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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代最为繁华的都城长安，曾在著名作家贾平凹笔下已然成了“废都”，而今却似乎在“一带一路”和“丝路文化”的建构下，成了中国西北最令人向往也最具有发展空间的城市。早晨的阳光那样温暖地洒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的树叶上、屋顶上、墙壁上、道路上，满树满树的柿子显得更加金黄，来去匆匆的年轻学子，面对2020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强力裹挟，已是显得那么淡然和平静。校园林间小径上偶尔有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踽踽走过。这时，只见已达天命之年的袁盛勇教授正独自漫步而来，目无旁骛，沐浴在阳光下，穿过文学院的大门，走向他那间教授工作室。袁盛勇于1970年3月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的一个乡村家庭，父亲是位煤矿工人，母亲是位不识字的农民。1998年6月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获得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2004年6月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2008年5月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出站;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首席专家。我们熟悉的袁盛勇教授就是如此之人：他喜欢徜徉在高校花园般的环境里，喜欢在自己的学术园地里用心耕耘，喜欢向自己的研究生们热切地传授自己的学术和人生体验。
对于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只要专心于你的教学和学术，享受着读书、思考和研究上的些微成就所带来的欢愉，享受着生活的阳光所带来的惬意和温馨，也就是获得了颇为值得珍惜的幸福了。2017年9月，袁盛勇在其所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的“后记”中写道：“時间过得真快，在高校工作不觉已近二十年了。我的体会是，做学问和做人、生活一样，并不容易的。不必刻意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能够在阳光下好好生活着，纵使只是偶尔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或在夜阑人静时分，不时仰望那似曾相识的明月或高旷神奇的星空，在我看来，也终究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作为一名学者或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做那伟岸的树木，能够成为一片装饰大地的草叶，在自己的学术园地里，用心耕耘，就像那农夫，能给人带去一点可人的绿色和生命的气息，也就够有意思的了。”袁盛勇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始于1998年7月，那时他刚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在这期间，袁盛勇可谓不断开启他的人生和学术问道之旅，也见识和体验了人生和学界的方方面面，知晓社会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纯净，也感念人生和学术旅途所遇见的诸位师友和亲人的无私，而这些更坚定了他人生和学术所应有的人文信仰。他在教学和进行学术讲座时，他在书桌前和窗边独自遐想沉思时，眼睛里总是闪着一种真诚而智慧的光芒，是那样真挚动人。他说，学术研究跟作家的创作一样，也应该充满了灵感，也应该经常处于一种沉思的状态。这是说，思想火花和学术的创造性结晶都有可能在你的研读和沉思中冉冉升起，也会在灵感到来时获得学术和思想的升华，而在升华中带来一种表达的冲动和境界的提升。学问之道无他，在乎学识和境界的超拔，在乎学者关乎学术的心心相念，学问者，心诚所至，滴水石穿也。所以，尽管袁盛勇的学术和人生旅途已经几乎走遍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但是，他对于学术创新的热忱追求乃始终如一。所谓无问西东，学术维新;人各有志，返璞归真;风雨如晦，求道恒常。正是有了此等认知，他说，在人生和学术之途，即使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鲜花和掌声，他也会如鲁迅笔下的那位“过客”，听凭内心声音的召唤，毅然往前走去。
1995年秋天，他带着兴奋和期待来到岳麓山下攻读硕士学位，以为进了高等学府，就会有着无尽光明的未来，但也有些迷茫，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拥有一份怎样的职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学术自觉，应该说最初发生在这个时期。湖南师范大学在当时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校长张楚庭先生更是胸怀博大而又力举教育改革，成为一时之传奇。当时文学院也是精英荟萃，流光溢彩，生机勃勃，学术生态无疑达到了一个较佳状态。1995级现代文学专业一共招了七位研究生，袁盛勇之外，还有罗宗宇、文贵良、胡辉杰、黄蓉、李琦、颜浩。这一届的两位导师颜雄先生和徐麟博士，都是鲁迅研究专家。袁盛勇曾经回忆道：“颜老师善于史料，讲究证据，曾跟随李何林先生研修过，也参与过《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相当严谨。