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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诸先生提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宋代，其基础即“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已经独立以及专论如此“单篇文章”的独立著作的出现。但南北朝至隋唐，此二者已经具备。南北朝时“文笔之辨”划分“文笔”界限，“笔”有独立的地位，“文笔”的分集撰录，“笔”具备被独立论述的条件。隋唐时，《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文笔要诀》的出现，标志着“笔”与“文”被对等论述，进而有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南北朝的“笔”，宋代称之为“文”，论“笔”之作就是论“文”之作。由此可见，“文话”诞生在隋唐，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于隋唐。
〔关键词〕文章学；文笔之辨；《文心雕龙》；《文笔式》；文话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70-06
一、问题的缘起
王水照先生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1〕，也就是“文话”的出现标志中国文章学成立；其又有《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2〕，专论这一问题；祝尚书先生有《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以下简称“祝文”），亦有专论，其论证云：
这是因为，除了文章学各种形式的著作齐备外，架构文章学的学术资源的充分储备，适合文章学成立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出现，韩、柳、欧、苏古文典范的确立，以及推动文章学成立的学者队伍的形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关键、更直接的因素，而这些只有到南宋孝宗时代才具备。
王水照、祝尚书二先生此处所称中国文章学都是指狭义文章学。祝文又云：
文章学又分广义、狭义两类。本文所说文章学，乃狭义文章学，所研究的对象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3〕
据两位先生所言，讨论狭义文章学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在文体分类学上有无独立出来，指所谓“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是否成为一个独立集合体。二是有无“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即有无“文话”的出现。本文要论证的是，南北朝“文笔之辨”的“笔”已是“单篇文章”这个集合体的总称，隋唐时又出现了专论“笔”的独立著作，也就是所谓“文话”，那么，中国文章学成立的诸要素，自南北朝至隋唐都已具备，中国文章学成立的年代应该在隋唐时代。以下论之。
二、“文笔之辨”的成熟与“文笔”分集的撰录
有意识的“文笔之辨”自刘宋时起。先是颜延之有云其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4〕，既称其子各具“笔”才、“文”才，又明确提出自己兼具“文笔”才华；颜延之并对刘劭所示颜竣檄文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5〕这是具体称“檄文”为“笔体”之一。总括其时“文笔之辨”的要点有三：其一，有韵无韵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所谓“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7〕
其二，公用文书还是个人抒发情怀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云云。〔8〕其三，萧绎《金楼子·立言》提出“文笔之辨”的第三点：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9〕
逯钦立《说文笔》称，萧绎“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而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10〕这些就意味着“文笔之辨”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于是又有“沈诗任笔”之说，创作上的两大类都有标志性的人物。
