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声走过十年，她的荣誉和影响不仅给我们这些参与者带来了自豪，更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支撑。自己在中国之声十年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但唯一可心安的是：没有做一个旁观者，而是以满腔热情，主动汇入了这场关乎央广新闻人尊严和理想的改革洪流。
　　在央广22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0年我是在时政记者和负责时政采访的岗位上，在这个很多业内人和圈外人都认为是不易出成绩、鲜能出彩的领域里，我和我的同事们一直在默默地探索，说起来并没有天降大任的先见和豪迈，只是出于一个朴素的想法：不能输给同行记者，不能放弃我们心底的新闻理想。
　　2006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时政部有3篇作品同时获得中国新闻奖。有的同行，特别是跑过地方时政新闻的朋友会问：你们的稿子审过吗？细心的朋友会发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时政新闻绝大多数与同样具有采访权的几家媒体是有区别的，有些还是独家的，有人又会问：你们这么做不怕出问题吗？
　　关于送审，我认为，作为被采访对象，尤其是当这个采访对象地位较高、一言一行可能产生大的影响时，记者采写完稿件，请被采访对象看一下，会起到核实事实的作用，使报道更准确、全面；一些活动，像重要的国际会议，有时禁止任何媒体进入，这时，外交部发言人在会后对记者的新闻发布就非常重要；另外，一些重大事件，你随意删改恐怕听众也不会答应。
　　但把送审当成不可逾越的规矩，把审定稿当成必须一字不能改动的通稿，却是不合时宜的。2003年4月，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文中指出“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新闻报道过多过长影响宣传效果的问题比较突出，干部群众意见较多”，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带头，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使新闻报道更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审稿这个不成文的制度在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领域内还不会消失，这是毋庸讳言的。但我想，如果我们的报道都做到用事实说话，经得起推敲，让受众满意，才不会轻易遭到批评，创新之路才会向前走。
　　试想，如果我们的报道和电视台、通讯社播发的一模一样，那还怎么体现广播的优势？正因为我们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才会把时政新闻这块园地耕耘得像个样子，园子里有花有草，有自己的特色，才会引起关注、受到重视。
　　关于怕不怕出问题，当然怕，而且有三怕。在采访时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果报道出了问题，就会累及全台，让全台为你背包袱，这是一怕；报道不是用来孤芳自赏的，而是要传播出去的，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听众，如果误导了听众，这个责任太重大，这是二怕；因为一个失误而使自己和同事探索的时政新闻创新夭折，是自己不愿看到的，这是三怕。但是我又不怕。我们的创新遵循新闻规律，并且是循序渐进、由易而难进行的，用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讲，就是积极而又稳妥。这里我想分三个层面简单地介绍一下。
　　第一，把外事报道作为时政新闻创新的突破口，通过新闻和专题两个节目形式，使动态和深度结合、大局和细节并存，让一个单纯的外事新闻报道具有历史纵深感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把两会报道做成时政新闻的亮点。会议报道往往为人们所诟病，但会议又是我们获取新闻的重要来源，特别是一些高层参加的重要会议，一句话有时就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按照过去的做法，一篇会议报道往往面面俱到，实质信息却被淹没了。我们在通稿之外，有意采写一些独家报道。比如2004年两会期间，我采写了两篇特写：一篇是《总书记和农民代表话三农》，另一篇是《总理请代表讲真话》。这两篇独家报道播出后，马上收到专家和听众反馈。他们称赞记者“不偷懒、不贪图省事的勤奋精神来源于对广播特点的深刻理解和运用，应予大力提倡”。
　　第三，充分報道好中央领导的政治活动。与外事和两会报道相比，政治活动更敏感、更重大，像中共中央全会、中央领导的国内考察活动等都属于这一类。所以，我们在外事新闻和两会报道创新得到认可后，才着手对这类时政活动报道进行改进。以随行采访温家宝总理的考察活动为例，我们着力在独家新闻上下功夫，这不仅体现了我们广播记者的敬业精神和对新闻的敏感性，而且对广播在媒体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也非常重要。
　　最后，说到央广时政，很多人会想到2008年初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时温家宝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全国听众和灾区群众问候的独家报道；会记起一篇篇来自前方的独家消息被新华网等网站转载的情景；会记着汶川大地震时在突发情况下仍能处变不惊通过卫星电话发回的大量现场音响。一些业内专家可能还会说，央广时政报道在苛刻的评选中，那几年犹如小火山喷发般每次都有多篇作品获奖。
　　我觉得，十年，只是驻足回望，还远没有到盖棺定论之时，在大变动的时代，新闻人肩膀上的那份责任更沉重了，路遥且远。
　　（本文选自《难忘中国之声·我的成长》一书，有删节。）
　　（作者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艺节目中心主任、
　　新媒体宣传中心主任）
　　（本文编辑：肖婧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