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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南高洛音乐会是京津冀地区著名的笙管乐种，作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时代发展的今天遇到了很多问题，自身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篇文章作为一个基础阐释，通过田野考察将南高洛音乐会的基本情况大致勾勒出来，为接下来的深入研究做准备。
关键词：南高洛；音乐会；田野纪实；仪式活动
南高洛音乐会是京津冀地区著名的笙管乐种，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村，作为京津冀地区优秀的笙管乐社之一，它与北高洛音乐会一起作为冀中音乐会，于2006年入选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主要探讨南高洛音乐会。它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音乐学界的热门话题，它虽然没有像屈家营一样成为20世纪音乐学研究里的“头版头条”，但是作为冀中笙管乐的组成部分，它也为“冀中学案” 的蓬勃开展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一、南高洛音乐会研究的缘起
对南高洛音乐会研究的蜂拥而至缘起于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他为了了解、学习和研究南高洛音乐会，在南高洛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住了长达13年之久（从1989年到2001年），以至于南高洛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村民无人不知道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叫钟思第，据村民介绍他在南高洛能够认识每一个村民，对他们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也非常熟悉。与他一起在南高洛进行田野考察的还有薛艺兵和张振涛二位学者，其中，让他与南高洛结缘的就是薛艺兵。南高洛音乐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音乐学界乃至全国声名鹊起与这几位音乐学家是有着直接关系。之后又有不少学者相继加入到对南高洛音乐会的研究中来，但是后来人基本上都是在这几位学者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研究，共同为“冀中学案”增添脚注。
二、南高洛的田野采风纪实
1.感受现实中的南高洛。在阅读了有关音乐会的相关文献后，本人于2015年8月第一次来到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村，从北京一路出发到达涞水县，从涞水县转一班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在到南高洛之前，从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南高洛的地理位置、村庄面貌、风土人情，脑海中不免会构想一番，看的多了之后会觉得和南高洛挺熟。但是当踏到南高洛土地上的那一刻起，现场与想象截然不同，脑海中翻阅有关音乐会和南高洛的相关知识与常识，发现信息对接不上，这时，突然想起了非遗保护课堂上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不身临其境的去考察非遗，观看非遗，是感受不到真正的非遗的……亲眼看到的和书本上说的不一定是一回事。”此时，我站在国家级非遗所在地，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老师上课的这一幕，发现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南高洛和从文献中拜读到的，经由阅读后想象中的南高洛真的不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老师们苦口婆心一再强调的田野考察、采风也许有一样的道理。
2.南高洛音乐会正月的仪式活动。南高洛音乐会的仪式活动在春节期间举行的时间较长，从正月十三到十六，加上十七的“落宴”，前后共5天，这五天时间是仪式进行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正月十二的筹备，“落宴”结束之后会头们还要聚在一起清点这几天的捐赠，正月十八才最终结束这一年的活动。新年期间不止有南高洛一家音乐会社，还有南高洛的南乐会和北高洛音乐会以及北高洛南乐会，以前南北高洛在正月十五一起做“穿插”，现在有些变化，仪式程序一切从简。据音乐会会头蔡玉润说现在南高洛的吊挂是募集钱请人新做的，大约花了有十几万，吊挂上面所绘图案是带有一定教育功能的民间故事，除了沿街布置吊挂之外，以前还要在街头巷尾悬挂灯笼，以显示出春节浓烈、隆重、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没有挂灯笼这一环节了。布置好村里村外的行头之后，就开始“开坛”迎神。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的演出要在“官房子”中举行，“官房子”是音乐会社主要的活动地点，在这里，音乐家们要按照一定的仪式进行吹打念以娱神，期间村民们会到“官房子”中上香、跪拜，以求神仙庇佑，尤其是正月十五和十六的晚上人最多。
3.阴历三月十五的仪式活动及其它。早些年，音樂会会在阴历三月十五这天参加易县为后土皇帝的诞辰而举行的后山庙会，每逢庙会期间都会在易县的后山庙进行仪式活动，后山庙附近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供南高洛的音乐会进行仪式表演，近几年由于南高洛的官房子里塑了一尊后土皇帝神像，所以之后的三月十五就不用再去易县而改在本村举行，三月十五的活动只有一天，早上“开坛”，晚上“收坛”，据观察这一天上香的人也挺多，但是与以往相比差很多。会社除了在上述的节庆仪式中演奏以外，还参加村子里的白事活动，只参加丧事活动，不参加喜事活动，并且是义务为本村的村民在丧事中超度。一般会员会跟着送殡的队伍走到村口。文革之前的音乐会还会在中元节这天放河灯，以驱邪净宅、祈求降雨等，据会头蔡玉润说，现在南高洛附近用于放河灯的河早已经干枯了，中元节的放河灯活动也已经终止很久了，所以音乐会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一天已经没有活动了。
