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后，公有制制瓷企业往往紧跟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生产大量当时政治形势需要的政治艺术瓷和有政治宣传意义的生活用瓷。如本人藏品中的“抗美援朝瓷”、“大跃进瓷”、“文革政治艺术瓷”、“文革标语口号瓷”、“文革领袖瓷像、瓷章”等等。“知青瓷”即是配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全面开展，由全国各地的陶瓷厂生产的、专门宣传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特殊瓷。它包括艺术瓷和印有宣传画、标语口号的生活用瓷。图1为福建德化窑文革期间生产的艺术雕塑瓷“女知青”。图2为湖南省醴陵窑文革中生产的、印有“知青田间学毛选”宣传画的提梁壶，其提梁壶的另一面，印着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标语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955年开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就业压力逐渐增大，这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一篇文章写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按语。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发出“上山下乡运动”的号召。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革前5年，全国曾有计划地安排、组织129万城市知青上山下乡，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小。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1966年、67年两届毕业生大多未安排，68年毕业生又亟待安排，这3届毕业生(俗称老三届)就业压力在文革特殊时期可想而知。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按语转引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时值文革高潮期，毛泽东主席的这一号召立即受到全国老三届260万城市毕业生的响应，他们纷纷按照中央“四个面向”的要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打起背包、辞别亲人，满腔热忱地奔赴祖国各地，到农村、到边疆、到工矿、到基层安家落户接受再教育。从此掀起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1969年又有260万城市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此同时，数量更多的农村知识青年毕业后回乡务农，成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又一支主力军——回乡知青。国务院和省地县各级均设立“知青办”作为常设机构，专门负责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为了配合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全国150余家上规模的陶瓷企业纷纷生产了一大批宣传知青上山下乡的艺术瓷和生活用瓷。图3为曾在全国排名第六的湖南洪江瓷厂制作的“回乡女知青”半身雕塑艺术瓷像：稚气未脱的脸上写满了希望和理想，眉宇间饱含着义无返顾的坚毅。刚刚放下书包的她包上头巾便开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生活。全国数千万下乡、回乡知青，抱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虔诚，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滚一身泥巴，流一身汗水，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成为他们最纯真的誓言。图4为湖南洪江瓷厂生产的“我跟老农学插秧”的艺术雕塑瓷像：田边大枫树下，贫农老大爷两手拿秧，正在教插队男知青插秧技术，男知青右手握秧神情专注。这两件具有极高艺术水准的知青瓷，由洪江瓷厂高级工艺美术师黄元伦精心设计制作，曾双双参加湖南省年度陶瓷展，并双双获得优秀奖。
　　
　　湖南醴陵群力瓷厂工艺美术大师、多次设计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及国家机关用瓷和国礼瓷并荣获株洲市和湖南省劳动模范光荣称号的制瓷名家李小年以他精湛的技术，运用釉下五彩创作了反映邢燕子和她的知青突击队劳动场面的瓷版画“挑秧路上”(40厘米长，30厘米宽。图5)：微风拂柳，春意盎然，邢燕子与另一女知青挑着秧苗去插田，柳下小歇时，邢燕子队长抚摩着年青女知青被秧苗挑子压红肿的肩头，鼓励她坚持住。表现以“燕子突击队”为代表的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动人场面。知青间真情互助十分感人。此瓷板画作为精品湘瓷参加了1976年底到1977年初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的“湘瓷精品进京汇报展”，受到中央领导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高考制度的恢复，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于1981年全部停止。上山下乡的知青(尽管有的已不再年青)根据国家政策先后返城。图6、图7为1975年清江县龙江公社光明大队党支部为插队的广州下乡知青吴敏、童恩德在广州东方纪念瓷像馆定作的纪念瓷摆件。图6为纪念瓷正面，左为广州市的标志——五羊的雕塑，右为当时极为流行的知青宣传画、釉上彩“知青田间学毛选”。图7为赠予广州知青吴敏、童恩德的署名留念。此纪念瓷摆件品相虽显粗糙，但见证了知青返城的时代特色，十分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