徐老师是钱谷融先生的高足，曾跟王晓明教授一道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博士论文做的是鲁迅中期思想研究，有很深厚的哲学功底，精于思辨，有着浓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情怀;他的鲁迅研究著述可说是哲学和诗的结合，曾经给我带来过较为持久的激动。”这一届比较特别的是，两位导师合作无间，所以他们毕业论文上写的导师名字不是一位，而是两位，不知是否可以说，这在其母校的文学院或许也成了绝响。毕业后，他们七位同学都相继在不同高校又攻读了博士学位，举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是响当当的名校，也是令人回味。袁盛勇的学术研究，显然承续了两位导师的长处，其研究既对史料和文献非常看重，也具有一种较为明晰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色彩。其实，不仅徐麟老师强调逻辑思辨，颜雄先生在当时也是倡导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理论思辨的能力，研究生应该对此有较为自觉的意识。袁盛勇记得有一次颜老师在文学院举办的讲座上谈的就是这个，印象很深。由于受到两位导师的影响，袁盛勇当时的毕业论文选题做的就是鲁迅研究，题为《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论文初稿写完后，徐麟老师还让他带着论文打印稿去上海拜访过吴俊、杨扬两位钱门（钱谷融先生）弟子，向他们请教。毕业答辩时，听到易竹贤、凌宇等专家的好评，心里美滋滋的。后来，他把这篇论文寄给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想不到当时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王世家先生竟亲手用毛笔写来了用稿信，言语虽短，但多有勉励之处，论文也就在这个刊物分上下两篇连载，刊于2000年第9-10期。这给袁盛勇带来了莫大欣喜，更加坚定了他开始致力于鲁迅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志趣。他也常常感念于王世家先生的慧眼和提携，认为王先生是他人生和学术旅程所遇到的贵人之一。2018年12月初，在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微信群看到王世家先生遽然去世的消息，想到再也不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也不能跟他一起在北京的小饭馆里品咂二锅头，袁盛勇黯然神伤，并且随后前往北京送了先生最后一程。 真正在对历史和文学的认知上让袁盛勇变得更为清俊洒脱的，是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2001年9月，袁盛勇开始了复旦的学习生活。正是在这里，他首先认真阅读了导师吴立昌先生的相关论著。吴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探究精神分析与现代文学之关系，并用此研究新感觉派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应给沈从文以正当评价，并从建筑人性神庙和人性的治疗者角度研究沈从文思想及其文学实践的学者之一。因此，他的研究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新潮和前沿的。吴老师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等，袁盛勇都反复阅读过。吴老师在心性上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等向往不已。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竟也慨叹赛先生和德先生迟迟不肯下楼来的历史与现实缘由。所以在袁盛勇眼里，吴老师乃是一位豁达和不懈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复旦校园，他去听过陈思和先生的现代文学课，陈老师在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讲课很是洒脱，袁盛勇和其他不少同学一样，都对陈老师的审美感悟和分析能力钦佩不已。陈老师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现代文学中的民间视角和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和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等等，正是从那时不断弥漫开来，也逐渐丰满，并为学界所广泛接受。陈思和所著《鸡鸣风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对袁盛勇的学术成长产生过较大影响。也正是在此时，他和朋友倪伟一起去华东师范大学拜访过王晓明先生，那时的王老师在袁盛勇心中具有较大精神份量，可说是他屈指可数的精神导师之一。記得当时在王老师家里，正是电视里播放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的时候，大概是2002年吧，王老师对他爱人说，我跟盛勇已经神交很久了。因为袁盛勇在来上海之前，就多次给王先生写过信，他也是多次回复，彼此都有些了解了。王晓明所著《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对袁盛勇的学术成长影响较大。在当时的上海，自1988年王晓明与陈思和明确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在文学批评界能够呼风唤雨的，或许就是这两位先生了。也正是在复旦校园，袁盛勇首次近距离聆听了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的学术演讲，并且听完讲座后去钱先生下榻的宾馆当面请教过一些问题。复旦就是复旦，总能给人以丰富的学理涵养。