此处通过“文笔之辨”基本意味的辨析，是想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从“分体”又走向“归类”，曹丕提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又提出十体，后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分体论文，越分越细，至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文分39体，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已经较为充分完成了文体分类的历程。虽说《文心雕龙》的分类达到极致，所谓物极必反又走向归类，这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称其文体分类学又有另外一种路径，即“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11〕，他说在分类中又有归类，归类为“文”与“笔”两大类。吴承学说：
分体与归类，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两种不同路向，前者尽可能详尽地把握所引文体的个性，故重在精细化；而后者尽可能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故所长在概括性。古人说“文本同而末异”，文体分类就是辨其“异”，文体归类就是求其“同”。〔12〕
于是我们看到“文笔之辨”成熟的意义，就在于由“文本同”的文体一元论而经分体得出“末异”，又由分体的“末异”到“归类”，而为文体二元论，求其分体下的“同”。“文笔之辨”趋向成熟的另一意义，即在于“文笔”的分集撰录。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称：
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别在目录。〔13〕
他虽未明说“文笔”分集，但百卷本的“碑、颂、诗、赋”为文，三十卷本的“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为笔，合乎南朝时的“文笔之辨”。又，《隋书·经籍志四》载有：《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14〕这是梁武帝的“诗赋”与“杂文”分别成集。《南史·昭明太子传》称萧统“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15〕，这是“典诰文言”与“五言诗”分别成集。《隋书·经籍志四》有梁昭明太子撰《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16〕，章太炎曰： 《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17〕
从目录著录讲，从刘歆《诗赋略》到荀勖《文章叙录》，到挚虞《文章志》，到李充《翰林论》，到王俭“次《诗赋》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云：
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18〕
逯钦立云：
（魏、晋人的）文翰、文赋、文论、文笔，都是应用两个可以兼赅众制的字，造成我们所谓“两类式”的著录名目。而上述四目中任何一目的两个字，都具有分类作用的机能。〔19〕
“归类”意识下“笔”的独立已成必然。
三、“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
陆机《文赋》称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20〕，这是总论、通论文章，为广义文章学。《文心雕龙》亦多是如此总论，如《体性》：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21〕
又如《文心雕龙·章句》讲到“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之为“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22〕
虽然南朝时有单论“诗”的著作，如钟嵘《诗品》，但还没有单论“笔”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总论、通论文章的著述中已有独立论“笔”的片段，如《文心雕龙》已有“文笔”分论：
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声律》）〔23〕
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才略》）〔24〕
《文心雕龙》还有就“笔”的各种文体称其为“笔”并独立论述：
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檄移》）〔25〕
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封禅》）〔26〕
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章表》）〔27〕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奏启》）〔28〕
上述文体都是传统的“笔”体。《文心雕龙·书记》又云：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29〕
把“笔札杂名”都归之于“书记”者，这是“笔”的某部分的集合体。
四、“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
当“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标注为“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在隋唐时出现了，在《文镜秘府论》中多有载录，兹举例如下：