三、南高洛音乐会的现实处境
1.南高洛音乐会的困境。曾经风生水起的南高洛音乐会近几年渐渐趋于平静，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南高洛音乐会本身的角度来看，其与非遗保护整体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尤其是民间音乐类的非遗。对于南高洛音乐会的保护与传承曾经有人问到，“音乐会的乐师们每次都演奏同样的乐曲，可以变吗？可以加进新的曲目吗？或者他们想有什么创新吗？”诸如这种问题，其它的非物遗项目可能也曾遇到过。萧梅在其大作《南高洛三天——音乐人类学笔记之一》中写到：“学生齐琨敏感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既然音乐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他们想过要发展或改变生存的方式吗？’南高洛的会头们沉默了。” 会头们沉默的原因是因为在会里简单的提“发展”或是“创新”不太可行。
2.会社成员的态度。“创新”是指打破常规思维，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等，创新一般用于科技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提出也是久已有之的。但是在非遗保护领域或者说放在南高洛音乐会的保护语境里，创新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创新即意味着变化，对于非遗在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要不要发展、变化，到底是“原生性”的保护好还是发展式保护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怎么会不变，有的学者认为怎么可以变。对于南高洛音乐会而言，对于南高洛音乐会项目的传承人来说，他们是不希望有变化的，他们认为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东西，是一种传统，变了就不是了，所以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坚持不变，保持自己的特色，虽然在新年的仪式活动中稍微改变了一些习惯，在演奏上也会有缩短，但对于祖辈们留下来的“老规矩”他们还是在尽最大可能的坚守，不管现在处境有多困难，他们还是以保持自己文化的“原生性”为出发点，努力恪守着“老规矩”。 3.南高洛音乐会对我的启发。当然他们的这份坚守与学者们的启发与影响有着直接关联，笔者在2015年8月去南高洛时，音乐会的会头蔡玉润说：“钟思第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像钟思第一样不想看到南高洛音乐会或者一些非遗项目在保护与传承中产生变化的学者还有很多，但是在具体问题面前，大家都还是很发愁，蔡玉润还说：“这么多年了，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边说边摇头，很无奈。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家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艺的珍惜与怜爱，这种珍惜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觉，是对自己的文化的一种认识、觉醒与担当。费老在提出文化自觉时指出：
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从费老对文化自觉的阐述中，可以明了非遗保护的根源与动机，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和扩大，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感受度与领悟力也越来越强烈，继而会产生如蔡玉润的忧虑和危机感，这种忧虑和危机感也许会是文化自觉过程中的一剂良药，鼓舞着人们意识到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并还文化一个“本来面目”，这样，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离开南高洛时我还在思考……
四、结语
事实上，南高洛音樂会的现状与困境和其它民间音乐或者地方戏曲剧种所面临的处境是相似的，那就是所呈现出的“非遗现象”，这种“非遗现象”概括起来大致就是传承人问题——新学员减少，传承人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保护方式问题——以怎样的方式传承保护，变还是不变；影响力问题——怎样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或者至少保持住其在特定区域的影响力。怎样扩大，怎样保持，这直接关系到非遗本身的寿命。当然目前非遗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三点，但是总括起来，大致跳不出这三点的范围，尤其是一些民间乐种和一些地方的戏剧戏曲。由于第一次去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的时间比较短，听到的由当事人所亲口谈到的有关南高洛音乐会的历史及现状还是非常有限，希望随着学习的继续深入对南高洛音乐会以及非遗保护会有进一步的实际经验和切身体会，希望能从南高洛音乐会的个例中管窥到目前中国非遗保护的更深层次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与答案。
参考文献：
[1]钟思第（Stephen Jones.）《万善同归》， Plucking the Winds——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GHIME Foundation Leiden， 2004.
[2]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1）.
[3]张振涛.官房子——音乐会的活动场所[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4]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J]中国音乐学，1996（1）.
