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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家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关于安民逸民的观点。其主张：待民必须守道遵玄德；民众疾苦、多欲、多智难治与圣人侯王有为而治直接相关；由百姓自然而为，实现自行化育，侯王们要无为好静、无事无欲、不扰民残民，谦民爱民合民心等。要珍视蕴含于道家纯自然主义思想中的大智慧 ，谨防反自然的偏差和权力的异化；要警惕蕴含于道家纯自然主义思想中的反文明倾向，谨防反现代性的偏差。老子思想中确有民愚和愚民的主张，对此，今人当有清醒的认识。还老子于本相，这才是对老子的真正敬重。
关键词： 道家；人民群众观；当代评析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3-0072-07
老子所撰五千言的《道德经》具有无穷无尽的解构性，有着无穷无尽的解释力和想象空间。“道”是老子最高哲学范畴，而他本人并没有明晰地定义“道”是什么。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始万物之宗；湛兮！始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本文引用的文本为魏晋王弼所注《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下同。）道，空虚无形，作用无边；它渊深不测，是创造万物的宗祖；它隐晦不清，自古就存在；没人知道它是谁之子，就好似没人知道上帝的先人是谁。正可谓：“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老子认为：有一种状态，它先于天地而生，浑然自成，这一浑然自成的状态虚清无形，不因他物变迁而独立存在，它可以是天地之本，不知其名，勉为其难地叫它为“道”，也叫它为“大”吧。由于老子对“道”的内涵外延未作明确解说，造成了老子所言的“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人对老子、对“道”理解阐发的多面相。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老庄学说要义的把握。老庄哲学并非与人间烟火无关，治国安民恰恰是其学说的核心指向，民是谁、民怎样、如何待民等无不受道的统摄。基本归属于政治哲学的老庄哲学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人民群众观，是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的思想理论渊源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待民必守道遵玄德
老子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他认为：“道”总是依据万物的本性自然而为，因而没有不能为的。侯王如果能够秉持道的自然无为的法规，天下大众就会自行归化……如果没什么欲望，人心就能平静，天下就会自行安定。在老子那里，“万物”是个常用词，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老子·三十四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这里的“万物”指天地的宇宙间的一切。当“万物”与“侯王”串连起来时，这个“万物”当指“民众”，即人民大众。[1] “万物”即人民大众，还可选一例。老子言：“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老子说的是：侯王如果能秉持自然无为之道，万民就会自愿宾服，这就像天地之间阴阳相合，自动降下雨露一样。对于百姓，不用命令，他们就能自行处理好各种事物。与“万物”这一指向相似的是老子所用的“天下”一词。他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老子·三十五章》）他还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四十八章》）老子坚信：要想使万民归顺，必须恒守无为之道；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扰民生事，那就不会赢得八方民众。
老子提出，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不能采用无为之道？通观老子言说，他是在以疑问的句式作肯定的回答。乍看老子因受其“无为而治”总体理念束缚，没能提出什么实现其政治理想和主张的切实可行的方略，其实，能做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就是十分难以做到的有为了。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统治者们要通过一系列艰难的有为，才能达到无为的理想状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锋芒所指正是统治者据天下万物为己有，视自己为民众的大恩人，居高临下滥用权力等种种社会弊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老子说，天地不厚此薄彼，对待万物就像对待自然生长的青草和小狗一样；圣人不厚此薄彼，对待百姓就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不分亲疏贵贱。“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老子·五十六章》）老子劝言：圣人不可以亲近谁，也不可以疏远谁；不可以惠及谁，也不可以加害谁；不可以高看谁，也不可糟践谁。这样，天下万众才认为是最可珍贵的。
依据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老子把最高统治者分为四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有学者将“百姓皆谓：‘我自然’”今译为：“老百姓都说：领导本来就应该这样。”。[2]这里，将“我”确定为“领导”而非“百姓”，通读上下文，这里的“我”当指百姓自身，联系《老子》其他各章，特别是第六十七章中有云：“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其中的“我”即大。这样将“我自然”解释为“道法自然”亦说得通，而理解为“领导本来就应该这样”恐是准确性最差的选择。最高统治者的作为不为人民所感知，这属第一等；统治者受拥戴赞誉的，为二等；人们所惧怕的统治者，为三等；遭人民辱骂的统治者，为末一等。欲想做守道无为的统治者，必须充分相信民众，否则不会得到民众的信服。统治者别轻易说三道四，老百姓成就了功业，都说“这都是我们自然而为取得的。”“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老子·三十五章》）统治者们秉持大道，天下百姓便会聚拢而来。统治者对聚拢而来的民众不予干扰，社稷就会安稳，人们就会平等，民生就会富足。 二、民众疾苦、多欲、多智难治与圣人侯王有为而治直接相关
虽说老子主张“无为”之道，而他本人对君王的无道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老子谴责朝政实在是太腐败了，搞得田地一片荒芜，粮仓空空如也；可君王们身穿华丽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美食早已吃腻，财富阔阔绰绰，正可谓强盗之首，真是无道至极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老子分析道，人民挨饿，是因为上面税赋太多，所以才遭饥荒；人民不好治理，是因为上面为所欲为，所以才统治不了；人民不惜铤而走险，是因为上面奢靡无度，所以才敢于冒死而行。