一是《文笔十病得失》。《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王利器称“当出刘善经之手，以所举得失诸例，多与《文二十八种病》所引刘善经说合也” 〔30〕，刘善经由北齐入隋，《北齐书》、《隋书》、《北史》都有记载。《文笔十病得失》分论文笔，如其论“平头”云：
诗得者：“澄晖侵夜月，覆瓦乱朝霜。”失者：“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笔得者：“开金绳之宝历，钩玉镜之珍符。”失者：“嵩岩与华房迭游，灵浆与醇醪俱别。”然五言颇为不便，文笔未足为尤。但是疥癣微疾，非是巨害。〔31〕
二是《文笔式》。《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云：
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体既不同，病时有异。〔32〕
对于《文笔式》王利器有按语称：
《日本见在书目》“小学家”有《文笔式》二卷，不著撰人，当即此书。本书自此至本卷终所引，当俱出是书。文有云：“其文之犯避，皆准于前。假令文有四言、六言、七言等，亦随其句字，准前勘其声病，足悟之矣。”故下文举例，皆就非韵之笔而言，有以知其自此至本卷终所引，皆《文笔式》之文也。文称徐陵、邢邵、温子升、魏收为近代词人；又引徐陵文言“诚臣”，当出作者避杨忠讳而改；然则此书盖出隋人之手也。〔33〕
式，准则、法度，书名“文笔式”，分别论说“文”和“笔”撰作的法式。或以为《文笔式》不产生于隋，但不晚于盛唐是肯定的。以下再引两则《文笔式》的文字，它们全是整体上论“笔”的文字：
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踏发等四病，词人所常避也。（以下举例，略）凡笔家四句之末，要会之所归。若同声，有似踏而机发，故名踏发者也。若其间际有语隔之者，犯亦无损，谓上四句末，下四句初，有“既而”、“于是”、“斯皆”、“所以”、“是故”等语也。此等之病，并须避之。〔34〕
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以下举例，略）〔35〕
三是《文镜秘府论·北卷》之《句端》，为由隋入唐杜正伦《文笔要诀》的文字。杜正伦为杜正玄、杜正藏之弟，《隋书·文学·杜正玄传》载：
（弟正藏）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36〕
论文章“体式”，杜家殆有家传乎！《句端》起首云：
属事比辞，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义势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新进之徒，或有未悟，聊复商略，以类别之云尔。〔37〕 所论即“观夫、惟夫、原夫、若夫、窃惟、窃闻、闻夫、惟昔、昔者、盖夫、自昔、惟”等“立言以间之”的作用及用法，〔38〕分“发端置辞泛叙事物”、“承上事势申明其理”等二十七类，〔39〕这些是专论“笔”的。
《文镜秘府论》对所涉及的众多著作只是节录，而且此书又是专论修辞而尤注重声病之说的，因此，收录进此书的诸分论“文笔”之作的内容多为修辞尤其是声病之说，遗憾的是隋时这些论“文笔”著作的其他内容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著作多偏重于声病说，或者说这是彼时论“文笔”的特点而已。
五、独立论“笔”的著作
在隋唐多有著作把“文”和“笔”对等起来论述的背景下，唐时出现了很多独立论“笔”的著作，这些著作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从“文”、“笔”对等论述中析出论“笔”的著作。如日本现存的《文笔眼心抄》中有《笔十病得失》，卢盛江称《笔十病得失》曰：“这里只选用其中‘笔’的例句。”并引：“冠注：‘今唯举笔得失，略文得失。’”〔40〕《笔二种式》亦如此，卢盛江称：“本节据《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后半《文笔式》举例综合而成。”〔41〕
其二，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文镜秘府论·地卷》之《六志》，原注云“《笔札》略同。”〔42〕任学良称《笔札》为隋佚名之作。〔43〕其云：
一曰，直言志。二曰，比附志。三曰，寄怀志。四曰，起赋志。五曰，贬毁志。六曰，赞誉志。〔44〕
现举“直言志”为例：
一曰，直言志。直言志者，谓的申物体，指事而言，不藉余风，别论其咏。即假作《屏风》诗曰：“绿叶霜中夏，红花雪里春。去马不移迹，来车岂动轮。”释曰：画树长青，不许经霜变色。图花永赤，宁应度雪改容。毫模去迹，（料判）未移踪。笔写行轮，何能进辙。如斯起咏，所例曰直，不藉烦词，自然应（格悟）。〔45〕
所谓“假作”云云，即以诗举例求“笔札”如何作。
《文镜秘府论》引有直接书名《笔札》者，如其《东卷》引《〈笔札〉七种言句例》，即“一曰，一言句例；二曰，二言句例；三曰，三言句例，四曰，四言句例；五曰，五言句例；六曰，六言句例；七曰，七言句例”云云。〔46〕书名“笔札”，专论“笔札”是肯定的。又，《二十九种对》“第九，叠韵对”末：
《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彟酌、思惟、须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47〕
又如《文镜秘府论·东卷》之《二十九种对》“第八，双声对”末：
