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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辉的写作抱负越来越大了。请白璧无瑕的麦女为巴子营的人们撒下第一把麦种后，他又借精壮的紧皮手鞭打土地，祈望对时代施加一种历史性的矫正。麦女和余土地的形象，几乎已将传统文化的弥散性写到悲剧的极致。如今他又铸造了一座人形马，企图为“国家”托起稳固的精神坐骑。
李学辉的小说题材，总是具有强大的精神面向。有时候精神的一端甚至压倒了肉身的一端。从最开始的农业文明的崇拜，细画乡土社会里的仁和善，到“末代”对于信与诚的最后坚守，再到一个概念更宏大和驳杂的国家转型，仔细看去，表达的竟是同一种诉求，就是在变迁的时代中去挖掘和存续某种相对恒定的精神。而这三个人，麦女、土地爷、龙驹，是作者李学辉在飞驰的时代车轮下抢救下来——虽然肖似不及物的神话，但他们作为一种精神的选喻武器，持续地质疑着世道的变换和日益涣散了的人心。不过，麦女和余土地占据着耕种文明的道德制高点，相对而言，义马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无论它非人非物的属性，还是它所对应的时代。《国家坐骑》书本的纸张厚度比《末代紧皮手》薄，却有着更深广的解读空间。
一
李学辉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中刻写了这么一个时代，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而底层马政依旧在为国家养育骏马，淘选龙驹。马户韩骧夫妇的儿子，被相马师以《相马经》的标准评判为体格优良的龙马，取名韩义马。“龙驹一出，天下大兴”，韩义马就是这种观念的道成肉身。在凉州人眼里，他会在死后转世托生为国之龙马，担负重振天下的大任。然而，列强入侵、南方革命党并起、军阀混战、红色版图蔓延，各种观念、各方势力四处冲撞，逐渐将需要义马精神的主体进行了置换。作为一种仍具有号召力的精神存在，义马成为了各方渴望征用的对象。但在战乱和天灾中不断被毁灭了希望的年代，这个希望显得那么微弱，而且同时并未抖落希望对于阴影的依附性质。
支撑清廷的是载沣等皇族亲贵和李鸿章曾国藩等文化精英，但儒家文学所具有的强大向心力延伸到了官僚层级的末梢——圉人和相马师。有着执著的国家意志，在秩序颠倒的时代，他们依然寄希望于义马重振王朝，借用义马的肉身，灌注自己的灵魂。这份执著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不识时务。如果义马制度是一种献祭，那么祭品不仅有义马全家，也有他们自己。一路追随着一个无法为其回馈物质报酬和尊荣的“国家”，圉人显然是因为抱有不合时宜的忠君观念，才一直遭受县令、班头和军阀们的揶揄。然而从文化关怀上看，圉人并非清王朝遗老，更非枪杆子强权的“零余者”，他不会随着王座的失落一同化为粉末尘埃，因为令他感慨痛心的不是王朝倾覆的命运，而是国气和民气的衰微。
圉人、相马师和胡七爷在天下裂变后的分崩离析时代，仍坚持抱着自己的期待。他们是一群走向末路的刚健之人，其背后矗立着一个更大的传统。胡七交代过自己的精神背景，凉州李于锴、秦安安晓峰是其精神指引者，也是经其提点，他才为了一股可能弥留在世上的精魂而留在祁连山中守望。李、安二人不仅参与了“公车上书”，而且性情耿直的安维峻还曾上疏《请诛李鸿章疏》和《请明诏讨诿法》。李于锴早年有一首《雪山歌》，很明显地体现了诗人的抱负，“径须五千铁骑横绝漠，雪中生缚南单于。寻到天山挂弓处，卧看天盖四野如穹庐”。此诗所咏雪山，即凉州境内的姑臧南山，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一片蕴涵着民族精神之地。
中国士人践行文化使命背负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士志于道，是最初的文化教义。然而，无论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穷则独善其身，天崩地坼的现实都拆解了全部的凭借，但是他们普遍相信“道尊于势”，因此才可将生死置之度外，荣辱视若等闲，孤忠独抱，企图从火坛中寻找未灭的火苗，这个向后的姿态与当时的社会“先驱”是背道而驰的。
凉州事变之后，胡七爷不知所踪，圉人在典礼上同义马的尸体一起扎入火堆，他们都殉了曾经的“道”，牺牲在属于他们的时代，同时另一群人浮出了历史地表，马廷勷的书记官和店家老板都对时代风雨变色保持着足够的敏感，而李德铭和王县长们，则发出了后来大变革的先声，那是义马在懵懂中遥遥期待的“呐喊”。
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是“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士”终于蜕变成了现代知识人。因为控制了中国政局二十年的军阀废除了庙堂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所，文人彻底被权力场和话语场驱逐出境，他们已不再具有沟通上下的职能与职位，但新学的传播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身份。知识人找到了另一些实现价值的可能。因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未改变“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以新的路径接续了老士子们的历史使命，从接受百姓供奉的士大夫下沉到需要自给自足的社会阶层，地位和视角不断下移，让他们走到了一个更具基础作用的节点。对于国族命运的关切，是知识分子永远都磨灭不了的渴求。在那样的时代，“先驱”和“后驱”一起献祭，这一次，献祭的目的不再是王权，而是国家尊严和民族命运。他们共同扶持着义马，祈愿“有其忠勇之人，有其铁骑之勇，国家有望”，因此，培育“国家之马”就是在期待民族精神的“还魂”。
