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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流动人口数量的日益增加，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和心理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安定和发展。采用标准化量表对河南省604名城市流动人口和341名非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低于非流动人口，并存在自尊、心理健康、自我肯定和生活满意度水平较低，忧郁、焦虑和紧张程度较高的心理问题。经济问题和心理问题存在一定的关系，成为了城市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双重困境。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帮助城市流动人口摆脱经济和心理困境，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心理健康；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B849；C912.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涌入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获得城市户口，生活缺乏稳定性，被称为流动人口。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只有2135万人，到了1995年，已达到7073万人，2000年达到1亿以上，2005年将近1.5亿人[1]，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 亿[2]，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数量的日益庞大，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群体，但对流动人口心理方面的关注却并不多。邱培媛等人[3]通过一项流动人口的综述研究发现，在1999-2008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1566篇有关流动人口的论文中，只有5篇论文的主题与心理健康相关。2008年以来，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包括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4]。一些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其经济状况存在一定的关系，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出现幸福感和身心健康水平偏低的问题[5]。为了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本研究从经济和心理两方面出发，对比了城市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在各项指标上的差异，并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这里把城市流动人口操作化定义为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并未获得该城市户口的人，作为对照组的非流动人口指的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且拥有该城市户口的人。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在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利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由20名经过训练的河南师范大学本科生在河南省多个城市对1200名成年人（16岁以上）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场所涉及工厂、企事业单位、火车站、驾驶员培训学校等多种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混入了一些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被试者，删除这部分被试者后，剩下有效被试945人，其中流动人口604人，非流动人口341人（由于主要研究流动人口，故取样时倾向于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进行取样，流动人口多于非流动人口，这个比例不具有现实意义）。流动人口中，男性323人，女性261人，20人未填写性别，涉及工人、教师、企业员工、管理者、创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多种职业群体。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调查问卷如下：
其一，人口统计学信息收集问卷。其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学历、户口所在地、工作所在地等信息。
其二，自尊量表。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是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根据田录梅[6]的研究和本文的信度检验，删除了第8题，修订后内部一致性α系数达到0.80。
其三，一般健康状况量表。源于Goldberg等人的一般健康问卷，2004年我国的李虹等人[7]对其进行了修订，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三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四，总体幸福感量表。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幸福感测查工具，包括健康担心、精力、生活兴趣和满意、抑郁或愉快的心情、情感行为控制、松弛和紧张6个维度。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的是段建华的修订版[8]，本研究进行了进一步修订，采用前18个项目，并根据本研究结果删除了有歧义的第15题，修订后内部一致性α系数达到0.80。
所有调查数据录入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中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异
考虑到河南省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本研究对经济收入的调查采用月均收入等级选择的方法，分为月薪2000元以下，2000～3000元，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四个水平。采用χ2检验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在流动人口中，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较高，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月薪不足2000元，而非流动人口中，月薪2000元以下的比例只有33.1%。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二）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心理方面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总分都具有显著差异，表现为流动人口有着较低水平的自尊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从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得分可知，流动人口自我肯定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忧郁和焦虑水平高于非流动人口；幸福感总分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幸福感的生活兴趣和满意维度及松弛和紧张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人口的生活兴趣和满意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其松弛程度也低于非流动人口。
