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成为学界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学和伦理学各自的发展，传统发展观就是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产生的后果。阿马蒂亚·森从伦理的理论层面探讨经济学问题，他改变狭隘发展的旧范式，认为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的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是扩大人们享受的真实自由的一种过程。他的发展观具有浓厚的伦理意蕴
关键词：发展观；自由；伦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4－0084－04
作为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重大贡献主要包括：社会选择理论、社会福利定义及福利指标、贫困指数和对饥荒成因的解释等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盛赞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针对传统发展观的种种理论缺陷以及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恶果，阿马蒂亚·森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看作是扩大人们享受的真实自由的一种过程。在这里，自由是在实质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由此，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重要手段。
一、经济学与伦理学：理论“工程学”的促进与融合
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阿马蒂亚·森提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方面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又可以与称之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他指出，“斯密问题”是后人对斯密思想的误解，而这正是造成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主要原因。人们只是抓住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人类行为“自利”的人性假设，而忽视了《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关于人类的同情心和种种美德的论述。“亚当·斯密的确在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价值的分析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与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大量引用的恰恰是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而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包括他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却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这些思想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在人类行为“自利”唯一动机的假设下，经济学与伦理学越走越远，造成所谓的“经济学的贫困”。
阿马蒂亚·森反对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属性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提倡让经济学走向“真实的人”，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在经济学中注入伦理学的因素。
在价值评价标准的选择上，阿马蒂亚·森批判了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评价标准。这种社会成就评价准则在简单的“自利”人性或人类行为动机的假设下，社会成就设定评价人类行为“效率”或“效益”的唯一标准是“效用”。阿马蒂亚·森认为把效用定为评价社会成就-的唯一标准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他进而认为，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在价值评价中，不管是主观能力方面还是福利方面，仅以成就来代表人的利益，可能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这些思考将会把我们引向对权利、自由和实际存在的选择机会的关注。”这样，以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核心内容就展现在经济学的面前。“自由”的评价和“权利”的考虑，在伦理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深切关注人们在发展中的权利，就是要求经济学对自由和权利予以同样的重视。在他看来，自由和权利一类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本身具有的追求价值的目标。这样，人类幸福和进步的目标得到了另类的复合性理解和表达。
二、发展的新层面：自由的角度
当今，形形色色的发展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为中心的旧的发展观；一类是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前一种发展观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属于工具理性的发展观，其理论基础是近代哲学所支持的张扬理性的主体形而上学。后一种发展观是人自成目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发展观，其理论基础就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人为标准和最终目的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概括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生产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并且把未来的理想社会一再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始终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单纯地强调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发展成为唯一的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造成劳动者的畸形发展，成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另外还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西方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理论缺陷，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从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西方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强调人、关心人的综合发展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尔利欧·佩奇提出：“精神、伦理、思想、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道德和价值，都是建设新社会的基础。”在这些西方学者中，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比较接近的是阿马蒂亚·森的从自由的角度来阐述的发展观。
阿马蒂亚·森通过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重要手段的两方面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它应该是对人类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全面承诺，是对“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一即可行能力”的全面扩展。他认为，比起那些单纯基于收入、经济富足的评价体系，他倡导的这种全面自由是指导人类发展的人性化标准。就此，著名的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马巴布·哈克不无赞赏地说，发展经济学的重点正从“国民经济核算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阿马蒂亚·森虽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发展观却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十分相似。马克 思和阿马蒂亚·森都十分关心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们的现实生活，都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森都将历史前进之道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观，是克服了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强调要以个人实质自由的获取来看待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性自由，而不仅仅是GNP的增长。他曾经协助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完成了《人类发展报告》，这种新的发展观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三、注重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整体发展：发展观中的伦理因素