世纪之交，人们对20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理解处在春潮萌动之中，当然也有点方兴未艾之势了。袁盛勇清楚记得，进入新世纪前后，黄昌勇《王实味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朱鸿召《延安文人》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加上此前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均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再往前，华裔学者唐小兵所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这些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袁盛勇当时的思考产生了积极的促动作用。正是在此种学术氛围中，袁盛勇觉得延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片可供开发的处女地，因而决定把对延安文学的探究当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此后，他很注意延安时期原始报刊资料的查阅，在复旦图书馆就仔细翻阅过《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尤其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袁盛勇更是下了工夫。自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他一直不断在翻阅这份报纸，并做了三大本阅读笔记，对延安时期的政治、文化事件及其脉络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2003年暑假，他又前往西安和延安查找相关资料。在陕西省档案馆他看到了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期间的一些档案资料，深感震惊。又从西安乘火车抵达延安，实地看到延安的地貌后，他心中对毛泽东瞬间涌起了一股崇敬之情，以为在这偏远的山沟沟里，最后成就了一番伟业，真是不简单。所以，对于延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他是既有崇敬，亦有震惊，感觉以前在教科书上所看到的，也就有其不可回避的缺陷。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对延安文艺和历史也就有了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他后来回忆道：“延安这片土地所曾生长过的政治与人文尤其是延安文学，并不为人做过多么认真的学术性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与充满历史意味的歌哭，也并不为人所曾真正理解和把握。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对延安时期原初材料的查阅之中，并在以后的几年间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思考并言说着这个论题。在这过程中，我终于觉得自己开始慢慢理解了曾经发生在延安文人身上的一切，我觉得在深入触摸历史肌理的途中，恍然间体悟到了一条前人未曾深入考察并运用过的叙述逻辑。”这里说的都是实情。而说体悟到了一条较为独特的叙述逻辑云云，此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较为得意的事，已经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宿命的召唤——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之中。
2004年夏季答辩时，该学位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有位专家甚至在答辩后告诉他，说当时阅读论文时夜不能寐，很激动，所以给这篇论文打了99分。其中不少成果后来在国内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等上面相继发表，并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全文转载和摘录。钱理群先生曾经邀请他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一课题的研究，具体负责延安文艺相关内容的撰写，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这一卷的副主编，后来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2018年6月29日至7月2日，他在西安主持召开“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他获准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成为该项目首席专家。2019年，在延安文学研究方面，他出版有专著《抗战与延安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主编著述有《延安文艺研究年鉴·2015-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月）、《延安文学研究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2020年6月，主编《丁玲文学现代性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多年学术积累，袁盛勇在延安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卓成一家，颇有自己的学术特色，相信以后会做出更大贡献。 2004年10月，袁盛勇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又去北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先生做了博士后研究。