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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竞选时“全民写政纲”的承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当选后，开始频频“走基层”。梁振英3月25日当选行政长官，即将在7月1日履新。自当选后，梁振英和竞选时期一样，仍注重和民众接触。据统计，近一个多月，梁振英已跑遍了全港18个区，会见了数以千计的居民。5月16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题为《缩短三个距离》的文章，细说“走基层”的经历，强调当领导就是要听取市民的心声，缩短政府和市民之间地理、心理、政策上的三个距离。
“只要市民肯讲，我就肯听”
5月11日，香港天气阴沉，但没有下雨。位于港岛西北部的天水围社区挤满了人。梁振英站在一个露天广场的台阶上与民众见面，他身边围着800多名市民，有些人都站到了边上的走廊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梁振英诉苦，他耐心地倾听，不停写、不停记，不时咬着笔思考、翻看记录。
还有一次，他来到旺角朗豪坊一带，向民众分发印制的宣传单，感谢市民对他的支持。由于正值午饭时间，现场人来人往，异常拥挤，加上天气又十分炎热，很多工作人员表示吃不消，但梁振英仍然全程保持微笑，对民众有求必应。
看到未来行政长官走上街头，很多市民拉住他反映情况。一位市民希望梁振英上任后，能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关注民生。梁振英当场承诺，一定会记住这一要求。一位报刊亭主则告诉梁振英，自己的报摊本来就赚不了多少，最近又因为妨碍交通，被罚了很多钱，一家人生活困难，希望梁振英代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梁振英爽快同意，他记下了这位亭主的电话号码，承诺一定会联系他。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向梁振英反映，希望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帮助更多同学。梁振英回应说：“教育很重要，我们一起努力。”
一位与梁振英相识20多年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梁振英不爱应酬，与商界人士见面时较“木讷”，对弱势群体却截然不同。有一次，一群伤残人士想见他，当时他已有很多活动，非常忙，公关建议他不要见，但他还是见了，谈了近两个小时。还有一次，他探访廉租房家庭，看见一个蛮可爱的小学生，忍不住慨叹出身不好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位人士说：“这些事让我觉得他是由衷关注民生，不是为选举装出来的。”
竞选行政长官时，梁振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支笔、一个本、一个凳子，只要市民肯讲，我就肯听。”当选后，梁振英确实做到了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一笔一本，他说，要倾听民众声音，将施政纲领具体化。
来自“基层”，回归“基层”
很多人都相信，梁振英“下基层”接近民众，既是出于政治需要，也与其贫苦出身密不可分。
上世纪2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从山东迁至香港，成了一名警察。梁家家境一直不好，1954年梁振英出生时，一家人还住在警察宿舍。姐姐梁桂香说，3岁时梁振英上学前班，因为家里穷，每天早上只能带着一个搪瓷漱口盅和一个馒头上学。天气冷，馒头冻硬了，他就用漱口盅盛点热水，蘸干硬馒头啃下去。为贴补家用，上小学时，他每天要到附近的塑料厂帮妈妈拿很重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因为劳累，他落下了一肩高一肩低的毛病。
1974年，梁振英从香港工业学院测量系毕业后，去英国继续深造。学费不够，姐姐就变卖了自己的嫁妆资助他。在英国读书时，梁振英非常节俭，每天不坐车，步行两个小时去上学，剩余时间还要去外卖店兼职。
3年后，梁振英回到香港担任测量师。有独立经济能力后，梁振英做了很多扶贫救弱的事。20岁之前，梁家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独立厕所的，周围全都是香港社会最底层的人。为了鼓励青年人向上，梁振英建立了一个专业联盟，选了天水围几百个学生，走进中环看律师、测量、会计工作，让学生对上流社会有憧憬和希望。梁振英中学时的师兄、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说，梁振英不忘本，是真心关注弱势群体。
1980年，梁振英加入由法律、会计、测量界人士组成的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主要帮助内地一些沿海城市进行投资及贸易往来，例如买卖土地、招投标等。当时，内地正值改革开放，深圳成为改革特区，梁振英等人常到深圳当义务教师。深圳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好，他们常常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梁振英从没抱怨过，还结交了不少朋友。
在民生方面，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2003年3月，非典肆虐香港，位于九龙观塘区的淘大花园疫情非常严重。据香港议员、淘大花园业委会主席叶兴国回忆，因为疫情严重，众人都避之不及。就在此时，梁振英带领香港专业协会的人士进入淘大，改造了楼区的排水、通风系统，并亲自监督完工，防止了疫情扩散。叶兴国说：“这件事梁振英从来没有自吹自擂，没想从中捞取任何政治利益或好处。”