针对传统发展观存在的种种缺陷，阿马蒂亚·森提出在发展中应该把目光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转移到实质性自由上来。自由是人的自由，把自由看作是发展的目的，实质上是把人看成发展的目的。这实质上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转变。森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关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的人。他提倡经济学与伦理学应该相互融合，这样有利于双方的发展。“可以说，进一步加强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伦理学都是非常有益的。”
发展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诸多方面的问题。传统发展观只注意到了发展中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了伦理因素，因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环境污染、道德缺欠、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森把权利、自由、平等、公平等伦理因素引入发展观，并运用他们来分析发展中的问题，例如贫困。传统观念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贫困，认为贫困仅仅是供给不足。这样，解决贫困的办法也局限于物质支援，或者靠发展经济致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待贫困，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解决贫苦问题不能仅靠挣更多的钱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加大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的投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这不仅能提高人们获取收入并摆脱贫困的能力，而且能够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再比如人口控制，在我国一直是采取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虽然它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非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很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阿马蒂亚·森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这样能够增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越能享受到自己的实质自由。生孩子是妇女可以选择的自由，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丈夫或长辈来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因素共同协作。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四、经济学的良心：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
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理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他的理论再先进、再有远见也是没有用处的。阿马蒂亚·森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着深深的同情之心和殷殷的关切之情。由于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关心，因此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
传统发展观过分强调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给人们带来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财富一好生活”。诚然，高收入给人们过好生活提供了便利，但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阿马蒂亚·森分析道：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本身就存在差异。另外，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的生活质量还受到社会治安状况、环境质量、公共卫生保健等因素的影响。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就收入而言要富裕很多倍，即使把价格差异考虑在内。但是，比较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死亡率，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却远远高于贫困得多的中国人。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关注人们实际过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些表面的东西，例如收入。两个有相同收入的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是文盲。很显然，前者可以拥有比后者更多的实质自由，而后者却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可行能力而言，受过教育的人显然要比文盲大得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压力，一些社会病如失眠、心脏病、高血压大大增多。因此，从人们所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因此，森建议：要使经济发展能够实实在在转化为人们的可行能力。首先，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合理地在社会全体人们中进行分配，而不仅仅是集中于少数人。其次，以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出发，加大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再次，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经济发展应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落脚点。
五、重视提高人的主体性：发展观的核心
在阐述他的发展观时，阿马蒂亚·森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在“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中，人成为发展经济的手段。阿马蒂亚·森接受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人自身看作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发展应当致力于扩大人类的可行能力，人才是发展的最终受益者。
确定了人是发展的目的并不一定就能确保人的主体性。森认为，人们不应被首先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也就是我们提倡的主人翁责任感。怎样增强人们的主体性呢?森认为，那就是自由。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教育等其他手段，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人的主体性并不否认人们在生产中的手段作用，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本”是目前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语，人力资本与人类可行能力都关注人的地位作用及所取得的实际能力。但人力资本趋于集中注意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的人类主体作用，而关于人类可行能力的视角则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亚当·斯密认为，仅仅在生产性使用的意义上看待人类是贬低人性：“首先，这是因为对于美德的赞赏似乎不可能同我们赞赏某种便利而设计良好的建设物时所具有的情感相同；或者说，我们称赞一个人的理由不可能与称赞一个屉橱的理由相同。”我们不仅应该把人看作是进行生产的劳动者，而且应该把每个人都看作世界的主人。
