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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至1942年间，在余汉谋将军的部队中，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1930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5年11月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第三党”)成员及无党派人士曾经有过一段难得的合作经历。这是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各党派成员试图突破彼此成见，谋求合作抗日的一种表现。
抗日守土，余汉谋部广收人才
抗战前一年，“南天王”陈济棠因两广事变失败而下台，余汉谋入主广东。1938年6月，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3月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而此时，中共已在广东重建了组织，中共南方工委、广州市委、广东省委先后成立，并于1938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
与此同时，第三党也在广东积极开展活动。
那么，在余汉谋部何以会一度出现多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合作抗日的局面呢?
余汉谋的部属不少人参加过淞沪抗战，有较强烈的抗日思想。作为广东的军事首领，余氏希望增强军力，激励士气，振兴部队，以尽抗日守土之责。所以，他在广东的抗日先进青年中广泛寻求支持者。
当时，中共在广东的组织虽未公开，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影子。中共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拥有一万多名队员，在各种抗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汉谋愿意起用这些人，特别是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之时，更希望将这些人引进自己的部队。他曾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提出，希望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遵照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党、友军进步”的方针，中共广东省委在党内提出了“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余汉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的同乡和同学，不少军官又是邓的门生故旧，与第三党干部有诸多交往，为增强抗日力量，李煦寰等特别属意于第三党，吸纳了不少第三党的干部到部队中工作。
就这样，出于余汉谋、李煦寰的主动引进和吸纳，在广州失守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第三党成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加入余汉谋部队。
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在其中工作的既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也有无党派人士。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留美博士、中山大学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著名学者钟敬文任上校视察专员。第三党总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任第十二集团军顾问，黄中廑任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秘书，在余汉谋部队任职的第三党干部还有郭翘然等十来人。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也是由各党派的成员组成的，最初加入该大队的中共党员有李见心、汪绥祚等12人，后来增加到29人，几占全队人数(60人)的一半。“四政大”撤出广州后，第三党干部张育康任高要组、中共党员石辟澜任郁南组的领队。这表明，当日军铁骑肆虐、国难深重之时，“抗战高于一切”成为了各抗日党派的共识，并开始把这一原则付诸实施。
惠风和畅，粤北会战显示威力
广州失守后，余汉谋退守粤北，因失败而备受各方责难。为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他决心厉行整军，组建政工总队，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以期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途径而振兴十二集团军。中共广东省委于是决定“大量帮助之”，派廖锦涛等二百多名党员，并发动六百多名进步青年(大部分是“抗先”队员)加入政工总队。“四政大”队员也集中到政工总队工作。第三党广东负责人陈卓凡、郭翘然先后担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这时应邀到粤北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还有王鼎新、廖辅叔、秦元邦、林楚君等各方面人士。
1939年3月，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训练班在粤北翁源县香泉水开班，这个偏僻小山村一时人才济济，聚集了大批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及无党派人士。
当时，李煦寰等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各方人才，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陈卓凡总管部队政治教育，张育康任政工总队训育室总干事，郭冠杰、王鼎新等任政训班教官。“四政大”的中共党员，有的任训育室干事，有的分派到政训班各中队任指导员。他们同心协力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首先是努力刷新政治教育的内容，公开讲授“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认真学习北伐军、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将延安“抗大”的教材搬了过来。中共党员、中队指导员李见心曾到“抗大”学习过，他大力宣传“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此被写到政训班的墙壁上。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八百多名政工队员，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师守纪。可以说，在当时的香泉水，虽有反共顽固分子的干扰，但总的说惠风和畅、一派生机，见证了各抗日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亲密共事、团结合作的动人场面。
