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我也姓汪”，汪曾祺的读者如此表达对这位作家的喜爱，称其“老头儿”“汪老”顺理成章，也不显突兀。读者和汪曾祺之间的亲近，伏贴于个体的情感共鸣之上，又由无数个体推及至当下庞大的读者群体，形成近年的“汪曾祺热”。
　　汪曾祺的文学创作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一篇小说《钓》并未起太大声响。和他同龄的张爱玲此时早已在上海滩出了名。1997年去世时，他也还并不算出名。但自其去世后，每年都有几部作品出版，销量出乎意料的好。他是个去世后出版作品量远超生前的作家，读者群体涵盖老中青三代。“凭我的感觉，这情形大概除鲁迅先生之外，可能就是汪曾祺先生了”，文学评论家王干说。
　　这个“老头儿”，的确给文学史留了一个值得琢磨的谜题。
　　从不入流，到“被发现”
　　按照文学史的写法，汪曾祺排在当代文学史前十名开外。他的地位有些尴尬，常在专门章节论述之外，以“还有”为由头稍稍一引。同在此列的，还有周作人、梁实秋等“杂家”。
　　他是个“不入流”的作家，心甘情愿游离在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体系之外。这个体系的縱坐标是形成于鲁迅时代的革命文学传统，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它们遵先驱的命，与政治运动相配合。汪曾祺没有入这条道。被问及为何50年代至80年代初小说创作为空白，他说，“我写不了‘那样的小说’，于是就不写”。
　　另一条横坐标是外来文学的标准，1978年前侧重前苏联文学的传统，之后偏重欧美现代主义文学体系。汪曾祺早期的小说创作也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但他偏好的西班牙作家阿索林恰是国内80年代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一位。不仅如此，他还在往反方向走，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
　　30多年后，中国文坛经历了西方现代文学一次次汹涌洗礼后，逐渐冷静下来。一直不追不闹，又一直存在着的汪曾祺，因其独特，反倒成为断裂时代的经典文本。他作品中渗透的国学底蕴、汉语美感和始终未断的传统文脉，对他来说是浑然天成的选择。在文学评论界，这被认为是重读他的价值所在。
　　很难追溯汪曾祺在大众读者中是何时火起来的，很多人从上世纪80年代他复归小说界时便开始追了。近年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汪曾祺热”是层累形成的。出版行业的推动、新媒体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尤其是文学评论界对于汪曾祺在文学史上意义的回观与打捞，制造出一种印象：一度被“遮蔽”的汪曾祺，如今被重新发现了。
　　当下文学评论界对汪曾祺的回观，主要集中在几个“打通”：从早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到后期中国文学传统，他将中国小说与外国小说打通；其创作自上世纪40年代至其60多岁未断，把现代小说的文脉带入了当代；不弃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的韵味，他将白话文和传统文学打通；又将文人传统和民间情怀相融，将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打通。
　　可见，汪曾祺在文学界的独特价值，在于他身处于时代断层中，却延续了个体对于传统和文脉的坚守。但汪曾祺又不是断层中孤单的样本，由他，可牵连起文学史断层中的其他被边缘化作家，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五四时期另一位不入流的作家废名，包括孙犁，也常与之并列讨论。这种辐射和对照价值也呼应着汪曾祺被重新评估的意义。
　　坚守汉语美感，是“仅存的硕果”
　　汪曾祺身处断层中的独特价值，还在于他的文字。汪曾祺的文字并不华丽，反倒质朴，带着不张扬的古雅。把汪曾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字放入民国作家的作品中，丝毫不显跳脱。
　　他对汉语的古雅之美信手拈来，看似浑然天成。但若细数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这种风骨有多少次被打折的可能，不免唏嘘。白话文运动的余热对于汪曾祺这一代的作家来说并不好拿捏，50年代之后又鲜有作家能站在“遵命文学”的传统之外，与政治意识形态保持清醒而自觉的距离。1978年后，大量译介文学的进入，翻译文体的文字风格开始对本土的文学创作造成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对内输入的翻译腔调的浸染，还涉及本土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是否适宜被翻译输出。可以理解，一些作家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文风调整，但汪曾祺还是安稳地留在“最难翻译的中国作家”阵营里，在作品中细密地缝织着汉语的醇味与意趣，再一次选择置身事外。
