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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来读者对阮籍《大人先生传》有多种解读。结合阮籍一生的经历，文中的“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四类人格意象分别代表了早年充满名教理想、“高平陵事变”导致早期理想破灭转而全身远祸，中年之后追求精神解脱，晚年经过了一系列苦苦探索最终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阮籍。
[关键词]阮籍；人格意象；精神境界；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115-02
阮籍生活于魏晋之交，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放达任性、不拘礼法的言行和思想理论，对魏晋玄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影响深远。晚年之作《大人先生传》是其思想理论的代表。“大人先生”是阮籍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人格化，象征着极度的精神自由。之外，又描写了“士君子”、“隐士”、“薪者”三类人格意象。冯友兰认为，“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思想观点。①但是通过反复解读文本，并结合阮籍的身世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人格意象与阮籍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极其相似，《大人先生传》极有可能是阮籍晚年对自己一生心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一、“士君子”——阮籍早期兼济天下的名教理想
“士君子”即恪守礼法名教之士，是一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其竭力维护名教社会和礼法制度的行为，反映的是传统儒家君子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受到“大人先生”的激烈抨击，但这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确是早年阮籍的真实写照。
阮籍出身儒学世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以儒家传统礼教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咏怀诗》里处处显露出他早年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②
少年壮士也好，良辅英雄也罢，都是阮籍的心声吐露，都明确地展露出积极进取、忠勇报国的济世精神。其早期著作《乐论》甚至提出了一套合礼乐、刑政于一体的治国主张。音乐是儒家传统礼教制度的核心之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雅正之乐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观念在《乐论》中进一步深化，阮籍更将其视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圣人如果能“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则可以“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刑赏不用而民自安”。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封建等级秩序，阮籍如此描绘，正是他关心政治、追求功名思想的反映。这种特点与《大人先生传》中“士君子”的言行毫无二致：
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③
可以说，阮籍通过“士君子”之口，回忆了自己早年的名教理想。现实社会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情地扼杀了他的这种理想。于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转向隐逸以避祸全身。
二、“隐士”——阮籍中期独善其身的隐遁之志
魏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即位，至正始十年（249），恰好十年。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逐渐由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也变得动荡不安。
据《晋书》本传载，正始三年（242），“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正始八年（247），“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④
这一系列的辞官活动反映出阮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形势日趋险恶，在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出仕，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非但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丢掉性命。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后不久，“高平陵事变”就发生了。曹爽被司马氏诛杀，时人很佩服阮籍的远见。
《晋书》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正好说明了阮籍由关切世事转为逍遥游牧、不谙世事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因此，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退隐的态度，正是他济世理想的破灭过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放弃自己早年对社会、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态度。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基本上构成了阮籍中晚年处世态度的基调。
因此，《大人先生传》中的“隐士”代表了超脱尘世的人格形象，与阮籍中年的处世态度一致。阮籍于是借用“隐士”之口，道出了当时全身远祸、希企隐遁的思想：
上古质朴纯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驱。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⑤
“隐士”清醒地认识到，质朴纯厚的社会形态已被豺狼虎豹所破坏，在这个不合理的名教与社会之内，自己是决然不会得到自由的，于是采取了避世的态度，隐居山林之间，与木石为邻，与麋鹿为友，试图在脱离世俗之后寻找一方乐土。然而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却被“大人先生”所批评，因为“隐士”仍有是非观念，没有达到“齐是非”的高度。
由于“隐士”仍然有是非观念，所以“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不可能得到精神的安宁与稳定，仍会为世事所累，因此，阮籍还要作进一步的艰苦探索。
三、“薪者”——阮籍后期追求精神超越的理论阶梯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诛锄异己，残害政敌，把名教变成残酷毒辣的权力争夺工具。这使得原本对儒家名教失去信心的阮籍用更加荒诞、狂放的行为去反抗。从其思想方面来看，则是由“名教出于自然”而转向“越名教而任自然”，去追求“齐是非、等富贵、一死生”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 “薪者”回答“大人先生”说：“且圣人无怀，何其哀？盛衰变化，常不于兹……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⑥