（三）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与心理指标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与其各项心理指标的关系，以收入等级为横坐标，分别绘制了城市流动人口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线图，并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图1可知，月薪2000～3000元的流动人口自尊最低，其次是月薪2000元以下者，而月薪2000元以上，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自尊水平也不断增加。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自尊水平差异显著（F=6.03，p<0.00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月薪2000～3000元者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收入群体；月薪5000元以上者的自尊水平还显著高于月薪2000元以下者。 由图2可知，心理健康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是月薪2000～3000元者、月薪3000～5000元者、月薪2000元以下者、月薪5000元以上者。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F=2.78，p<0.04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这种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月薪2000元以下者和2000～3000元者之间。
由图3可知，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关系与自尊和经济收入的关系较为接近，但是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差异并不显著（F=0.86，p<0.464），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各收入群体的两两差异亦均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
（一）城市流动人口面临经济和心理双重困境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有着较低的经济收入。结合职业数据可以看到，低收入流动人口大部分是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月薪2000以下组的59.8%，月薪2000～3000组的71.9%），还有较多的人从事自由职业（如打零工）或处于无业的境地（月薪2000以下组的29.8%，月薪2000～3000组的15.3%）；收入较高（月薪3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中有37.3%是技术工人，9%是教师，25.4%的企业管理者或白领，13.4%的自主创业者，还有20%多的其他职业群体或无业群体；收入最高（月薪50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中，40%是技术工人，管理者或白领与自主创业者各占28%，其他职业或无业者很少。由此可见，对于城市流动人口来说，要想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是比较难的，而其提高收入主要有三条出路：一是通过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从普通工人转化成技术工人，这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案；二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或者自学，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跻身教师或管理者的行列，这样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三是通过自主创业，自己给自己打工，挣得钱都归自己，这样做需要一定的成本，并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相对，非流动人口中，经济收入较高（月薪3000～5000元）的多是教师（76.6%），经济收入最高的多是管理者或白领（41.9%）和公务员或干部（21.4%），而这些收入较高的职业，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很难获得。可以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不仅仅是现在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将来提高收入水平的空间也相对有限。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来说，提高收入水平的空间更为有限，月薪3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只占28.4%，而月薪50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只占8.3%。
除了经济方面的困境外，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他心理指标也差于非流动人口，具体表现为流动人口自尊、自我肯定、生活满意度水平较低，焦虑、忧郁和紧张水平较高。流动人口往往背井离乡，为了谋求一份更好的生活，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大压力，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9]。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职业，生活面临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让流动人口更容易产生焦虑和紧张情绪；同时，流动人口还经常受到来自非流动人口的歧视，对歧视的知觉容易导致流动人口更低的自尊[10]和自我肯定；另外，颠沛流离的经历，以及身处繁华的城市与“城里人”对比所产生的差距感也容易降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使他们产生忧郁的情绪。进一步的性别差异检验发现，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不同。女性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男性（t=2.445，p=0.015），但是心理健康水平却高于男性（t=-2.065，p=0.039）；男性比女性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t=2.072，p=0.039），但忧郁程度高于女性（t=2.444，p=0.016）。可见，女性的心理困境主要体现在自尊水平和自控能力方面，对自己缺乏信心，女性的不良情绪容易通过行为宣泄出来，因而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小；而男性善于克制自己，也拥有较高水平的自信，但其心理困境体现为长期不良情绪的积累容易所导致的忧郁等心理问题，表现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二）经济收入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和心理指标的关系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最低的不是经济收入最低者，而是月薪2000～3000元者，在月薪2000元以上，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也不断增加。
首先，抛开月薪2000元以下这个群体，只分析其他三个收入群体经济收入和心理指标的关系。就自尊而言，自尊其实是自我价值感的体现，也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是否有价值的一种感知。对一个人价值的衡量可以体现为多个方面，但不得不承认，金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人创造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对于自己也不例外。所以，经济收入水平越高，所感知的自我价值越高，自尊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经济状况越好，生活质量也就越高，人们的焦虑和忧郁水平就会越低，从而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一般认为经济收入影响但不决定人们的幸福感[11]。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很多流动人口的努力目标就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城里人”。所以只有赚足够多的钱，才买得起房子从流动人口转变为常住人口。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接近自己的目标，也就拥有越高水平的幸福感。
