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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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本草>在明代曾大量刊行,其中有文献记载的书坊刻本有正德十四年书林刘氏日新堂刊本、万历六年书林归仁斋杨先春刻本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其中,日新堂刻本以成化四年本为底本;杨先春归仁斋刻本又以日新堂本为底本,承袭了成化本的错讹、脱漏,其校勘粗滥,讹误百出;唐氏富春堂刻本以归仁斋本为底本,但校勘更为粗滥,几乎每页均有错讹.除校勘粗滥之外,书坊为招揽顾客,每标新立异,改头换面,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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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100700,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250014,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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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本草>在明代曾大量刊行,其中有文献记载的书坊刻本有正德十四年书林刘氏日新堂刊本、万历六年书林归仁斋杨先春刻本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刻本.其中,日新堂刻本以成化四年本为底本;杨先春归仁斋刻本又以日新堂本为底本,承袭了成化本的错讹、脱漏,其校勘粗滥,讹误百出;唐氏富春堂刻本以归仁斋本为底本,但校勘更为粗滥,几乎每页均有错讹.除校勘粗滥之外,书坊为招揽顾客,每标新立异,改头换面,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之名,改为<大观本草纲目全书>或<大观本草>等。
其他文献
中医学术界一般根据《素问》"七篇大论"所使用的干支纪年始于公元1世纪来推定其为东汉作品.但史书、历法和诗文三方面的证据都说明干支纪年始于公元前5世纪,从而可以断定"七篇大论"成书年代的上限当在战国时期。
槟榔屿市(英文名为Penang,马来西亚名为Pulau Pinang,中文名一度称为槟城),又称乔治市,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港口,槟城州的首府,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城市,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名城,是一个以华人为主,具有古老历史文化的名城。
宋代由于国营牧监南移、气候反常变化、畜舍环境卫生不良和长途迁徙不服水土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牛疫多次流行,不仅造成牛群的大批死亡,而且也造成农业畜力的锐减,威胁到粮食生产的稳定,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不同社会阶层的关注.宋代对牛疫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未病先防"和"既病防染"两方面,宋政府采取医学措施和经济措施进行了积极的防治,如:派遣兽医、赐药和颁方,规范养牧法;修改法律,允许耕牛买卖;推广新
1932年成都张氏义生堂刊刻的张骥所辑<雷公炮炙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雷公炮炙论>辑本.其选择底本不是宋代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而是清代的<修事指南>和<雷公炮制药性解>,距离<雷公炮炙论>原貌较远,且脱漏讹误较多,不是研究<雷公炮炙论>的最佳版本。
关于唐代医家王焘的里籍,《新唐书》谓其“世居眉”.此后的史书、方志等文献多从其说.1988年,湖南湘潭师范学院万方、陶敏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12卷第3期发表《王焘家世里籍生平新考》一文,认为“今眉县王家台村王姓自云王珪后裔,有二种可能,或珪、焘之后人一支迁徙于此,或纯为附会,以显该村王姓不无渊源.总之,珪、焘终世与眉无涉,其里籍不是眉县而是万年”[1].其后,高文柱、张登本2位学者也持“万年”
恽铁樵与陆渊雷皆为弃文业医者,既广学博识,又长期涉足中医临床与中医教育,二人的医事活动都与近代中医发展密切相关.恽氏年岁稍长,持改进中医论,在近代率先比较系统地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学术思想.陆氏稍幼,坚持"中医科学化"的观点,为后期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性人物.二人的学术思想虽有颇多共同之处,如学宗仲景,重视伤寒、倡导革新,汇通中西、反对废医等;但是也有不少明显的差异:如关于《伤寒论》与《内经》关系、温病
籍贯、里籍,指祖居地或个人出生地.相关者有故里和郡望.故里,即故乡,指出生地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郡望,既指祖先的居地,也是著姓大族之支系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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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的"芜荑盐豉醯酢酱",既可作为调味品食用(如辛用芜荑、咸用盐、苦用豆豉、酸用醯酢等),又都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很早即作为药物被记载于本草书籍.这种药食兼用的双重性,反映了寓食于药、寓药于食的特点,也揭示了医学发展早期药食同源的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