提出“无为而治”的老子，实际上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大有作为的思想家，老子不能不向统治者们提出“谏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国还是要治的，只是不可乱折腾，更不可屡屡扰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五十八章》）老子指出：朝政宽柔，百姓才会淳朴；朝政苛薄，百姓就会狡猾。故而，圣人为政有规矩，却不伤损民众；圣人为政有章规，却不伤损民众；好似自上而下流淌的水，而不像倾泻如注的暴雨；好似闪亮的光线，却又不灼伤百姓的眼睛。“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他进言道：不能树世俗贤人为榜样，这样才能使人民不趋逐名利；不能视难得之物为贵物，这样才能使人民不偷不盗；不能炫耀人们贪念的东西，这样才能使人民心绪不乱。因此，圣人治理国家必须要清除民众内心的欲望，填饱民众的肚子，削弱民众追求名利的志向，强壮民众的体格，使得那些智者不敢有为，为无为，则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在他眼中，圣明的统治者总是不固持己见，把百姓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圣人主政天下，善于听取吸纳民意，为了天下百姓而不把己见张扬出去。
老子既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治国治民的“不道”之患，又从被统治者即民众的角度分析统治者自身存在的“不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老子说：自古以来善于以道治理国家的侯王们，并不需要比民众更明智，而是要比民众更愚朴。民众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太过明白，所以，用权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以权谋治理国家，则是国家的福荫。“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老子认为：绝圣贤弃智谋，民众就会获利百倍；绝仁德弃礼义，民众就可回归孝慈；绝淫巧弃谋利，便没了盗贼。《老子》所主张的以愚治愚显然行不通，尤其是其中所含的愚民思想实不可取。
三、百姓自然而为，侯王无为好静
老子主张侯王无为而治国治民，他为侯王设定了一套“无为”规则。真要贯彻老子的“无为”之道，确实需要侯王们和百姓们两个方面的竭力而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论述道：治国要奉行自然无为之道，用兵要采用出奇制胜的谋略，赢得万民不能多事骚扰。我为什么能明晓此道理呢？孰不知，国家法令越多越苛刻，民众就越会造反；百姓的技巧淫术越多，稀奇百怪的东西就越多；奇珍异宝越惹人眼热，盗贼就越丛生。所以圣人说：我任民众自然而为，民众就会自行化育；我恪守清静不以令治民，民众就会自我校正；我不折腾扰民，民众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奢望贪念，民众就会自然纯厚朴实。老子不仅要求以道治国治民的侯王们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而且认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老子规定了圣人之治的原则是：不能沉溺于犬马声色，为此，要杜绝奢靡享乐，清净无为，勿以智治国。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老子说：不出门，便可以知晓天下的事；不向窗外张望，便可以知晓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所以圣人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事情，不用亲眼得见就可以明晓事理，不用亲历亲为就可以把事干成。老子有重理性轻感性经验的倾向，但又认为圣人安邦治民，要态度诚恳地学会兼听，为天下百姓而摒弃私心私欲，这样，百姓便都成为圣人的耳目。这其中多少包含了重民的思想。
老子反复告诫统治者不要逼民太甚，剥削无度，否则后果严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人民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呢？“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老子·七十二章》）老子告诫统治者：真要是到了民众不怕侯王权威的时候，侯王们就大难临头了！不能搞得百姓无处可住，不能搞得百姓生活无着，只有善待百姓，百姓才不厌恶侯王。因此，圣明的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要自爱，不要自以为贵。据此，要好自为之。“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怎样叫作留下大的灾患，总是人自身呢？我所以留下大的灾患，是因为我只顾自身，如果我不顾自身，我会有什么灾患呢？因此，人能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的人，才能被托付治理天下的职责；乐于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的人，才能被托付治理天下的职责。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老子以江海作比喻，认为江海能够融汇百川，是因为它恰当地把自己置于百川的下面，所以能成为百川融汇之处。同样的道理，统治者要想处于民众之上，必定是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下位；圣人在前面率领民众，必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后面。圣人处在上位当领袖，民众并不感到负担重，圣人率领民众走在前面时，民众不以为有什么害处。天下百姓乐于推举这样的圣人而不厌恶他，不正是缘于圣人的不争吗？正是由于他不争，因而天下没有谁可以争得过他。圣人不仅不争，而且要经受住指责，担当起职责。“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老子借圣人之口说道：承受得住国人指责的人，才配做一国之主；承担得了国家灾难的人，才称得上是天下之王。这是正面的话，好像在反说。
四、庄子的自然主义民众观和民治思想
提起道家，势必要说到《庄子》。《庄子》从自然主义出发，认为民的生活状态应当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止此也。”（《庄子·马蹄》）《庄子》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是“至德之世”，在那里，“民如野鹿”（《庄子·天地》），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庄子·马蹄》），“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庄子·山木》），“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天地》），“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庄子·马蹄》），“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民的这种决绝一切社会关系的纯自然的生活状态的对立面是治和治人，故此，《庄子》对于儒、墨、名、法等诸家的圣贤君主出世拯民说来了一个大颠覆，认为“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庄子·徐无鬼》）那些受到称颂的圣贤君主们，对民众“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庄子·则阳》）士民们的不良行为是由那些神圣的君主们强民所难造成的。对权力的批判自然延展到对非自然的仁义的批判。民原本是平等的，有了礼乐，才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天地之养一也，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庄子·徐无鬼》），“虎狼，仁也”（《庄子·天远》）。《庄子》主张，治民要顺其自然，君子们应“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庄子·山木》）要像种庄稼一样对待民众，“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卤莽而报予；云而灭裂之，其灾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之，其乐蘩以滋，予终年厌飨。”（《庄子·则阳》）《庄子》倡导君主无欲无为，为而不恃，“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不恃。”（《庄子·应帝王》）君主无欲，薄收税敛，才能安民，“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天下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