撬动杠杆的人改换了目标，但杠杆的另一边，似乎难有改观。一群深深信奉马王神的马户，被灾荒带来的饥饿和军阀暴政带来的恐惧崩塌了世世代代的信仰。在马廷勷的指挥棒下组建为扁头军，盲目地做了炮灰，残忍地当了帮凶，肉体和精神几乎同时覆灭。尤其是当李德铭装神弄鬼，马户们更是被恐惧和羞愧唤醒了马王神信仰，这是他们内心更渴望认同的力量，即便如此，马廷勷的威力仍然能让他们立马溃散，因此马户们始终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面目出现。那个属于“大众”的高光时刻并没有在《国家坐骑》里出现。虽然圉人和李德铭乐观地相信，顽强的使命意志可以抵抗住时代剧烈的变化而矢志不移，最终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但历史的步伐进退无常，马户们身处传统文化的惯性之中，也许在未来能够承担起革命意识，但在这里还无法真的觉醒。
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就在这里遭到了质疑。马神庙百废待举之时，李德铭上演了一出现代版“草船借箭”，“愚民者，神也。”他利用了马户们的鬼神信仰，或者说愚昧，虽然是權宜之计，但依旧可视为一次启蒙精神的倒退性表演。而真正有可能走出矇昧峡谷的人，比如书店店员，李德铭与其交往时，却以敷衍和轻视认定“竖子不与为谋”。排除掉那些无法辩解的“经权之变”，知识和实践之间的那条脐带，究竟可以依靠谁来保证养料的生产和储存呢？ 二
丰富的马文化寄托着抽象的道德情感——从封建的秩序中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里来，被王权征用为一种驯顺又进取的精神象征。从皇权的坐骑到家国精神的象征，义马成为担负和存续国家精神的关键所在，这是令人齿冷的诡谲历史。韩义马以及他身边的保护人一同在动荡里沉浮，直到最终在与凉州暴君马步青的良驹盖西北赛跑中“殉道”，并在众马户的顶礼膜拜中完成了转世的祭典仪式。这正是义马的道德走到巅峰的时刻。虽然韩骧妻子在怀着义马之时，有过为凉州城降服恶马的神奇表现，增加了义马民俗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将他们对义马的培养视作制度化的献祭仪式，其间掺杂着王权谋杀生民的罪恶属性。
所以，圉人虽然是一个道德的至圣，却带着很大的思想局限。一种地方民间信仰真的可以激活已然喑哑的国家意识吗？毕竟，韩义马始终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尚未完成自我的畸形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的是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记忆的事物，唯独没有看到自己天然携带的历史使命。他的牺牲是临危受命，体现的主要是圉人的意志，最终无法表现出超越于自我的独立人格。
韩义马被确认为是龙驹后，从此要开始模仿马受冻、立眠、嘶鸣、奔驰等习性的生活，他的母亲、韩骧的妻子应该去向谁要一个道理？尼采说过：“真理是一支游动的军队，是一大群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方式;是经过诗化、修辞加工后被换位、被修饰得十分凝练的人类关系总和。”真理是历史的产物，它借助社会、政治和语言确立自身、产生效应，也就是说，巨大的隐喻系统本身就不是为了个体而存在的。除了韩骧，其他马户都没有名字。每一个马户的苦难，都不是具体的苦难，因此，李学辉的写作不是着重于具体的人性，这与后历史主义的视角大相径庭，看一看同样也写民国时期历史的叶兆言，他念兹在兹的永远都是蜿蜿蜒蜒的人的踪迹和心迹，充满对历史轨迹的怀疑和讳莫如深的心绪。李学辉写这段历史时却相反，这是一种正向大历史观，缘于一种辅佐和匡正的野心。因此，虽然在现代性视野里，一切戕害人的生命权力和尊严的行为，都将作为愚昧在文明目标里被扫荡一光。但关键的是，图腾本来就是先在于现代秩序的另一种价值。要在历史中去重新理解韩义马的形象，就需要在时代的逆光中，去考察地域图腾背后的意义。
向前翻视李学辉所致力于创造的两个重要传奇角色——麦女奶奶和紧皮手余土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主人公性格比较单一，不具有成长性，这也是某种必须保持恒定的价值所预设的。主人公的对面，总站着一个强大的敌人。比如麦女之于她的子孙辈，余土地之于袁主任。麦女和紧皮手象征着全部的农业文明，缓慢坚定、踏实仁爱，他们对应的是大地，马克思把农业称为“本来意义的文明”，也就是说，对大地的虔敬是尊重和传承自然给予的秩序。麦女奶奶的子孙辈为了更好的现代生活而争先走出乡村，但令她最忧心的事情是，后人会忘记土地的淳朴厚重。余土地，是一个一辈子不能生育的男性，为土地紧皮的使命约束着他，也成就了这么一个道德完人。是他对自我的严格期许，成为了非理性年代唯一的理性，袁主任以科学和发展的名义消除一切乡俗的执念，才是最大的封建迷狂。龙驹形象也有着类似的意义，却比上面两种象征都更为复杂。
