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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党内民主化，与要求候选人早投入、高投入的政治职业化，在时间上是合拍的。在英国的政党政治大环境下’从政必须依托一个党，而党内的竞争非常残酷，为了吸引年轻人把从政当作一生的事业，一个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則就显得愈发重要。
“党内民主”，成为2009年中国政论界关键词。不少学者强调，中共拥有8000万的党员，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有示范作用。的确，中共8000万名党员，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人口；在中国党、人大、政协、政府和军队5套班子中，党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党内民主先行，带动全民民主，在全世界并没有现成的案例，提倡这种路径，其背后有一个逻辑：中国民主化能够弥补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端，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方党内民主集中在两点：选拔候选人和选举党魁。中国国情为党内民主多加了一个职能：为全民民主示范。笔者尝试从英国政党一些事实出发，与当下中国的“党内民主热”商榷一个具体的问题：在示范民主之前，如何保证一个拥有大量成员的组织，对自身的民主制度有认同，有参与和执行的动机。职业政客需要党内民主
在中国，很多论者从投票率切入，过度唱衰西方民主的实践，这种心态对中国推动不管是党内民主，还是全民民主，都没有好处。
与1980年代相比，英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的确在降低，典型表现是投票率在降低，以政党为组织的政治运动出现衰退，但这并不意味政治的终结，也不代表民主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和价值观走向消亡，而是指向了另外一种可能：政治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可预期化，成为更少的人更为热衷的事业，由此降低了社会的整体内耗。
笔者粗略统计英国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投票情况，在1997年后的3次大选中，工党每次获得大约1100万票，保守党是900万票，自民党是500万票。在撒切尔夫人时代，3次大选结果平均为：保守党大约1500万票，工党1000万票，自民党650万票。加上其他党派的票数，英国人口以6000万计，平均投票率约为45％以上，比较正常。
英国各党加入门槛很低，基本上申请登记就可以。各党没有公布自己的登记支持者数，如果以投票率为指标，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均达到总人口的15％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党内民主所依托的8000万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6％。从数字上看，占总人口6％的党员推动一场全民民主，能否达到45％的投票率，答案还不能确定。
在英国从政，不妨把当选各级议员当作成功指标。目前，在英国一共有646名国会议员，地区议员(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3个议会)297人，欧盟议员69人，2300多名市议员(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出任的内阁阁员100人左右。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政客这个职业，大约2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成功者，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律师、教授、会计师等职业。
直到今天，政客在英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与传统的医生、律师、会计师不同，当选议员没有统一的晋身途径和资格认证，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个人前途；收入不稳定，因为不能当选，就没有收入；没有合理的休假和私人时间。
但是与过去相比，英国政客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少有人还能在政治以外的其它领域同时成为佼佼者。这是因为，随着竞争规则越来越明晰，拉票技巧越来越多样化，要想取得政治成功，必须早投入、高投入，很难同时发展另一个成功的职业以备不时之需，仅仅能在一些过渡性的工作中积累相关经验而已。
以英国现任首相布朗为例，在爱丁堡大学期间，他就是苏格兰地区学生领袖，拿到了博士之后，短期以兼职讲师和新闻职业为生，然后迅速地放弃学术，转入职业政治，32岁取得了议员职位，也就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和稳定收入，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政途。