为两地自由行打开大门
在香港和内地的沟通和往来上，梁振英也做了很多工作。
1985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梁振英成为180名委员之一。3年后，梁振英出任委员会秘书长，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他就新界地契年期问题向中央政府提供意见书，该意见书后来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1997年香港回归后，梁振英任行政会议召集人，主要工作是召集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制定政策时提出意见，以便政策有效地制定与实施。
2003年，梁振英受时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委托，在一个寒冷的春日飞往北京，为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作最后商讨。据说，他连御寒大衣也没带就上路了。到了北京，他直奔一位负责领导家中，那位领导同志对他说：“梁振英，你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支持香港，只是担心这边门一打开就关不上了。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很多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梁振英回答说：“这些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当时梁振英没有请示董建华，先斩后奏，如今，香港每年迎来内地上千万自由行的游客，商家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梁振英仍旧非常勤奋，一周工作7天，一天安排近10项工作，周日也会写稿、看书、看文件。不过，公务再忙，每晚他也要推掉应酬，回家吃饭。他说：“为3个小孩吹干头发是我的专责，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文字三千，不如行走三日
从政30余年，梁振英关注民生，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香港亚太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民望持续上升，受访者对他的整体表现平均评分为55.7，较上月上升1.2分。分析认为，梁振英当选后频繁深入基层、发表政见，对提升民望有积极作用。
香港《大公报》社评文章表示，不少港人仍记得，当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到港，下车伊始不忙别的，先到中环一家小店吃蛋挞，又拥抱了一个小孩，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刊登了彭定康嘴里塞满蛋挞的照片。直到今天，人们仍记得他吃蛋挞的那副馋相。文章说，梁振英不是彭定康，不必耍讨好民众的那套花招，但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同样必要，民众突然看见几天前当选的行政长官出现在眼前，那种惊喜是不言而喻的，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的良好印象也就随之建立。更何况，人们常说，文字三千，不如行走三日，多出来走走，总会对他施政有帮助。
“只要市民肯讲，我就肯听”
5月11日，香港天气阴沉，但没有下雨。位于港岛西北部的天水围社区挤满了人。梁振英站在一个露天广场的台阶上与民众见面，他身边围着800多名市民，有些人都站到了边上的走廊里。人们争先恐后地向梁振英诉苦，他耐心地倾听，不停写、不停记，不时咬着笔思考、翻看记录。
还有一次，他来到旺角朗豪坊一带，向民众分发印制的宣传单，感谢市民对他的支持。由于正值午饭时间，现场人来人往，异常拥挤，加上天气又十分炎热，很多工作人员表示吃不消，但梁振英仍然全程保持微笑，对民众有求必应。
看到未来行政长官走上街头，很多市民拉住他反映情况。一位市民希望梁振英上任后，能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关注民生。梁振英当场承诺，一定会记住这一要求。一位报刊亭主则告诉梁振英，自己的报摊本来就赚不了多少，最近又因为妨碍交通，被罚了很多钱，一家人生活困难，希望梁振英代其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梁振英爽快同意，他记下了这位亭主的电话号码，承诺一定会联系他。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向梁振英反映，希望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帮助更多同学。梁振英回应说：“教育很重要，我们一起努力。”
一位与梁振英相识20多年的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梁振英不爱应酬，与商界人士见面时较“木讷”，对弱势群体却截然不同。有一次，一群伤残人士想见他，当时他已有很多活动，非常忙，公关建议他不要见，但他还是见了，谈了近两个小时。还有一次，他探访廉租房家庭，看见一个蛮可爱的小学生，忍不住慨叹出身不好对一个人的影响。这位人士说：“这些事让我觉得他是由衷关注民生，不是为选举装出来的。”
竞选行政长官时，梁振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支笔、一个本、一个凳子，只要市民肯讲，我就肯听。”当选后，梁振英确实做到了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一笔一本，他说，要倾听民众声音，将施政纲领具体化。
来自“基层”，回归“基层”