或曰：奇琴、精酒、妍月、好花，素雪、丹灯，翻蜂、度蝶，黄槐、绿柳，意忆、心思，对德、会贤，见君、接子。如此之类，名双声对。〔48〕
王利器笺“或曰”云云称：“《宝龟院本》旁注：‘《笔札》云。’”这是《笔札》的文字。张伯伟认为，《笔札》即上官仪《笔札华梁》。〔49〕
《文镜秘府论》所引论“笔”的著作还有一些，如其《东卷》之《论对》：
或曰：文词妍丽，良由对属之能；笔札雄通，实安施之巧。若言不对，语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词枉费。〔50〕
此论“对属之能”使“笔札雄通”，是专论“笔”者，但不知“或曰”是何人著作。又，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之《附录》有《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其中称之为“文格”的有：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孙郃《文格》二卷、王瑜《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冯鉴《修文要诀》一卷、僧神郁《四六格》一卷，〔51〕更是“文话”，即“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
其三，专论“赋”的文章学著作，如“赋格”一类。张伯伟说：“《赋谱》，唐佚名撰。据史志记载，唐代赋格类著作有浩虚舟《赋门》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范传正《赋诀》一卷，张仲素《赋枢》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和凝《赋格》一卷等，其数量颇为可观。”〔52〕如《赋谱》“长”（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类又多上三字下三字句也）条：
若“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异”之类，是五也。“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是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分而贞刚失全”，是七也。“当白日而长空四朗，披青天而平云中断”，是八也。“笑我者谓量力而徒尔，见机者料成功之远而”，是九也。六、七者堪常用，八次之，九次之。其者时有之得。但有似紧，体势不堪成紧，则不得已而施之。必也不须缀紧，承发下可也。〔53〕
张伯伟说，五、六、七、九者，分别为白行简《望夫化为石赋》、张说《进白乌赋》、杨宏贞《溜穿石赋》的赋句。〔54〕以上是讲句法，又有讲篇法者，如“送”条：
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之类是也。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55〕
这里从古赋讲到“新体”，而所谓“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不知是否可称为八股文的先声？又，“送”条有云：
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56〕
不仅以生命形态喻赋，而且以对身体的装饰喻赋的各种写作方法。
上述三种情况的著作，或以论“笔”名，或以论“赋”名，都是独立的狭义文章学著作，都应该是所谓“文话”。
六、中国文章学成立年代之我见
唐时单独论“笔”、论“赋”的著作多有出现，最基本的原因即是“文笔之辨”的成熟。“文笔”划分的文体二元论，使狭义文章学的研究对象——“笔”类文字——得以确立，这是狭义文章学的理论前提。这从彼时又有“诗笔”之分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梁萧纲《与湘东王书》批评时人撰作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陈何之元《梁典·总论》称萧绎“诗笔之丽”〔57〕，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称“晓笔暮诗”〔58〕，等。历代“诗”、“文”、“笔”的概念范围，是不断游走的，但有个大体的界限，宋代的陆游看得很准确，其《老学庵笔记》卷9云： 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说。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耳。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59〕
陆游称宋代的“文”即南朝的“笔”。因此，无论提出的是“文笔”还是“诗笔”，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文体二元论，使“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成为独立研究对象成为可能。而溯源“文笔”还是“诗笔”的二元对立，则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意识，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60〕
所谓实践永远在理论之先，实际上已是论“诗”与论“辞”相分，但理论上、文本上各自没有取得独立意识罢了。
