，但也不想打仗，此时很多智库及智库性学者会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去解读这个态度，因而有可能对朝核问题的相关国家产生影响。”
赵干城同时认为，学术交流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因此，中国对海外智库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部分海外智库对中国的理解并不完全紧跟时代，一些资料影像等也非第一手素材，如此，中国智库学者和他们交流辩论时，他们对中国的发展现状也有了新的了解，有助于作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总体来说，智库的影响不断得到提升，和1960、1970年代相比，智库对于国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正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智囊团的性质，赵干城的态度非常干脆：“我可以下个定论，不管智囊团的性质如何，是否独立于政治实体之外，美国所有的智囊团都是为其国家利益服务的。其他国家的智囊团也是如此。原因很简单，智囊团的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它的性质。”
如果用一句话去评价海外华人智囊团，该作何评价?赵干城说：“海外华人智囊团和华文传媒，虽然在大陆决策上没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因为其开放、客观的态度等因素，他们对中国大陆决策层和智囊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