笔者查阅了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历届首相的职业生涯，二战之前，这些首相一般家境优渥(工党出现之后，少数工党首相是白手起家)，系从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转入政治，从政属于第二职业。二战之后。很多首相也有过相对短暂的职业经历(尤其保守党首相中世家子弟多有军功)，但是从撒切尔夫人开始，政治以外都只是短期工作，谈不上职业。为了谋生，撒切尔夫人当过化学分析员，梅杰试过多份工作，有过失业经历：布莱尔当选议员前，是个实习律师；布朗当过大学老师和编辑。
英国当代政治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英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党内民主化，与政治职业化，在时间上是合拍的。这其中的联系值得深入挖掘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人发展与政党政治的格局推动政客职业化，只有政客职业化之后，才有可能对党内民主制度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与忠诚。
政治参与和党内竞争
在英国的政党政治大环境下，独立政客生存的空间很小，以西敏寺议会为例，每届大概只有3～5个独立议员，而议员总人数是646人。所以，从政必须依托一个党，而党内的竞争非常残酷，一个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则就显得愈发重要。
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寻找合适的候选人。以参选议员为例，首先表现在获得党内候选人资格，其次是保证可靠的选举胜算，比如拿到安全席位选区(safe seat)。英国有个说法，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功要有几个条件：男性，英国白人，大学毕业，当选议员不超过35岁，有在位的政治保护人，身体健康，超级自信，时刻考虑政治。
在英国政党系统中，每个党有自己的总部，在地方上设有自己的支部。在英国各个大学中，往往以协会(association)名义设立学生支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牛津和剑桥两校，其中的协会主席日后绝大多数入主西敏寺议会。各党的地方党部和学校能够为英国潜在的政客提供发展机会。从结构上看，英国政党布局，与中国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中，没有党支部一样的组织。
除了直接投身支部，由于围绕各级议会和政党，还有很多服务性行业，比如智库、咨询、公关等，很多人通过这些工作了解政治，建立人脉，为将来职业政治生涯铺垫。以英国为例，很多议员就是党内顾问、研究员或分析员出身。保守党现任党魁卡梅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保守党中央党部的研究员。
笔者曾经与英国著名的政治博客作家戴尔(Iain Dale)交流过他在党内竞争的经历。戴尔1962年生，在传媒界人脉甚广，在西敏寺议会大厦里开过书店，2008年出版了Total Politics杂志。他凭借媒体人身份切入政治，按照他的人脉，当选议员应该相对容易，不想一路走来也是辛苦异常。2005年，他第一次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失败，在2007年申请一个保守党“安全席位”候选人资格时，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淘汰。
他向笔者介绍了党内竞争的流程。譬如， 保守党手里有一份800名有意参选者的认可名册(approval list)。一旦有席位空出，他們就会收到报名通知，经过地方党部推荐，最终确定10～20名候选人；再经过一系列培训和面试之后，筛选出4～6人，男女各半，然后接受不分党派的选区民众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一名候选人。这次戴尔在第一轮面试中就出局。今年10月他又申请了一个安全席位的候选人，目前暂列第三。戴尔的后两次申请，目标都是保守党安全席位的候选人资格。这在英国党内选举中，已经属于肥差，竞争激烈，往往为刻意栽培对象预留。
很多刚刚出道的年轻政客，二三十岁左右，常常到本党势力不占优的选区去竞选，选举基本上落败。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个经历当作“政治实习”，也藉此唤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年轻时候的布莱尔就曾有这样的经历。他最先申请一个市议员候选人资格失利，此时的布莱尔，还仅仅是一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实习律师，事业并不顺利。
借助岳父帮助，他认识一名工党议员，该议员帮助布莱尔获得了一个保守党占优选区的候选人资格，在这场1982年的补选中，年仅29岁的布莱尔仅得到了10％的选票，甚至远逊于上次选举工党候选人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给当时工党党魁的印象深刻，从此他的仕途进入政治快车道。