借鉴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改变目前在我国还比较流行的以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要求我们把人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位置，关心人，重视人。我们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作用，这正基于每个人都应该是社会发展计划中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旁观者和受惠对象。我们要关心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是我们在发展中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样才是合乎规律的，也是合乎伦理的。
责任编辑 李 放
关键词：发展观；自由；伦理；意蕴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4－0084－04
作为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重大贡献主要包括：社会选择理论、社会福利定义及福利指标、贫困指数和对饥荒成因的解释等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盛赞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针对传统发展观的种种理论缺陷以及在现实生活中造成的恶果，阿马蒂亚·森从自由的角度来看待发展，把发展看作是扩大人们享受的真实自由的一种过程。在这里，自由是在实质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而一个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来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由此，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重要手段。
一、经济学与伦理学：理论“工程学”的促进与融合
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阿马蒂亚·森提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他认为，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一方面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又可以与称之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他指出，“斯密问题”是后人对斯密思想的误解，而这正是造成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的主要原因。人们只是抓住斯密在《国富论》中关于人类行为“自利”的人性假设，而忽视了《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关于人类的同情心和种种美德的论述。“亚当·斯密的确在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价值的分析中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与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是完全一致的，人们大量引用的恰恰是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而亚当·斯密著作中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包括他对悲惨现实的关注、他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尤其是行为规范的使用，却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这些思想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在人类行为“自利”唯一动机的假设下，经济学与伦理学越走越远，造成所谓的“经济学的贫困”。
阿马蒂亚·森反对将人的历史道德伦理属性排除在经济学的视野之外，提倡让经济学走向“真实的人”，倡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在经济学中注入伦理学的因素。
在价值评价标准的选择上，阿马蒂亚·森批判了以效用为基础的社会成就评价标准。这种社会成就评价准则在简单的“自利”人性或人类行为动机的假设下，社会成就设定评价人类行为“效率”或“效益”的唯一标准是“效用”。阿马蒂亚·森认为把效用定为评价社会成就-的唯一标准是不合理的。他指出：“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社会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如果不分享富人的奢侈荣华，穷人就无法快乐自在，那么，随着一些人的极度贫困和另一些人的极度奢侈，这种社会状态也可以被称之为帕累托最优。”他进而认为，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在价值评价中，不管是主观能力方面还是福利方面，仅以成就来代表人的利益，可能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这些思考将会把我们引向对权利、自由和实际存在的选择机会的关注。”这样，以自由和权利为基础的道德伦理的核心内容就展现在经济学的面前。“自由”的评价和“权利”的考虑，在伦理学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深切关注人们在发展中的权利，就是要求经济学对自由和权利予以同样的重视。在他看来，自由和权利一类的东西，不再只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是本身具有的追求价值的目标。这样，人类幸福和进步的目标得到了另类的复合性理解和表达。
二、发展的新层面：自由的角度
当今，形形色色的发展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物为中心的旧的发展观；一类是以人为中心的新的发展观。前一种发展观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属于工具理性的发展观，其理论基础是近代哲学所支持的张扬理性的主体形而上学。后一种发展观是人自成目的生存论意义上的发展观，其理论基础就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以人为标准和最终目的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关系上，概括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生产力成为他们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并且把未来的理想社会一再描述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始终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单纯地强调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积累，发展成为唯一的目的，人则成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造成劳动者的畸形发展，成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另外还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严重后果。西方一些学者意识到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的理论缺陷，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从经济学与哲学结合的角度重新审视了西方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强调人、关心人的综合发展观。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奥尔利欧·佩奇提出：“精神、伦理、思想、社会、政治和文化的道德和价值，都是建设新社会的基础。”在这些西方学者中，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比较接近的是阿马蒂亚·森的从自由的角度来阐述的发展观。
阿马蒂亚·森通过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重要手段的两方面分析得出结论：发展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它应该是对人类自由的各种可能性的一种全面承诺，是对“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一即可行能力”的全面扩展。他认为，比起那些单纯基于收入、经济富足的评价体系，他倡导的这种全面自由是指导人类发展的人性化标准。就此，著名的巴基斯坦籍经济学家马巴布·哈克不无赞赏地说，发展经济学的重点正从“国民经济核算转移到以人为本的发展方针”。阿马蒂亚·森虽然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发展观却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十分相似。马克 思和阿马蒂亚·森都十分关心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人们的现实生活，都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森都将历史前进之道指向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观，是克服了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强调要以个人实质自由的获取来看待发展，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的实质性自由，而不仅仅是GNP的增长。他曾经协助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完成了《人类发展报告》，这种新的发展观正在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三、注重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整体发展：发展观中的伦理因素