其实，在复旦校园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他就萌生了要写一部关于“鲁迅现象”著作的念头。因为他最早从事的是鲁迅研究，对鲁迅文本较为熟悉，而且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发现后来被广泛利用的“鲁迅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并且开始影响延安文人的心态和延安文艺的建构。也正因如此，他对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塑造及相关鲁迅现象的认知就具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袁盛勇的博士后报告研究的正是这个。他在北京从事这个论题的研究时，首先对导师杨义先生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杨老师在他心中具有很高地位，因为他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之一，所著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迄今仍然可说是很难逾越。后来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先秦诸子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每每在其著作出版之后，亦总能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杨义文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社第一次为一个中年学者出版如许高规格的著作丛书。对于杨义先生，一般人以为他学识渊博，颇有些端着架子，不敢亲近，袁盛勇最初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接触多了，恍然间发现杨先生并非如此之人，而是既具有作为一个学者的纯粹，更具有一颗童心。他对学术研究是那么虔诚，而内心是那么坦荡，只要聊起他正在从事的研究来，总会与你侃侃而谈，说到得意处，亦会笑声朗朗。所以，杨先生沉浸学术间爆发的笑声是富有感染力的，此时，袁盛勇不仅感到杨先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家的可爱，也深深感到学术研究的可贵与可爱。杨义先生著作中对于文学的审美感悟和表达，在文化视阈中所具有的大文学观念，以及以多师为吾师包举万千的学术风范，都对袁盛勇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北京做博士后期间，文学所的一些老师和同事，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处的一些前辈和朋友，都对他在研究和查阅文献时多有帮助，令他非常感动。尤其孙郁先生，当时正做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他在百忙中，慨然答应为刚认识不久的袁盛勇的第一本著作《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写了精彩序言。做博士后期间，袁盛勇把当时研究的课题选定在对于毛泽东时代鲁迅现象的考察上，这仍然是他对于鲁迅研究和延安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延续。2018年3月，经反复修订，以《当代鲁迅现象研究》为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郁先生在为该书所写序言中予以较高而中肯的评价。袁盛勇在这部书中，多有反思之处，既反思那个符号化鲁迅的形成，也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品格的缺失，更在书的最后反思鲁迅本身的某些缺陷，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学术力量，值得重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学术良知，亦在其中缠绕，不时浮现。
袁盛勇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他的论著总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学术表达中透露着一种文学的灵气和激情。他在授课时曾对他的研究生说，中文系的研究生应该在思考和表达时有点文学的感性之美，写出来的学术论文也应该有点激情和文采，不要学思干枯而文字滞涩，干枯滞涩是不可能对于文学和历史真正有所感悟，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悟和体验有效传递出来的。袁盛勇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读于湖南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时，因为受到一些爱好写作的老師的影响，较早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在那时手头只要有了一点零钱，就会去县里的邮政局报亭购买《散文》《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诗刊》等文学报刊，也在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且抄写了不少其间的文学段落和篇章。也正是从彼时开始，他尝试着写了一些散文和诗歌，有些发表了，印成了铅字，这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更大热情。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在不少青年那里已然成了一种信仰，文学之火就是精神之火、生命之火。他在那时，样子显得那么清秀，有段时间竟然也留起了飘逸的长发和胡须，走路时背着手，有点像个老夫子，而昂起头来，确实有些诗人的气质。