《庄子》一书的作者“把被统治者的苦难当作抨击统治者的佐证，喊出了人们的心声，可是他们却要把被统治者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毁掉。在《庄子》思想中，有不少是弱者的精神安慰剂，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安慰又是维护强者占据物质优势的特殊堤防。”[3]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与老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层面的人民群众观有密切关联的是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文诸篇。古佚文的作者的一大贡献是阐明了法的基本精神和立足点在于合乎民心。“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蓄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道法》）民贵贱有别，上下分明。“圣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前道》）治民需要法，法由道而生，而“号令阖于民心，则民听令。”（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君正》）古佚书的作者对民心的首义作了揭示：“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观》）解决了民众的吃饭生育问题，是合民心的第一要务。古佚文的作者重申了黄帝的爱民说，“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君正》）亲民爱民就要富民，民富则有耻，有耻之民才能遵法守法，而富民离不开减轻赋敛，毋夺农时等做法。
五、要善于鉴别道家纯自然主义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老子有鲜明的同情社会弱势群众的倾向，故有学者称其学说为弱者之道。同时，老子又是崇敬圣贤的。老子关注在横征暴敛、残酷统治下人民大众的悲惨境遇，希冀黎民大众过上自由平和清静的生活，他在要求人民“自化”、“无为无欲”的同时，更寄托于圣人即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以自然为法、“无为而治”。《老子》所持的治国安民之道走向了纯粹自然主义的极端，这并非《老子》作者的愚钝，而是其特意为之，由此提出了与其他诸子治国安民思想大相径庭的主张，成为了儒释道中的一极。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愈是偏颇走极端，就愈是接近真理的边缘乃至获得星星点点的真理性认识。《老子》把国家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完全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对的，但其主张国家不可把控人民的一切，这是有道理的。《老子》劝谏统治者“无为而治”自然难免其空想性，而其关于统治者别反复折腾百姓，别自恃有恩于百姓，自身要居上谦下、宽容俭朴、无名去利，于今则是有警戒作用的。《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生存图景明显涂有反文明进化的色彩，然而正是这样的理想家园寄托了《老子》“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蕴涵着对文明异化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对和平社会环境和人民丰衣足食的向往”。[1]（334）当下现代文明演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反相生的规律使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在此境况下，人们对《老子》所描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会没有一点向往之情，对自身过于膨胀的非理性欲望和作为不会没有一点自醒自责。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老子》关于处理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的若干思想不乏智慧的启迪。 据笔者体察，在《老子》当下的阅读圈里，党政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对《老子》的感受有不小的差异。众多党政领导干部们对《老子》所提供的关于治国安民、君民关系的思想主张视为取之不竭的智慧库，自己从政的得失乃至做人的成败亦能从《老子》中找到理论依据。而普通民众对《老子》的感受要复杂一些。在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人类文明负面杀伤而日益恶化的情势下，不少民众对《老子》所构想的“小国寡民”的图景煞是向往，甚至有民众退而求其次地向往改革开放以前生态环境尚未遭全面破坏的年代，那时虽不宽裕，但却能温饱，守着蓝天清流，吸着新鲜的空气，吃着无污染的食物，倡扬着相对质朴清朗的民风（当然不能无视“极左”对人们之间良性关系的异化）。这一情况表明民众对当下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不满和忧虑。由政党、政府、管理层组成的在上位者们，该为的地方没有为好或干脆不为，不该为的地方为而不停。这种不作为和乱作为对民重的危害无穷，严重影响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有的关系，严重损害了党群、政群、干群应有的关系。在上位者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们无法做到无欲无求，更无法做到“自化”为“良民”。《老子》所提出的“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其执行主体是君主，是统治者，是管理者，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在当下，切不可异化为要求百姓无欲自化，而管理者们多欲乱为或贪逸而不作为。
六、老子勿以智治与“非以明民”的策略
老子学说中有无愚民和民愚的思想？持肯定看法的学者大都举老子的这段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六十五章》）认为“建筑在反智主义基础上的极端愚民政策，以及为君主专制服务的统治权术，让人不寒而栗，对中国政治的副作用决不可低估。”[4]有学者则认为，把“愚民”的帽子戴在老子的头上是一桩冤假错案，应予以平反。[2]（263-264）持“非愚”论者引王弼、河上公、范应元等人对“愚”字的注释，认为，这里的“愚”为朴、朴质之意，“愚之”是使百姓朴质而不诈伪。如魏晋时期的王弼对“愚”的解释是：“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老子注》六十五章注）民愚便于君王统治，民智则是极大的危险，所以要“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老子注》四十九章注），民众婴儿化的好处在于“婴儿不用智，而和自然之智。”（《老子注》二十八章注）当今有学者沿着王弼等人的观点作了发挥：“老子认为天地与万物的和谐、序美并不是天地施万物以仁、以智、以礼等，而是天地以至诚无伪的真实包容并生养着万物。圣人对待百姓也应当这样。不是告诉民应该如何如何，而是让民按其本来需要与能力，自由自在地、如天地为万物所创造的广大无垠的空间或生存场那样，在君主所创造的极广大和宽松的、无任何外在干预和压力或束缚的环境中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老子‘愚民’的含义。所谓‘愚民’并不是让百姓无知无欲，而是对君主统治者提出要求，‘以赤子般或婴儿般的真朴对待百姓，如同天地对待万物一般’。”