政训班共办了八个月，在团结抗战和新型政治工作的新风中培育出来的政工总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业之后，政工队员被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师、旅、团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们深入部队基层宣讲抗日形势，与官兵广交朋友，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有效地稳定了部队，减少了逃兵，鼓舞了士气，使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1939年末和1940年夏的两次粤北会战中，各部队的政工队员纷纷走上第一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或在阵地上鼓舞士气，或协助官长指挥作战，或组织群众搬运弹药、抢救伤员。战事结束后，又参与清理战场、调查伤亡、慰问部队等善后工作。中共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在抗战中牺牲的政工队员还有黎景尹等人。中共党员、152师政工队员姜渭康在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负了重伤。当年的政工总队《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
1939年底，第十二集团军159师、160师奉命开赴广西参加抗日作战，两师的政工队随军出发，其中有中共党员杨重华、杨学基等人，他们经历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
对于政工队员的成绩，第十二集团军的官兵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可给他们当连、排长。余汉谋、李煦寰分别于1940年初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信、张钊出具了两份“证书”，称赞廖等率领来自澳门的队员“加入本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自去年三月以来均能实干苦干，努力负责，殊堪嘉许”。
由于在粤北的两次对日作战中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于1940年秋又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在始兴县东湖坪再办政训班。东湖坪于是又聚集了大批各抗日党派和非党人士。是年底，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第三党重要干部郭翘然出任政治部少将组长，在政治部工作的有第三党干部张奠川、梁劲夫，中共党员曾劲夫、廖锦涛、汪绥祚、何筱静、王珠等。
兄弟阋墙，团结合作遭遇障碍
然而，不久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内顽固派在粤北也掀起了反共逆流，于1941年夏先后逮捕了廖锦涛、何筱静、王三珠，并将他们迫害致死或杀害。在第七战区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第三党成员被逼相继撤离(已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各部队及在东湖坪工作的人员，有的坚持了下来)。
抗日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和非党人士在余汉谋部队的合作，是抗战史上较为罕见的现象。虽然当中有曲折，发生了反共逆流，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去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当时各抗日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谋求合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壮举，值得后世子孙铭记和借鉴。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
抗日守土，余汉谋部广收人才
抗战前一年，“南天王”陈济棠因两广事变失败而下台，余汉谋入主广东。1938年6月，余汉谋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3月起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而此时，中共已在广东重建了组织，中共南方工委、广州市委、广东省委先后成立，并于1938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驻粤办事处。
与此同时，第三党也在广东积极开展活动。
那么，在余汉谋部何以会一度出现多党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合作抗日的局面呢?
余汉谋的部属不少人参加过淞沪抗战，有较强烈的抗日思想。作为广东的军事首领，余氏希望增强军力，激励士气，振兴部队，以尽抗日守土之责。所以，他在广东的抗日先进青年中广泛寻求支持者。
当时，中共在广东的组织虽未公开，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到处都有共产党人活动的影子。中共领导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拥有一万多名队员，在各种抗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余汉谋愿意起用这些人，特别是1938年10月广州失守后，他的处境十分困难之时，更希望将这些人引进自己的部队。他曾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主任云广英提出，希望给他输送一些“有能力”的人才，以“帮助整顿部队、训练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遵照中共中央“最普遍地推动友党、友军进步”的方针，中共广东省委在党内提出了“到军队、自卫团中去”的口号，决定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余汉谋部工作。
余汉谋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的同乡和同学，不少军官又是邓的门生故旧，与第三党干部有诸多交往，为增强抗日力量，李煦寰等特别属意于第三党，吸纳了不少第三党的干部到部队中工作。
就这样，出于余汉谋、李煦寰的主动引进和吸纳，在广州失守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许多第三党成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纷纷加入余汉谋部队。