由此可见，“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的路径。先是东晋以来至《文心雕龙》“文笔”二分观念的成熟；其次，由于“文笔”二分观念，于是论文之作把“文笔”对等起来论述，即《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等在隋唐时的出现；再其次，产生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
因此，就中国文章学（狭义）成立的年代，定在隋唐应该更确切一些。祝尚书先生所论的“南宋孝宗朝说”，比起王水照先生所论，只是狭义文章学在程度上更成熟而已；而王水照、祝尚书等先生所论“宋代说”比此处所论“隋唐说”，也只是程度上更成熟、特点上的各自不同而已。至于中国文章学（狭义）的观念，以“文笔之辨”得以成熟，而隋唐“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即“文话”的出现，则完全展示了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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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尹富）
〔关键词〕文章学；文笔之辨；《文心雕龙》；《文笔式》；文话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2-0170-06
一、问题的缘起
王水照先生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殆在宋代，其主要标志在于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1〕，也就是“文话”的出现标志中国文章学成立；其又有《宋代：中国文章学的成立》〔2〕，专论这一问题；祝尚书先生有《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南宋孝宗朝》（以下简称“祝文”），亦有专论，其论证云：
这是因为，除了文章学各种形式的著作齐备外，架构文章学的学术资源的充分储备，适合文章学成立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出现，韩、柳、欧、苏古文典范的确立，以及推动文章学成立的学者队伍的形成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更关键、更直接的因素，而这些只有到南宋孝宗时代才具备。
王水照、祝尚书二先生此处所称中国文章学都是指狭义文章学。祝文又云：
文章学又分广义、狭义两类。本文所说文章学，乃狭义文章学，所研究的对象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3〕
据两位先生所言，讨论狭义文章学应该有两个前提：一是“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在文体分类学上有无独立出来，指所谓“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是否成为一个独立集合体。二是有无“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即有无“文话”的出现。本文要论证的是，南北朝“文笔之辨”的“笔”已是“单篇文章”这个集合体的总称，隋唐时又出现了专论“笔”的独立著作，也就是所谓“文话”，那么，中国文章学成立的诸要素，自南北朝至隋唐都已具备，中国文章学成立的年代应该在隋唐时代。以下论之。
二、“文笔之辨”的成熟与“文笔”分集的撰录
有意识的“文笔之辨”自刘宋时起。先是颜延之有云其子“竣得臣笔，测得臣文”〔4〕，既称其子各具“笔”才、“文”才，又明确提出自己兼具“文笔”才华；颜延之并对刘劭所示颜竣檄文曰：“竣笔体，臣不容不识。”〔5〕这是具体称“檄文”为“笔体”之一。总括其时“文笔之辨”的要点有三：其一，有韵无韵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所谓“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曰：
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7〕
其二，公用文书还是个人抒发情怀之别。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称“但多公家之言，少于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云云。〔8〕其三，萧绎《金楼子·立言》提出“文笔之辨”的第三点：
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维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适会，情灵摇荡。而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9〕
逯钦立《说文笔》称，萧绎“放弃以体裁分文笔的旧说，而开始以制作的技巧，重为文笔定标准。”〔10〕这些就意味着“文笔之辨”得到全社会的认可，于是又有“沈诗任笔”之说，创作上的两大类都有标志性的人物。