后来每言及此，他都会呵呵笑着，说是那时的风尚。袁盛勇在其后来所写一部书的后记中云：“我要借此感激我读师范时的老师陆声高、邹友湖先生，是他们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我忘不了曾因发表一些文学性习作所带来的欢乐，那是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青年人的梦想的一部分。”其中恩师陆声高先生已经因病故去，他每念及，颇为感叹人生的急促和无常。袁盛勇认为，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不可能要求他们成为作家、诗人，这也不是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熟读一些经典作品之余，也应该有点文学创作的体验，好的文学表达有助于一个学者的健全成长和成熟。
学无止境。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所能呈现的学术成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倘若他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创造性贡献，那么他也就能在学术发展的链条中不可或缺从而成就自身的伟大。所以，袁盛勇认为，真正有创造性成就的中国学者应该自信，而不必自卑，应该有点自傲，而不必过于自谦。多年来，袁盛勇始终保持着一种较为独立的学术思考与学术活力，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述近20种，发表论文100余篇。其间能够取得一些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并非偶然，他做的也并非只是一种书斋中的死学问，而是包含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学术之路上，袁盛勇正沉稳而自信地走向远方。
对于一个大学教授、一个真正的学者而言，只要专心于你的教学和学术，享受着读书、思考和研究上的些微成就所带来的欢愉，享受着生活的阳光所带来的惬意和温馨，也就是获得了颇为值得珍惜的幸福了。2017年9月，袁盛勇在其所著《当代鲁迅现象研究》的“后记”中写道：“時间过得真快，在高校工作不觉已近二十年了。我的体会是，做学问和做人、生活一样，并不容易的。不必刻意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能够在阳光下好好生活着，纵使只是偶尔给远方的亲人和朋友打个电话，发个微信，或在夜阑人静时分，不时仰望那似曾相识的明月或高旷神奇的星空，在我看来，也终究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作为一名学者或知识分子，不一定非要做那伟岸的树木，能够成为一片装饰大地的草叶，在自己的学术园地里，用心耕耘，就像那农夫，能给人带去一点可人的绿色和生命的气息，也就够有意思的了。”袁盛勇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始于1998年7月，那时他刚从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了。在这期间，袁盛勇可谓不断开启他的人生和学术问道之旅，也见识和体验了人生和学界的方方面面，知晓社会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般纯净，也感念人生和学术旅途所遇见的诸位师友和亲人的无私，而这些更坚定了他人生和学术所应有的人文信仰。他在教学和进行学术讲座时，他在书桌前和窗边独自遐想沉思时，眼睛里总是闪着一种真诚而智慧的光芒，是那样真挚动人。他说，学术研究跟作家的创作一样，也应该充满了灵感，也应该经常处于一种沉思的状态。这是说，思想火花和学术的创造性结晶都有可能在你的研读和沉思中冉冉升起，也会在灵感到来时获得学术和思想的升华，而在升华中带来一种表达的冲动和境界的提升。学问之道无他，在乎学识和境界的超拔，在乎学者关乎学术的心心相念，学问者，心诚所至，滴水石穿也。所以，尽管袁盛勇的学术和人生旅途已经几乎走遍了祖国的东南西北，但是，他对于学术创新的热忱追求乃始终如一。所谓无问西东，学术维新;人各有志，返璞归真;风雨如晦，求道恒常。正是有了此等认知，他说，在人生和学术之途，即使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鲜花和掌声，他也会如鲁迅笔下的那位“过客”，听凭内心声音的召唤，毅然往前走去。
1995年秋天，他带着兴奋和期待来到岳麓山下攻读硕士学位，以为进了高等学府，就会有着无尽光明的未来，但也有些迷茫，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拥有一份怎样的职业，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学术自觉，应该说最初发生在这个时期。湖南师范大学在当时具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校长张楚庭先生更是胸怀博大而又力举教育改革，成为一时之传奇。当时文学院也是精英荟萃，流光溢彩，生机勃勃，学术生态无疑达到了一个较佳状态。1995级现代文学专业一共招了七位研究生，袁盛勇之外，还有罗宗宇、文贵良、胡辉杰、黄蓉、李琦、颜浩。这一届的两位导师颜雄先生和徐麟博士，都是鲁迅研究专家。袁盛勇曾经回忆道：“颜老师善于史料，讲究证据，曾跟随李何林先生研修过，也参与过《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相当严谨。徐老师是钱谷融先生的高足，曾跟王晓明教授一道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博士论文做的是鲁迅中期思想研究，有很深厚的哲学功底，精于思辨，有着浓厚的社会意识和人文情怀;他的鲁迅研究著述可说是哲学和诗的结合，曾经给我带来过较为持久的激动。”这一届比较特别的是，两位导师合作无间，所以他们毕业论文上写的导师名字不是一位，而是两位，不知是否可以说，这在其母校的文学院或许也成了绝响。毕业后，他们七位同学都相继在不同高校又攻读了博士学位，举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都是响当当的名校，也是令人回味。