针对传统发展观存在的种种缺陷，阿马蒂亚·森提出在发展中应该把目光从国民生产总值、收入转移到实质性自由上来。自由是人的自由，把自由看作是发展的目的，实质上是把人看成发展的目的。这实质上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转变。森是经济学家中少有的关注经济中的伦理问题的人。他提倡经济学与伦理学应该相互融合，这样有利于双方的发展。“可以说，进一步加强伦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联系，无论对于经济学还是伦理学都是非常有益的。”
发展是一个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诸多方面的问题。传统发展观只注意到了发展中的经济因素，而忽视了伦理因素，因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环境污染、道德缺欠、贫富差距拉大。因此，森把权利、自由、平等、公平等伦理因素引入发展观，并运用他们来分析发展中的问题，例如贫困。传统观念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察贫困，认为贫困仅仅是供给不足。这样，解决贫困的办法也局限于物质支援，或者靠发展经济致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待贫困，森认为贫困的根源是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解决贫苦问题不能仅靠挣更多的钱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加大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的投入，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这不仅能提高人们获取收入并摆脱贫困的能力，而且能够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再比如人口控制，在我国一直是采取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增长。虽然它一直受到西方国家的非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计划生育很好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阿马蒂亚·森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决人口问题的思路：提高妇女的受教育机会，增加妇女的就业机会。这样能够增强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受教育程度越高，妇女越能享受到自己的实质自由。生孩子是妇女可以选择的自由，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丈夫或长辈来决定。发展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需要各方面因素共同协作。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伦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四、经济学的良心：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
一个思想家，如果他的理论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联系，那么他的理论再先进、再有远见也是没有用处的。阿马蒂亚·森对社会弱势群体有着深深的同情之心和殷殷的关切之情。由于他对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的深切关心，因此享有“经济学的良心”的美誉。
传统发展观过分强调国民生产总值、个人收入，给人们带来了这样一种错误观念：“财富一好生活”。诚然，高收入给人们过好生活提供了便利，但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阿马蒂亚·森分析道：收入转化为可行能力本身就存在差异。另外，任何一个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的生活质量还受到社会治安状况、环境质量、公共卫生保健等因素的影响。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相比，非洲裔美国人就收入而言要富裕很多倍，即使把价格差异考虑在内。但是，比较显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死亡率，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却远远高于贫困得多的中国人。
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关注人们实际过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某些表面的东西，例如收入。两个有相同收入的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一个是文盲。很显然，前者可以拥有比后者更多的实质自由，而后者却没有更多的选择。就可行能力而言，受过教育的人显然要比文盲大得多。经济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了心理压力，一些社会病如失眠、心脏病、高血压大大增多。因此，从人们所享有的实质自由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因此，森建议：要使经济发展能够实实在在转化为人们的可行能力。首先，经济发展的成果应该合理地在社会全体人们中进行分配，而不仅仅是集中于少数人。其次，以提高人们的实质自由出发，加大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治安、社会保障。再次，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污染为代价，经济发展应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落脚点。
五、重视提高人的主体性：发展观的核心
在阐述他的发展观时，阿马蒂亚·森反复强调要高度重视人的主体性。在“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中，人成为发展经济的手段。阿马蒂亚·森接受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观点，认为有必要把人自身看作目的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发展应当致力于扩大人类的可行能力，人才是发展的最终受益者。
确定了人是发展的目的并不一定就能确保人的主体性。森认为，人们不应被首先看成是精心设计的发展计划的利益的被动接受者，而应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作用，也就是我们提倡的主人翁责任感。怎样增强人们的主体性呢?森认为，那就是自由。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强人们自助的能力，以及他们影响这个世界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教育等其他手段，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人的主体性并不否认人们在生产中的手段作用，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人力资本”是目前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语，人力资本与人类可行能力都关注人的地位作用及所取得的实际能力。但人力资本趋于集中注意在扩大生产可能性方面的人类主体作用，而关于人类可行能力的视角则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亚当·斯密认为，仅仅在生产性使用的意义上看待人类是贬低人性：“首先，这是因为对于美德的赞赏似乎不可能同我们赞赏某种便利而设计良好的建设物时所具有的情感相同；或者说，我们称赞一个人的理由不可能与称赞一个屉橱的理由相同。”我们不仅应该把人看作是进行生产的劳动者，而且应该把每个人都看作世界的主人。
借鉴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改变目前在我国还比较流行的以GDP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要求我们把人放在一切工作的核心位置，关心人，重视人。我们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能动作用，这正基于每个人都应该是社会发展计划中的主人，而不仅仅是旁观者和受惠对象。我们要关心人们的生活质量，因此，我们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也是我们在发展中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样才是合乎规律的，也是合乎伦理的。
责任编辑 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