此处通过“文笔之辨”基本意味的辨析，是想说明，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从“分体”又走向“归类”，曹丕提出四科八体，陆机《文赋》又提出十体，后挚虞《文章流别论》，刘勰《文心雕龙》的分体论文，越分越细，至作为文章总集的《文选》文分39体，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已经较为充分完成了文体分类的历程。虽说《文心雕龙》的分类达到极致，所谓物极必反又走向归类，这就是《文心雕龙·序志》称其文体分类学又有另外一种路径，即“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11〕，他说在分类中又有归类，归类为“文”与“笔”两大类。吴承学说：
分体与归类，是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的两种不同路向，前者尽可能详尽地把握所引文体的个性，故重在精细化；而后者尽可能归纳出相近文体的共性，故所长在概括性。古人说“文本同而末异”，文体分类就是辨其“异”，文体归类就是求其“同”。〔12〕
于是我们看到“文笔之辨”成熟的意义，就在于由“文本同”的文体一元论而经分体得出“末异”，又由分体的“末异”到“归类”，而为文体二元论，求其分体下的“同”。“文笔之辨”趋向成熟的另一意义，即在于“文笔”的分集撰录。如葛洪在《抱朴子外篇·自叙》中称：
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颂、诗、赋百卷，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三十卷，……别在目录。〔13〕
他虽未明说“文笔”分集，但百卷本的“碑、颂、诗、赋”为文，三十卷本的“军书、檄移、章表、笺记”为笔，合乎南朝时的“文笔之辨”。又，《隋书·经籍志四》载有：《梁武帝诗赋集》二十卷、《梁武帝杂文集》九卷，〔14〕这是梁武帝的“诗赋”与“杂文”分别成集。《南史·昭明太子传》称萧统“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15〕，这是“典诰文言”与“五言诗”分别成集。《隋书·经籍志四》有梁昭明太子撰《文章英华》三十卷、梁昭明太子撰《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16〕，章太炎曰： 《经籍志》别有《文章英华》三十卷，《古今诗苑英华》十九卷，皆昭明太子撰，又以诗与杂文为异。〔17〕
从目录著录讲，从刘歆《诗赋略》到荀勖《文章叙录》，到挚虞《文章志》，到李充《翰林论》，到王俭“次《诗赋》为《文翰》”，阮孝绪《七录序》云：
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18〕
逯钦立云：
（魏、晋人的）文翰、文赋、文论、文笔，都是应用两个可以兼赅众制的字，造成我们所谓“两类式”的著录名目。而上述四目中任何一目的两个字，都具有分类作用的机能。〔19〕
“归类”意识下“笔”的独立已成必然。
三、“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
陆机《文赋》称文体有“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20〕，这是总论、通论文章，为广义文章学。《文心雕龙》亦多是如此总论，如《体性》：
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21〕
又如《文心雕龙·章句》讲到“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之为“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22〕
虽然南朝时有单论“诗”的著作，如钟嵘《诗品》，但还没有单论“笔”的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总论、通论文章的著述中已有独立论“笔”的片段，如《文心雕龙》已有“文笔”分论：
属笔易巧，选和至难，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声律》）〔23〕
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才略》）〔24〕
《文心雕龙》还有就“笔”的各种文体称其为“笔”并独立论述：
钟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檄移》）〔25〕
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封禅》）〔26〕
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章表》）〔27〕
夫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奏启》）〔28〕
上述文体都是传统的“笔”体。《文心雕龙·书记》又云：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29〕
把“笔札杂名”都归之于“书记”者，这是“笔”的某部分的集合体。
四、“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
当“文笔”成为文章学研究的两类对象，标注为“文笔”对等而论的著作在隋唐时出现了，在《文镜秘府论》中多有载录，兹举例如下：
一是《文笔十病得失》。《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王利器称“当出刘善经之手，以所举得失诸例，多与《文二十八种病》所引刘善经说合也” 〔30〕，刘善经由北齐入隋，《北齐书》、《隋书》、《北史》都有记载。《文笔十病得失》分论文笔，如其论“平头”云：