马户们希望义马继续承托着自己的希望，马舞和仪式中的沉醉，似乎让他们回到了与草场相通的、和谐的自然生民状态;与之相对的，是冷眼热肠的现代知识分子，李德铭以观察和记忆存储的姿态，看待这最后的弱者献祭。李德铭书店里的《新青年》在圉人看来，只是一堆无士大夫精神的蝌蚪文，但实际上是更为民主和便利的传播方式。李德铭并未抱着新派人物的优越感，他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在自己的时代里，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反对着自己认定的不义之事。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风潮，有着盲动的成分，传统中的一些精神仍然有传承的价值。对于义马和马文化传统的逝去，李德铭说：“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但再也无法复制在这个时代消失的东西了。”为了未来无穷的“新”，他选择了有限度地理解最后的“旧”。此时，坚守本身，比坚守什么更为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李德铭和圉人汇聚到了一起，都承认一种精神象征的巨大价值。
霍布斯把政治比喻成一个庞然大物利维坦，这个怪兽可能是政治最深入人心的象征符号。图腾早期是一些原始信仰，随着具体的生存需求，“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和民间神仙信仰小传统不断位移，合二为一混沌起来，然后重叠的部分结晶出了一些属神又属人的符号。李学辉找到的这几个象征形象——龙马、麦女和土地爷，这与姜戎90年代大谈狼性图腾的精神原力并非一回事，因为前者对应的精神有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象征的表达可以变成一种“比空气更长久的时光”。当然，象征本身不具有永恒性，当过时的政治象征已无济于事的时候，新的象征必然接棒。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拥有新旧掺杂的各种象征，这种转换不及的困惑和沉闷，不仅仅包裹着圉人和李德铭他们，可能至今都笼罩在今日思想者身上。義马的本能良知不是父母或圉人教育的结果，它有自我延展的可能性，但另一种面貌的历史等不及义马的成长，这也是小说留下的悬念：失去了义马，摇摇晃晃的城墙会如何，哪一种新的精神能够入主凉州城？
在斑驳陆离的困境、明明灭灭的道路之间，以“国家之马”的升腾点亮日常惯性中的一点传统，可能是想以文化改换社会面貌的作家最后的一个希望。马步升说李学辉的笔名补丁非常形象地诠释了他的创作意图，就是为文化打补丁，这种解读可在此为义马形象做一个有力的注脚。
因此，《国家坐骑》不是一部简单的文化批判和人性讴歌小说，更不是一种怀古的情绪。里面牵扯了知识分子与大众、新旧象征之思、后现代历史观与正向历史观等问题。有着即便是一个当代人，也看不清楚的发展和凝滞的复杂性。站在历史河岸的这一侧，去打捞里面有意味的细节、材料和形式，往往得到的是一种提纯化处理。正向历史观带来的思考，已经被新历史主义打碎重组，乃至首尾颠倒。因此，重返一段历史——尤其是西部神州的历史，往往需要警惕苍凉背后的猎奇、陌生内面的荒诞、腐朽表面强行糊上的进步字样。而这种对于西部民间传说和整体家国大历史的写作，也就要超越历史文献征引带来的必然局限，找到一个可供落实和升华的原型，又不能将某种可疑的话语完全凝固下来。 三
洛阳出土的何尊铭文，以“宅兹中国”记录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的历史大事。彼时的周天子，不仅仅定义了国土，也开启了对于“国”的精神领域的建构，在文化想象中，“中国”二字就代表了最高的文明。而清末的“中国”，“成群的骏马于炮火中哀鸣”，这意味着另一种文化横冲直撞，在摧毁我们曾自我确证的“中国”。
如果说，龙驹对应的朝廷宝座是底层官僚和民众所执著的象征，那么，“龙马精神”就要重新为中国人的灵魂赋形，毕竟当时高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是这样的四个字：“东亚病夫”。要反抗如此的侮蔑，自立为人国，就需要一种刚健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龙马在炮火中爆裂成无数碎片，但它还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在西凉大地被圉人守护起来。这本来就是民间文化里“为主导文化提供补苴罅漏的存在”，“其思想原型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悠久传统。”在一个风云变化的格局里，“礼”会被重新定义。李学辉，在这片西凉文化的废墟中，埋头寻找也许可被现代性回收再利用的零头碎布，然后以此给中国精神打一个补丁——麦女、龙驹和土地爷，几乎都是如此。事实上，传统的反思和赓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是永不会完结的，传统会被不断再造也会不断被修补取舍。改造国民性，其实说的是，要在大小传统里寻找一个裂缝和平衡，重新确立中国精神。