综合戴尔与布莱尔的例子，可以一窥英国党内民主选拔候选人的流程。在这个环节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过程。一个是选拔(selection)，一个是选举(election)。以党内选举为例，制度保障与人际互动并存。假如党内民主对全民民主具有示范作用，是否也意味着在选举方式上将会有所创新，比如透明稳定的选拔方式、公开选举、实质性的政策宣传等等相结合?这是党内民主值得期待的地方。
通过对英国党内民主的观察，笔者认为，所谓党内民主，在今天英国是为职业政客前途提供保障，使其在相对错综复杂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对可靠的制度可遵循。这其实并非一个崇高的民主理念。
对日后中国而言，党内民主改革一旦逐步展开，一大批投身政治的人群，他们也需要这么一套并不崇高但可靠的制度，来引导和保证自己的未来。基于这点启发，中国政治能否培养一批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强烈依赖与忠诚的职业“玩家”，是推广党内民主的关键之一。否则，即使有8000万党员的数量，权力分配只在高层进行，造成底层党员参与动机不强，政治新人参与机会不够，届时党内民主的“冷场”程度，可能会出现西方大选的投票率的情况。
“党内民主”，成为2009年中国政论界关键词。不少学者强调，中共拥有8000万的党员，党内民主对社会民主有示范作用。的确，中共8000万名党员，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一些西方国家人口；在中国党、人大、政协、政府和军队5套班子中，党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但是，党内民主先行，带动全民民主，在全世界并没有现成的案例，提倡这种路径，其背后有一个逻辑：中国民主化能够弥补西方民主的某些弊端，发展出中国特色的民主。
西方党内民主集中在两点：选拔候选人和选举党魁。中国国情为党内民主多加了一个职能：为全民民主示范。笔者尝试从英国政党一些事实出发，与当下中国的“党内民主热”商榷一个具体的问题：在示范民主之前，如何保证一个拥有大量成员的组织，对自身的民主制度有认同，有参与和执行的动机。职业政客需要党内民主
在中国，很多论者从投票率切入，过度唱衰西方民主的实践，这种心态对中国推动不管是党内民主，还是全民民主，都没有好处。
与1980年代相比，英国人的政治参与热情的确在降低，典型表现是投票率在降低，以政党为组织的政治运动出现衰退，但这并不意味政治的终结，也不代表民主作为一种群体行为和价值观走向消亡，而是指向了另外一种可能：政治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可预期化，成为更少的人更为热衷的事业，由此降低了社会的整体内耗。
笔者粗略统计英国从1980年代到现在的投票情况，在1997年后的3次大选中，工党每次获得大约1100万票，保守党是900万票，自民党是500万票。在撒切尔夫人时代，3次大选结果平均为：保守党大约1500万票，工党1000万票，自民党650万票。加上其他党派的票数，英国人口以6000万计，平均投票率约为45％以上，比较正常。
英国各党加入门槛很低，基本上申请登记就可以。各党没有公布自己的登记支持者数，如果以投票率为指标，工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均达到总人口的15％左右。相比之下，中国党内民主所依托的8000万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6％。从数字上看，占总人口6％的党员推动一场全民民主，能否达到45％的投票率，答案还不能确定。
在英国从政，不妨把当选各级议员当作成功指标。目前，在英国一共有646名国会议员，地区议员(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3个议会)297人，欧盟议员69人，2300多名市议员(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出任的内阁阁员100人左右。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政客这个职业，大约2万人中才会出现一个成功者，这个比例远远低于律师、教授、会计师等职业。
直到今天，政客在英国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职业，与传统的医生、律师、会计师不同，当选议员没有统一的晋身途径和资格认证，很多偶然因素决定了个人前途；收入不稳定，因为不能当选，就没有收入；没有合理的休假和私人时间。
但是与过去相比，英国政客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少有人还能在政治以外的其它领域同时成为佼佼者。这是因为，随着竞争规则越来越明晰，拉票技巧越来越多样化，要想取得政治成功，必须早投入、高投入，很难同时发展另一个成功的职业以备不时之需，仅仅能在一些过渡性的工作中积累相关经验而已。
以英国现任首相布朗为例，在爱丁堡大学期间，他就是苏格兰地区学生领袖，拿到了博士之后，短期以兼职讲师和新闻职业为生，然后迅速地放弃学术，转入职业政治，32岁取得了议员职位，也就意味着一份全职工作和稳定收入，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漫漫政途。