诗得者：“澄晖侵夜月，覆瓦乱朝霜。”失者：“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笔得者：“开金绳之宝历，钩玉镜之珍符。”失者：“嵩岩与华房迭游，灵浆与醇醪俱别。”然五言颇为不便，文笔未足为尤。但是疥癣微疾，非是巨害。〔31〕
二是《文笔式》。《文镜秘府论·西卷》之《文笔十病得失》引《文笔式》云：
制作之道，唯笔与文。文者，诗、赋、铭、颂、箴、赞、吊、诔等是也；笔者，诏、策、移、檄、章、奏、书、启等也。即而言之，韵者为文，非韵者为笔。文以两句而会，笔以四句而成。文系于韵，两句相会，取于谐合也；笔不取韵，四句而成，任于变通。故笔之四句，比文之二句，验之文笔，率皆如此也。体既不同，病时有异。〔32〕
对于《文笔式》王利器有按语称：
《日本见在书目》“小学家”有《文笔式》二卷，不著撰人，当即此书。本书自此至本卷终所引，当俱出是书。文有云：“其文之犯避，皆准于前。假令文有四言、六言、七言等，亦随其句字，准前勘其声病，足悟之矣。”故下文举例，皆就非韵之笔而言，有以知其自此至本卷终所引，皆《文笔式》之文也。文称徐陵、邢邵、温子升、魏收为近代词人；又引徐陵文言“诚臣”，当出作者避杨忠讳而改；然则此书盖出隋人之手也。〔33〕
式，准则、法度，书名“文笔式”，分别论说“文”和“笔”撰作的法式。或以为《文笔式》不产生于隋，但不晚于盛唐是肯定的。以下再引两则《文笔式》的文字，它们全是整体上论“笔”的文字：
笔有上尾、鹤膝、隔句上尾、踏发等四病，词人所常避也。（以下举例，略）凡笔家四句之末，要会之所归。若同声，有似踏而机发，故名踏发者也。若其间际有语隔之者，犯亦无损，谓上四句末，下四句初，有“既而”、“于是”、“斯皆”、“所以”、“是故”等语也。此等之病，并须避之。〔34〕
笔以四句为科，其内两句末并用平声，则言音流利，得靡丽矣；兼用上去入者，则文体动发，成宏壮矣。（以下举例，略）〔35〕
三是《文镜秘府论·北卷》之《句端》，为由隋入唐杜正伦《文笔要诀》的文字。杜正伦为杜正玄、杜正藏之弟，《隋书·文学·杜正玄传》载：
（弟正藏）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36〕
论文章“体式”，杜家殆有家传乎！《句端》起首云：
属事比辞，皆有次第；每事至科分之别，必立言以间之，然后义势可得相承，文体因而伦贯也。新进之徒，或有未悟，聊复商略，以类别之云尔。〔37〕 所论即“观夫、惟夫、原夫、若夫、窃惟、窃闻、闻夫、惟昔、昔者、盖夫、自昔、惟”等“立言以间之”的作用及用法，〔38〕分“发端置辞泛叙事物”、“承上事势申明其理”等二十七类，〔39〕这些是专论“笔”的。
《文镜秘府论》对所涉及的众多著作只是节录，而且此书又是专论修辞而尤注重声病之说的，因此，收录进此书的诸分论“文笔”之作的内容多为修辞尤其是声病之说，遗憾的是隋时这些论“文笔”著作的其他内容没有保留下来。我们现在只能说这些著作多偏重于声病说，或者说这是彼时论“文笔”的特点而已。
五、独立论“笔”的著作
在隋唐多有著作把“文”和“笔”对等起来论述的背景下，唐时出现了很多独立论“笔”的著作，这些著作可分为三种情况。
其一，从“文”、“笔”对等论述中析出论“笔”的著作。如日本现存的《文笔眼心抄》中有《笔十病得失》，卢盛江称《笔十病得失》曰：“这里只选用其中‘笔’的例句。”并引：“冠注：‘今唯举笔得失，略文得失。’”〔40〕《笔二种式》亦如此，卢盛江称：“本节据《论》西卷《文笔十病得失》后半《文笔式》举例综合而成。”〔41〕
其二，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文镜秘府论·地卷》之《六志》，原注云“《笔札》略同。”〔42〕任学良称《笔札》为隋佚名之作。〔43〕其云：
一曰，直言志。二曰，比附志。三曰，寄怀志。四曰，起赋志。五曰，贬毁志。六曰，赞誉志。〔44〕
现举“直言志”为例：
一曰，直言志。直言志者，谓的申物体，指事而言，不藉余风，别论其咏。即假作《屏风》诗曰：“绿叶霜中夏，红花雪里春。去马不移迹，来车岂动轮。”释曰：画树长青，不许经霜变色。图花永赤，宁应度雪改容。毫模去迹，（料判）未移踪。笔写行轮，何能进辙。如斯起咏，所例曰直，不藉烦词，自然应（格悟）。〔45〕
所谓“假作”云云，即以诗举例求“笔札”如何作。
《文镜秘府论》引有直接书名《笔札》者，如其《东卷》引《〈笔札〉七种言句例》，即“一曰，一言句例；二曰，二言句例；三曰，三言句例，四曰，四言句例；五曰，五言句例；六曰，六言句例；七曰，七言句例”云云。〔46〕书名“笔札”，专论“笔札”是肯定的。又，《二十九种对》“第九，叠韵对”末：
《笔札》云：徘徊、窈窕、眷恋、彷徨、放畅、心襟、逍遥、意气、优游、陵胜、放旷、虚无、彟酌、思惟、须臾。如此之类，名曰叠韵对。〔47〕
又如《文镜秘府论·东卷》之《二十九种对》“第八，双声对”末：
或曰：奇琴、精酒、妍月、好花，素雪、丹灯，翻蜂、度蝶，黄槐、绿柳，意忆、心思，对德、会贤，见君、接子。如此之类，名双声对。〔48〕
王利器笺“或曰”云云称：“《宝龟院本》旁注：‘《笔札》云。’”这是《笔札》的文字。张伯伟认为，《笔札》即上官仪《笔札华梁》。〔49〕
《文镜秘府论》所引论“笔”的著作还有一些，如其《东卷》之《论对》：
或曰：文词妍丽，良由对属之能；笔札雄通，实安施之巧。若言不对，语必徒申；韵而不切，烦词枉费。〔50〕
此论“对属之能”使“笔札雄通”，是专论“笔”者，但不知“或曰”是何人著作。又，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之《附录》有《全唐五代诗文赋格存目考》，其中称之为“文格”的有：倪宥《文章龟鉴》一卷、孙郃《文格》二卷、王瑜《文旨》一卷、王正范《文章龟鉴》五卷、冯鉴《修文要诀》一卷、僧神郁《四六格》一卷，〔51〕更是“文话”，即“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