因此，真正决定小说《国家坐骑》关怀的，还是找到那个中心化意义的主题，中国精神是什么，如何立住真正的中国人。雄浑的祁连山、疾驰的人形马，嗜血的恶魔，杀红了眼的扁头军，在在像是传奇。实际上，《国家坐骑》并未着力于集自然蛮力、超越神性、传奇流寓与慷慨悲情于一体的美学风貌。那只是它的构成因素。李学辉的“国家精神”追寻之路，不仅应被理解为向后寻找古老气韵，也应该被理解为对现实的反思和向未来发出的一种期待。
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之外，这部小说还具有一种参差的外视视角。《盛京时报》和《字林西报》在《国家坐骑》里出现具有重要的对照意义。作为外国人在华办的报纸，它们报道武威地震和凉州事变有自己的宗教与国家立场，而李学辉对这些报道的选取，当然也抱有自己的幽怀，在中外话语的对比中，他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批判立场。两方对于天灾人祸关注度的差距是令人深思的。那样的隔绝敷衍和傲慢愚蠢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发生着，因此，我们还是要不断追问：中国究竟在哪里，谁关心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如果我们细心连缀，则能得到这样的线索，圉人关心的是“家国”，而李德铭及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关心“国家”。但如何真正理解“国家”的精神，这是这本《国家坐骑》的书写空白。也是作者李学辉在追求瘦硬苍茫风格时无法顾及的一个思想内核。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的国家思想，也就是自尊、毅力，和文质武斌的德性。当集体的命运走入末路，人就要以自己的面貌跳脱出来，再以人和人的组合，构成一个鲁迅所说人之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当务之急不仅仅在救国，还要“立人”。梁启超在20世纪初把“国家”奉为忠诚的极点，无论彼时还是现在，“一种国家精神和刚健的国家意识”都还在被追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均质性意义，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要面对古今的对话和抉择。破碎的时代和边缘，其蕴藏的活力，不在于以一种中心地区的人闻所未闻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生活，而是以不同的生活去参与历史，进行同一种关切的思考。
一般而言，只要是涉及到时空转化的历史时，文学书写常会滑入窠臼之中。回顾一下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便可知，寻着寻着，就窄化成了对“最后一个”的嗟叹或者某种“边境精神”的崇拜，这只是一种情绪化的释放，而且实际上体现了简陋的历史观：历史是一种更替的结构，它依靠新的进步想象去取代旧的落伍制度，来维护自身在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寻找新的信仰和新的时代，几乎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人自降生于这个象征世界以来就逐步为文化象征“格式化”，最终成为某种秩序中的人。对于一种理念的认识，我们太容易将其设置成希望、人性等字眼，仿佛所有的困境和疑惑都可以以三部曲的公式加以阐明。而在识破线性历史观的诡计之后，大部分人又会再以曾经的“希望、人性”大跨度回返，“大踏步撤退”，从往昔岁月里寻找一种无形的合法性信仰。而且无论是进还是退，理由都差不多。历史在这里显示出了自己的单薄，而文学则可以自由地展开丰富绵密的感受。
《末代紧皮手》在前，《国家坐骑》在后;袁主任在前，李德铭在后。虽然从时间先后上，这个顺序颠倒了，但是从历史认识论上看，袁主任所代表的自信和坚决的确可能更早发生，因为袁主任处在一个急切要推翻旧文化，更新全部秩序的历史阶段。而李德铭——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有着更复杂的思考和迟疑。李德铭的书店提示了我们这一点。《新青年》并没有吸引义马，他对《呐喊》封面上的鲁迅简直情有独钟。这当然是有迹可循，《呐喊》出版后短短十几年就印了24版，行销全国。鲁迅自己呢，复杂性自不必说，他从传统里边走出来，身上带有“鬼气”和“毒气”，但《铁流》和《毁灭》这样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书籍，他也积极评价，说写的是“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尤其《毁灭》还是他亲自翻译。奇怪的含混，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呐喊里偷偷地藏着一点彷徨。这种文学对历史整体性的犹疑、对地域文化和民間传统的一点信任，可被视为另一种文化启蒙方案。
作者李学辉表达的怀疑是，今天被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当代中国文化，是否能够真的适配于国家精神。马、麦、土地，都是他表面上的怀旧。他不是尚古，而是藏古，收藏古老的精神。因此，他选取的这几个形象，这几个比喻式的人格，都像是一些问号，持续地追问着今天。