很多人都相信，梁振英“下基层”接近民众，既是出于政治需要，也与其贫苦出身密不可分。
上世纪2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从山东迁至香港，成了一名警察。梁家家境一直不好，1954年梁振英出生时，一家人还住在警察宿舍。姐姐梁桂香说，3岁时梁振英上学前班，因为家里穷，每天早上只能带着一个搪瓷漱口盅和一个馒头上学。天气冷，馒头冻硬了，他就用漱口盅盛点热水，蘸干硬馒头啃下去。为贴补家用，上小学时，他每天要到附近的塑料厂帮妈妈拿很重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因为劳累，他落下了一肩高一肩低的毛病。
1974年，梁振英从香港工业学院测量系毕业后，去英国继续深造。学费不够，姐姐就变卖了自己的嫁妆资助他。在英国读书时，梁振英非常节俭，每天不坐车，步行两个小时去上学，剩余时间还要去外卖店兼职。
3年后，梁振英回到香港担任测量师。有独立经济能力后，梁振英做了很多扶贫救弱的事。20岁之前，梁家居住的地方是没有独立厕所的，周围全都是香港社会最底层的人。为了鼓励青年人向上，梁振英建立了一个专业联盟，选了天水围几百个学生，走进中环看律师、测量、会计工作，让学生对上流社会有憧憬和希望。梁振英中学时的师兄、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说，梁振英不忘本，是真心关注弱势群体。
1980年，梁振英加入由法律、会计、测量界人士组成的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主要帮助内地一些沿海城市进行投资及贸易往来，例如买卖土地、招投标等。当时，内地正值改革开放，深圳成为改革特区，梁振英等人常到深圳当义务教师。深圳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好，他们常常10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但梁振英从没抱怨过，还结交了不少朋友。
在民生方面，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2003年3月，非典肆虐香港，位于九龙观塘区的淘大花园疫情非常严重。据香港议员、淘大花园业委会主席叶兴国回忆，因为疫情严重，众人都避之不及。就在此时，梁振英带领香港专业协会的人士进入淘大，改造了楼区的排水、通风系统，并亲自监督完工，防止了疫情扩散。叶兴国说：“这件事梁振英从来没有自吹自擂，没想从中捞取任何政治利益或好处。”
为两地自由行打开大门
在香港和内地的沟通和往来上，梁振英也做了很多工作。
1985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梁振英成为180名委员之一。3年后，梁振英出任委员会秘书长，在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期间，他就新界地契年期问题向中央政府提供意见书，该意见书后来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主要内容。1997年香港回归后，梁振英任行政会议召集人，主要工作是召集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制定政策时提出意见，以便政策有效地制定与实施。
2003年，梁振英受时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委托，在一个寒冷的春日飞往北京，为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作最后商讨。据说，他连御寒大衣也没带就上路了。到了北京，他直奔一位负责领导家中，那位领导同志对他说：“梁振英，你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支持香港，只是担心这边门一打开就关不上了。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很多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梁振英回答说：“这些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当时梁振英没有请示董建华，先斩后奏，如今，香港每年迎来内地上千万自由行的游客，商家忙得不可开交。
现在，梁振英仍旧非常勤奋，一周工作7天，一天安排近10项工作，周日也会写稿、看书、看文件。不过，公务再忙，每晚他也要推掉应酬，回家吃饭。他说：“为3个小孩吹干头发是我的专责，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文字三千，不如行走三日
从政30余年，梁振英关注民生，为他赢得了一批忠实的支持者。香港亚太研究所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梁振英的民望持续上升，受访者对他的整体表现平均评分为55.7，较上月上升1.2分。分析认为，梁振英当选后频繁深入基层、发表政见，对提升民望有积极作用。
香港《大公报》社评文章表示，不少港人仍记得，当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到港，下车伊始不忙别的，先到中环一家小店吃蛋挞，又拥抱了一个小孩，第二天全香港的报纸都刊登了彭定康嘴里塞满蛋挞的照片。直到今天，人们仍记得他吃蛋挞的那副馋相。文章说，梁振英不是彭定康，不必耍讨好民众的那套花招，但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同样必要，民众突然看见几天前当选的行政长官出现在眼前，那种惊喜是不言而喻的，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的良好印象也就随之建立。更何况，人们常说，文字三千，不如行走三日，多出来走走，总会对他施政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