其三，专论“赋”的文章学著作，如“赋格”一类。张伯伟说：“《赋谱》，唐佚名撰。据史志记载，唐代赋格类著作有浩虚舟《赋门》一卷，纥干俞《赋格》一卷，范传正《赋诀》一卷，张仲素《赋枢》一卷，白行简《赋要》一卷，和凝《赋格》一卷等，其数量颇为可观。”〔52〕如《赋谱》“长”（上二字下三字句也，其类又多上三字下三字句也）条：
若“石以表其贞，变以彰其异”之类，是五也。“感上仁于孝道，合中瑞于祥经”，是六也。“因依而上下相遇，修分而贞刚失全”，是七也。“当白日而长空四朗，披青天而平云中断”，是八也。“笑我者谓量力而徒尔，见机者料成功之远而”，是九也。六、七者堪常用，八次之，九次之。其者时有之得。但有似紧，体势不堪成紧，则不得已而施之。必也不须缀紧，承发下可也。〔53〕
张伯伟说，五、六、七、九者，分别为白行简《望夫化为石赋》、张说《进白乌赋》、杨宏贞《溜穿石赋》的赋句。〔54〕以上是讲句法，又有讲篇法者，如“送”条：
凡赋体分段，各有所归。但古赋段或多或少，若《登楼》三段，《天台》四段之类是也。至今新体，分为四段：初三、四对，约卅字为头；次三对，约卌字为项；次二百余字为腹；最末约卌字为尾。就腹中更分为五：初约卌字为胸；次约卌字为上腹；次约卌字为中腹；次约卌字为下腹；次约卌字为腰。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55〕
这里从古赋讲到“新体”，而所谓“都八段，段段转韵发语为常体”，不知是否可称为八股文的先声？又，“送”条有云：
凡赋以隔为身体，紧为耳目，长为手足，发为唇舌，壮为粉黛，漫为冠履。苟手足护其身，唇舌叶其度；身体在中而肥健，耳目在上而清明；粉黛待其时而必施，冠履得其美而即用，则赋之神妙也。〔56〕
不仅以生命形态喻赋，而且以对身体的装饰喻赋的各种写作方法。
上述三种情况的著作，或以论“笔”名，或以论“赋”名，都是独立的狭义文章学著作，都应该是所谓“文话”。
六、中国文章学成立年代之我见
唐时单独论“笔”、论“赋”的著作多有出现，最基本的原因即是“文笔之辨”的成熟。“文笔”划分的文体二元论，使狭义文章学的研究对象——“笔”类文字——得以确立，这是狭义文章学的理论前提。这从彼时又有“诗笔”之分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梁萧纲《与湘东王书》批评时人撰作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陈何之元《梁典·总论》称萧绎“诗笔之丽”〔57〕，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称“晓笔暮诗”〔58〕，等。历代“诗”、“文”、“笔”的概念范围，是不断游走的，但有个大体的界限，宋代的陆游看得很准确，其《老学庵笔记》卷9云： 南朝词人谓“文”为“笔”，故《沈约传》云：“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又《庾肩吾传》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论文章之弊曰：“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又曰：“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任昉传》又有“沈诗”“任笔”之说。老杜《寄贾至、严武诗》云：“贾笔论孤愤，严诗赋几篇。”杜牧之云：“杜诗韩笔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亦袭南朝语耳。往时诸晁谓“诗”为“诗笔”，亦非也。〔59〕
陆游称宋代的“文”即南朝的“笔”。因此，无论提出的是“文笔”还是“诗笔”，最主要的是提出了文体二元论，使“除专著及诗、词之外的单篇文章（辞赋及各体骈文、古文）”成为独立研究对象成为可能。而溯源“文笔”还是“诗笔”的二元对立，则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意识，朱自清在《诗言志辨序》中说：
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始于论诗，其次论“辞”，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论诗是论外交“赋诗”，“赋诗”是歌唱入乐的诗，论“辞”是论外交辞令或行政法令。〔60〕
所谓实践永远在理论之先，实际上已是论“诗”与论“辞”相分，但理论上、文本上各自没有取得独立意识罢了。
由此可见，“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开始涌现”的路径。先是东晋以来至《文心雕龙》“文笔”二分观念的成熟；其次，由于“文笔”二分观念，于是论文之作把“文笔”对等起来论述，即《文笔十病得失》、《文笔式》等在隋唐时的出现；再其次，产生单独论“笔”的著作，如《笔札》、《笔十病得失》、《笔二种式》乃至《赋谱》、《赋格》之类。
因此，就中国文章学（狭义）成立的年代，定在隋唐应该更确切一些。祝尚书先生所论的“南宋孝宗朝说”，比起王水照先生所论，只是狭义文章学在程度上更成熟而已；而王水照、祝尚书等先生所论“宋代说”比此处所论“隋唐说”，也只是程度上更成熟、特点上的各自不同而已。至于中国文章学（狭义）的观念，以“文笔之辨”得以成熟，而隋唐“专论文章的独立著作”即“文话”的出现，则完全展示了中国文章学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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