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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诗教观”由来已久，从孔子到后来的儒家学者，都推崇其“诗教观”。儒家诗教观对后世的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其本身也具有独特的文艺学意义。
一、先秦儒家之“诗教”观
“诗教观”由来已久，最初只包含在乐教之中，自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时，诗教的地位才比乐教的地位高些。诗教虽是一个历史概念，但历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不一。在读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著作时，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及“诗教”。基于此，笔者就儒家“诗教观”展开论述。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一段话提到，诗教为六艺之首，其基本精神为“温柔敦厚”。而对诗教的定义，则指的是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是儒家学者通过总结《诗经》的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而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主张。这在孔子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大量提到。《诗》成为孔子教导学生的重要教材。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孔子认为《诗》的思想主旨纯正无邪，是人们通向学者的必由之路。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教导学生的过程中，也多引用《诗经》里的原话。孔子十分看重《诗》，甚至把《诗》作为自己的一个信仰。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基本，所有的事情都需从诗开始，只有立好根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孔子这样谈论《诗》的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兴观群怨”之说为各家引用。《诗》可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可以观察风俗民情政治得失，可以交往朋友，可以讽刺评论不平的事情。而且近则可以用来侍养父母，远则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并且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也曾对其儿子孔鲤说过：“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如果不学习《诗经·国风》里的《周南》《召南》两部分，就像是面对着墙壁站着无法前进。
在《孟子》《荀子》等书籍中，大多情况下是把《诗》当作解释说明的工具。《孟子》《荀子》中引用诗的共同点在于大部分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且涉及国家政治及个人道德修养。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荀子·天论》中曾提到：“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在孟子所引的《诗》中，大多是赞美西周统治者的美好，歌颂伟大业绩和突出“圣王”的地位及功能。孟子也积极向统治者论证“仁政”的重要性，希望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而其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在此，孟子提出“保民”“养民”“教民”的具体实施纲领。只有与民众同乐，才能真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而荀子与孟子不同，荀子更多地引用《诗》来表达“礼”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此，荀子提出“隆礼”的观点，对礼在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荀子认为，礼是道德之本，“人道之极”，“天下从之则治，不从则乱；从之者安，不从之者危；从之者存，不从之者亡”，甚至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可见荀子认为“礼”极其重要，礼的存在甚至关乎国家的存亡。《荀子·修身》篇中提及：“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焰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是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此类的言语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荀子用“诗”来传达自己关于“礼”的言论观点。不管是国君治国还是君子修养自身，都要以礼为最高标准。
二、诗教观之影响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了著名的“诗、观、群、怨”说。重视诗的社会政治作用是儒家诗论的核心。而教化主要是统治者对臣民的教化。统治者利用诗歌，按照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和伦理道德规范对臣民进行正面教育，以使被统治者和被教化者恪守所谓的伦理纲常、礼仪制度，维护、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鲜明的例子就是“党八股”这种选举考试。不可否认，这种考试也让很多真材实学者实现了自己的仕途理想，但更多的是人们为了考取功名利禄，束缚于这种制度之下，没有自己的思想甚至人格，典型的人物事件就是“范进中举”。在这种封建统治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诗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产物，其意识形态性鲜明，那就是为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服务。而这种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所以说，诗学观是工具型的、道德化的、社会化的。而儒家需要诗歌，就个人而言，是为了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和锻炼才干；就社会而言，则是为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主张“言志”，其主要目的则是治理和组织社会，寻求一种能深入人心的劝善惩恶的教化工具。儒家的诗学公式是“诗歌—人心—治理”。诗歌可以塑造人善良的心灵，而善良的心灵可以使社会的风俗习惯变得纯洁。中国文学正视现实人生，通过文学的感化作用来安抚民心，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秩序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的长期进步与发展。
“诗教观”是一把双刃剑。“诗教观”让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展，进而束缚了人的思想，不利于文学的优质发展，削弱了文学的生命力和活力。
三、“诗教观”的文艺学意义
《论语》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初步显示了诗歌具有“言志”的功能。而汉代的《毛诗序》则对言志说做了经典性的表述，认为诗歌是情志的抒发。荀子之后，言志说大体形成。此后，司马迁认为诗为发愤而作，陆机又提到“诗缘情而绮靡”，韩愈提出诗为不平则鸣，朱熹提出“志者诗之本”，严羽提出“诗者，吟咏性情也”，等等，言志说不断发展，而其理论的源泉则是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