袁盛勇的学术研究，显然承续了两位导师的长处，其研究既对史料和文献非常看重，也具有一种较为明晰的问题意识和逻辑色彩。其实，不仅徐麟老师强调逻辑思辨，颜雄先生在当时也是倡导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理论思辨的能力，研究生应该对此有较为自觉的意识。袁盛勇记得有一次颜老师在文学院举办的讲座上谈的就是这个，印象很深。由于受到两位导师的影响，袁盛勇当时的毕业论文选题做的就是鲁迅研究，题为《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论文初稿写完后，徐麟老师还让他带着论文打印稿去上海拜访过吴俊、杨扬两位钱门（钱谷融先生）弟子，向他们请教。毕业答辩时，听到易竹贤、凌宇等专家的好评，心里美滋滋的。后来，他把这篇论文寄给北京的《鲁迅研究月刊》，想不到当时素昧平生的资深编辑王世家先生竟亲手用毛笔写来了用稿信，言语虽短，但多有勉励之处，论文也就在这个刊物分上下两篇连载，刊于2000年第9-10期。这给袁盛勇带来了莫大欣喜，更加坚定了他开始致力于鲁迅研究和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志趣。他也常常感念于王世家先生的慧眼和提携，认为王先生是他人生和学术旅程所遇到的贵人之一。2018年12月初，在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微信群看到王世家先生遽然去世的消息，想到再也不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再也不能跟他一起在北京的小饭馆里品咂二锅头，袁盛勇黯然神伤，并且随后前往北京送了先生最后一程。 真正在对历史和文学的认知上让袁盛勇变得更为清俊洒脱的，是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间。2001年9月，袁盛勇开始了复旦的学习生活。正是在这里，他首先认真阅读了导师吴立昌先生的相关论著。吴老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早探究精神分析与现代文学之关系，并用此研究新感觉派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品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提出应给沈从文以正当评价，并从建筑人性神庙和人性的治疗者角度研究沈从文思想及其文学实践的学者之一。因此，他的研究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新潮和前沿的。吴老师的专著《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等，袁盛勇都反复阅读过。吴老师在心性上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等向往不已。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竟也慨叹赛先生和德先生迟迟不肯下楼来的历史与现实缘由。所以在袁盛勇眼里，吴老师乃是一位豁达和不懈追求真知的知识分子。也正是在复旦校园，他去听过陈思和先生的现代文学课，陈老师在当时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讲课很是洒脱，袁盛勇和其他不少同学一样，都对陈老师的审美感悟和分析能力钦佩不已。陈老师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中的战争文化心理、现代文学中的民间视角和民间审美文化形态、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和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等等，正是从那时不断弥漫开来，也逐渐丰满，并为学界所广泛接受。陈思和所著《鸡鸣风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等对袁盛勇的学术成长产生过较大影响。也正是在此时，他和朋友倪伟一起去华东师范大学拜访过王晓明先生，那时的王老师在袁盛勇心中具有较大精神份量，可说是他屈指可数的精神导师之一。記得当时在王老师家里，正是电视里播放周迅主演的《橘子红了》的时候，大概是2002年吧，王老师对他爱人说，我跟盛勇已经神交很久了。因为袁盛勇在来上海之前，就多次给王先生写过信，他也是多次回复，彼此都有些了解了。王晓明所著《刺丛里的求索》《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等对袁盛勇的学术成长影响较大。在当时的上海，自1988年王晓明与陈思和明确倡导“重写文学史”以来，在文学批评界能够呼风唤雨的，或许就是这两位先生了。也正是在复旦校园，袁盛勇首次近距离聆听了北京大学钱理群先生的学术演讲，并且听完讲座后去钱先生下榻的宾馆当面请教过一些问题。复旦就是复旦，总能给人以丰富的学理涵养。
世纪之交，人们对20世纪四十年代延安的理解处在春潮萌动之中，当然也有点方兴未艾之势了。袁盛勇清楚记得，进入新世纪前后，黄昌勇《王实味传》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同年出版，朱鸿召《延安文人》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年出版，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中译本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加上此前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均由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王培元《抗战时期的延安鲁艺》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再往前，华裔学者唐小兵所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这些都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也对袁盛勇当时的思考产生了积极的促动作用。