[5]此论同王弼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意在说明所谓愚民，并不是愚弄民众，而是要求君主治民必须弃智而持愚，顺乎民众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发展。笔者认为，老子是正话反说的超级大师，他的“愚民”，实际上是经过深度掩饰的另类“智民”，只不过这个“智民”是以大智若愚的面孔呈现的。以君主所谓的“愚”来对付民众的愚，如此治民的代价较小，倘若以智治民，民也会聪明起来，这势必使执政代价骤增乃至危及到君主的统治，想必老子和君主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持“非愚”论的学者还以易州龙兴碑本《道德经次解》中以“娱”代“愚”为例，把“将以愚之”转义为“使百姓快乐”。[4]（263-264）如果此说成立，历来认为老子主张愚民的见解都失去了凭据。笔者认为，仅就“非以明民，将以娱之”之类的片言数语判断老子没有主张愚民和民愚，视野着实太窄，证据着实不足。综观《老子》五千余言可以判定，老子是崇尚圣人的，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居上位的，其无为的对象是广大民众，后者则处于下位[“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老子认为上位与下位是长幼、父子的关系[“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八章》）]；老子将愚民上升到治国高度[“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可见，老子是有愚民和民愚思想的，尽管有古今的学人对其“愚民”说作了所谓“正本清源”的阐释，特别是在何为“愚”上作了界定，而笔者认为，考察一种学说，不能离开其在政治实践中和思潮流变中的实然状态。老子的“愚民民愚”说到了历代统治者手里，就成了竭力使民众始终处于无知状态的执政理念，这与帝王们行儒家所持的教民之道是殊途同归的，目的皆在于使民失去独立思想和独立选择的能力。持黄老之说的后人将这一点发挥得甚是彰明，如王弼就说：“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也。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老子注·六十五章注》）“民强则国家弱。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老子注·五十七章注》）。唐代的韩愈也主张行愚民政策，他说：“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本政》）明代李贽则崇尚轩辕氏顺应民众的愚朴、不使民众晓礼法的为政之道，认为：“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焚书》卷三，《兵食论》）
如今的中国，人民群众真正行使主人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天然具有完全“自化”、“自得”的能力。如今的中国已进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时期，民愚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愚民之策早已为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治理所摈弃，法的匡正、德的引领，依然为人民群众所需要，依然为执政党所强力实施。若不如此，试想国将如何，民将如何？
七、实事求是地评价老子
如今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多个国家，而就笔者的见识，在国外一些人士心目中，老子的声誉高过孔子，他们认为，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是老子。“老子面对的是人类文明初起、因而相对简单的世界，其理论比较笼统，并非直接面对很具体的社会困境，似乎有些理想化”[6]正是由于老子学说“较为笼统”以致很是形而上，其学说为后来不同阶级、阶层、门派所引用。其学说一旦与世间的具体问题相挂钩，分歧就必不可免，甚至出现两极对峙。今人对中国古代人民群众观的评价，常常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偏移，或全面否定，或否定多于肯定，或肯定多于否定，或将原本无错无害的说成有错有害，或将有错有害的说成无错无害。在言论环境大为宽松的当下，评价趋于更加理性和辩证，敢言者甚多，过誉者亦可见。以对老子的评价为例。有学者认为：“老子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诚信代言人。”这位学者问道：“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谁如此鲜明地为广大普通的奴隶群众的痛苦，深刻揭示其真正的原因呢？”[5]（273）作出如此评价的文字依据是：“民之所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老子·七十五章》）如果仅以此就将老子说成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代言人，委实有点勉强。在先秦乃至其后的年代，达到老子如此认识甚至超过如此认识高度的士大夫大有在者，但绝不能据此轻易说，这些士大夫是广大人民利益忠实代表和代言人。 古为今用是应当和可行的，用古代的话语表达当代新的思想也是应当和可行的，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做这种现代转换时，时常见到有不当的表现。还是以老子为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有学者对《老子·四十九章》中这些话作了这样的今译：“最优秀的领导者（圣人）永远没有私心，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圣人治理天下，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小心谨慎，浑厚厚朴。”[5]（244-245）该学者继而评述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工作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胡锦涛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党及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家人来看待，社会怎么会不和谐呢？上访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应该说，中国古代最早的‘以人为本’思想渊源于老子”。[5]（245）这样的今译和评判如何，还请读者和感兴趣的人们思量。以今人之见识评昔人，不是过誉，就是过毁，其根本致因还是在于没有搞懂弄清昔人的所思所言所处的境遇。今人给了老子如此高的评价，老子想必不会领情，因为，今人误会了他，在给了他享用不起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了他所承受不了的伤害。《老子》反映出老子及其传人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圣人即统治者一方的，在这一大前提下，老子关照到了圣人的统治对象即人民群众，说出了不少同情弱者的话，在对弱者施以同情和忧虑的同时，奉劝民众自化、自足、自娱，终了为的是给予圣人以更大限度的取与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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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36.
[4] 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9.
[5] 陈红太.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从孔夫子到孙中山[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95.
[6]刘笑敢.老子之智慧与曼德拉精神[N].光明日报，2014-02-08.