读孔子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孔子十分重视“诗无邪”。孔子在《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极为强调诗的“兴观群怨”以及“事君”“事父”。由此可以推出，孔子论《诗》，把诗或者伪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善”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所以，很长一段时期，作家创作出很多“善”的文学，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在儒家文艺思想内，“言志观”“诗缘情以绮靡”与诗的“温柔敦厚”有机结合在一起。儒家重视“善”这一思想，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一、先秦儒家之“诗教”观
“诗教观”由来已久，最初只包含在乐教之中，自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时，诗教的地位才比乐教的地位高些。诗教虽是一个历史概念，但历来人们对它的认识不一。在读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著作时，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及“诗教”。基于此，笔者就儒家“诗教观”展开论述。
“诗教”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一段话提到，诗教为六艺之首，其基本精神为“温柔敦厚”。而对诗教的定义，则指的是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是儒家学者通过总结《诗经》的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而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主张。这在孔子的经典著作《论语》中大量提到。《诗》成为孔子教导学生的重要教材。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孔子认为《诗》的思想主旨纯正无邪，是人们通向学者的必由之路。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孔子教导学生的过程中，也多引用《诗经》里的原话。孔子十分看重《诗》，甚至把《诗》作为自己的一个信仰。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基本，所有的事情都需从诗开始，只有立好根基，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孔子这样谈论《诗》的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因此，“兴观群怨”之说为各家引用。《诗》可以抒发人的思想感情，可以观察风俗民情政治得失，可以交往朋友，可以讽刺评论不平的事情。而且近则可以用来侍养父母，远则可以用来侍奉君主，并且可以认识许多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也曾对其儿子孔鲤说过：“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如果不学习《诗经·国风》里的《周南》《召南》两部分，就像是面对着墙壁站着无法前进。
在《孟子》《荀子》等书籍中，大多情况下是把《诗》当作解释说明的工具。《孟子》《荀子》中引用诗的共同点在于大部分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且涉及国家政治及个人道德修养。在《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荀子·天论》中曾提到：“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在孟子所引的《诗》中，大多是赞美西周统治者的美好，歌颂伟大业绩和突出“圣王”的地位及功能。孟子也积极向统治者论证“仁政”的重要性，希望统治者能够实行仁政。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而其王道思想是他的政治理想。在此，孟子提出“保民”“养民”“教民”的具体实施纲领。只有与民众同乐，才能真心得到人民的拥护。
而荀子与孟子不同，荀子更多地引用《诗》来表达“礼”的权威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为此，荀子提出“隆礼”的观点，对礼在维护社会安定的作用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荀子认为，礼是道德之本，“人道之极”，“天下从之则治，不从则乱；从之者安，不从之者危；从之者存，不从之者亡”，甚至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可见荀子认为“礼”极其重要，礼的存在甚至关乎国家的存亡。《荀子·修身》篇中提及：“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焰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是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此之谓也。”此类的言语在《荀子》一书中比比皆是。荀子用“诗”来传达自己关于“礼”的言论观点。不管是国君治国还是君子修养自身，都要以礼为最高标准。
二、诗教观之影响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了著名的“诗、观、群、怨”说。重视诗的社会政治作用是儒家诗论的核心。而教化主要是统治者对臣民的教化。统治者利用诗歌，按照本阶级的政治要求和伦理道德规范对臣民进行正面教育，以使被统治者和被教化者恪守所谓的伦理纲常、礼仪制度，维护、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鲜明的例子就是“党八股”这种选举考试。不可否认，这种考试也让很多真材实学者实现了自己的仕途理想，但更多的是人们为了考取功名利禄，束缚于这种制度之下，没有自己的思想甚至人格，典型的人物事件就是“范进中举”。在这种封建统治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深入人心。诗是中国古典文化的产物，其意识形态性鲜明，那就是为封建时代的政治统治服务。而这种意识形态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依然存在。
所以说，诗学观是工具型的、道德化的、社会化的。而儒家需要诗歌，就个人而言，是为了修身养性，增长知识和锻炼才干；就社会而言，则是为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主张“言志”，其主要目的则是治理和组织社会，寻求一种能深入人心的劝善惩恶的教化工具。儒家的诗学公式是“诗歌—人心—治理”。诗歌可以塑造人善良的心灵，而善良的心灵可以使社会的风俗习惯变得纯洁。中国文学正视现实人生，通过文学的感化作用来安抚民心，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秩序安定团结，促进社会的长期进步与发展。
“诗教观”是一把双刃剑。“诗教观”让文学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人文精神，有利于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限制了文学的自由发展，进而束缚了人的思想，不利于文学的优质发展，削弱了文学的生命力和活力。
三、“诗教观”的文艺学意义
《论语》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些初步显示了诗歌具有“言志”的功能。而汉代的《毛诗序》则对言志说做了经典性的表述，认为诗歌是情志的抒发。荀子之后，言志说大体形成。此后，司马迁认为诗为发愤而作，陆机又提到“诗缘情而绮靡”，韩愈提出诗为不平则鸣，朱熹提出“志者诗之本”，严羽提出“诗者，吟咏性情也”，等等，言志说不断发展，而其理论的源泉则是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说。
读孔子的著作，可以了解到，孔子十分重视“诗无邪”。孔子在《论语》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极为强调诗的“兴观群怨”以及“事君”“事父”。由此可以推出，孔子论《诗》，把诗或者伪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放在次要位置，而把“善”作为衡量文学的首要标准。所以，很长一段时期，作家创作出很多“善”的文学，与这有很大的关系。
在儒家文艺思想内，“言志观”“诗缘情以绮靡”与诗的“温柔敦厚”有机结合在一起。儒家重视“善”这一思想，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