笔者查阅了维多利亚时代之后英国历届首相的职业生涯，二战之前，这些首相一般家境优渥(工党出现之后，少数工党首相是白手起家)，系从自己成功的职业生涯转入政治，从政属于第二职业。二战之后。很多首相也有过相对短暂的职业经历(尤其保守党首相中世家子弟多有军功)，但是从撒切尔夫人开始，政治以外都只是短期工作，谈不上职业。为了谋生，撒切尔夫人当过化学分析员，梅杰试过多份工作，有过失业经历：布莱尔当选议员前，是个实习律师；布朗当过大学老师和编辑。
英国当代政治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趋势，英国在1970年代开始的党内民主化，与政治职业化，在时间上是合拍的。这其中的联系值得深入挖掘分析。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人发展与政党政治的格局推动政客职业化，只有政客职业化之后，才有可能对党内民主制度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与忠诚。
政治参与和党内竞争
在英国的政党政治大环境下，独立政客生存的空间很小，以西敏寺议会为例，每届大概只有3～5个独立议员，而议员总人数是646人。所以，从政必须依托一个党，而党内的竞争非常残酷，一个相对明确的游戏规则就显得愈发重要。
党内民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寻找合适的候选人。以参选议员为例，首先表现在获得党内候选人资格，其次是保证可靠的选举胜算，比如拿到安全席位选区(safe seat)。英国有个说法，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功要有几个条件：男性，英国白人，大学毕业，当选议员不超过35岁，有在位的政治保护人，身体健康，超级自信，时刻考虑政治。
在英国政党系统中，每个党有自己的总部，在地方上设有自己的支部。在英国各个大学中，往往以协会(association)名义设立学生支部，其中最出名的就是牛津和剑桥两校，其中的协会主席日后绝大多数入主西敏寺议会。各党的地方党部和学校能够为英国潜在的政客提供发展机会。从结构上看，英国政党布局，与中国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政府机关、军队系统中，没有党支部一样的组织。
除了直接投身支部，由于围绕各级议会和政党，还有很多服务性行业，比如智库、咨询、公关等，很多人通过这些工作了解政治，建立人脉，为将来职业政治生涯铺垫。以英国为例，很多议员就是党内顾问、研究员或分析员出身。保守党现任党魁卡梅隆，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保守党中央党部的研究员。
笔者曾经与英国著名的政治博客作家戴尔(Iain Dale)交流过他在党内竞争的经历。戴尔1962年生，在传媒界人脉甚广，在西敏寺议会大厦里开过书店，2008年出版了Total Politics杂志。他凭借媒体人身份切入政治，按照他的人脉，当选议员应该相对容易，不想一路走来也是辛苦异常。2005年，他第一次以保守党候选人身份参选失败，在2007年申请一个保守党“安全席位”候选人资格时，在第一轮面试中就遭淘汰。
他向笔者介绍了党内竞争的流程。譬如， 保守党手里有一份800名有意参选者的认可名册(approval list)。一旦有席位空出，他們就会收到报名通知，经过地方党部推荐，最终确定10～20名候选人；再经过一系列培训和面试之后，筛选出4～6人，男女各半，然后接受不分党派的选区民众投票，根据投票结果最终确定一名候选人。这次戴尔在第一轮面试中就出局。今年10月他又申请了一个安全席位的候选人，目前暂列第三。戴尔的后两次申请，目标都是保守党安全席位的候选人资格。这在英国党内选举中，已经属于肥差，竞争激烈，往往为刻意栽培对象预留。
很多刚刚出道的年轻政客，二三十岁左右，常常到本党势力不占优的选区去竞选，选举基本上落败。但是，他们常常把这个经历当作“政治实习”，也藉此唤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年轻时候的布莱尔就曾有这样的经历。他最先申请一个市议员候选人资格失利，此时的布莱尔，还仅仅是一个刚刚从牛津毕业的实习律师，事业并不顺利。
借助岳父帮助，他认识一名工党议员，该议员帮助布莱尔获得了一个保守党占优选区的候选人资格，在这场1982年的补选中，年仅29岁的布莱尔仅得到了10％的选票，甚至远逊于上次选举工党候选人的表现，但是他的表现给当时工党党魁的印象深刻，从此他的仕途进入政治快车道。
综合戴尔与布莱尔的例子，可以一窥英国党内民主选拔候选人的流程。在这个环节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过程。一个是选拔(selection)，一个是选举(election)。以党内选举为例，制度保障与人际互动并存。假如党内民主对全民民主具有示范作用，是否也意味着在选举方式上将会有所创新，比如透明稳定的选拔方式、公开选举、实质性的政策宣传等等相结合?这是党内民主值得期待的地方。
通过对英国党内民主的观察，笔者认为，所谓党内民主，在今天英国是为职业政客前途提供保障，使其在相对错综复杂的职业生涯中，有相对可靠的制度可遵循。这其实并非一个崇高的民主理念。
对日后中国而言，党内民主改革一旦逐步展开，一大批投身政治的人群，他们也需要这么一套并不崇高但可靠的制度，来引导和保证自己的未来。基于这点启发，中国政治能否培养一批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强烈依赖与忠诚的职业“玩家”，是推广党内民主的关键之一。否则，即使有8000万党员的数量，权力分配只在高层进行，造成底层党员参与动机不强，政治新人参与机会不够，届时党内民主的“冷场”程度，可能会出现西方大选的投票率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