关键词：南高洛；音乐会；田野纪实；仪式活动
南高洛音乐会是京津冀地区著名的笙管乐种，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村，作为京津冀地区优秀的笙管乐社之一，它与北高洛音乐会一起作为冀中音乐会，于2006年入选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文主要探讨南高洛音乐会。它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音乐学界的热门话题，它虽然没有像屈家营一样成为20世纪音乐学研究里的“头版头条”，但是作为冀中笙管乐的组成部分，它也为“冀中学案” 的蓬勃开展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一、南高洛音乐会研究的缘起
对南高洛音乐会研究的蜂拥而至缘起于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他为了了解、学习和研究南高洛音乐会，在南高洛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住了长达13年之久（从1989年到2001年），以至于南高洛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村民无人不知道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叫钟思第，据村民介绍他在南高洛能够认识每一个村民，对他们的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也非常熟悉。与他一起在南高洛进行田野考察的还有薛艺兵和张振涛二位学者，其中，让他与南高洛结缘的就是薛艺兵。南高洛音乐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音乐学界乃至全国声名鹊起与这几位音乐学家是有着直接关系。之后又有不少学者相继加入到对南高洛音乐会的研究中来，但是后来人基本上都是在这几位学者的基础上进行学习、研究，共同为“冀中学案”增添脚注。
二、南高洛的田野采风纪实
1.感受现实中的南高洛。在阅读了有关音乐会的相关文献后，本人于2015年8月第一次来到涞水县义安镇的南高洛村，从北京一路出发到达涞水县，从涞水县转一班公交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在到南高洛之前，从所阅读的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南高洛的地理位置、村庄面貌、风土人情，脑海中不免会构想一番，看的多了之后会觉得和南高洛挺熟。但是当踏到南高洛土地上的那一刻起，现场与想象截然不同，脑海中翻阅有关音乐会和南高洛的相关知识与常识，发现信息对接不上，这时，突然想起了非遗保护课堂上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不身临其境的去考察非遗，观看非遗，是感受不到真正的非遗的……亲眼看到的和书本上说的不一定是一回事。”此时，我站在国家级非遗所在地，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老师上课的这一幕，发现亲身经历和亲眼看到的南高洛和从文献中拜读到的，经由阅读后想象中的南高洛真的不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和老师们苦口婆心一再强调的田野考察、采风也许有一样的道理。
2.南高洛音乐会正月的仪式活动。南高洛音乐会的仪式活动在春节期间举行的时间较长，从正月十三到十六，加上十七的“落宴”，前后共5天，这五天时间是仪式进行的时间，除此之外还有正月十二的筹备，“落宴”结束之后会头们还要聚在一起清点这几天的捐赠，正月十八才最终结束这一年的活动。新年期间不止有南高洛一家音乐会社，还有南高洛的南乐会和北高洛音乐会以及北高洛南乐会，以前南北高洛在正月十五一起做“穿插”，现在有些变化，仪式程序一切从简。据音乐会会头蔡玉润说现在南高洛的吊挂是募集钱请人新做的，大约花了有十几万，吊挂上面所绘图案是带有一定教育功能的民间故事，除了沿街布置吊挂之外，以前还要在街头巷尾悬挂灯笼，以显示出春节浓烈、隆重、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没有挂灯笼这一环节了。布置好村里村外的行头之后，就开始“开坛”迎神。正月十三到正月十六的演出要在“官房子”中举行，“官房子”是音乐会社主要的活动地点，在这里，音乐家们要按照一定的仪式进行吹打念以娱神，期间村民们会到“官房子”中上香、跪拜，以求神仙庇佑，尤其是正月十五和十六的晚上人最多。
3.阴历三月十五的仪式活动及其它。早些年，音樂会会在阴历三月十五这天参加易县为后土皇帝的诞辰而举行的后山庙会，每逢庙会期间都会在易县的后山庙进行仪式活动，后山庙附近有一个固定的演出场所供南高洛的音乐会进行仪式表演，近几年由于南高洛的官房子里塑了一尊后土皇帝神像，所以之后的三月十五就不用再去易县而改在本村举行，三月十五的活动只有一天，早上“开坛”，晚上“收坛”，据观察这一天上香的人也挺多，但是与以往相比差很多。会社除了在上述的节庆仪式中演奏以外，还参加村子里的白事活动，只参加丧事活动，不参加喜事活动，并且是义务为本村的村民在丧事中超度。一般会员会跟着送殡的队伍走到村口。文革之前的音乐会还会在中元节这天放河灯，以驱邪净宅、祈求降雨等，据会头蔡玉润说，现在南高洛附近用于放河灯的河早已经干枯了，中元节的放河灯活动也已经终止很久了，所以音乐会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一天已经没有活动了。
三、南高洛音乐会的现实处境