正是在此种学术氛围中，袁盛勇觉得延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片可供开发的处女地，因而决定把对延安文学的探究当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此后，他很注意延安时期原始报刊资料的查阅，在复旦图书馆就仔细翻阅过《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尤其对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袁盛勇更是下了工夫。自2002年9月至2003年5月，他一直不断在翻阅这份报纸，并做了三大本阅读笔记，对延安时期的政治、文化事件及其脉络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了解。2003年暑假，他又前往西安和延安查找相关资料。在陕西省档案馆他看到了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期间的一些档案资料，深感震惊。又从西安乘火车抵达延安，实地看到延安的地貌后，他心中对毛泽东瞬间涌起了一股崇敬之情，以为在这偏远的山沟沟里，最后成就了一番伟业，真是不简单。所以，对于延安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他是既有崇敬，亦有震惊，感觉以前在教科书上所看到的，也就有其不可回避的缺陷。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对延安文艺和历史也就有了自己不一样的感受和理解。他后来回忆道：“延安这片土地所曾生长过的政治与人文尤其是延安文学，并不为人做过多么认真的学术性探究，它的来龙去脉与充满历史意味的歌哭，也并不为人所曾真正理解和把握。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对延安时期原初材料的查阅之中，并在以后的几年间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思考并言说着这个论题。在这过程中，我终于觉得自己开始慢慢理解了曾经发生在延安文人身上的一切，我觉得在深入触摸历史肌理的途中，恍然间体悟到了一条前人未曾深入考察并运用过的叙述逻辑。”这里说的都是实情。而说体悟到了一条较为独特的叙述逻辑云云，此乃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常常较为得意的事，已经体现在其博士论文《宿命的召唤——论延安文学意识形态化的形成》之中。
2004年夏季答辩时，该学位论文获得了答辩委员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有位专家甚至在答辩后告诉他，说当时阅读论文时夜不能寐，很激动，所以给这篇论文打了99分。其中不少成果后来在国内刊物《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学术月刊》等上面相继发表，并有多篇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全文转载和摘录。钱理群先生曾经邀请他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这一课题的研究，具体负责延安文艺相关内容的撰写，并任《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这一卷的副主编，后来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2018年6月29日至7月2日，他在西安主持召开“丁玲文学现代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11月，他获准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成为该项目首席专家。2019年，在延安文学研究方面，他出版有专著《抗战与延安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2月），主编著述有《延安文艺研究年鉴·2015-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月）、《延安文学研究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8月）;2020年6月，主编《丁玲文学现代性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经过多年学术积累，袁盛勇在延安文学研究方面已经卓成一家，颇有自己的学术特色，相信以后会做出更大贡献。 2004年10月，袁盛勇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期间，又去北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义先生做了博士后研究。其实，在复旦校园写作博士学位论文期间，他就萌生了要写一部关于“鲁迅现象”著作的念头。因为他最早从事的是鲁迅研究，对鲁迅文本较为熟悉，而且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发现后来被广泛利用的“鲁迅传统”早在延安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并且开始影响延安文人的心态和延安文艺的建构。也正因如此，他对毛泽东时代的“鲁迅”塑造及相关鲁迅现象的认知就具有了较为清晰的理解。袁盛勇的博士后报告研究的正是这个。他在北京从事这个论题的研究时，首先对导师杨义先生有了较为深切的了解。杨老师在他心中具有很高地位，因为他是当代最为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家之一，所著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迄今仍然可说是很难逾越。