关键词： 道家；人民群众观；当代评析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3-0072-07
老子所撰五千言的《道德经》具有无穷无尽的解构性，有着无穷无尽的解释力和想象空间。“道”是老子最高哲学范畴，而他本人并没有明晰地定义“道”是什么。他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始万物之宗；湛兮！始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老子·四章》。本文引用的文本为魏晋王弼所注《老子道德经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下同。）道，空虚无形，作用无边；它渊深不测，是创造万物的宗祖；它隐晦不清，自古就存在；没人知道它是谁之子，就好似没人知道上帝的先人是谁。正可谓：“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老子·二十五章》）老子认为：有一种状态，它先于天地而生，浑然自成，这一浑然自成的状态虚清无形，不因他物变迁而独立存在，它可以是天地之本，不知其名，勉为其难地叫它为“道”，也叫它为“大”吧。由于老子对“道”的内涵外延未作明确解说，造成了老子所言的“道”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后人对老子、对“道”理解阐发的多面相。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人们对老庄学说要义的把握。老庄哲学并非与人间烟火无关，治国安民恰恰是其学说的核心指向，民是谁、民怎样、如何待民等无不受道的统摄。基本归属于政治哲学的老庄哲学特别是其中蕴含的人民群众观，是我们考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群众观的思想理论渊源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待民必守道遵玄德
老子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老子·三十七章》）他认为：“道”总是依据万物的本性自然而为，因而没有不能为的。侯王如果能够秉持道的自然无为的法规，天下大众就会自行归化……如果没什么欲望，人心就能平静，天下就会自行安定。在老子那里，“万物”是个常用词，如“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老子·三十四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这里的“万物”指天地的宇宙间的一切。当“万物”与“侯王”串连起来时，这个“万物”当指“民众”，即人民大众。[1] “万物”即人民大众，还可选一例。老子言：“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老子·三十二章》）老子说的是：侯王如果能秉持自然无为之道，万民就会自愿宾服，这就像天地之间阴阳相合，自动降下雨露一样。对于百姓，不用命令，他们就能自行处理好各种事物。与“万物”这一指向相似的是老子所用的“天下”一词。他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老子·三十五章》）他还说：“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子·四十八章》）老子坚信：要想使万民归顺，必须恒守无为之道；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扰民生事，那就不会赢得八方民众。
老子提出，爱护人民，治理国家，能不能采用无为之道？通观老子言说，他是在以疑问的句式作肯定的回答。乍看老子因受其“无为而治”总体理念束缚，没能提出什么实现其政治理想和主张的切实可行的方略，其实，能做到老子所说的“无为”就是十分难以做到的有为了。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上，统治者们要通过一系列艰难的有为，才能达到无为的理想状态。“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锋芒所指正是统治者据天下万物为己有，视自己为民众的大恩人，居高临下滥用权力等种种社会弊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五章》）老子说，天地不厚此薄彼，对待万物就像对待自然生长的青草和小狗一样；圣人不厚此薄彼，对待百姓就像对待青草和小狗一样不分亲疏贵贱。“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老子·五十六章》）老子劝言：圣人不可以亲近谁，也不可以疏远谁；不可以惠及谁，也不可以加害谁；不可以高看谁，也不可糟践谁。这样，天下万众才认为是最可珍贵的。
依据人民与最高统治者的关系，老子把最高统治者分为四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有学者将“百姓皆谓：‘我自然’”今译为：“老百姓都说：领导本来就应该这样。”。[2]这里，将“我”确定为“领导”而非“百姓”，通读上下文，这里的“我”当指百姓自身，联系《老子》其他各章，特别是第六十七章中有云：“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其中的“我”即大。这样将“我自然”解释为“道法自然”亦说得通，而理解为“领导本来就应该这样”恐是准确性最差的选择。最高统治者的作为不为人民所感知，这属第一等；统治者受拥戴赞誉的，为二等；人们所惧怕的统治者，为三等；遭人民辱骂的统治者，为末一等。欲想做守道无为的统治者，必须充分相信民众，否则不会得到民众的信服。统治者别轻易说三道四，老百姓成就了功业，都说“这都是我们自然而为取得的。”“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老子·三十五章》）统治者们秉持大道，天下百姓便会聚拢而来。统治者对聚拢而来的民众不予干扰，社稷就会安稳，人们就会平等，民生就会富足。 二、民众疾苦、多欲、多智难治与圣人侯王有为而治直接相关
虽说老子主张“无为”之道，而他本人对君王的无道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五十三章》）老子谴责朝政实在是太腐败了，搞得田地一片荒芜，粮仓空空如也；可君王们身穿华丽的衣服，佩带锋利的宝剑，美食早已吃腻，财富阔阔绰绰，正可谓强盗之首，真是无道至极啊。“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七十五章》）老子分析道，人民挨饿，是因为上面税赋太多，所以才遭饥荒；人民不好治理，是因为上面为所欲为，所以才统治不了；人民不惜铤而走险，是因为上面奢靡无度，所以才敢于冒死而行。
提出“无为而治”的老子，实际上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大有作为的思想家，老子不能不向统治者们提出“谏言”。“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国还是要治的，只是不可乱折腾，更不可屡屡扰民。“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老子·五十八章》）老子指出：朝政宽柔，百姓才会淳朴；朝政苛薄，百姓就会狡猾。故而，圣人为政有规矩，却不伤损民众；圣人为政有章规，却不伤损民众；好似自上而下流淌的水，而不像倾泻如注的暴雨；好似闪亮的光线，却又不灼伤百姓的眼睛。“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三章》）他进言道：不能树世俗贤人为榜样，这样才能使人民不趋逐名利；不能视难得之物为贵物，这样才能使人民不偷不盗；不能炫耀人们贪念的东西，这样才能使人民心绪不乱。因此，圣人治理国家必须要清除民众内心的欲望，填饱民众的肚子，削弱民众追求名利的志向，强壮民众的体格，使得那些智者不敢有为，为无为，则天下没有治理不好的。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在他眼中，圣明的统治者总是不固持己见，把百姓的心愿当作自己的心愿。“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九章》）圣人主政天下，善于听取吸纳民意，为了天下百姓而不把己见张扬出去。