　　今天，汪曾祺成了少数“仅存的硕果”，他干净而纯粹的文字所阻挡过的，不只是意识形态浪潮，还包括语言改革风潮与翻译潮。他人模仿仅得皮相，洗尽铅华的沉淀无累积不可得。
　　汪曾祺对汉语美感的呵护与坚守并不是固化的执念，而是一种内化的自觉。他提出“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认为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并珍视汉语背后深厚的传统文化。这种对于汉语独立性、纯粹度的坚守与呵护，背后需要依托强大的力量。
　　有评论家说，汪曾祺懂得遗忘和记忆的艺术。上世纪80年代再次提笔的汪曾祺，把50年代之后近30年的沉默忘记了，竟回忆起40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新文学余温，并重续了下来，成全了评论界关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打通”一说。
　　其实汪曾祺对文学本身的把控力，包括各种“打通”，可归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既保持了独立性，又不失开放性，能在异质性中融会贯通。以他对民间文学的贯通为例，新中国成立后，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风向标，作家们开始向民间汲取养分。汪曾祺和“山药蛋派”的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五年，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但1978年后在译介文学的冲击下，大部分作家已经更换追随风向，80年代的汪曾祺依然因着自己的性情和追求，继续化用着民间文学中语言的鲜活风味。
　　因对文坛的风潮有判断与取舍，汪曾祺在断层中承载了多重打通的作用；又因对个人文学生涯坚守独立性，他的个人文脉也未间断。把早期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看见的是同一个汪曾祺。再琢磨一下文学评论家杨早的那句话，“汪曾祺没有骗人”，便懂了他的耿直。
　　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
　　对于大众读者来说，汪曾祺对于文学本身和汉语美感独立性的坚守或许并不容易引起共鸣。 “满是人间烟火味，而无半点逐利心”，最让人动容。
　　写市井，写花鸟鱼虫和下酒小菜，讨论苦瓜是不是瓜，这当然是汪曾祺的另一个选择。汪曾祺将老师沈从文对乡土的关注，延展到了市井生活，又将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和世俗味做了诗化处理。他写的确是市井小说，但又是文人的市井小说，所以乌烟瘴气被化散了，意趣和希望却能浮出来。在汉语越发粗陋的当下，这种和生活意趣相融的汉语之美，回味悠长。
　　汪曾祺写市井，实则着眼于人的价值。他说，市井小说没有史诗，也没有英雄，所写的是小人小事。汪曾祺对凡人的注视对他而言是性情使然，但在今天来看颇有“先见之明”，当然这是后人的后话了。随着当下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深，个体价值、市民群体价值逐渐觉醒，他对市井生活中普通人生的白描与时代中普通人的心理诉求相呼应，也会超越文学价值，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生动、活泼的素材。
　　同时，因汪曾祺写的是人和人的价值，在干净的文字、疏散的文风之外，他白描出来故事背后五味杂陈，酸、辣、苦都有，只是他不说透。贾平凹说汪曾祺是“文坛老狐狸”，谈其文章“老辣娴熟”，不无道理。汪曾祺写的那些故事虽然没有直接撕心裂肺的痛感，但它们的基底并没有回避那些让人彻骨寒凉的社会现实（如《晚饭花》《小孃孃》等）。汪曾祺在上面敷了一层，又敷一层，用悲悯的情感和写作的距离感化解掉强烈的绝望感。他自己并不否认创作过程中的躁动，但捧出来的成文，平淡干净。
　　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读汪曾祺，个中滋味自有差异。人过中年再读汪曾祺，读到的不只是谐趣与生趣，在一树花、一塘水之外，大概也在寻找关于时代痛感的默契共识。就像汪曾祺回忆自己被打成“右派”的那段经历时，笑言自己很幸运，不然人生就更平淡了。不是没有痛苦，只是没有明说，或者代言其他。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懂得风平浪静之下的深重。
　　触到这种老辣之后，再观察汪曾祺今天作为一位美食家、生活家的大名气，多少会有些遗憾。随着年轻一代对历史记忆的遗失，汪曾祺文字背后的深意有多少人会心，还是个未知数。