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这一跨越时空的宏伟构想，从历史深处走来，融通古今、连接中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承载着丝绸之路沿途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李克强总理以“共同开创亚洲发展的新未来” 为题发表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的亚洲合作政策，并特别强调要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它的建设不仅不会与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中国—东盟（10+1）等既有合作机制产生重叠或竞争，还会为这些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建设“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它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意义重大。
　　“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是国家的战略性决策，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回顾历史，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海陆两条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和喜爱。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腾飞，作为全球主要外汇储备国，中国能够携手各国共同应对金融风险，中国有实力投资海外，与急需资金的国家共同把握发展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和寻求突破的过程，从沿海地区向西部内陆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创造前提条件，在区域合作新格局中寻找未来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可谓是“一子落而满盘活”。
　　打开世界地图可以发现，“一带一路”这条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它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无论是“东出海”还是“西挺进”，都将使我国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一带一路”战略合作中，经贸合作是基石。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沿线各国在交通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合作、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领域，必将迎来一个共创共享的新时代。
　　笔者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位内地在老挝投资的商人，他不无感慨地说：“不要以为有钱就一定能搞定一切！我们想买一块地，最后村里的首领说周围都是他们的佛地，买不得。”
　　如果说在中国进行基础建设基本不必考虑宗教问题，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就不同了。陆路上，西安以西就逐渐进入穆斯林占主流的内亚地带。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穆斯林人口均占各国九成以上。从云南进入老挝，缅甸到柬埔寨、泰国是小乘佛教主导的国家。海路上，过了金兰湾，就进入了穆斯林主导的“马来世界”，印尼有两亿多穆斯林，接近总人口的九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六成以上，并在国家和地方均享有政治优势。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穆斯林人口超过一亿，分别是世界上第二、三、四大穆斯林国家。印度的印度教徒近八成，斯里兰卡的佛教徒也有七成之多。宗教在实施“一带一路”的区域不仅仅是信仰问题，而是完全处于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
　　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其实是一个“宗教的路带”。
　　“一带一路”的宏观战略一旦形成，在微观运行上回避不了和沿线的宗教，特别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社会打交道。企业要在别人的地盘上铺路桥、建港口、修管道、运物资，就必然要与各自为政的各类地方势力频繁协商，必然要雇用当地劳力，必然要接触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都需要充分了解宗教社会。但目前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似乎就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很少涉及社会宗教问题。针对一路一带的穆斯林国家，即使伊斯兰问题专家，也常常将宗教问题还原成外交谈判和一般性国家间的礼节，但宗教涉及道德、团结、尊严、生命等价值，是各种社会行动的动力所在，所以不能简单地还原为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更不能假设当地社会天生追求GDP。何况，“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也不止政治和经济两个目标，还提出了“民心相通”的理念，并提倡“开展多层次、多渠道沟通磋商”、“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让各国人民相逢相知、互信互敬”、“携手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大开放、大交流、大融合”，这都需要我们将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纳入战略实施规划的考量之中。
　　“一带一路”将会带动大规模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而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机构虽然也在改变过去那种完全隔离外派人員的管理方式，但是企业和单位依然照搬外交人员标准，要求员工受外事纪律约束，集中住宿、收缴护照、外出请假、结伴出行，不许与当地人密切来往，更不能与当地人恋爱、结婚，等等。这种半军事化管理自然降低了风险，但却使驻外生活无聊沉闷，勾心斗角频发。管理层追求别出乱子，普通人盼着早点回国，整个生活处于“悬置”状态，如何谈得上有所作为？有的企业惯性地把“公关领导”的做法搬到国外，以为搞定政府就等于搞定社会，无视了我们“走出去”的大多数国家既不是西方的法制社会，也不是我们这样的政府社会，而是以宗教为主导的碎片化的社会。有些人员在认识上缺乏宗教敏感性，缺乏对宗教的尊重特别是缺乏对穆斯林社会的各种习俗，以及由此演化成的政治和经济契约形态的了解，在心里往往把落后和恐怖主义与穆斯林社会相联系。遇到征地，拆迁和补偿等纠纷，遇到草根社会抗议，就归咎于美国指使、刁民找茬、政府失灵;遇到地方精英来沟通，首先想到自我辩护，甚至抱怨为什么捧着钱帮你们发展，你们还不领情？ 　　不善于同宗教社会打交道是我们走向世界的大挑战。
　　我們的成长过程很少涉及宗教知识教育。我们很多人对宗教一是不了解，二是有歧视。很多人认为宗教与经济发展此消彼长，认为科学已经完胜宗教，认为各种宗教正在全世界走向消亡。很多人认为穆斯林只是一群服装怪异、饮食奇特、不适应现代社会的人，很多人不明白何为封斋、礼拜，更不了解沙里亚教法、革新运动、伊斯兰金融等今日伊斯兰世界的基本景观。我们不要求每个走出国门的人都成为宗教专家，但是需要有宗教的知识，对宗教的尊重。
　　以伊斯兰教为例，伊斯兰教在欧亚大陆和非洲呈现强力复兴之势。即使在宗教政策较为开明的东南亚，伊斯兰教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也占主导地位，沙里亚教法体系在马来西亚、汶莱、印尼的适用范围日益广泛。内亚这边，穆斯林人口占99%的阿富汗，日常生活节奏完全按伊斯兰教要求展开。巴基斯坦不仅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且遵行严厉的《宗教亵渎法》。就连宣称宗教中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伊斯兰教仍然主导着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正在经历深刻而迅速的变化，新兴运动层出不穷，在普通人当中传播得非常快。
　　“行远者储粮，谋大者育才”。
　　“一带一路”只是中国扮演更多国际角色的开始，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角色。必须培养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社会所接受的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人才，为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的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公关。仅凭看当地报纸和打听小道消息，根本无法了解具体的穆斯林社会，解决之道在于专业人才培养。因此，要鼓励中国学生到国内外顶尖大学攻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研究的学位，在攻读阶段就要到穆斯林社会中长期生活。同时，也应在国际上引进世界公认的区域问题专家充实高校师资，为中国培养真正熟悉沿途国家社会文化的区域人才。同时更要为沿途国家培养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人才。由于长期着眼西方，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知识储备，远不及欧美，也无法跟日本、韩国、新加坡相提并论，甚至跟印度都有差距。仅靠外交官和企业家孤军深入，在复杂的伊斯兰世界批量完成大型项目并赢得赞赏，任务过于艰巨。刻不容缓，像我们这些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老师们，深感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不断充实自己，教书育人，培养实用人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远景中，求真务实，创新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