老子既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治国治民的“不道”之患，又从被统治者即民众的角度分析统治者自身存在的“不道”。“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老子说：自古以来善于以道治理国家的侯王们，并不需要比民众更明智，而是要比民众更愚朴。民众难以治理，是因为他们太过明白，所以，用权谋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以权谋治理国家，则是国家的福荫。“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老子认为：绝圣贤弃智谋，民众就会获利百倍；绝仁德弃礼义，民众就可回归孝慈；绝淫巧弃谋利，便没了盗贼。《老子》所主张的以愚治愚显然行不通，尤其是其中所含的愚民思想实不可取。
三、百姓自然而为，侯王无为好静
老子主张侯王无为而治国治民，他为侯王设定了一套“无为”规则。真要贯彻老子的“无为”之道，确实需要侯王们和百姓们两个方面的竭力而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老子论述道：治国要奉行自然无为之道，用兵要采用出奇制胜的谋略，赢得万民不能多事骚扰。我为什么能明晓此道理呢？孰不知，国家法令越多越苛刻，民众就越会造反；百姓的技巧淫术越多，稀奇百怪的东西就越多；奇珍异宝越惹人眼热，盗贼就越丛生。所以圣人说：我任民众自然而为，民众就会自行化育；我恪守清静不以令治民，民众就会自我校正；我不折腾扰民，民众就会自然富裕；我没有奢望贪念，民众就会自然纯厚朴实。老子不仅要求以道治国治民的侯王们无为、好静、无事、无欲，而且认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十二章》）老子规定了圣人之治的原则是：不能沉溺于犬马声色，为此，要杜绝奢靡享乐，清净无为，勿以智治国。
“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老子说：不出门，便可以知晓天下的事；不向窗外张望，便可以知晓大自然运行的规律。走得越远，知道得越少。所以圣人足不出户就可以知道事情，不用亲眼得见就可以明晓事理，不用亲历亲为就可以把事干成。老子有重理性轻感性经验的倾向，但又认为圣人安邦治民，要态度诚恳地学会兼听，为天下百姓而摒弃私心私欲，这样，百姓便都成为圣人的耳目。这其中多少包含了重民的思想。
老子反复告诫统治者不要逼民太甚，剥削无度，否则后果严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人民不怕死，怎么能用死来吓唬他们呢？“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老子·七十二章》）老子告诫统治者：真要是到了民众不怕侯王权威的时候，侯王们就大难临头了！不能搞得百姓无处可住，不能搞得百姓生活无着，只有善待百姓，百姓才不厌恶侯王。因此，圣明的统治者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以为是，要自爱，不要自以为贵。据此，要好自为之。“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怎样叫作留下大的灾患，总是人自身呢？我所以留下大的灾患，是因为我只顾自身，如果我不顾自身，我会有什么灾患呢？因此，人能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的人，才能被托付治理天下的职责；乐于尽自身的力量以为天下的人，才能被托付治理天下的职责。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之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老子以江海作比喻，认为江海能够融汇百川，是因为它恰当地把自己置于百川的下面，所以能成为百川融汇之处。同样的道理，统治者要想处于民众之上，必定是把自己的意见摆在下位；圣人在前面率领民众，必定要把自己的利益摆在后面。圣人处在上位当领袖，民众并不感到负担重，圣人率领民众走在前面时，民众不以为有什么害处。天下百姓乐于推举这样的圣人而不厌恶他，不正是缘于圣人的不争吗？正是由于他不争，因而天下没有谁可以争得过他。圣人不仅不争，而且要经受住指责，担当起职责。“是以圣人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老子·七十八章》）老子借圣人之口说道：承受得住国人指责的人，才配做一国之主；承担得了国家灾难的人，才称得上是天下之王。这是正面的话，好像在反说。
四、庄子的自然主义民众观和民治思想
提起道家，势必要说到《庄子》。《庄子》从自然主义出发，认为民的生活状态应当是“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止此也。”（《庄子·马蹄》）《庄子》所描绘的理想世界是“至德之世”，在那里，“民如野鹿”（《庄子·天地》），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庄子·马蹄》），“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庄子·山木》），“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庄子·天地》），“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庄子·马蹄》），“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庄子·山木》）民的这种决绝一切社会关系的纯自然的生活状态的对立面是治和治人，故此，《庄子》对于儒、墨、名、法等诸家的圣贤君主出世拯民说来了一个大颠覆，认为“君独为万乘之主，以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庄子·徐无鬼》）那些受到称颂的圣贤君主们，对民众“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途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盗窃之行，于谁责而可乎？”（《庄子·则阳》）士民们的不良行为是由那些神圣的君主们强民所难造成的。对权力的批判自然延展到对非自然的仁义的批判。民原本是平等的，有了礼乐，才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天地之养一也，登高不可以为长，居下不可以为短”（《庄子·徐无鬼》），“虎狼，仁也”（《庄子·天远》）。《庄子》主张，治民要顺其自然，君子们应“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不离，率则不劳。”（《庄子·山木》）要像种庄稼一样对待民众，“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卤莽而报予；云而灭裂之，其灾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之，其乐蘩以滋，予终年厌飨。”（《庄子·则阳》）《庄子》倡导君主无欲无为，为而不恃，“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不恃。”（《庄子·应帝王》）君主无欲，薄收税敛，才能安民，“古之蓄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天下化，渊静而百姓定。”（《庄子·天地》）