后来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先秦诸子发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每每在其著作出版之后，亦总能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杨义文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社第一次为一个中年学者出版如许高规格的著作丛书。对于杨义先生，一般人以为他学识渊博，颇有些端着架子，不敢亲近，袁盛勇最初有一段时间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接触多了，恍然间发现杨先生并非如此之人，而是既具有作为一个学者的纯粹，更具有一颗童心。他对学术研究是那么虔诚，而内心是那么坦荡，只要聊起他正在从事的研究来，总会与你侃侃而谈，说到得意处，亦会笑声朗朗。所以，杨先生沉浸学术间爆发的笑声是富有感染力的，此时，袁盛勇不仅感到杨先生作为一个学术大家的可爱，也深深感到学术研究的可贵与可爱。杨义先生著作中对于文学的审美感悟和表达，在文化视阈中所具有的大文学观念，以及以多师为吾师包举万千的学术风范，都对袁盛勇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北京做博士后期间，文学所的一些老师和同事，以及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处的一些前辈和朋友，都对他在研究和查阅文献时多有帮助，令他非常感动。尤其孙郁先生，当时正做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馆长，他在百忙中，慨然答应为刚认识不久的袁盛勇的第一本著作《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写了精彩序言。做博士后期间，袁盛勇把当时研究的课题选定在对于毛泽东时代鲁迅现象的考察上，这仍然是他对于鲁迅研究和延安文学研究两方面的延续。2018年3月，经反复修订，以《当代鲁迅现象研究》为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郁先生在为该书所写序言中予以较高而中肯的评价。袁盛勇在这部书中，多有反思之处，既反思那个符号化鲁迅的形成，也反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人文品格的缺失，更在书的最后反思鲁迅本身的某些缺陷，这些都具有一种内在的学术力量，值得重视。作为一个学者所应有的学术良知，亦在其中缠绕，不时浮现。
袁盛勇教授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他的论著总能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学术表达中透露着一种文学的灵气和激情。他在授课时曾对他的研究生说，中文系的研究生应该在思考和表达时有点文学的感性之美，写出来的学术论文也应该有点激情和文采，不要学思干枯而文字滞涩，干枯滞涩是不可能对于文学和历史真正有所感悟，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感悟和体验有效传递出来的。袁盛勇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读于湖南家乡的一所师范学校时，因为受到一些爱好写作的老師的影响，较早对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他在那时手头只要有了一点零钱，就会去县里的邮政局报亭购买《散文》《散文选刊》《小小说选刊》《诗刊》等文学报刊，也在学校图书馆和阅览室借阅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并且抄写了不少其间的文学段落和篇章。也正是从彼时开始，他尝试着写了一些散文和诗歌，有些发表了，印成了铅字，这使他对文学产生了更大热情。在整个八十年代，文学在不少青年那里已然成了一种信仰，文学之火就是精神之火、生命之火。他在那时，样子显得那么清秀，有段时间竟然也留起了飘逸的长发和胡须，走路时背着手，有点像个老夫子，而昂起头来，确实有些诗人的气质。后来每言及此，他都会呵呵笑着，说是那时的风尚。袁盛勇在其后来所写一部书的后记中云：“我要借此感激我读师范时的老师陆声高、邹友湖先生，是他们培养了我的写作兴趣，我忘不了曾因发表一些文学性习作所带来的欢乐，那是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一个青年人的梦想的一部分。”其中恩师陆声高先生已经因病故去，他每念及，颇为感叹人生的急促和无常。袁盛勇认为，中文系毕业的研究生不可能要求他们成为作家、诗人，这也不是研究生培养的目标，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在熟读一些经典作品之余，也应该有点文学创作的体验，好的文学表达有助于一个学者的健全成长和成熟。
学无止境。在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于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而言，所能呈现的学术成果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倘若他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创造性贡献，那么他也就能在学术发展的链条中不可或缺从而成就自身的伟大。所以，袁盛勇认为，真正有创造性成就的中国学者应该自信，而不必自卑，应该有点自傲，而不必过于自谦。多年来，袁盛勇始终保持着一种较为独立的学术思考与学术活力，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专著5部，主编著述近20种，发表论文100余篇。其间能够取得一些具有创新价值的学术成果，并非偶然，他做的也并非只是一种书斋中的死学问，而是包含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学术之路上，袁盛勇正沉稳而自信地走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