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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成就很高。文学是广义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我们所要论述的楚辞，既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
【关键词】 楚文化；楚辞；影响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70（2009)2-0024-01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从楚辞重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楚地特色，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体现了楚地“巫文化”的影响。作为当时边远的诸侯国，楚国在创建之初及鼎盛时期大量汲取了中原丰富的礼乐文化，以此获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同时作为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以巫作祭或是祈求环境变化的形式并没有随时局的变迁而消亡。《离骚》第11段首句即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约之所同。”表明了个人在面对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的一种超脱世俗的理念，或许这只是瞬间的一种美好寄托，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巫文化的盛行对楚辞中反映个人怀才不遇的情感起到了很好的精神导向作用。
第二，体现了楚国先王的“除暴”、“安民”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群雄角逐的白热化阶段，要想达到长盛不衰的境地，保持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变更，体现国家制度的正常运行，就需要有一种体现国家威信的政策，哪怕国家暂时蒙受了不幸。在《国殇》中，楚国将士们“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哪怕“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他们在丹阳蓝田之战前或许已经有了为国争光、不怕牺牲的雄心壮志，毕竟深受父母养育的他们也需要用一种可能随时流血的方式来维护国土的安全甚至国家尊严。于是他们“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精神使得他们的壮举为楚国的这种“除暴”、“安民”的思想留下令人回味的余地。
第三，体现了楚国后期黑暗腐败的现实和作者的慨叹。这一特色在楚辞当中得到绝大部分篇幅的体现，但在众多楚辞作家中，屈原的作品尤为突出。屈原的一生经历了楚国由盛转衰，直到灭亡的过程，而国家的命运呈现出的种种状态也在无形中成为了这个地域新的个性符号。屈原在《离骚》就通过“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之句引出了“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向之惮殃兮”的愤怒及“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无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豪言被推翻，楚国在丧失了他们独立主权后作者对于这种历经起伏周折的地方所产生的复杂心态。
楚辞既在结合楚国现实的同时又融入了楚地特有的一些地方特色，使楚辞这种独特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它的坚实基础，为后世的文学样式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关键词】 楚文化；楚辞；影响
【中图分类号】I2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70（2009)2-0024-01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以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商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至西周初，据说鬻熊曾“子事文王”，后来熊绎又被成王封于楚（《史记·楚世家》）。这应该理解为周王朝对楚人实际控制江汉地区的承认。至春秋时代，楚国迅速发展壮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整个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战国时期，楚进而吞灭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说法，意谓秦、楚二国，最具统一全国的可能。最后楚为秦所灭。但楚地的反秦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汇，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楚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原文化进行交流。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左传》记楚人赋诵或引用《诗经》的例子，就有好多起。《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玁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而楚人自己，在不愿承认周王室权威的时候，也往往自称：“我蛮夷也。”（见《史记·楚世家》）。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楚文化的兴起也许比中原文化迟，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落后，主要只是表现在国家制度不够成熟，尤其是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思想远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进有关的学说和典籍。与此相应，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后的表现。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后，甚至有许多地方远远超过中原文化。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楚辞十分重要。从楚辞重可以看出很明显的楚地特色，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体现了楚地“巫文化”的影响。作为当时边远的诸侯国，楚国在创建之初及鼎盛时期大量汲取了中原丰富的礼乐文化，以此获得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同时作为根深蒂固的一种文化，以巫作祭或是祈求环境变化的形式并没有随时局的变迁而消亡。《离骚》第11段首句即曰“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皇剡剡其扬灵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约之所同。”表明了个人在面对异常艰难的情况下的一种超脱世俗的理念，或许这只是瞬间的一种美好寄托，但从某种意义而言，巫文化的盛行对楚辞中反映个人怀才不遇的情感起到了很好的精神导向作用。
第二，体现了楚国先王的“除暴”、“安民”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群雄角逐的白热化阶段，要想达到长盛不衰的境地，保持最高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变更，体现国家制度的正常运行，就需要有一种体现国家威信的政策，哪怕国家暂时蒙受了不幸。在《国殇》中，楚国将士们“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哪怕“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他们在丹阳蓝田之战前或许已经有了为国争光、不怕牺牲的雄心壮志，毕竟深受父母养育的他们也需要用一种可能随时流血的方式来维护国土的安全甚至国家尊严。于是他们“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的精神使得他们的壮举为楚国的这种“除暴”、“安民”的思想留下令人回味的余地。
第三，体现了楚国后期黑暗腐败的现实和作者的慨叹。这一特色在楚辞当中得到绝大部分篇幅的体现，但在众多楚辞作家中，屈原的作品尤为突出。屈原的一生经历了楚国由盛转衰，直到灭亡的过程，而国家的命运呈现出的种种状态也在无形中成为了这个地域新的个性符号。屈原在《离骚》就通过“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之句引出了“唯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向之惮殃兮”的愤怒及“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的无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横则秦帝，纵则楚王”的豪言被推翻，楚国在丧失了他们独立主权后作者对于这种历经起伏周折的地方所产生的复杂心态。
楚辞既在结合楚国现实的同时又融入了楚地特有的一些地方特色，使楚辞这种独特的文体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奠定了它的坚实基础，为后世的文学样式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