《庄子》一书的作者“把被统治者的苦难当作抨击统治者的佐证，喊出了人们的心声，可是他们却要把被统治者好不容易得来的一点点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毁掉。在《庄子》思想中，有不少是弱者的精神安慰剂，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安慰又是维护强者占据物质优势的特殊堤防。”[3]这样的评价是公允的。
与老庄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层面的人民群众观有密切关联的是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文诸篇。古佚文的作者的一大贡献是阐明了法的基本精神和立足点在于合乎民心。“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放。蓄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道法》）民贵贱有别，上下分明。“圣举事也，合于天地，顺于民，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所谓义也。”（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前道》）治民需要法，法由道而生，而“号令阖于民心，则民听令。”（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君正》）古佚书的作者对民心的首义作了揭示：“夫民之生也，规规生食与继。”（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观》）解决了民众的吃饭生育问题，是合民心的第一要务。古佚文的作者重申了黄帝的爱民说，“兼爱无私，则民亲上。”（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君正》）亲民爱民就要富民，民富则有耻，有耻之民才能遵法守法，而富民离不开减轻赋敛，毋夺农时等做法。
五、要善于鉴别道家纯自然主义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老子有鲜明的同情社会弱势群众的倾向，故有学者称其学说为弱者之道。同时，老子又是崇敬圣贤的。老子关注在横征暴敛、残酷统治下人民大众的悲惨境遇，希冀黎民大众过上自由平和清静的生活，他在要求人民“自化”、“无为无欲”的同时，更寄托于圣人即统治者和统治集团以自然为法、“无为而治”。《老子》所持的治国安民之道走向了纯粹自然主义的极端，这并非《老子》作者的愚钝，而是其特意为之，由此提出了与其他诸子治国安民思想大相径庭的主张，成为了儒释道中的一极。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形：愈是偏颇走极端，就愈是接近真理的边缘乃至获得星星点点的真理性认识。《老子》把国家与人民大众的生活完全对立起来的认识是不对的，但其主张国家不可把控人民的一切，这是有道理的。《老子》劝谏统治者“无为而治”自然难免其空想性，而其关于统治者别反复折腾百姓，别自恃有恩于百姓，自身要居上谦下、宽容俭朴、无名去利，于今则是有警戒作用的。《老子》所描绘的“小国寡民”的生存图景明显涂有反文明进化的色彩，然而正是这样的理想家园寄托了《老子》“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关怀，蕴涵着对文明异化的反思和批判，体现了对和平社会环境和人民丰衣足食的向往”。[1]（334）当下现代文明演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反相生的规律使地球人的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在此境况下，人们对《老子》所描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不会没有一点向往之情，对自身过于膨胀的非理性欲望和作为不会没有一点自醒自责。对于政府和执政党而言，《老子》关于处理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的若干思想不乏智慧的启迪。 据笔者体察，在《老子》当下的阅读圈里，党政领导干部与普通民众对《老子》的感受有不小的差异。众多党政领导干部们对《老子》所提供的关于治国安民、君民关系的思想主张视为取之不竭的智慧库，自己从政的得失乃至做人的成败亦能从《老子》中找到理论依据。而普通民众对《老子》的感受要复杂一些。在人类生存环境遭受人类文明负面杀伤而日益恶化的情势下，不少民众对《老子》所构想的“小国寡民”的图景煞是向往，甚至有民众退而求其次地向往改革开放以前生态环境尚未遭全面破坏的年代，那时虽不宽裕，但却能温饱，守着蓝天清流，吸着新鲜的空气，吃着无污染的食物，倡扬着相对质朴清朗的民风（当然不能无视“极左”对人们之间良性关系的异化）。这一情况表明民众对当下自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的不满和忧虑。由政党、政府、管理层组成的在上位者们，该为的地方没有为好或干脆不为，不该为的地方为而不停。这种不作为和乱作为对民重的危害无穷，严重影响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应有的关系，严重损害了党群、政群、干群应有的关系。在上位者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们无法做到无欲无求，更无法做到“自化”为“良民”。《老子》所提出的“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其执行主体是君主，是统治者，是管理者，而不是广大普通民众，在当下，切不可异化为要求百姓无欲自化，而管理者们多欲乱为或贪逸而不作为。
六、老子勿以智治与“非以明民”的策略
老子学说中有无愚民和民愚的思想？持肯定看法的学者大都举老子的这段话：“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六十五章》）认为“建筑在反智主义基础上的极端愚民政策，以及为君主专制服务的统治权术，让人不寒而栗，对中国政治的副作用决不可低估。”[4]有学者则认为，把“愚民”的帽子戴在老子的头上是一桩冤假错案，应予以平反。[2]（263-264）持“非愚”论者引王弼、河上公、范应元等人对“愚”字的注释，认为，这里的“愚”为朴、朴质之意，“愚之”是使百姓朴质而不诈伪。如魏晋时期的王弼对“愚”的解释是：“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老子注》六十五章注）民愚便于君王统治，民智则是极大的危险，所以要“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老子注》四十九章注），民众婴儿化的好处在于“婴儿不用智，而和自然之智。”（《老子注》二十八章注）当今有学者沿着王弼等人的观点作了发挥：“老子认为天地与万物的和谐、序美并不是天地施万物以仁、以智、以礼等，而是天地以至诚无伪的真实包容并生养着万物。圣人对待百姓也应当这样。不是告诉民应该如何如何，而是让民按其本来需要与能力，自由自在地、如天地为万物所创造的广大无垠的空间或生存场那样，在君主所创造的极广大和宽松的、无任何外在干预和压力或束缚的环境中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老子‘愚民’的含义。所谓‘愚民’并不是让百姓无知无欲，而是对君主统治者提出要求，‘以赤子般或婴儿般的真朴对待百姓，如同天地对待万物一般’。”[5]此论同王弼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意在说明所谓愚民，并不是愚弄民众，而是要求君主治民必须弃智而持愚，顺乎民众的自然状态和自然发展。