1938年6月第四战区政治部成立，在其中工作的既有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也有无党派人士。中共党员左恭任政治部主任秘书，尚仲衣(留美博士、中山大学教授)任政治部第三组上校组长，石辟澜等是这个组的成员。著名学者钟敬文任上校视察专员。第三党总务委员会书记郭冠杰任第十二集团军顾问，黄中廑任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秘书，在余汉谋部队任职的第三党干部还有郭翘然等十来人。第四战区的政治大队(“四政大”)也是由各党派的成员组成的，最初加入该大队的中共党员有李见心、汪绥祚等12人，后来增加到29人，几占全队人数(60人)的一半。“四政大”撤出广州后，第三党干部张育康任高要组、中共党员石辟澜任郁南组的领队。这表明，当日军铁骑肆虐、国难深重之时，“抗战高于一切”成为了各抗日党派的共识，并开始把这一原则付诸实施。
惠风和畅，粤北会战显示威力
广州失守后，余汉谋退守粤北，因失败而备受各方责难。为洗刷作战不力的耻辱，他决心厉行整军，组建政工总队，举办政工干部训练班，以期通过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途径而振兴十二集团军。中共广东省委于是决定“大量帮助之”，派廖锦涛等二百多名党员，并发动六百多名进步青年(大部分是“抗先”队员)加入政工总队。“四政大”队员也集中到政工总队工作。第三党广东负责人陈卓凡、郭翘然先后担任第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主任秘书。这时应邀到粤北第十二集团军工作的，还有王鼎新、廖辅叔、秦元邦、林楚君等各方面人士。
1939年3月，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训练班在粤北翁源县香泉水开班，这个偏僻小山村一时人才济济，聚集了大批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的成员及无党派人士。
当时，李煦寰等以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各方人才，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陈卓凡总管部队政治教育，张育康任政工总队训育室总干事，郭冠杰、王鼎新等任政训班教官。“四政大”的中共党员，有的任训育室干事，有的分派到政训班各中队任指导员。他们同心协力开展了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首先是努力刷新政治教育的内容，公开讲授“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等，认真学习北伐军、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还将延安“抗大”的教材搬了过来。中共党员、中队指导员李见心曾到“抗大”学习过，他大力宣传“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因此被写到政训班的墙壁上。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八百多名政工队员，认真学习、刻苦训练，尊师守纪。可以说，在当时的香泉水，虽有反共顽固分子的干扰，但总的说惠风和畅、一派生机，见证了各抗日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亲密共事、团结合作的动人场面。
政训班共办了八个月，在团结抗战和新型政治工作的新风中培育出来的政工总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业之后，政工队员被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所属各师、旅、团从事军队政治工作。他们深入部队基层宣讲抗日形势，与官兵广交朋友，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改善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有效地稳定了部队，减少了逃兵，鼓舞了士气，使官兵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1939年末和1940年夏的两次粤北会战中，各部队的政工队员纷纷走上第一线，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或在阵地上鼓舞士气，或协助官长指挥作战，或组织群众搬运弹药、抢救伤员。战事结束后，又参与清理战场、调查伤亡、慰问部队等善后工作。中共党员、157师政工队员陈兆佳在第一次粤北会战中英勇牺牲，在抗战中牺牲的政工队员还有黎景尹等人。中共党员、152师政工队员姜渭康在一次狙击战中炸伤了三名日军，完成了掩护部队撤出阵地的任务，自己负了重伤。当年的政工总队《队报》发表了《敬礼！姜渭康同志》一文，赞扬他英勇打击日军的事迹。
1939年底，第十二集团军159师、160师奉命开赴广西参加抗日作战，两师的政工队随军出发，其中有中共党员杨重华、杨学基等人，他们经历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昆仑关战役。
对于政工队员的成绩，第十二集团军的官兵曾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余汉谋甚至表示：只要这些政工队员愿带兵，可给他们当连、排长。余汉谋、李煦寰分别于1940年初为中共党员廖锦涛、李信、张钊出具了两份“证书”，称赞廖等率领来自澳门的队员“加入本集团军担任政治工作，自去年三月以来均能实干苦干，努力负责，殊堪嘉许”。
由于在粤北的两次对日作战中显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余汉谋、李煦寰决定扩大政工总队，于1940年秋又招收了数百名青年，在始兴县东湖坪再办政训班。东湖坪于是又聚集了大批各抗日党派和非党人士。是年底，第七战区政治部成立，第三党重要干部郭翘然出任政治部少将组长，在政治部工作的有第三党干部张奠川、梁劲夫，中共党员曾劲夫、廖锦涛、汪绥祚、何筱静、王珠等。
兄弟阋墙，团结合作遭遇障碍
然而，不久却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内顽固派在粤北也掀起了反共逆流，于1941年夏先后逮捕了廖锦涛、何筱静、王三珠，并将他们迫害致死或杀害。在第七战区政治部工作的中共党员和第三党成员被逼相继撤离(已分派到第十二集团军各部队及在东湖坪工作的人员，有的坚持了下来)。
抗日时期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成员和非党人士在余汉谋部队的合作，是抗战史上较为罕见的现象。虽然当中有曲折，发生了反共逆流，但从全民族抗战的眼光去看，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当时各抗日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积极谋求合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的壮举，值得后世子孙铭记和借鉴。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