结语
在小说的结尾处，凉州没有结局。所有力量的并起，无论是红色理想还是民间乡绅序列，还是军阀武力，其实在混乱的时代，都有着迷惘、偶然和盲动的成分。但是作者有一些短篇，同样也是关怀厚重，呈现的样子却极透明简练。《国家坐骑》的笔法练达老到、更具风格化，中心诉求也颇为凝练：为国家赋予灵魂。却它内部有非常多的杂质。
《国家坐骑》是一部典型的思想小说，更是属于当代的小说。只有当代，书写者们才需要面对这么多问题。义马的形象初步建构起来时，当然也隐含着一种作为防御的退行心理，但是当涉及到了诸多复杂的历史之后，书写大马的李学辉就不再是一个采风人，一个民俗学家，而是一个表情复杂的批判者。相马师为韩骧的儿子相面的时候，作者李学辉也开始对社会相面了。他从那些即将消失的事物中截取的性格，麦女、土地爷和龙驹义马，分明也在通过对时代的凝视而成为历史的阐释主体。在现代小说最犹豫、无言和彷徨的地方，其实也最具有道德性和思考性。
李学辉的小说题材，总是具有强大的精神面向。有时候精神的一端甚至压倒了肉身的一端。从最开始的农业文明的崇拜，细画乡土社会里的仁和善，到“末代”对于信与诚的最后坚守，再到一个概念更宏大和驳杂的国家转型，仔细看去，表达的竟是同一种诉求，就是在变迁的时代中去挖掘和存续某种相对恒定的精神。而这三个人，麦女、土地爷、龙驹，是作者李学辉在飞驰的时代车轮下抢救下来——虽然肖似不及物的神话，但他们作为一种精神的选喻武器，持续地质疑着世道的变换和日益涣散了的人心。不过，麦女和余土地占据着耕种文明的道德制高点，相对而言，义马是一个复杂的形象，无论它非人非物的属性，还是它所对应的时代。《国家坐骑》书本的纸张厚度比《末代紧皮手》薄，却有着更深广的解读空间。
一
李学辉在长篇小说《国家坐骑》中刻写了这么一个时代，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而底层马政依旧在为国家养育骏马，淘选龙驹。马户韩骧夫妇的儿子，被相马师以《相马经》的标准评判为体格优良的龙马，取名韩义马。“龙驹一出，天下大兴”，韩义马就是这种观念的道成肉身。在凉州人眼里，他会在死后转世托生为国之龙马，担负重振天下的大任。然而，列强入侵、南方革命党并起、军阀混战、红色版图蔓延，各种观念、各方势力四处冲撞，逐渐将需要义马精神的主体进行了置换。作为一种仍具有号召力的精神存在，义马成为了各方渴望征用的对象。但在战乱和天灾中不断被毁灭了希望的年代，这个希望显得那么微弱，而且同时并未抖落希望对于阴影的依附性质。
支撑清廷的是载沣等皇族亲贵和李鸿章曾国藩等文化精英，但儒家文学所具有的强大向心力延伸到了官僚层级的末梢——圉人和相马师。有着执著的国家意志，在秩序颠倒的时代，他们依然寄希望于义马重振王朝，借用义马的肉身，灌注自己的灵魂。这份执著代表了一种真正的不识时务。如果义马制度是一种献祭，那么祭品不仅有义马全家，也有他们自己。一路追随着一个无法为其回馈物质报酬和尊荣的“国家”，圉人显然是因为抱有不合时宜的忠君观念，才一直遭受县令、班头和军阀们的揶揄。然而从文化关怀上看，圉人并非清王朝遗老，更非枪杆子强权的“零余者”，他不会随着王座的失落一同化为粉末尘埃，因为令他感慨痛心的不是王朝倾覆的命运，而是国气和民气的衰微。
圉人、相马师和胡七爷在天下裂变后的分崩离析时代，仍坚持抱着自己的期待。他们是一群走向末路的刚健之人，其背后矗立着一个更大的传统。胡七交代过自己的精神背景，凉州李于锴、秦安安晓峰是其精神指引者，也是经其提点，他才为了一股可能弥留在世上的精魂而留在祁连山中守望。李、安二人不仅参与了“公车上书”，而且性情耿直的安维峻还曾上疏《请诛李鸿章疏》和《请明诏讨诿法》。李于锴早年有一首《雪山歌》，很明显地体现了诗人的抱负，“径须五千铁骑横绝漠，雪中生缚南单于。寻到天山挂弓处，卧看天盖四野如穹庐”。此诗所咏雪山，即凉州境内的姑臧南山，既是他的家乡，也是一片蕴涵着民族精神之地。
中国士人践行文化使命背负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士志于道，是最初的文化教义。然而，无论是达则兼济天下，还是穷则独善其身，天崩地坼的现实都拆解了全部的凭借，但是他们普遍相信“道尊于势”，因此才可将生死置之度外，荣辱视若等闲，孤忠独抱，企图从火坛中寻找未灭的火苗，这个向后的姿态与当时的社会“先驱”是背道而驰的。
凉州事变之后，胡七爷不知所踪，圉人在典礼上同义马的尸体一起扎入火堆，他们都殉了曾经的“道”，牺牲在属于他们的时代，同时另一群人浮出了历史地表，马廷勷的书记官和店家老板都对时代风雨变色保持着足够的敏感，而李德铭和王县长们，则发出了后来大变革的先声，那是义马在懵懂中遥遥期待的“呐喊”。
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是“士”的传统的最后一次断裂，“士”终于蜕变成了现代知识人。因为控制了中国政局二十年的军阀废除了庙堂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场所，文人彻底被权力场和话语场驱逐出境，他们已不再具有沟通上下的职能与职位，但新学的传播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社会身份。知识人找到了另一些实现价值的可能。因此，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未改变“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以新的路径接续了老士子们的历史使命，从接受百姓供奉的士大夫下沉到需要自给自足的社会阶层，地位和视角不断下移，让他们走到了一个更具基础作用的节点。对于国族命运的关切，是知识分子永远都磨灭不了的渴求。在那样的时代，“先驱”和“后驱”一起献祭，这一次，献祭的目的不再是王权，而是国家尊严和民族命运。他们共同扶持着义马，祈愿“有其忠勇之人，有其铁骑之勇，国家有望”，因此，培育“国家之马”就是在期待民族精神的“还魂”。