笔者认为，老子是正话反说的超级大师，他的“愚民”，实际上是经过深度掩饰的另类“智民”，只不过这个“智民”是以大智若愚的面孔呈现的。以君主所谓的“愚”来对付民众的愚，如此治民的代价较小，倘若以智治民，民也会聪明起来，这势必使执政代价骤增乃至危及到君主的统治，想必老子和君主们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持“非愚”论的学者还以易州龙兴碑本《道德经次解》中以“娱”代“愚”为例，把“将以愚之”转义为“使百姓快乐”。[4]（263-264）如果此说成立，历来认为老子主张愚民的见解都失去了凭据。笔者认为，仅就“非以明民，将以娱之”之类的片言数语判断老子没有主张愚民和民愚，视野着实太窄，证据着实不足。综观《老子》五千余言可以判定，老子是崇尚圣人的，老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居上位的，其无为的对象是广大民众，后者则处于下位[“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老子认为上位与下位是长幼、父子的关系[“圣人皆孩之”（《老子·四十八章》）]；老子将愚民上升到治国高度[“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老子·六十五章》）]可见，老子是有愚民和民愚思想的，尽管有古今的学人对其“愚民”说作了所谓“正本清源”的阐释，特别是在何为“愚”上作了界定，而笔者认为，考察一种学说，不能离开其在政治实践中和思潮流变中的实然状态。老子的“愚民民愚”说到了历代统治者手里，就成了竭力使民众始终处于无知状态的执政理念，这与帝王们行儒家所持的教民之道是殊途同归的，目的皆在于使民失去独立思想和独立选择的能力。持黄老之说的后人将这一点发挥得甚是彰明，如王弼就说：“民之难治，以其多智也。当务塞兑闭门，令无知无欲。”（《老子注·六十五章注》）“民强则国家弱。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老子注·五十七章注》）。唐代的韩愈也主张行愚民政策，他说：“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本政》）明代李贽则崇尚轩辕氏顺应民众的愚朴、不使民众晓礼法的为政之道，认为：“圣人之道，非以明民，将以愚之。鱼不可以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焚书》卷三，《兵食论》）
如今的中国，人民群众真正行使主人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天然具有完全“自化”、“自得”的能力。如今的中国已进入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时期，民愚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愚民之策早已为现代政治文明和政治治理所摈弃，法的匡正、德的引领，依然为人民群众所需要，依然为执政党所强力实施。若不如此，试想国将如何，民将如何？
七、实事求是地评价老子
如今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多个国家，而就笔者的见识，在国外一些人士心目中，老子的声誉高过孔子，他们认为，真正称得上哲学家的是老子。“老子面对的是人类文明初起、因而相对简单的世界，其理论比较笼统，并非直接面对很具体的社会困境，似乎有些理想化”[6]正是由于老子学说“较为笼统”以致很是形而上，其学说为后来不同阶级、阶层、门派所引用。其学说一旦与世间的具体问题相挂钩，分歧就必不可免，甚至出现两极对峙。今人对中国古代人民群众观的评价，常常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偏移，或全面否定，或否定多于肯定，或肯定多于否定，或将原本无错无害的说成有错有害，或将有错有害的说成无错无害。在言论环境大为宽松的当下，评价趋于更加理性和辩证，敢言者甚多，过誉者亦可见。以对老子的评价为例。有学者认为：“老子是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诚信代言人。”这位学者问道：“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谁如此鲜明地为广大普通的奴隶群众的痛苦，深刻揭示其真正的原因呢？”[5]（273）作出如此评价的文字依据是：“民之所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老子·七十五章》）如果仅以此就将老子说成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代言人，委实有点勉强。在先秦乃至其后的年代，达到老子如此认识甚至超过如此认识高度的士大夫大有在者，但绝不能据此轻易说，这些士大夫是广大人民利益忠实代表和代言人。 古为今用是应当和可行的，用古代的话语表达当代新的思想也是应当和可行的，但应当指出的是，在做这种现代转换时，时常见到有不当的表现。还是以老子为例。“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有学者对《老子·四十九章》中这些话作了这样的今译：“最优秀的领导者（圣人）永远没有私心，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圣人治理天下，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小心谨慎，浑厚厚朴。”[5]（244-245）该学者继而评述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工作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胡锦涛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我们党及各级领导干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如果各级领导干部都能把群众当做自己的家人来看待，社会怎么会不和谐呢？上访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应该说，中国古代最早的‘以人为本’思想渊源于老子”。[5]（245）这样的今译和评判如何，还请读者和感兴趣的人们思量。以今人之见识评昔人，不是过誉，就是过毁，其根本致因还是在于没有搞懂弄清昔人的所思所言所处的境遇。今人给了老子如此高的评价，老子想必不会领情，因为，今人误会了他，在给了他享用不起的荣誉的同时，也给了他所承受不了的伤害。《老子》反映出老子及其传人的基本立场是站在圣人即统治者一方的，在这一大前提下，老子关照到了圣人的统治对象即人民群众，说出了不少同情弱者的话，在对弱者施以同情和忧虑的同时，奉劝民众自化、自足、自娱，终了为的是给予圣人以更大限度的取与得。
参考文献：
[1] 董京泉.老子道德经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43.
[2] 刘庭华.老子之道——为人处世的智慧与方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2.208.
[3]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136.
[4] 杨师群.中国历史的教训[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69.
[5] 陈红太.中国政治精神之演进——从孔夫子到孙中山[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95.
[6]刘笑敢.老子之智慧与曼德拉精神[N].光明日报，2014-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