对于月薪2000元以下者来说，他们的各项心理指标并不差，只有自尊水平低于月薪5000元以上者，其它指标或者高于某个群体，或者与其他群体均无显著差异——穷，并快乐着。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现象的原因，结合城市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和年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月薪2000元以下者学历层次相对较高，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占62.1%，高于月薪2000～5000元的两个组，略低于月薪5000元以上组（64.0%）；月薪2000元以下者多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77.1%），平均年龄只有24.73岁，是四个收入群体中最年轻的。高学历和低年龄者往往有着更大的希望和更好的前景，所以，虽然目前收入水平较低，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也有助于他们应对当下的挫折和贫困，所以他们自尊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四、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困境的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偏低、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面临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当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流动人口犯罪率的攀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这样的双重困境。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城市流动人口摆脱困境，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根据以往和当前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应设立流动人口培训机构，帮助流动人口学习技术
从不同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来看，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从普通工人转化成技术工人，是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的一个捷径。虽然我国的流动人口有两亿之多，但是其中大多数人都是靠体力谋生，所从事的职业缺乏技术含量；与此相对应的是，技术工人短缺是我国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12]。如果政府能够设立更多的培训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既能解决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又能帮助流动人口获得较高的收入，摆脱经济困境。
（二）用人单位应注重流动人口人文关怀，避免流动人口受到歧视
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不仅仅是由于能力和学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于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所造成的。邓曲恒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可归结于歧视[13]。建议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进行人文关怀，平等公正地对待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实现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一方面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从而促进其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三）建立流动人口心理服务机构，提供流动人口心理援助
流动人口容易出现多种心理问题，针对流动人口的心理援助势在必行。建议每个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多少建立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之家，在这里，流动人口可以相互交流，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与家人沟通，也可以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样，流动人口的心理困惑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避免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反社会倾向。
（四）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流动人口后顾之忧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没有固定的住所对他们的工作和心理都有较大的不良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14]，有些地区也出台了针对流动人口的公租房政策[15]，这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制度，使他们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疗费用的报销程序进一步简化，有助于减轻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此外，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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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莫小松.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可申请公租房[N].法制日报，2012.02.13（003）.
（责任编辑 王婷婷）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心理健康；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B849；C912.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和城镇居民涌入城市。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未获得城市户口，生活缺乏稳定性，被称为流动人口。1990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只有2135万人，到了1995年，已达到7073万人，2000年达到1亿以上，2005年将近1.5亿人[1]，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 亿[2]，约占我国人口总数的六分之一。流动人口数量的日益庞大，吸引了更多的研究者关注这一群体，但对流动人口心理方面的关注却并不多。邱培媛等人[3]通过一项流动人口的综述研究发现，在1999-2008年发表于核心期刊的1566篇有关流动人口的论文中，只有5篇论文的主题与心理健康相关。2008年以来，更多研究者开始关注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包括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心理健康等各个方面[4]。一些研究者发现，流动人口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其经济状况存在一定的关系，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出现幸福感和身心健康水平偏低的问题[5]。为了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本研究从经济和心理两方面出发，对比了城市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在各项指标上的差异，并分析这些指标之间的关系。这里把城市流动人口操作化定义为在城市工作生活但并未获得该城市户口的人，作为对照组的非流动人口指的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且拥有该城市户口的人。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在2012年7月至2012年9月，利用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机会，由20名经过训练的河南师范大学本科生在河南省多个城市对1200名成年人（16岁以上）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场所涉及工厂、企事业单位、火车站、驾驶员培训学校等多种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混入了一些不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被试者，删除这部分被试者后，剩下有效被试945人，其中流动人口604人，非流动人口341人（由于主要研究流动人口，故取样时倾向于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地方进行取样，流动人口多于非流动人口，这个比例不具有现实意义）。流动人口中，男性323人，女性261人，20人未填写性别，涉及工人、教师、企业员工、管理者、创业者、自由职业者等多种职业群体。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调查问卷如下：