撬动杠杆的人改换了目标，但杠杆的另一边，似乎难有改观。一群深深信奉马王神的马户，被灾荒带来的饥饿和军阀暴政带来的恐惧崩塌了世世代代的信仰。在马廷勷的指挥棒下组建为扁头军，盲目地做了炮灰，残忍地当了帮凶，肉体和精神几乎同时覆灭。尤其是当李德铭装神弄鬼，马户们更是被恐惧和羞愧唤醒了马王神信仰，这是他们内心更渴望认同的力量，即便如此，马廷勷的威力仍然能让他们立马溃散，因此马户们始终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面目出现。那个属于“大众”的高光时刻并没有在《国家坐骑》里出现。虽然圉人和李德铭乐观地相信，顽强的使命意志可以抵抗住时代剧烈的变化而矢志不移，最终凝聚成巨大的力量。但历史的步伐进退无常，马户们身处传统文化的惯性之中，也许在未来能够承担起革命意识，但在这里还无法真的觉醒。
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就在这里遭到了质疑。马神庙百废待举之时，李德铭上演了一出现代版“草船借箭”，“愚民者，神也。”他利用了马户们的鬼神信仰，或者说愚昧，虽然是權宜之计，但依旧可视为一次启蒙精神的倒退性表演。而真正有可能走出矇昧峡谷的人，比如书店店员，李德铭与其交往时，却以敷衍和轻视认定“竖子不与为谋”。排除掉那些无法辩解的“经权之变”，知识和实践之间的那条脐带，究竟可以依靠谁来保证养料的生产和储存呢？ 二
丰富的马文化寄托着抽象的道德情感——从封建的秩序中而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里来，被王权征用为一种驯顺又进取的精神象征。从皇权的坐骑到家国精神的象征，义马成为担负和存续国家精神的关键所在，这是令人齿冷的诡谲历史。韩义马以及他身边的保护人一同在动荡里沉浮，直到最终在与凉州暴君马步青的良驹盖西北赛跑中“殉道”，并在众马户的顶礼膜拜中完成了转世的祭典仪式。这正是义马的道德走到巅峰的时刻。虽然韩骧妻子在怀着义马之时，有过为凉州城降服恶马的神奇表现，增加了义马民俗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仍旧可以将他们对义马的培养视作制度化的献祭仪式，其间掺杂着王权谋杀生民的罪恶属性。
所以，圉人虽然是一个道德的至圣，却带着很大的思想局限。一种地方民间信仰真的可以激活已然喑哑的国家意识吗？毕竟，韩义马始终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尚未完成自我的畸形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看到的是在他生命中留下美好记忆的事物，唯独没有看到自己天然携带的历史使命。他的牺牲是临危受命，体现的主要是圉人的意志，最终无法表现出超越于自我的独立人格。
韩义马被确认为是龙驹后，从此要开始模仿马受冻、立眠、嘶鸣、奔驰等习性的生活，他的母亲、韩骧的妻子应该去向谁要一个道理？尼采说过：“真理是一支游动的军队，是一大群隐喻、转喻和拟人化方式;是经过诗化、修辞加工后被换位、被修饰得十分凝练的人类关系总和。”真理是历史的产物，它借助社会、政治和语言确立自身、产生效应，也就是说，巨大的隐喻系统本身就不是为了个体而存在的。除了韩骧，其他马户都没有名字。每一个马户的苦难，都不是具体的苦难，因此，李学辉的写作不是着重于具体的人性，这与后历史主义的视角大相径庭，看一看同样也写民国时期历史的叶兆言，他念兹在兹的永远都是蜿蜿蜒蜒的人的踪迹和心迹，充满对历史轨迹的怀疑和讳莫如深的心绪。李学辉写这段历史时却相反，这是一种正向大历史观，缘于一种辅佐和匡正的野心。因此，虽然在现代性视野里，一切戕害人的生命权力和尊严的行为，都将作为愚昧在文明目标里被扫荡一光。但关键的是，图腾本来就是先在于现代秩序的另一种价值。要在历史中去重新理解韩义马的形象，就需要在时代的逆光中，去考察地域图腾背后的意义。
向前翻视李学辉所致力于创造的两个重要传奇角色——麦女奶奶和紧皮手余土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主人公性格比较单一，不具有成长性，这也是某种必须保持恒定的价值所预设的。主人公的对面，总站着一个强大的敌人。比如麦女之于她的子孙辈，余土地之于袁主任。麦女和紧皮手象征着全部的农业文明，缓慢坚定、踏实仁爱，他们对应的是大地，马克思把农业称为“本来意义的文明”，也就是说，对大地的虔敬是尊重和传承自然给予的秩序。麦女奶奶的子孙辈为了更好的现代生活而争先走出乡村，但令她最忧心的事情是，后人会忘记土地的淳朴厚重。余土地，是一个一辈子不能生育的男性，为土地紧皮的使命约束着他，也成就了这么一个道德完人。是他对自我的严格期许，成为了非理性年代唯一的理性，袁主任以科学和发展的名义消除一切乡俗的执念，才是最大的封建迷狂。龙驹形象也有着类似的意义，却比上面两种象征都更为复杂。