“圣人无怀”，即是“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不仅超越了富贵贫贱、得失荣辱，而且也超越了生死之别，“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庄子·齐物论》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⑦“薪者”的话与庄子本意完全相同。
同样作于阮籍晚年，但时间略早于《大人先生传》的《达庄论》又云：“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至人”也是超越了生死。所以，阮籍《达庄论》中“先生”与“薪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代表了一种追求精神解脱的人格。能够视善恶、贫富、生死为一物的精神境界已经很高了，具有这种境界的人格应该也是非常高的，然而在“大人先生”看来，这还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先生”与“薪者”的超越生死，只不过是在思想上进一步泯除生死差别后获得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大人先生”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四、“大人先生”——阮籍晚年追求逍遥的终极理想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从而彷彿，洸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⑧
“大人先生”认为，贵富、善恶、生死等等都属于世俗方面的差别，对这些差别的超越，也就是对世俗的超越。然而，这些超越只能算是有限的超越，还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至境，是“超世”、“遗俗”之后对时间与空间的超越，摆脱时空的限制，摒弃了一切差别的、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内容上包括了对自我、社会乃至宇宙的全面超越，是一种无限的、绝对的逍遥和自由，可以“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
在阮籍看来，“大人先生”的精神境界最高，其人格也是最理想的。然而，这种精神境界并不是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的，而是纯粹的主观思辨或想象出来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虚幻的境界，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因此，阮籍苦苦追索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是虚幻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勾勒出一条阮籍的心灵发展历史：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遥远，使他由早期的笃信名教、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隐退、不任世事。能安然隐居固然不错，但现实政治使他不能隐居，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生存于礼法与放达的夹缝里。因而他十分痛苦，轉而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也就是“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虽说这种境界不可能实现，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他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路，找到了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
[注 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②③⑤⑥⑧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页，第265页。
④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1362页。
⑦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
[关键词]阮籍；人格意象；精神境界；心路历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2-0115-02
阮籍生活于魏晋之交，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放达任性、不拘礼法的言行和思想理论，对魏晋玄学乃至中国文化史影响深远。晚年之作《大人先生传》是其思想理论的代表。“大人先生”是阮籍追求的理想精神境界的人格化，象征着极度的精神自由。之外，又描写了“士君子”、“隐士”、“薪者”三类人格意象。冯友兰认为，“士君子”、“隐士”、“薪者”、“大人先生”很可能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四种思想观点。①但是通过反复解读文本，并结合阮籍的身世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四种人格意象与阮籍一生的思想发展轨迹极其相似，《大人先生传》极有可能是阮籍晚年对自己一生心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一、“士君子”——阮籍早期兼济天下的名教理想
“士君子”即恪守礼法名教之士，是一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其竭力维护名教社会和礼法制度的行为，反映的是传统儒家君子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受到“大人先生”的激烈抨击，但这种纯世俗的人格形象确是早年阮籍的真实写照。
阮籍出身儒学世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以儒家传统礼教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咏怀诗》里处处显露出他早年建功立业、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十五）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三十九）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四十二）②
少年壮士也好，良辅英雄也罢，都是阮籍的心声吐露，都明确地展露出积极进取、忠勇报国的济世精神。其早期著作《乐论》甚至提出了一套合礼乐、刑政于一体的治国主张。音乐是儒家传统礼教制度的核心之一。“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雅正之乐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观念在《乐论》中进一步深化，阮籍更将其视为“天地之体，万物之性”，圣人如果能“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则可以“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刑赏不用而民自安”。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封建等级秩序，阮籍如此描绘，正是他关心政治、追求功名思想的反映。这种特点与《大人先生传》中“士君子”的言行毫无二致：