其一，人口统计学信息收集问卷。其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学历、户口所在地、工作所在地等信息。
其二，自尊量表。由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是心理学界使用最多的自尊测量工具，根据田录梅[6]的研究和本文的信度检验，删除了第8题，修订后内部一致性α系数达到0.80。
其三，一般健康状况量表。源于Goldberg等人的一般健康问卷，2004年我国的李虹等人[7]对其进行了修订，包括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三个维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其四，总体幸福感量表。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制定的一种幸福感测查工具，包括健康担心、精力、生活兴趣和满意、抑郁或愉快的心情、情感行为控制、松弛和紧张6个维度。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本研究采用的是段建华的修订版[8]，本研究进行了进一步修订，采用前18个项目，并根据本研究结果删除了有歧义的第15题，修订后内部一致性α系数达到0.80。
所有调查数据录入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中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经济收入方面的差异
考虑到河南省人均收入水平的状况，本研究对经济收入的调查采用月均收入等级选择的方法，分为月薪2000元以下，2000～3000元，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四个水平。采用χ2检验的方法对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在流动人口中，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较高，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月薪不足2000元，而非流动人口中，月薪2000元以下的比例只有33.1%。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的收入差距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
（二）城市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心理方面的差异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了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总分及各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的自尊和心理健康总分都具有显著差异，表现为流动人口有着较低水平的自尊和较低的心理健康水平。从心理健康各维度的得分可知，流动人口自我肯定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忧郁和焦虑水平高于非流动人口；幸福感总分虽未表现出显著差异，但幸福感的生活兴趣和满意维度及松弛和紧张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流动人口的生活兴趣和满意水平低于非流动人口，其松弛程度也低于非流动人口。
（三）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与心理指标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了解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与其各项心理指标的关系，以收入等级为横坐标，分别绘制了城市流动人口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线图，并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
由图1可知，月薪2000～3000元的流动人口自尊最低，其次是月薪2000元以下者，而月薪2000元以上，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自尊水平也不断增加。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自尊水平差异显著（F=6.03，p<0.00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月薪2000～3000元者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三个收入群体；月薪5000元以上者的自尊水平还显著高于月薪2000元以下者。 由图2可知，心理健康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是月薪2000～3000元者、月薪3000～5000元者、月薪2000元以下者、月薪5000元以上者。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心理健康水平差异显著（F=2.78，p<0.041），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这种显著差异主要体现在月薪2000元以下者和2000～3000元者之间。
由图3可知，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和经济收入的关系与自尊和经济收入的关系较为接近，但是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月薪的流动人口幸福感水平差异并不显著（F=0.86，p<0.464），进一步的多重比较结果显示各收入群体的两两差异亦均不显著。
三、研究结论
（一）城市流动人口面临经济和心理双重困境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与非流动人口相比，流动人口有着较低的经济收入。结合职业数据可以看到，低收入流动人口大部分是工厂里的一线工人（月薪2000以下组的59.8%，月薪2000～3000组的71.9%），还有较多的人从事自由职业（如打零工）或处于无业的境地（月薪2000以下组的29.8%，月薪2000～3000组的15.3%）；收入较高（月薪3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中有37.3%是技术工人，9%是教师，25.4%的企业管理者或白领，13.4%的自主创业者，还有20%多的其他职业群体或无业群体；收入最高（月薪50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中，40%是技术工人，管理者或白领与自主创业者各占28%，其他职业或无业者很少。由此可见，对于城市流动人口来说，要想拥有较高的经济收入是比较难的，而其提高收入主要有三条出路：一是通过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从普通工人转化成技术工人，这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方案；二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或者自学，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跻身教师或管理者的行列，这样成功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三是通过自主创业，自己给自己打工，挣得钱都归自己，这样做需要一定的成本，并面临更大的风险。与此相对，非流动人口中，经济收入较高（月薪3000～5000元）的多是教师（76.6%），经济收入最高的多是管理者或白领（41.9%）和公务员或干部（21.4%），而这些收入较高的职业，对于流动人口来说很难获得。可以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不仅仅是现在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将来提高收入水平的空间也相对有限。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来说，提高收入水平的空间更为有限，月薪3000～5000元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只占28.4%，而月薪50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中，女性只占8.3%。