马户们希望义马继续承托着自己的希望，马舞和仪式中的沉醉，似乎让他们回到了与草场相通的、和谐的自然生民状态;与之相对的，是冷眼热肠的现代知识分子，李德铭以观察和记忆存储的姿态，看待这最后的弱者献祭。李德铭书店里的《新青年》在圉人看来，只是一堆无士大夫精神的蝌蚪文，但实际上是更为民主和便利的传播方式。李德铭并未抱着新派人物的优越感，他认为每一时代的人都在自己的时代里，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反对着自己认定的不义之事。五四时期的全盘反传统风潮，有着盲动的成分，传统中的一些精神仍然有传承的价值。对于义马和马文化传统的逝去，李德铭说：“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但再也无法复制在这个时代消失的东西了。”为了未来无穷的“新”，他选择了有限度地理解最后的“旧”。此时，坚守本身，比坚守什么更为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李德铭和圉人汇聚到了一起，都承认一种精神象征的巨大价值。
霍布斯把政治比喻成一个庞然大物利维坦，这个怪兽可能是政治最深入人心的象征符号。图腾早期是一些原始信仰，随着具体的生存需求，“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传统和民间神仙信仰小传统不断位移，合二为一混沌起来，然后重叠的部分结晶出了一些属神又属人的符号。李学辉找到的这几个象征形象——龙马、麦女和土地爷，这与姜戎90年代大谈狼性图腾的精神原力并非一回事，因为前者对应的精神有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作为铺垫。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象征的表达可以变成一种“比空气更长久的时光”。当然，象征本身不具有永恒性，当过时的政治象征已无济于事的时候，新的象征必然接棒。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拥有新旧掺杂的各种象征，这种转换不及的困惑和沉闷，不仅仅包裹着圉人和李德铭他们，可能至今都笼罩在今日思想者身上。義马的本能良知不是父母或圉人教育的结果，它有自我延展的可能性，但另一种面貌的历史等不及义马的成长，这也是小说留下的悬念：失去了义马，摇摇晃晃的城墙会如何，哪一种新的精神能够入主凉州城？
在斑驳陆离的困境、明明灭灭的道路之间，以“国家之马”的升腾点亮日常惯性中的一点传统，可能是想以文化改换社会面貌的作家最后的一个希望。马步升说李学辉的笔名补丁非常形象地诠释了他的创作意图，就是为文化打补丁，这种解读可在此为义马形象做一个有力的注脚。
因此，《国家坐骑》不是一部简单的文化批判和人性讴歌小说，更不是一种怀古的情绪。里面牵扯了知识分子与大众、新旧象征之思、后现代历史观与正向历史观等问题。有着即便是一个当代人，也看不清楚的发展和凝滞的复杂性。站在历史河岸的这一侧，去打捞里面有意味的细节、材料和形式，往往得到的是一种提纯化处理。正向历史观带来的思考，已经被新历史主义打碎重组，乃至首尾颠倒。因此，重返一段历史——尤其是西部神州的历史，往往需要警惕苍凉背后的猎奇、陌生内面的荒诞、腐朽表面强行糊上的进步字样。而这种对于西部民间传说和整体家国大历史的写作，也就要超越历史文献征引带来的必然局限，找到一个可供落实和升华的原型，又不能将某种可疑的话语完全凝固下来。 三
洛阳出土的何尊铭文，以“宅兹中国”记录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的历史大事。彼时的周天子，不仅仅定义了国土，也开启了对于“国”的精神领域的建构，在文化想象中，“中国”二字就代表了最高的文明。而清末的“中国”，“成群的骏马于炮火中哀鸣”，这意味着另一种文化横冲直撞，在摧毁我们曾自我确证的“中国”。
如果说，龙驹对应的朝廷宝座是底层官僚和民众所执著的象征，那么，“龙马精神”就要重新为中国人的灵魂赋形，毕竟当时高悬在中国人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是这样的四个字：“东亚病夫”。要反抗如此的侮蔑，自立为人国，就需要一种刚健的精神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龙马在炮火中爆裂成无数碎片，但它还没有被完全废弃，而是在西凉大地被圉人守护起来。这本来就是民间文化里“为主导文化提供补苴罅漏的存在”，“其思想原型是‘礼失而求诸野’的悠久传统。”在一个风云变化的格局里，“礼”会被重新定义。李学辉，在这片西凉文化的废墟中，埋头寻找也许可被现代性回收再利用的零头碎布，然后以此给中国精神打一个补丁——麦女、龙驹和土地爷，几乎都是如此。事实上，传统的反思和赓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是永不会完结的，传统会被不断再造也会不断被修补取舍。改造国民性，其实说的是，要在大小传统里寻找一个裂缝和平衡，重新确立中国精神。
因此，真正决定小说《国家坐骑》关怀的，还是找到那个中心化意义的主题，中国精神是什么，如何立住真正的中国人。雄浑的祁连山、疾驰的人形马，嗜血的恶魔，杀红了眼的扁头军，在在像是传奇。实际上，《国家坐骑》并未着力于集自然蛮力、超越神性、传奇流寓与慷慨悲情于一体的美学风貌。那只是它的构成因素。李学辉的“国家精神”追寻之路，不仅应被理解为向后寻找古老气韵，也应该被理解为对现实的反思和向未来发出的一种期待。
颇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之外，这部小说还具有一种参差的外视视角。《盛京时报》和《字林西报》在《国家坐骑》里出现具有重要的对照意义。作为外国人在华办的报纸，它们报道武威地震和凉州事变有自己的宗教与国家立场，而李学辉对这些报道的选取，当然也抱有自己的幽怀，在中外话语的对比中，他不露声色地表达自己的批判立场。两方对于天灾人祸关注度的差距是令人深思的。那样的隔绝敷衍和傲慢愚蠢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发生着，因此，我们还是要不断追问：中国究竟在哪里，谁关心的中国才是真正的中国？