扬声名于后世，齐功德于往古。奉事君上，牧养百姓。退营私家，育长妻子。卜吉而宅，虑乃亿祉。远祸近福，永坚固己。此诚士君子之高致，古今不易之美行也。③
可以说，阮籍通过“士君子”之口，回忆了自己早年的名教理想。现实社会残酷的政治斗争，无情地扼杀了他的这种理想。于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转向隐逸以避祸全身。
二、“隐士”——阮籍中期独善其身的隐遁之志
魏正始元年（240），齐王曹芳即位，至正始十年（249），恰好十年。这十年中，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逐渐由合作走向分裂，政治局势也变得动荡不安。
据《晋书》本传载，正始三年（242），“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正始八年（247），“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④
这一系列的辞官活动反映出阮籍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形势日趋险恶，在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中出仕，实现自己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非但不能实现，甚至可能丢掉性命。阮籍拒绝曹爽的征辟后不久，“高平陵事变”就发生了。曹爽被司马氏诛杀，时人很佩服阮籍的远见。
《晋书》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正好说明了阮籍由关切世事转为逍遥游牧、不谙世事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因此，阮籍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采取退隐的态度，正是他济世理想的破灭过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阮籍不得不放弃自己早年对社会、对政治的积极干预态度。这一转变非常重要，基本上构成了阮籍中晚年处世态度的基调。
因此，《大人先生传》中的“隐士”代表了超脱尘世的人格形象，与阮籍中年的处世态度一致。阮籍于是借用“隐士”之口，道出了当时全身远祸、希企隐遁的思想：
上古质朴纯厚之道已废，而末枝遗华并兴。豺虎贪虐，群物无辜，以害为利，殒性亡驱。吾不忍见也，故去而处兹。人不可与为俦，不若与木石为邻。⑤
“隐士”清醒地认识到，质朴纯厚的社会形态已被豺狼虎豹所破坏，在这个不合理的名教与社会之内，自己是决然不会得到自由的，于是采取了避世的态度，隐居山林之间，与木石为邻，与麋鹿为友，试图在脱离世俗之后寻找一方乐土。然而这种消极的处世态度却被“大人先生”所批评，因为“隐士”仍有是非观念，没有达到“齐是非”的高度。
由于“隐士”仍然有是非观念，所以“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忿激以争求，贵志而贱身”，不可能得到精神的安宁与稳定，仍会为世事所累，因此，阮籍还要作进一步的艰苦探索。
三、“薪者”——阮籍后期追求精神超越的理论阶梯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氏集团打着名教的幌子，诛锄异己，残害政敌，把名教变成残酷毒辣的权力争夺工具。这使得原本对儒家名教失去信心的阮籍用更加荒诞、狂放的行为去反抗。从其思想方面来看，则是由“名教出于自然”而转向“越名教而任自然”，去追求“齐是非、等富贵、一死生”的万物一体的精神境界。 “薪者”回答“大人先生”说：“且圣人无怀，何其哀？盛衰变化，常不于兹……由此视之，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为用，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贫贱不自轻，失不自以为辱，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又何足营！”⑥
“圣人无怀”，即是“不以富贵为志；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不仅超越了富贵贫贱、得失荣辱，而且也超越了生死之别，“无穷之死，犹一朝之生”。《庄子·齐物论》云：“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⑦“薪者”的话与庄子本意完全相同。
同样作于阮籍晚年，但时间略早于《大人先生传》的《达庄论》又云：“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至人”也是超越了生死。所以，阮籍《达庄论》中“先生”与“薪者”的观点是一致的，都代表了一种追求精神解脱的人格。能够视善恶、贫富、生死为一物的精神境界已经很高了，具有这种境界的人格应该也是非常高的，然而在“大人先生”看来，这还不是最高的境界。因为，“先生”与“薪者”的超越生死，只不过是在思想上进一步泯除生死差别后获得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大人先生”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四、“大人先生”——阮籍晚年追求逍遥的终极理想
故与世争贵，贵不足尊；与世争富，富不足先。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欲从而彷彿，洸漾而靡拘，细行不足以为毁，圣贤不足以为誉。变化移易，与神明扶。廓无外以为宅，周宇宙以为庐，强八维而处安，据制物以永居。⑧
“大人先生”认为，贵富、善恶、生死等等都属于世俗方面的差别，对这些差别的超越，也就是对世俗的超越。然而，这些超越只能算是有限的超越，还不是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至境，是“超世”、“遗俗”之后对时间与空间的超越，摆脱时空的限制，摒弃了一切差别的、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内容上包括了对自我、社会乃至宇宙的全面超越，是一种无限的、绝对的逍遥和自由，可以“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
在阮籍看来，“大人先生”的精神境界最高，其人格也是最理想的。然而，这种精神境界并不是以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把握为前提的，而是纯粹的主观思辨或想象出来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虚幻的境界，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因此，阮籍苦苦追索的“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是虚幻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勾勒出一条阮籍的心灵发展历史：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遥远，使他由早期的笃信名教、积极入世转为消极隐退、不任世事。能安然隐居固然不错，但现实政治使他不能隐居，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生存于礼法与放达的夹缝里。因而他十分痛苦，轉而追求精神上的超脱，也就是“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与精神境界。虽说这种境界不可能实现，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他找到了一条精神解脱之路，找到了一个自由的精神世界。
[注 释]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②③⑤⑥⑧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页，第265页。
④唐·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59～1362页。
⑦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