除了经济方面的困境外，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他心理指标也差于非流动人口，具体表现为流动人口自尊、自我肯定、生活满意度水平较低，焦虑、忧郁和紧张水平较高。流动人口往往背井离乡，为了谋求一份更好的生活，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很大压力，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9]。由于没有固定的住所和稳定的职业，生活面临朝不保夕的生存状态让流动人口更容易产生焦虑和紧张情绪；同时，流动人口还经常受到来自非流动人口的歧视，对歧视的知觉容易导致流动人口更低的自尊[10]和自我肯定；另外，颠沛流离的经历，以及身处繁华的城市与“城里人”对比所产生的差距感也容易降低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使他们产生忧郁的情绪。进一步的性别差异检验发现，男性流动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心理困境不同。女性的自尊水平显著低于男性（t=2.445，p=0.015），但是心理健康水平却高于男性（t=-2.065，p=0.039）；男性比女性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t=2.072，p=0.039），但忧郁程度高于女性（t=2.444，p=0.016）。可见，女性的心理困境主要体现在自尊水平和自控能力方面，对自己缺乏信心，女性的不良情绪容易通过行为宣泄出来，因而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小；而男性善于克制自己，也拥有较高水平的自信，但其心理困境体现为长期不良情绪的积累容易所导致的忧郁等心理问题，表现出心理健康水平较低。
（二）经济收入对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有重要影响
本研究关于城市流动人口经济收入和心理指标的关系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最低的不是经济收入最低者，而是月薪2000～3000元者，在月薪2000元以上，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也不断增加。
首先，抛开月薪2000元以下这个群体，只分析其他三个收入群体经济收入和心理指标的关系。就自尊而言，自尊其实是自我价值感的体现，也就是人们对于自己的存在是否有价值的一种感知。对一个人价值的衡量可以体现为多个方面，但不得不承认，金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人们倾向于根据一个人创造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对于自己也不例外。所以，经济收入水平越高，所感知的自我价值越高，自尊水平也就越高。同时，经济状况越好，生活质量也就越高，人们的焦虑和忧郁水平就会越低，从而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一般认为经济收入影响但不决定人们的幸福感[11]。但对于流动人口来说，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因为很多流动人口的努力目标就是在城市拥有自己的房子，成为“城里人”。所以只有赚足够多的钱，才买得起房子从流动人口转变为常住人口。也就是说收入水平越高，就越接近自己的目标，也就拥有越高水平的幸福感。
对于月薪2000元以下者来说，他们的各项心理指标并不差，只有自尊水平低于月薪5000元以上者，其它指标或者高于某个群体，或者与其他群体均无显著差异——穷，并快乐着。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现象的原因，结合城市流动人口的学历水平和年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月薪2000元以下者学历层次相对较高，大专和本科学历者占62.1%，高于月薪2000～5000元的两个组，略低于月薪5000元以上组（64.0%）；月薪2000元以下者多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77.1%），平均年龄只有24.73岁，是四个收入群体中最年轻的。高学历和低年龄者往往有着更大的希望和更好的前景，所以，虽然目前收入水平较低，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对未来的美好愿景，也有助于他们应对当下的挫折和贫困，所以他们自尊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水平相对较高。 四、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困境的建议
综上所述，城市流动人口收入水平偏低、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也较低，面临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当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中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流动人口犯罪率的攀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这样的双重困境。因此，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帮助城市流动人口摆脱困境，拥有更加美好的人生，从而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根据以往和当前的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一）政府应设立流动人口培训机构，帮助流动人口学习技术
从不同收入水平的流动人口职业分布来看，努力提高技术水平，从普通工人转化成技术工人，是提高流动人口收入的一个捷径。虽然我国的流动人口有两亿之多，但是其中大多数人都是靠体力谋生，所从事的职业缺乏技术含量；与此相对应的是，技术工人短缺是我国企业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12]。如果政府能够设立更多的培训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既能解决企业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又能帮助流动人口获得较高的收入，摆脱经济困境。
（二）用人单位应注重流动人口人文关怀，避免流动人口受到歧视
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不仅仅是由于能力和学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由于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存在歧视所造成的。邓曲恒的研究表明，城镇居民和流动人口收入差异的60%可归结于歧视[13]。建议用人单位对流动人口进行人文关怀，平等公正地对待流动人口和非流动人口，实现同工同酬，按劳分配，一方面能够提高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降低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从而促进其自尊、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的提升。
（三）建立流动人口心理服务机构，提供流动人口心理援助
流动人口容易出现多种心理问题，针对流动人口的心理援助势在必行。建议每个城市根据流动人口的多少建立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之家，在这里，流动人口可以相互交流，可以通过网络视频与家人沟通，也可以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这样，流动人口的心理困惑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避免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甚至反社会倾向。
（四）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解决流动人口后顾之忧
对于流动人口来说，没有固定的住所对他们的工作和心理都有较大的不良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14]，有些地区也出台了针对流动人口的公租房政策[15]，这些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安居乐业。完善流动人口医疗保障制度，使他们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医疗费用的报销程序进一步简化，有助于减轻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此外，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利于提高其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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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