如果我们细心连缀，则能得到这样的线索，圉人关心的是“家国”，而李德铭及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关心“国家”。但如何真正理解“国家”的精神，这是这本《国家坐骑》的书写空白。也是作者李学辉在追求瘦硬苍茫风格时无法顾及的一个思想内核。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到的国家思想，也就是自尊、毅力，和文质武斌的德性。当集体的命运走入末路，人就要以自己的面貌跳脱出来，再以人和人的组合，构成一个鲁迅所说人之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当务之急不仅仅在救国，还要“立人”。梁启超在20世纪初把“国家”奉为忠诚的极点，无论彼时还是现在，“一种国家精神和刚健的国家意识”都还在被追问。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具有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均质性意义，因为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要面对古今的对话和抉择。破碎的时代和边缘，其蕴藏的活力，不在于以一种中心地区的人闻所未闻的方式进行自己的生活，而是以不同的生活去参与历史，进行同一种关切的思考。
一般而言，只要是涉及到时空转化的历史时，文学书写常会滑入窠臼之中。回顾一下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便可知，寻着寻着，就窄化成了对“最后一个”的嗟叹或者某种“边境精神”的崇拜，这只是一种情绪化的释放，而且实际上体现了简陋的历史观：历史是一种更替的结构，它依靠新的进步想象去取代旧的落伍制度，来维护自身在认识论上的合理性。寻找新的信仰和新的时代，几乎是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人自降生于这个象征世界以来就逐步为文化象征“格式化”，最终成为某种秩序中的人。对于一种理念的认识，我们太容易将其设置成希望、人性等字眼，仿佛所有的困境和疑惑都可以以三部曲的公式加以阐明。而在识破线性历史观的诡计之后，大部分人又会再以曾经的“希望、人性”大跨度回返，“大踏步撤退”，从往昔岁月里寻找一种无形的合法性信仰。而且无论是进还是退，理由都差不多。历史在这里显示出了自己的单薄，而文学则可以自由地展开丰富绵密的感受。
《末代紧皮手》在前，《国家坐骑》在后;袁主任在前，李德铭在后。虽然从时间先后上，这个顺序颠倒了，但是从历史认识论上看，袁主任所代表的自信和坚决的确可能更早发生，因为袁主任处在一个急切要推翻旧文化，更新全部秩序的历史阶段。而李德铭——也就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有着更复杂的思考和迟疑。李德铭的书店提示了我们这一点。《新青年》并没有吸引义马，他对《呐喊》封面上的鲁迅简直情有独钟。这当然是有迹可循，《呐喊》出版后短短十几年就印了24版，行销全国。鲁迅自己呢，复杂性自不必说，他从传统里边走出来，身上带有“鬼气”和“毒气”，但《铁流》和《毁灭》这样描写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书籍，他也积极评价，说写的是“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尤其《毁灭》还是他亲自翻译。奇怪的含混，是现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一个特点，呐喊里偷偷地藏着一点彷徨。这种文学对历史整体性的犹疑、对地域文化和民間传统的一点信任，可被视为另一种文化启蒙方案。
作者李学辉表达的怀疑是，今天被西方文化“格式化”的当代中国文化，是否能够真的适配于国家精神。马、麦、土地，都是他表面上的怀旧。他不是尚古，而是藏古，收藏古老的精神。因此，他选取的这几个形象，这几个比喻式的人格，都像是一些问号，持续地追问着今天。
结语
在小说的结尾处，凉州没有结局。所有力量的并起，无论是红色理想还是民间乡绅序列，还是军阀武力，其实在混乱的时代，都有着迷惘、偶然和盲动的成分。但是作者有一些短篇，同样也是关怀厚重，呈现的样子却极透明简练。《国家坐骑》的笔法练达老到、更具风格化，中心诉求也颇为凝练：为国家赋予灵魂。却它内部有非常多的杂质。
《国家坐骑》是一部典型的思想小说，更是属于当代的小说。只有当代，书写者们才需要面对这么多问题。义马的形象初步建构起来时，当然也隐含着一种作为防御的退行心理，但是当涉及到了诸多复杂的历史之后，书写大马的李学辉就不再是一个采风人，一个民俗学家，而是一个表情复杂的批判者。相马师为韩骧的儿子相面的时候，作者李学辉也开始对社会相面了。他从那些即将消失的事物中截取的性格，麦女、土地爷和龙驹义马，分明也在通过对时代的凝视而成为历史的阐释主体。在现代小说最犹豫、无言和彷徨的地方，其实也最具有道德性和思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