1.南高洛音乐会的困境。曾经风生水起的南高洛音乐会近几年渐渐趋于平静，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南高洛音乐会本身的角度来看，其与非遗保护整体所遇到的问题相似，尤其是民间音乐类的非遗。对于南高洛音乐会的保护与传承曾经有人问到，“音乐会的乐师们每次都演奏同样的乐曲，可以变吗？可以加进新的曲目吗？或者他们想有什么创新吗？”诸如这种问题，其它的非物遗项目可能也曾遇到过。萧梅在其大作《南高洛三天——音乐人类学笔记之一》中写到：“学生齐琨敏感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既然音乐会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危险，他们想过要发展或改变生存的方式吗？’南高洛的会头们沉默了。” 会头们沉默的原因是因为在会里简单的提“发展”或是“创新”不太可行。
2.会社成员的态度。“创新”是指打破常规思维，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方法等，创新一般用于科技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提出也是久已有之的。但是在非遗保护领域或者说放在南高洛音乐会的保护语境里，创新是一件颇有争议的事情。创新即意味着变化，对于非遗在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要不要发展、变化，到底是“原生性”的保护好还是发展式保护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学者认为怎么会不变，有的学者认为怎么可以变。对于南高洛音乐会而言，对于南高洛音乐会项目的传承人来说，他们是不希望有变化的，他们认为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东西，是一种传统，变了就不是了，所以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坚持不变，保持自己的特色，虽然在新年的仪式活动中稍微改变了一些习惯，在演奏上也会有缩短，但对于祖辈们留下来的“老规矩”他们还是在尽最大可能的坚守，不管现在处境有多困难，他们还是以保持自己文化的“原生性”为出发点，努力恪守着“老规矩”。 3.南高洛音乐会对我的启发。当然他们的这份坚守与学者们的启发与影响有着直接关联，笔者在2015年8月去南高洛时，音乐会的会头蔡玉润说：“钟思第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变，要保持自己的特色” ，像钟思第一样不想看到南高洛音乐会或者一些非遗项目在保护与传承中产生变化的学者还有很多，但是在具体问题面前，大家都还是很发愁，蔡玉润还说：“这么多年了，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边说边摇头，很无奈。可以看出，民间艺术家对自己所掌握的技艺的珍惜与怜爱，这种珍惜何尝不是一种文化自觉，是对自己的文化的一种认识、觉醒与担当。费老在提出文化自觉时指出：
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
从费老对文化自觉的阐述中，可以明了非遗保护的根源与动机，随着非遗保护的深入和扩大，人们对自己文化的感受度与领悟力也越来越强烈，继而会产生如蔡玉润的忧虑和危机感，这种忧虑和危机感也许会是文化自觉过程中的一剂良药，鼓舞着人们意识到自己文化的重要性，并还文化一个“本来面目”，这样，在非遗保护的过程中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答案？离开南高洛时我还在思考……
四、结语
事实上，南高洛音樂会的现状与困境和其它民间音乐或者地方戏曲剧种所面临的处境是相似的，那就是所呈现出的“非遗现象”，这种“非遗现象”概括起来大致就是传承人问题——新学员减少，传承人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保护方式问题——以怎样的方式传承保护，变还是不变；影响力问题——怎样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或者至少保持住其在特定区域的影响力。怎样扩大，怎样保持，这直接关系到非遗本身的寿命。当然目前非遗保护所面临的问题远不止上述三点，但是总括起来，大致跳不出这三点的范围，尤其是一些民间乐种和一些地方的戏剧戏曲。由于第一次去河北省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的时间比较短，听到的由当事人所亲口谈到的有关南高洛音乐会的历史及现状还是非常有限，希望随着学习的继续深入对南高洛音乐会以及非遗保护会有进一步的实际经验和切身体会，希望能从南高洛音乐会的个例中管窥到目前中国非遗保护的更深层次问题并试图给出自己的理解与答案。
参考文献：
[1]钟思第（Stephen Jones.）《万善同归》， Plucking the Winds——Lives of village musicians in old and new China GHIME Foundation Leiden， 2004.
[2]张振涛.冀中乡村礼俗中的鼓吹乐社——音乐会[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1）.
[3]张振涛.官房子——音乐会的活动场所[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9（4）.
[4]薛艺兵.民间吹打的乐种类型与人文背景[J]中国音乐学，19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